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戰(zhàn)國以來,周王朝的中央集權(quán)統(tǒng)一分崩離析后,天下禮樂崩潰、列國紛爭、群雄并起。干戈不息、生靈涂炭的局面持續(xù)了幾百年。
而后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天下百姓本以為終于能夠過上安居樂業(yè)的日子了,卻不成想迎接他們的不是想象中的太平盛世,而是第二個苦難的深淵。秦國統(tǒng)治者橫征暴斂,嚴刑峻法,逼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后終于忍不住揭竿而起,致使大秦二世而亡。
后來劉漢王朝統(tǒng)一天下,吸取了亡秦的教訓,漢初實行黃老之學,講就無為而治,讓天下得以休養(yǎng)生息。只可惜如此一來,雖然經(jīng)濟恢復發(fā)展的很快,甚至還出現(xiàn)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但是卻缺乏統(tǒng)一的指導思想形成強有力的中央集權(quán),導致各大諸侯國與中央離心離德、各自為政。在經(jīng)濟發(fā)展十分繁盛的景帝時代,就爆發(fā)了著名的吳楚七國之亂。統(tǒng)一的漢王朝也由此開始面臨分裂的危險。
此后,漢朝的統(tǒng)治者為了鞏固大漢江山、實現(xiàn)中央集權(quán)、加強統(tǒng)一、反對和防止分裂割據(jù),真正實現(xiàn)讓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而積極求變,為此竭盡全力。同時,那些心懷天下的杰出政治家也紛紛為統(tǒng)治者出謀劃策。
漢初的賈誼、陸賈、叔孫通、伏生等儒生名臣,都在積極倡導推行被秦王朝摧殘的儒家學說,實行王道、仁政、德治,欲以此而安大漢天。也正是這些前輩的主張,給后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成功,奠定了基礎(chǔ)。
漢文帝時,賈誼便認為諸侯勢力的急劇膨脹,必然會成了最大的隱患,想文帝提出了要削弱諸侯勢力的主張。
“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新書·藩強》”
漢景帝時,又有晁錯復而提出了相似的建議,覺得應該限制天子諸侯的實力。
“削權(quán)諸侯——《漢書·晁錯傳》”
但這些主張都礙于諸侯勢力已經(jīng)過大,而無法實施。并且因為這些主張有損諸侯的利益,而遭到了吳楚七國的強烈不滿,紛紛以“清君側(cè)”為名起兵反抗。賈誼、晁錯等人還被統(tǒng)治者當成了替罪羊,落得了不是被賜死就是被誅殺的結(jié)局。
而針對諸侯強盛割據(jù),第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是漢武帝時期,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不得不說“推恩令”是一個極為高明的政策,成功的通過委婉的辦法削弱了大諸侯的實力?!巴贫髁睢币笾T侯的封地不再只由嫡長子繼承,而是要分封給所有的子弟享用。
如此一來,不僅成功的在無形中削弱了諸侯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不會引起諸侯的反彈,反倒讓他們很樂意接受這個安排。畢竟本身的封地沒變,而分封給的都是自己的孩子,“手心手背都是肉”也沒什么大不了,對大家來說反而更公平,甚至讓中央得到了諸侯子弟的一致好感。
當然,“推恩令”也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雖然可以稱為一時良策,卻并非是能讓國家長治久安的真正辦法。直到后來的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了“大一統(tǒng)”理論,大漢王朝才真正找了讓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方法。
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漢武帝下詔征求治國方略,董仲舒向他提出了自己從眾多儒家經(jīng)典《春秋公羊傳》所領(lǐng)悟出的,國家長治久安之策——“大一統(tǒng)”論。
董仲舒提出“大一統(tǒng)”是古往今來安邦治國的根本原則,也是大自然最普遍的客觀規(guī)律,而“大一統(tǒng)”論,最早出自《春秋公羊傳》。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tǒng)也?!薄洞呵锕騻鳌?/p>
“大一統(tǒng)”有別與“大統(tǒng)一”不是單純特地域上統(tǒng)一,更多的是指國家政治上的整齊劃一,經(jīng)濟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等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積極反應。是中國古代極其重要的一大思想理論。
《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tǒng)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p>
后世也因此稱封建王朝統(tǒng)治全國為大一統(tǒng)。
天人感應:通過王權(quán)神授說,強化王權(quán)的社會地位
董仲舒在于漢武帝的對策《天人三問》中,詳細闡述了天人感應,論述了神權(quán)與君權(quán)的關(guān)系,把神權(quán)、君權(quán)、父權(quán)、夫權(quán)貫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學體系。
董仲舒認為“道之大原出于天”,所以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tǒng)一的。
而漢時期社會的科學水平還極低,世人都還極為迷信,天命論在人們思想中的影響根深蒂固。
而君權(quán)又是神授“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奔日纨?zhí)熳印⑻烀?,君王的命令就是上天的指示。,所以世人都應該聽從君王的命令?/p>
但是從另外一個方向講,'天人感應'的思想又是在戒懼皇帝,限制了皇帝的私欲和權(quán)力,認為皇帝必須要行仁政才可以得到上天的庇佑。
“為政而宜于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晁”——天人三策
這一思想又變成了皇帝的精神枷鎖,限制了皇帝的權(quán)力,避免皇帝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為整個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三綱五常:通過道德上的捆綁,強化思想上的控制
三綱既“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出自《禮緯·含文嘉》。在王權(quán)上,這里用到的就是第一綱,“君為臣綱”臣子必須要聽皇帝的,所以后世才有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說法。
也正是受三綱五常的影響,后世才有了“忠臣不事二主”的說法,在此前一個良臣往往會四處尋主,很少了真正一直跟誰某一個主公的,比如管仲、蘇秦、張良、韓信等等。
正是這種道德上的捆綁,講究一個臣子要是不聽君王的,他就是不是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導致君王在臣子心中的地位日漸提高。
以德治國:通過打擊地方勢力,強化中央的力量
董仲舒認為想要維持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以及國家統(tǒng)治的長治久安,就必須要縮小貧富差別,于是他向漢武帝提出了'調(diào)均'的主張。
1,限制豪強兼并土地
2,鹽業(yè)、金屬業(yè)都由百姓自己掌控
3,除去奴婢制度、不得隨意殺害百姓
4,降低賦稅,減少徭役,讓人民休養(yǎng)生息,減少民力消耗。
這四大政策,極大的打擊了地方豪強勢力,而加強了中央政權(quán)的力量,并且給予了百姓極大的好處而緩和地主階級和農(nóng)民之間的階級矛盾,是中央在百姓心中的地位水漲船高,避免了秦末農(nóng)民起義的情況。
董仲舒上書漢武帝:作為帝王應該秉承上天的意思進行辦事,因此,應該用仁德的教化而不是用刑法治理,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
董仲舒他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吸收其他學派的理論,創(chuàng)建一個新的思想體系,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建議?!爸T不在六藝之科、孔子 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被漢武帝采納。
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shù)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漢紀·漢紀九 》
此后這一主張便成了潮流,后世的封建王朝都以儒家思想作為天下的主流思想,又大都以儒家之人為朝廷官員,完成了政治和思想上的“大統(tǒng)一”,使封建王朝大都做到了長治久安,再沒有哪一個王朝像秦朝一般,二世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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