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國家在歷史上都實施過流放制度。我國從秦漢時期一直沿用到清朝，嶺南、西北、東北等地遍布流人足跡；英國從16世紀起把重刑犯運往美利堅或澳大利亞；法國于18世紀在南美洲法屬圭亞那和太平洋上的新喀里多尼亞設(shè)立了流放地；葡萄牙、希臘的政治犯會被發(fā)配非洲殖民地或愛琴海的一些島嶼……把罪犯放逐到邊遠蠻荒地區(qū)，既是作為一種懲罰，也能帶動當?shù)氐膲ㄖ?，這是所有流放制度的初衷與共同點。但是，沙皇俄國的流放制度除了以上特征之外，還具有特定的內(nèi)容和意義，極大地影響了這個國家的政權(quán)穩(wěn)定和歷史進程。
英國歷史學者丹尼爾·比爾的著作《死屋：沙皇統(tǒng)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是一部全面研究俄國流放制度的佳作。“本書啟用了俄羅斯歐洲部分和西伯利亞檔案館中大量此前不為人知的一手資料，講述了沙皇俄國奮力管理其可怕的刑罰殖民地的故事，以及西伯利亞對現(xiàn)代世界的政治力量的重大影響?！蓖瑫r，這部作品還體現(xiàn)了對國家統(tǒng)治、群體意識和人性善惡等多方面的深度思考。這是不可忘卻的歷史記憶，也是撕裂靈魂的永久叩問。
1.國家力量推動的西伯利亞殖民策略
西伯利亞被當作流放地，始于16世紀末的“領(lǐng)土聚合”征服計劃，為了填補因蒙古金帳汗國衰落而造成的權(quán)力真空。作者說，正是在俄國向這片大陸的東部發(fā)動征服和殖民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流放制度的起源。俄國的迅速擴張是由莫斯科迅速增長的軍事實力、后勤能力和行政完善驅(qū)動的，西伯利亞地廣人稀，需要大批人力前往開發(fā)。西伯利亞還以其漫長的寒冬、凌厲的狂風、茂密的森林、與世隔絕的環(huán)境而天然具備成為“沒有屋頂?shù)拇蟊O(jiān)獄”的條件。西伯利亞是最合適的流放地：懲罰與殖民交織在了一起。
不過，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經(jīng)濟目的在起初并不那么明確。早期的流人大致等于服苦役的刑事犯。到了彼得大帝時代（1672-1725），政府大規(guī)模使用刑事犯作為無償勞動力，興建了一大批的基礎(chǔ)設(shè)施，其中就有一條連接莫斯科和西伯利亞的道路。沿途興建了一些村莊和驛站，以及一些供解差和流人歇息的羈押站，大規(guī)模的流放成為可能。在18世紀中葉，死囚終生流放西伯利亞代替了極刑。在這個時期，歐洲正在興起的革命浪潮也波及了沙俄的專制統(tǒng)治，沙皇政府對付的辦法之一就是采取“行政流放”，將大批反對者放逐高加索、奧隆、西伯利亞等地。此外，政府還允許總督、司法大臣、各級官員，乃至村鎮(zhèn)、商人和農(nóng)奴主等都有權(quán)驅(qū)逐“行為不端者”，這就使得西伯利亞人口激增，也打開了濫施暴虐的方便之門。
西伯利亞的早期開發(fā)，除了極少數(shù)的土著之外，皮毛商人和歐洲區(qū)域自發(fā)東進的貧困農(nóng)民是主要人群，也是這片荒原的早期定居者。來自全國各地的一批批流犯，從設(shè)在莫斯科沃羅比約夫山的第一個押送站出發(fā)，沿著西伯利亞大道蹣跚前行，加上刻意的拖延，往往要跋涉好幾年才能到達流放地，這一路的開支都要由沿途農(nóng)民負擔，巨大的花費必然引起怨聲載道。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必然與當?shù)卦∶癞a(chǎn)生矛盾，何況其中大部分都是被傾倒的“垃圾”，對當?shù)氐摹拔廴尽笨上攵?。與此同時，地方政府陽奉陰違，扣押強壯的勞動力，因此最后到達西伯利亞的往往只是些身殘體弱的老幼婦女，根本無法適應(yīng)嚴酷的開墾需求。
