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李清與新婚妻子分離，苦等四年之后，卻得到她叛變投敵的消息。
他想起之前的言笑晏晏，心如刀絞，怎么也不明白妻子怎么就背叛了自我信仰，成為國民黨軍統(tǒng)的特務。
不甘心的李清試圖找尋妻子，可找遍大江南北卻還是了無音訊，仿佛妻子已經(jīng)人間蒸發(fā)了一般。
有人說她肯定已經(jīng)改頭換面，去過大富大貴的生活，可沒人知道真相如何。
李清在疑惑中度過了煎熬的44年，直到半身入土，真相才姍姍來遲:
原來，妻子從來沒有背棄組織，也從來沒有欺騙過他。
1983年，兩鬢斑白的李清突然收到一份文件，里面寫著妻子曾在重慶從事地下工作的經(jīng)過。
翻閱過后，他的眼角瞬間濕潤，看著最后一行“追認張露萍同志為革命烈士”的小字沉默不語。
時隔多年，他關于妻子叛離的疑惑終于揭開，而心里的石頭落下之時，無盡的悔恨包裹住了他。
此時，李清只能從只言片語中追溯妻子張露萍的一生……
張露萍本名余家英，四川崇慶縣人。
四川崇慶縣，是一個歷史文化悠長的地方，中國地方志的源頭，在當今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崇慶縣古樸、雅致，青磚白瓦，柳枝拂過粼粼的水波，蜿蜒的河流淌過張鑼打鼓的人間煙火。
一方水土一方人，這里的百姓都十分淳樸，即使到山河破碎、社會動蕩的時期，他們也保持著善良的本性。
1921年7月3日，崇慶縣一戶家風嚴明的家庭里誕生了一位女嬰，她就是余家英。
余家英的父親名為余澤安，是一位私塾先生，雖然家境貧寒，但是父母對她的教育從未松懈。
她有兩位姐姐，余家姐妹小時候經(jīng)常圍在父親身邊，聽父親講那些流傳甚廣的民族英雄故事。
比如:精忠報國的岳飛，滿心赤忱的文天祥。這些故事在潛移默化中，影響了余家英的心靈，在幼小的心田中播種下忠誠的種子。
好景不長，無憂無慮的童年時期很快就被無惡不作的軍閥破壞。
余家英上小學時，二姐因病離世，大姐則被軍閥余安民強娶為妾室。
這些不公平的遭遇，余家英試圖反抗卻無能為力，她第一次意識到舊社會的腐朽，和個人力量的渺小，革命的火焰落在了她的軀殼之中。
時間來到1937年秋季，余家英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成都蜀華中學。
“七七事變”之后，抗日救亡的呼聲在成都各界響起，各種抗議活動轟轟烈烈地展開。
在此期間，受到感染的余家英認識了同樣擁有進步思想的車崇英、周玉斌、楊夢萍，并與她們義結金蘭。
這里面，車崇英的父親身份可不一般，他是中共川西特委軍事委員車耀先同志。
在革命前輩的指導和進步思想的推動之下，余家英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并投入成都的抗日救國運動之中。
潛藏在身體內的火種開始熊熊燃燒起來，她穿著學生裝，在街頭巷尾呼喊、奔跑，舉著抗日標語，大聲斥責日本軍國主義惡行。
余家英決心投身于黨的號召，報效祖國的信念也越發(fā)堅定，她開始對延安充滿憧憬，渴望成為一名順應歷史潮流發(fā)展的新女性。
她的卓越表現(xiàn)有目共睹，黨組織也對其給予了厚望。
于是在1937年11月下旬，在革命前輩的安排之下，余家英和十位思想先進的青年學子離開成都，奔赴延安深造。
在離別前，她回家看望了父母，鄭重地告別了親友，她握著父母的手久久不放，最后還是露出一個泫然欲泣的笑容，忍痛離開。
余家英走了之后，她的家人日夜掛念著她的安危，直至1970年，她的母親逝世之前，還在念叨著女兒的去處。
此時的余家英化名黎琳，和一行志同道合的人奔赴延安學習，雖然一路充滿了艱難險阻，但是他們還是小心翼翼地闖了過來。
當時，國民黨軍隊十分警惕進步青年至延安學習，在路上設置了重重關卡。
余家英一行人也是在地下黨的幫助下，花費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才成功抵達。
到延安后，有同樣接受黨的號召的青年學子前來接車，很多人都自動地幫女生搬厚重的行李。
李清就是其中的一員。
他站在人群之中，身材修長挺拔，看起來文質彬彬的，看起來就像一個纖弱書生。
可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只用一只手就抬起了余家英的箱子，并悠然地向她說起了組織紀律。
兩人初次相遇，李清便給余家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余家英第一次出遠門，人生地不熟，和其他初次離家的孩子一樣有著思鄉(xiāng)的情緒。
雖然她下定決心，要投身于國家建設，但生活的變化還是給她帶來了些許落差。
有時，她會寫信給車崇英，讓她寄一點故鄉(xiāng)的小吃過來解解饞。
即使這里的條件很艱苦，但余家英仍然咬牙堅持下來，因為心中的紅色信仰，她無畏無懼。
余家英被安排在陜北公學學習，因為表現(xiàn)優(yōu)異，曾在學習的時候被選為小組長。
她天生活潑開朗，擁有極強的組織能力和感染力，一些歌舞等文藝活動現(xiàn)場，總是有她左右指揮的身影。
因為余家英經(jīng)常表演的歌曲叫《拿起刀槍干一場》，所以時間久了后，她也有了一個外號名為:“干一場”。
