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提倡辨病辨證，中西互參當前，我國醫(yī)學已進入了中醫(yī)、西醫(yī)、中西醫(yī)結合并存的時代。三種醫(yī)學的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使中醫(yī)辨證論治的理論有了新的發(fā)展。辨證論治的方法已由以宏觀為主體，發(fā)展為宏觀與微觀并重，由單純辨中醫(yī)之證，發(fā)展到辨中醫(yī)之證與西醫(yī)之病并重。對此，周氏主張，臨證時，既要掌握用中醫(yī)四診，辨中醫(yī)之證，又要學會運用現代診療手段和技術，辨西醫(yī)之病，要擅于取二者之長，為我所用，以擴大中醫(yī)的研究范圍，促進中醫(yī)學術的發(fā)展。具體而言，應注意以第五卷４７３下兩方面：（一）宏觀結合微觀中醫(yī)通過四診收集臨床資料進行辨證，從而確定相應治法，這就決定中醫(yī)對疾病的認識偏重于宏觀臨床表現，而對微觀病理改變認識不足。但是臨床所見一些疾病，現代醫(yī)學檢查發(fā)現其微觀病理變化已經十分嚴重，而其臨床表現卻十分輕微，有時甚至無任何異常臨床表現，即所謂“無癥可辨”，從而延誤疾病治療。如果能夠借助西醫(yī)先進的檢測手段，便能對疾病微觀病理變化有透徹了解，從而做到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如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冠脈造影檢查發(fā)現粥樣斑塊已嚴重堵塞而臨床常常表現為心悸、胸悶、氣短乏力，沒有明顯的胸痛，或有時僅有輕微的疼痛。這時，如辨證為心氣虛，或心陽虛，或心陽不通，或氣陰兩虛而采用相應治法，則往往效果欠佳。但如果能結合微觀病理改變，辨證為心氣虛，或心陽虛，兼有濁阻血瘀，加用活血化濁藥，則能有效改善心肌缺血狀態(tài)，效果明顯。
（二）全身結合局部西藥偏重于針對疾病局部病理改變進行治療，而在全身機能調節(jié)上尚嫌不足；中醫(yī)則偏重于從改善整體機能進行治療，而比較缺乏具有較強針對性的治療手段，二者各有所長。治療上不具備較強的針對性，則不能有效阻止病情的發(fā)展；而治療不重視改善全身機能，提高全身抵抗力，疾病則不易康復，故臨床上應注意全身與局部相結合。以治療老年肺炎為例，如只針對細菌感染的病因而一味清熱解毒，或運用抗生素治療，則很難迅速取效。此時若針對老年人正氣不足，邪易傷正而佐以益氣養(yǎng)陰治療，往往會縮短療程，預后良好。
周氏在臨證中多采用辨證與辨病相結合，運用雙重診斷以確診，使傳統(tǒng)方法與現代科學方法有機結合，從而更有利于明確診斷，審因論治，處方遣藥，不斷提高療效。
三、推崇氣化學說，調治有度周氏非常重視對中醫(yī)氣化學說的學習和研究，他認為，人體的氣化功能，實指水與氣的互化過程。其中包括氣機的升降、氣的蒸騰霧化、水氣的互生互化、水氣的輸布排泄。而氣化功能的實現，又與臟腑功能密切相關，尤其以腎氣的溫煦蒸騰、膀胱的氣化和三焦的氣化為主使。
如其中某一環(huán)節(jié)出現異常，則出現水氣運行的障礙，氣不化水或水不化氣。對于上述氣化功能，周氏認為當以腎之氣化為主，膀胱氣化為輔，三焦氣化為使。人體要維持正常的氣化功能，必須注意對上述臟腑的調治。如曾治一冠心病患者，因其頻發(fā)室性早搏而癥見心悸不安，自覺心中澹澹大動，不能自已。觀其舌水滑濕潤，故辨證為腎陽不足，水濕不化，水氣凌心，投以真武湯加澤瀉，連服６劑后，癥狀大減，早搏消失，諸癥悉除。
周氏還認為，臟腑各有陰陽升降，并且在相互影響下，形成了機體氣化的整體性。五臟主升，六腑主降，然臟氣之升，賴腑氣之降，腑氣之降，又賴臟氣之升，相互依存，相反相成，且五臟升中有降，六腑降中有升，堪為曲盡其中奧妙。因此在臨證時，他十分重視臟腑之間的升降關系，治一臟兼治它臟，臟病治腑或腑病治臟。如治療失眠證，夜難入寐，夢多虛煩，心悸易驚，頭昏耳鳴，小便短赤者為心陰虛，心腎不交。治以天王補心丹加女貞子、山萸肉，降心火，滋腎水，第五卷４７４則每獲佳效。治療老年氣虛便秘，根據肺與大腸相表里的關系，常于通腑藥中加補益肺氣之品，以增肅降之力，為腑病兼治臟；而對于痰火壅肺，氣火盛實之哮喘，常于清熱化痰藥中配以酒軍、草決明等通腑之品，以引火下行，為臟病兼治腑，從而將臟腑之間氣化升降的規(guī)律性納入辨證施治過程，有效地指導臨床實踐。
另外，由于氣與血關系最為密切，氣化失常，常易導致氣血不調，故周氏每于臨證之時，也十分重視氣血的相互影響。如對水氣為患的疾病，如肝硬化腹水、腎炎水腫，常在理氣水藥中加入活血化瘀之品進行治療，從調整氣化功能，調理升降出入及調治氣血入手，常取得較好的療效。
