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墉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卒干嘉慶九年(1804)，享年八十六。字崇如，號石庵、木庵、青原、東武、香巖、助齋、溟華、日觀峰道人等，山東諸城人。乾隆辛未(1751)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溢文清。關于劉墉的書法淵源，前人眾說紛紜。有說他早年從趙體入手，也有說是學習董其昌。中年以后兼取蘇字之豐腴，脫出窠臼，自成一家。譽之者謂其直人魏晉堂澳，得力于錘既。亦有謂其集帖學之大成。包世臣更在《藝舟雙棋》，扣稱其“七十以后，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然塵外。……蓋山東多碑，能見六朝真相，此諸城之所以過華亭也?！比粽f劉墉初學趙、董，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這是必由之路。其字豐腴.多用很筆，確近乎蘇。古人取法以高古相尚，帖學派以晉為源泉，故劉墉出人魏晉亦理所當然。據(jù)說劉墉晚年，包世臣曾渴見過他，評古論今時，劉墉要包世臣評他的書法，包以為是得法于奄其昌，劉墉覺得這是把他給看低了，自認為其字以拙取性，是繼承的鐘繇。而包世臣則辯說一番，指出鐘繇除《乙瑛》、《受禪》二八分書碑外，無可信的書跡流傳(二碑其實亦非鐘繇所書)，難道愿憊承認自己是繼承偽跡的嗎?劉墉未再接口。因此講自己是繼承鐘繇，也只是古人一貫采用的“托古”之說而已，至于說劉墉晚年稍得北碑余緒，即便勝董，這是包世臣為其推尊北碑張本。其時碑學未興，文人學者皆以北碑狠惡拙陋而不屑顧，劉墉當時望高位尊，且已年邁力衰，是斷不會再去學習北碑的。
對于劉墉的書法，確實值得作一番分析研究。書家往往借助于獨特的書法用具，來出色地表現(xiàn)其獨特風格。這一點，古人論書很少談及，其實關系至大。乾隆間已開始盛行起生宣紙和長鋒羊毫，而劉墉卻常用紫毫筆，愛于蠟箋、高麗紙等極光滑的紙上寫字。古人認為:“若書虛紙，用強毫;若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磋跌不人?！边@種保守的經驗在乾嘉時被完全打破了。長鋒羊毫和生宣是弱筆虛紙，當時為許多書家所習用，并一直風行至今。。而劉墉卻反其道而行之，用的是強筆強紙，這是犯書寫之忌的，因這樣最會使筆畫單薄而多棱角，鋒芒外露，僵硬無韻。而劉墉用筆蔽極飽極濃的墨來書寫，這樣在光的紙上就不至于放縱無歸。筆著紙逆蹴藏鋒，能使“筋力盡于畫中”，沉著內斂，含渾厚重，故絕無一般用強筆強紙寫字常見的毛病。因墨重字黑，莊嚴而端詳，望之有廟堂氣象，故時稱“濃墨宰相”，非僅以劉墉身居臺閣之謂也。劉墉愛用蠟箋和高麗箋，固然因這些紙華麗精致，光潔可愛，若用當時流行的生宣，墨過飽則濡暈，過濃則滯澀，故取紙平滑不吸墨，這是其根本的原因。他用筆中最健的紫毫來寫字，是為了借助其彈力.在提按運轉時形成筆畫間粗細變化的極大反差，按筆頓駐，團若濃云.提筆縈帶，飄若游絲。故字雖豐腆，而不癡肥，筆鋒起收潔凈，蘊蓄而不乏姿態(tài)，試使用軟筆書寫，或成墨豬矣。他在章法上也是頗具用心的，行距寬闊，字與字間隔較遠.極少聯(lián)綿牽合。這種疏朗的布白，有助于減少墨氣，而增其古淡虛寂的意境，無疑是吸取了策其昌的章法特色，這比當時一些僅得奄字皮相的書家要高明得多，所以陳希祖認為:“二百年士大夫善學華亭者，惟諸城耳。”
從《唐人寫經跋》可以看到劉墉使筆墨紙三者相發(fā)和對它們駕馭之純熟已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地。其落款為“石庵學人”，鈴有“日觀峰道人”一印，未題年月。劉墉的字早年深受趙、董影響，秀潤妍媚.中年以后筆力雄健，氣勢逼人，而晚年則爐火純青，歸于平淡。此作似為晚年所書。傳說劉墉有三位姬妾皆能代筆，可以亂真，晚年書代筆尤多。僅署名“石庵，二字，而鈴以長垂腳篆文“石庵”印的都是代筆書。此題跋行中帶草，使轉起倒，隨筆翻滾，信手而成，但覺力蒼氣厚，神味雋永，雖非精意之作.卻更見渾樸而有天趣。
劉墉的書法有著強烈的個性和特色，這在清代碑學未興前.書家中是極為突出的.但是個性和特色中往往總會蘊含著習氣。錢泳《履園叢話》中記有當時幾位前輩書家相互嘲諷的事:“文清(劉墉)笑侍講(梁同書)為灶下老牌，侍講亦笑文清為滕公佳城.，太守(王文治)笑兩公(劉墉、梁同書)，兩公亦笑太守?！眲④谟霉P上大起大落，頗有創(chuàng)新，錢泳以為這是“誤于《淳化閣帖》，遂至模棱終老?！逼鋵嵾@恰是劉墉變化前人之處。但是由于按筆、頓駐時太粗肥，加上墨濃，雖在布白上以疏空救之，還是覺得黑氣迫人.故有“滕公佳城”之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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