對比世界各國流放制度，可以發(fā)現(xiàn)，沙俄是最苛酷的、最專制的，而從人口規(guī)模來講，英國并不輸于沙俄，兩種流放制度的過程和結(jié)果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根據(jù)澳大利亞歷史學者羅伯特·休斯在《致命的海灘：澳大利亞流犯流放史1787-1868》里的敘述，澳大利亞流放制度采取的是“囚犯配給制”，也就是說，大多數(shù)人根據(jù)囚犯配給制，轉(zhuǎn)到某個自由拓居者的名下，或為政府勞動而服刑幾年，他們從來不戴腳鐐手銬，拿著假釋證，時候一到，就會作為自由公民，被吸收進殖民社會。英國人把流放制度變成了一門有前途的生意，主人和流犯之間具有利益關(guān)系，保障流犯的生活，才對自己有利，雙方都有配合的意愿。即使澳洲后來結(jié)束了流放制度，而盎格魯價值觀也很好地保存了下來。
比起沙俄意識形態(tài)的一味高壓和毫無人性的粗暴行徑，顯然英國人的做法更開明，也更能達到殖民的目的。從中還能看出，不列顛何以成為現(xiàn)代文明的世界發(fā)源地，而俄國卻只能長久地落后于世界的腳步。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流放制度不僅未能開發(fā)出西伯利亞的潛力，而且還阻止了真正的殖民者——當?shù)剞r(nóng)民——殖民開發(fā)西伯利亞的進程。以西伯利亞流放為手段的殖民設(shè)想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失敗，但由于官僚機構(gòu)的慣性運轉(zhuǎn)，它在很長的時期里一直存在，直到20世紀初期，隨著反對聲浪的不斷高漲、西伯利亞地區(qū)重要性的凸顯與日俄矛盾的激化，政府終于不再把殖民主義吹捧成流放制度的理論基礎(chǔ)。
2.激進主義與專制政權(quán)的博弈場
俄羅斯的民族性格很奇特。正如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的命運》里所指出的，“俄羅斯是矛盾的，二律背反的?！眲e爾嘉耶夫說，俄羅斯是世界上最無國家組織、最無政府主義的國家。俄羅斯民族具有遠離世俗事務(wù)和世俗幸福的苦行主義天性。其中最優(yōu)秀的、最英勇的一部分追求著絕對的自由和真理，這是任何國家制度所不能接納的。但是，俄羅斯人民卻創(chuàng)造了世界上最國家化、最官僚化的國家。他們把力量交給了將一切轉(zhuǎn)化為工具的龐大的國家機器。國家總是提出力不勝任的要求，壓抑個人的天性，俄羅斯人民在他們一手締造的國家里處于無權(quán)的地位。這是為什么呢？《死屋》講述蘇醒的俄羅斯人對自由的追求。
這部作品充滿了各種逃離、追捕、反抗與鎮(zhèn)壓的悲壯故事。春天的第一聲鳥鳴，仿佛是生命的召喚；西伯利亞的霜降總是開始得那么早，這意味著奔赴自由的腳步必須后挪，等待來年。幾年、十幾年、幾十年，流犯們試圖一次次穿越莽原，哪怕失敗就意味著殘酷的刑罰，即使在蒼冷的嚴冬，仍有人愿意冒著葬身冰窟的風險，寧肯倒臥在大地之上，故鄉(xiāng)在呼喚他們。極少數(shù)的聰明人造就了幸運的傳奇，比如，達布羅夫斯基在個人越獄成功之后，還在友人的幫助下成功營救了妻子，他們在后來的流亡歲月里成為了反俄組織的中堅領(lǐng)導人。他們的故事浪漫且具有戲劇性，成為后世年輕人的偶像。