而她的能歌善舞，也自然吸引來了李清的目光。
李清一直覺得，他對余家英的愛是一見鐘情。
兩人在延安相遇、相知，當時余家英站在喧鬧的人群中，整個人笑得異常甜美。
在舞臺上時，她揮動曲線優(yōu)美的雙臂，完全不扭扭捏捏，整個人落落大方地指揮著大家合唱，臉上洋溢著動人的光彩，好像全世界的視線都落在她的身上。
那道身影落在李清心中，即使被歲月沖刷也無比清晰。
很快，李清向余家英表達了愛意，他比余家英大一歲，但在戀愛方面稍顯木訥。
余家英對著他噗嗤一笑，答應了他的表白，兩個人的戀情異常順利，因為有共同的信仰和目標，他們在一起總是有說不完的話題。
在對未來的暢想中，兩人都表達了對彼此的愛意，和不愿意分離的想法。
心心相印的兩人在1939年的秋天，成功步入婚禮的殿堂，新婚燕爾，琴瑟和鳴。
兩個人本該好好地膩歪一段時間，可沒想到在兩個月之后，余家英便告訴李清:組織給她安排了一個秘密任務，她要離開延安，去重慶工作。
她沉重地發(fā)出嘆息，最后被李清抱入懷中，兩人都知道這是無可避免的，他們也早就有了為革命犧牲一切的覺悟。
次日清晨，李清將新婚妻子送到車站，兩人再度相擁，最后彼此揮手告別。
余家英堅定告訴李清:“等打敗日本侵略者，我就會回來！不會讓你等太久的！”
看著余家英堅毅的目光，李清相信她一定會做到，可是命運卻暗中開了一個玩笑……
分離后，李清總是向人打聽妻子的事情，那些從重慶回來的同志告訴他:
看到和余家英很像的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經(jīng)常和“軍統(tǒng)”一方的敵對分子出入花街柳巷。
雖然有很多人告訴李清這句話，但他始終認為這是另一個人，他的妻子不會背叛自己。
直到1943年，領導公布了妻子叛變的消息。
聽到這個消息的一刻，李清悲痛欲絕，他不敢相信余家英會背叛組織、背叛信仰，成為一個讓人深惡痛絕的“叛徒”。
李清一直渴望知道，余家英在重慶遭遇了什么。
余家英是叛徒這件事情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被洗清，直到新中國成立，她的故事也隱藏在人們視線之下。
而往年真相的浮現(xiàn)，則是因為一次機緣巧合。
在1958年，《紅巖》中瘋老頭的原型——韓子棟調到貴州，他根據(jù)線索來到息烽集中營，希望去祭奠那七位集體遇難的獄友。
這里荒蕪無比，韓子棟便請人進行了修繕，他曾被軍統(tǒng)關押了十四年，那些獄友是他的“鄰居”。
可惜的是韓子棟不清楚他們的來歷，只知道他們雖然是軍統(tǒng)成員，不知為何而鋃鐺入獄，遭受了五年的嚴刑拷打，臨刑時還唱著國際歌。
他一直希望能查明他們的身份，但因為資料的不足，這件事一直無法進展。
直到多年之后，此事才得到轉機，組織派人詢問了韓子棟監(jiān)獄里的具體情況，并成立工作組調查，終于在1982年得知了這七人的名字:
張露萍、張蔚林、馮傳慶、趙力耕、楊洸、陳國柱、王錫珍。
又經(jīng)過深度挖掘，1983年7月5日，調查組得到張露萍是地下黨人的證據(jù)。
此時，有人給葉劍英元帥打了電話，也得到了認可信息:“張露萍不就是延安的那個'干一場’嗎！”
到1983年7月26日，葉帥提供了書面材料證明，揭開了埋葬在歷史中的陳年往事:那七人都是共產(chǎn)黨員，張露萍就是余家英。
當時因為任務的機密性，只有少數(shù)領導知道張露萍的真實身份。
余家英來到重慶后，任務被更改，組織讓她化名張露萍，以軍統(tǒng)電臺電訊處長張蔚林妹妹的身份深入虎穴。
當時，張蔚林和馮傳慶都是我方的秘密黨員，不過因為當時沒有聯(lián)絡點，他們處于隨時都可能暴露的情況。
余家英來到這里后，正好解決了這個問題，她被組織委以重任，讓她領導軍統(tǒng)局的秘密黨員、為我方傳遞情報、暗中配合。
因為工作需要，張蔚林時常與余家英出入外交場合，而余家英也憑借自己年輕動人的外貌，與許多目標家屬搭上友誼。
很快，兩人發(fā)展了四名秘密黨員：趙力耕、楊洸、陳國柱、王錫珍。
七人成立特別小組，在龍巢虎穴里進行抗爭。
他們曾為我方傳遞無數(shù)重要的情報，讓國民黨的陰謀詭計破產(chǎn)，為我方事業(yè)做出了卓越貢獻。
可是，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過于頻繁的傳遞情報引起了敵方的注意。
令人震驚的“軍統(tǒng)電臺案”就此誕生。
事情敗露后，蔣介石勃然大怒，七人因此被關押入獄，國民黨手段殘暴，將所有酷刑都用了一邊，也沒能讓他們屈服。
最后，奄奄一息的七人被關押到息烽集中營，國民黨不肯讓他們輕易死去，繼續(xù)以疼痛折磨著他們的心智。
余家英和同伴們在息烽集中營堅持了五年，眾人堅持閉口不言，不透露我方的一點消息。
敵人無計可施，只能將他們全部擊斃......
真相大白后，組織立刻給李清寫了一封信，告訴他:余家英，你的妻子，不是叛徒。
2005年，李清不顧半截入土的身體，獨自前往貴州的息烽快活嶺。
在妻子的紀念碑前，李清眼角逐漸濕潤，最后流下兩行滄桑的清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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