四、用藥力求精專，知常達變周氏臨證３０余載，有豐富的臨床經驗，其中尤為注重對方藥的精通和妙用。臨證遣方用藥以思路清晰，法度嚴明，用藥精專而見長。同時，以“識方全面、用方靈活、調方有度”而取得較好的臨床療效。他認為全面地認識方藥和熟練地掌握方藥，是臨證取勝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因此，數十年來，他始終孜孜不倦地精研醫(yī)典，其中對《傷寒論》、《金匱要略》、《本草綱目》、《溫病條辨》等書學習至深，臨床時，常運用自如。例如用“奔豚湯”治療心悸胸痹；以“五苓散”、“防己黃芪湯”治療腎炎水腫；以“三仁湯”治療無名低熱；以“烏梅丸”治療寒熱錯雜之腹瀉；以“百合地黃湯”治療情志病等，均取得較好療效。在用方時，他主張以靈活準確為原則，以經驗用方與理解用方相結合，以有方有藥為前提，方以法立，方以法轉，反對那種不明君臣佐使，東拼西湊，雜亂無章的盲目用藥方法。另外，善于化采古方，也是周氏用方的一大特色。周氏認為，古方是前賢臨證經驗的總結和寶貴遺產，其配伍和劑量均有其科學性，如果與病證相契合，不宜大增大減。因為，隨意加減，使原方面目全非，混淆了原方自身配伍的規(guī)律性，則會主治不明，難于中的。同時在調方時，周氏十分注意掌握守方變方的尺度。對于一些慢性病，因其病情相對穩(wěn)定，非朝夕之功而奏效，應緩而圖之。故周氏主張其治當有方有守，切忌朝秦暮楚，忽攻忽補，而對于在疾病過程中，出現變證，應當迅速抓住證候特點，果斷變更方藥，再立新意。
在臨床用藥方面，周氏非常重視動靜結合用藥。所謂靜藥，是指具有補益作用，但易導致壅滯的藥物，如熟地、黨參、鹿角膠、龜板之類。所謂動藥，是指具有理氣活血作用，而易傷正氣的藥物，如川芎、枳實、肉桂、香附等藥物。選靜藥必佐以動藥，用動藥必輔以靜藥，動靜結合，制其偏頗，則藥力精專，直達病所。另外，周氏還強調“欲求選藥精當，首應熟識藥性”。如人參、黃芪、黨參、太子參均能補氣，但以人參補氣之力最強，黃芪、黨參次之，太子參為最弱。另外，人參兼補心，黃芪兼走表、利水而托毒。在元氣大傷，當所急固之時，若用補氣力弱之藥，則會貽誤病情。所以，為醫(yī)者不可不熟識藥性。
五、治養(yǎng)結合，防患于未然周氏認為，防止疾病的發(fā)生，是養(yǎng)生長壽的前提，防止疾病發(fā)生的各種理論和方法，也是養(yǎng)生學的主要內容，從而把防病與養(yǎng)生長壽統(tǒng)一起來，創(chuàng)立養(yǎng)生學中的治未病的預防思想。其主要內容總結如下：第五卷４７５首先，強調調養(yǎng)精神，內保真氣。人的精神活動與人體的生理病理變化有密切的關系。心情舒暢，精神愉快，則氣機調暢，氣血和平，可增強其抗邪能力，使正氣存內，邪無以干，有利于健康。此正如仲景所云“若人能養(yǎng)慎，不令邪氣干忤經絡”之意。
其次，節(jié)制房事，保全腎氣。腎為人體元氣之根，水火之宅，五臟六腑的陰陽精氣賴此調節(jié)補充。若房勞過度，腎精耗傷，元氣失充，全身的御邪扶正機能下降，不但容易招致外邪侵襲而罹患病變，在一定程度上也會折損人的壽命。
其三，節(jié)制飲食，五味和調。飲食是人體攝取營養(yǎng)，維持生命活動不可缺少的物質，進食是充養(yǎng)正氣的必須措施，五味和調才能使人體獲得身體所需的各種營養(yǎng)。若飲食過寒過熱，或五味有所偏嗜，則可導致機體陰陽失調，或致使某些營養(yǎng)缺乏而損失正氣。多食生冷寒涼，則易傷脾胃陽氣，導致寒濕內生；偏食辛辣燥熱可導致腸胃積熱。五味有所偏嗜，長此以往則使相應內臟機能偏頗失衡，久之可損傷內臟而生多種病證。正如《素問·生氣通天論》所謂：“味過于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味過于辛，筋脈沮弛，精神乃殃。”其四，早期診斷防邪傳變。未病先防是理想的積極措施，如果疾病已經發(fā)生則應爭取早期診斷，早期治療，以防疾病的發(fā)展與傳變。防止疾病傳變的方法，應根據疾病的傳變規(guī)律，先安未受邪之地，使尚未受到病邪侵犯的臟腑得到保護，即所謂：“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笨傊?，治養(yǎng)結合，未病先防，既病防變，防患于未然的預防思想，既是中醫(yī)治療學，也是中醫(yī)養(yǎng)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