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由于準備倉促、缺少章法而失敗了。但是，推動這場起義的激進民主主義和起義者所堅持的歐洲共和主義傳統(tǒng)，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由于十二月黨人起義是一次貴族階層的集體反抗，對于沙俄政權(quán)的統(tǒng)治階層來說，不亞于一次地震，但依靠請愿、祈求憐憫的事后脫解方式，也暴露了俄國歷次革命的不徹底性與矛盾性。寬赦是君主仁慈的恩典。一些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決定跟隨丈夫遠赴西伯利亞，她們的形象在俄羅斯文學經(jīng)典里不斷被摹寫，深深印入了同時代人乃至后世的思想覺悟里。作者還說，在隨后的一個世紀里，俄國人不斷將十二月黨人領(lǐng)導者的絞刑視為暴力專制政權(quán)的象征。在西伯利亞這塊遠離政權(quán)統(tǒng)治中心的遙遠之地，被流放的十二月黨人的學說和理念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
在西伯利亞的流放人群里，不乏現(xiàn)在我們很熟悉的著名知識分子。《死屋》這個標題就來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記》。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9年4月—1854年2月成為西伯利亞流犯的一員，苦難的經(jīng)歷給他留下了終身的創(chuàng)傷，也留下了關(guān)于人類靈魂黑暗沖動與道德復活機會的文學巨著。車爾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被逮捕，1864年被判處7年苦役并終身流放西伯利亞，而他在囚禁和流徙過程里寫下了《怎么辦》《序幕》等呼喚俄羅斯“新人”、熱烈追求自由的作品。契訶夫盡管沒有遭遇流放，但他自覺關(guān)注、記述薩哈林島之行的文字的出版引發(fā)了一場嚴峻的社會丑聞，促進了對這個骯臟污穢的刑罰地的摧毀。弗拉基米爾·烏里揚諾夫（列寧）于1897年流放到偏遠的西伯利亞村莊舒申斯克，托洛茨基于1904年流放到烏斯季庫特，布爾什維克黨的萌芽就在西伯利亞。
《再見歐洲》1894年，前流放者薩哈切夫斯基描繪1863年波蘭起義者在西伯利亞界標處告別歐洲。
西伯利亞流犯里，還有一支特殊隊伍，那就是波蘭人。波蘭對俄羅斯的反抗歷史悠久，屢敗屢戰(zhàn)，波蘭人反對俄羅斯同化的精神意志極其強大，前述的達布羅夫斯基就是波蘭起義領(lǐng)袖。“以自由的名義！”定名波蘭反抗的這一章節(jié)，可見作者對波蘭人民的敬意。作者如此評價：“被流放的1863年起義者的繪畫和回憶錄使得他們的同志的犧牲和反抗深深地烙入了歐洲的政治想象當中。這些波蘭人把西伯利亞政治化了。他們把西伯利亞不僅塑造成了一個流放和懲罰之地，還塑造了一個反抗和斗爭的舞臺。在隨后的幾十年里，來自帝國各地的新一代激進主義者將加入這場戰(zhàn)斗?！?/p>
3.考驗人性的死屋煉獄
西伯利亞的蠻荒，不僅是地理環(huán)境意義上的，還是人類心靈精神意義上的。
與世界上絕大多數(shù)的監(jiān)獄一樣，在這里，暴力橫行，拳頭說話。唯一的不同，大概就是，西伯利亞的黑暗更甚一籌。這是人間的煉獄。腳鐐與手銬、鞭打與毆斗，摧毀的不只是肉體的健康，還有人們的道德理念，人們對善美的向往。
作者說，盡管鞭打和鐐銬非常可駭，但它們從未有效遏制大大小小的罪行。對于營地的監(jiān)督人來說，用酷刑告誡新來者，用鞭打建立權(quán)威，是必要的手段，所以刑罰總是過度的濫用。對于遭受這樣殘酷對待的人來說，他將不再害怕任何東西，他的傷痕甚至成為得到其他罪犯景仰的證據(jù)。在他的內(nèi)心，流動著一種野蠻性，他對于其他人遭遇的苦難很少懷抱同情心。他們甚至發(fā)展成為在虐待他人里得到樂趣。
