宋元之際，北族鐵騎歷史上第一次飲馬南海之濱，地處偏僻的閩粵兩地亦難免兵燹之災。元軍三入廣州，廣州港因備受蹂躪而元氣大損。元朝統(tǒng)治者對廣州軍民的韌性抗爭感到惱怒，至元十五年（1278年）初下令“夷廣州城”，更使長期繁榮富庶的廣州遭受災難性打擊。相比之下，泉州所受戰(zhàn)爭創(chuàng)傷要輕微許多，由于當時已升任南宋福建、廣東招撫使，兼統(tǒng)兩省海舶的地方實力派蕃客蒲壽庚叛宋降元，泉州城市被保住了，港口貿易亦未曾中斷。至于蒙古統(tǒng)治者，更是對海外貿易采取了積極提倡的態(tài)度。泉州歸屬元朝后，即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特別重視和大力扶持，至元十四年（1277年），當東南一帶還是烽煙滾滾的時候，元世祖便下令首先在泉州設立市舶司，招徠海外貿易。元政府為了確保泉州港在海外貿易中的優(yōu)先地位，甚至還在至元18年特地規(guī)定：“商賈市舶物貨，已經泉州抽分者，諸處貿易，止令輸稅，不再抽分?！贝撕?，大德元年（1297年）改福建省為福建、平海等處行中書省時甚至徙治泉州，作為行省的政治中心，這在泉州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事情。與此同時，蒲壽庚又一次升官，被元朝皇帝任命為福建行省左丞，掌泉州市舶司，負責招海外諸國貿易。這就使得入元之后，泉州港作為國內最大海外港的地位更加鞏固，并邁入其黃金時代。
眾多的阿拉伯式、波斯式、印度式、意大利式和中國式的宗教建筑，把這個國際都市點綴得奇瑰無比，光怪陸離。這里的居民成份從來沒有這時復雜。除了漢人和蒙古人外，來自阿拉伯、波斯、亞美尼亞、印度、占城、爪哇、呂宋，以及遙遠的非洲和歐洲各地的人們，簡直象潮水般涌入這個城市，這些外國人，無論人數(shù)或國籍，都要比南宋時多得多。在這些膚色不同、服飾各異的人們中，又以頭裹白巾，來自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居多，故當時的詩人描寫道：“纏頭赤腳半蕃商，大舶高倍多海寶。”這構成了元代泉州都市的最大特色。
作為東方第一大港，處于鼎盛時期的泉州港，以其空前的繁榮和多色調的都市風貌，為世人所注目。歐洲人所稱中世紀的四大游歷家，即馬可·波羅、鄂多立克、馬黎諾里和伊本·白圖泰竟都也來過泉州，并為它的極盛歷史作證。第一個為我們揭示這一幕歷史場景的，乃是中世紀最著名的游歷家、威尼斯人馬可·波羅，“刺桐”港的繁榮富庶尤其是這里的商貨寶石珍珠輸入之多贊不絕口。他在著名的游記里寫道“……到第五天傍晚，抵達宏偉秀麗的刺桐城。在它的沿岸有一個港口，以船舶往來如梭而出名。船舶裝載商品后，運到蠻子省各地銷售。運到那里的胡椒，數(shù)量非?？捎^。但運往亞歷山大供應西方世界各地需要的胡椒，就相形見細，恐怕不過它的百分之一吧。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這里，貨物堆積如山，的確難以想象。每一個商人，必須付自己投資總額百分之十的稅收，所以，大汗從這個地方獲得了巨額的收入。”
元代泉州港的富庶繁榮影響所及，甚至遠在波斯的伊利汗國著名史學家拉施特也在巨著《史集》中提到，“刺桐為商港，海舶輳集”?？梢韵嘈牛?3, 14世紀，它的名字是那樣為世人所熟知，就象現(xiàn)代的人們熟知紐約、東京一樣。甚至到了15世紀70年代，當著名的航海家哥倫布著手進行東航時，也知道在令人神往的中國，有這么一個舉世無匹的巨港。當時，意大利學者保羅·托斯加內里為他介紹東方情形的信中就這樣寫道：“蓋諸地商賈，販運貨物之巨，雖合全世界之數(shù)，不及刺桐一巨港也”。足見黃金時代的泉州港，給遙遠的歐洲人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泉州這座 “夷夏雜處，權豪比居”的東南巨鎮(zhèn)，在當時甚至被著名文人吳澄更盛贊道：“泉，七閩之都會也，番貨遠物異寶珍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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