書里記載了一個叫科姆列夫的人，他曾經(jīng)被一個叫捷爾斯基的人鞭打，后來，他獲得了鞭打捷爾斯基的機會，他很好地利用了這次機會，讓這次行刑成為“升級版的酷刑”，他對其他人說道：“難道他們沒有打過我嗎？我一生都在挨打?！倍韲塘P制度極度可憎。政府讓流放者或苦役犯擔任行刑者，那么他自己的懲罰就可以減輕或免除。這樣一來，罪犯之間就難以形成伙伴關(guān)系，互相憎恨，互相報復，有些人甚至通過行刑來討取管理者的歡心或者取樂。他們在肉體和精神上都逐漸腐爛，沉淪到地獄的底部。
流犯面對管理者并不是絕對一籌莫展，也不是完全的一盤散沙。罪犯協(xié)會在他們中間自發(fā)形成，并很快成為代表流犯與管理者討價還價的組織。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流犯的安全與利益，并且達成群體內(nèi)部成員之間私下的商品流動，有時還幫助、掩護成員逃跑。但同時，為了獲取當局對他們的非法行為的視而不見，他們必須與管理者達成妥協(xié)，事實上就慢慢異化成了管理階層的副手。后來的納粹集中營，經(jīng)常采取讓猶太人管理猶太人的方式。這些猶太人被叫作“卡波”，他們享受的待遇要比普通犯人好得多，他們獲得的特權(quán)需要其他人付出代價，他們必須非常殘忍地對待以前的同伴以證明自己的可靠。歷史的鏡像如此相似。
西伯利亞的流犯中間一直存在特權(quán)階層，比如，罪犯協(xié)會的核心成員。比如，十二月黨人就不可能是普通罪犯的待遇，他們的家人也時常會寄來生活用品。比如，貴族身份的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處境也很寬松，列寧在家信里還贊美了鄉(xiāng)村環(huán)境的幽美。就像普里莫·萊維從納粹集中營經(jīng)驗里得出的，奴隸的枷鎖很難自己去打破，因為生存的重壓讓他們無暇思考，活著就是一切，那些有能力打破枷鎖的，是因為他們的枷鎖更輕、更松。消失于災難的慘境的，再也回不來的人，往往是最好的，而那些能夠存活的，要么有特殊的待遇，要么就是適應(yīng)了環(huán)境的、以獸性存活的“非人”。
《死屋》最讓我悚然的章節(jié)，是第十章關(guān)于薩哈林島的記敘。它打破了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線。流犯為了自己日子好過，刻意描摹迷人的田園生活，哄騙妻兒賣掉家產(chǎn)前來這個封閉的島嶼。而等待著她們的命運，就是用肉體來換取一點可憐的微不足道的卻是在彼時彼地一口面包、一件破衣所代表的必需品。婦女們成為營妓，年幼的兒童遭到性侵，在薩哈林島，父親和丈夫代表的不是庇佑，而是代表恐懼的惡魔。無數(shù)女性經(jīng)歷痛苦、反抗、麻木，最后淪落為新的迫害者，成為完全意義上的物品。理想主義年輕女子娜烏莫娃放棄圣彼得堡的優(yōu)裕生活，想要在這個島上建立孤兒院，最后卻因為無法忍受此地的氣氛而自殺。人類不是禽獸，怎樣抵擋那些腐蝕人心的黑暗力量？靈魂能堅持多久才不至于屈服或崩潰？
《生活無處不在》1888年，亞羅申科描繪流放者及其家人在封閉的列車中。
文明的意義就在于抵抗、戰(zhàn)勝人性中的黑暗因素。而西伯利亞流放制度恰恰是人為制造了極端的環(huán)境，它無限地放大了邪惡，迫使人的良知一線線撤退。被壓迫者不再企望獲救，而是模擬、認同或者仿效，希望自己也成為權(quán)力掌控者，從而完成了受害者與施害者的心理角色轉(zhuǎn)換。這是《死屋》一書留給我們的深刻痛徹的教訓。生活無處不在，光與亮也應(yīng)當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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