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學
漢學，首先是學。我們不要輕易相信現(xiàn)代漢語，要回歸漢儒的注解。
學，禮義之府（文王世子注），修徳學道（都司馬注）。
這里涉及禮義道德。但我們不要習慣性的使用儒學的常識，因為那些常識多來自宋學。
禮者，體也，履也。統(tǒng)之于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序）。
注意：這里所言統(tǒng)之于心，并非宋學意義上的我心，而是指先王之心，所以孔仲達的正義曰：所以周禮為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tǒng)之心體，以齊正于物，故為禮。賀玚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zhì)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圣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
也就是說，禮是先王面對尊卑高下小大文質(zhì)不可齊平的萬物，為使之各得其宜，而立的規(guī)矩。統(tǒng)之于心，就先王體會到了，而我通過踐行先王制作的禮，也漸漸領(lǐng)悟先王之心。
義，能斷時宜（大司徒注）。
后世言義，往往傾向于一個成就了的終極了的概念。但這種成就，源于具體關(guān)頭的判斷力。漢學對概念的訓詁，往往始于日用，而其至無窮。但顯然漢學更偏重本初的把握。
道德是百家爭鳴的概念，以鄭學扼要言之：
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少儀注）；六徳也（大司寇注，即：孝弟睦姻任恤）；能躬行者（大司樂注）；德行，內(nèi)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師氏注）。道，行所由（大學注）；三德三行也（少儀注，即師氏敎國子三德三行。三徳者，一曰至徳，二曰敏徳，三曰孝德。三行者，一曰孝行，二曰友行，三曰順行也）；道猶禮也（檀弓注）；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鄭司農(nóng)，宮正注）；多才藝者（大司樂注）；治國之禮法（巧言箋）；交于萬物有道，謂順其性，取之以時，不暴夭也（鴛鴦箋）。
這里德是內(nèi)外一致的東西，類似陽明子的知行合一，但也有具體的章法可循。道可以作為禮的別名，是行事的法度，類似今日所謂方法論，而落實為才藝，類似今日所言技術(shù)。
總之，學者，總體先王之心，躬行六德三行，以多才藝，以利萬物，以決時宜之謂也。
又大學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
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注：知，謂知善惡吉兇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深則來善物，其知于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縁人所好來也。疏：致知在格物者，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
康成以大學主于博學之用，孔仲達以學來概括鄭注的格物致知。且以鄭目錄言之，大乃是動詞，大學者，大其學之謂也。則為學之義，便是大學之綱目，而格物致知為其最，此漢宋相通之義也。
漢學及漢學時代
明乎漢儒之釋學之義，然后漢學者，便是漢儒修齊治平之規(guī)模。但學以漢朝冠之，則不同于一人一身之成德，而因其師法、傳承，得以橫越時空。
漢學以經(jīng)學為中心。經(jīng)學又稱六藝。六藝論曰：六蓺者，圖所生也。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教告王者也。圖書之義，若洪范：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范九疇，彝倫攸敘。
所謂圖書者，或以書，或以象，有之則彝倫敘，無之則彝倫斁。蓋若董子曰：若其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又風俗通義：凡黔首，皆五帝子孫。則漢儒心中，人皆天神之子。王者則感天帝之德，得上天受命以治天下。而六藝即六經(jīng)的本原，便是天神授予人間圣王或其輔佐的治國之道。經(jīng)過后世圣人的修訂，而成為當時可見的五經(jīng)文本。
當然，這是政治神學的敘事模式。以易學言之，則禮本于太一，春秋始于元氣。作為六經(jīng)總會的孝經(jīng)，其緯書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蓋漢儒看來，天地未分之前曰混沌，而三才之道，萬物之理，莫不備焉。這在禮經(jīng)曰太一，在易緯曰太易，在道家曰無名而強字之曰道，在宋學則曰天理。經(jīng)書，便是太一的具體化，和文本化。經(jīng)學，便是這種道藝，及其所影響道的天下盛衰的承載者。圖書或太一，是天下之本原。治亂盛衰，是大學之所止。所以經(jīng)學是漢學體系必然的核心。
漢學崇尚建極，則為學必有中心。但古典中國從未認為中心意味著排他性。恰恰相反，我們的一切禮儀活動，比如天帝必須分為五帝，社稷必因地而異，凡祭必有配祀，祭大神必先小神，大事畢必及于小神。種種禮義，反映的觀念，是在天無二日，尊無二上的基礎(chǔ)上，一切成就都是君臣、大小、長幼通力合作的結(jié)果。我們從不認為一個唯一的全能概念，可以包攬一切。他必須要有輔佐，且賢臣濟濟正是他權(quán)威與榮耀的體現(xiàn)。這是理解中國學術(shù)的基礎(chǔ)。
所以經(jīng)學的中心，并不排斥諸子學的存在，一如夫子的從周，并不妨礙通三統(tǒng)而作春秋。按照公羊之義，三代傳統(tǒng)的繼承，是因為任何一種傳統(tǒng)都不能日久無弊，則君子之道，便在于順時行權(quán)。為此，周朝雖然興盛，但必須保存夏商的義理。夫子雖作春秋，卻無愧于周禮的傳承。公羊主春秋制，榖梁以禮一以貫之，是這一問題的兩種陳述。
所以漢朝立博士，并不是獨尊一家，而是經(jīng)有數(shù)家，則凡有典冊有弟子者，皆立博士（古文經(jīng)不立，本質(zhì)是典冊來源和師傳不明確）。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其實是獨尊經(jīng)術(shù)，而包括儒家在內(nèi)的諸子，都被置于經(jīng)學權(quán)威之下。比如董仲舒是公羊重要經(jīng)師，賈長沙是左氏早期傳人，但他們只留有個人性質(zhì)的著作，所以在傳統(tǒng)的經(jīng)學系統(tǒng)中，并不太受重視。也就是說，經(jīng)學中心意味著，圍繞經(jīng)學的論述據(jù)有權(quán)威性，并未弟子所流傳，而個人性質(zhì)的雖然是經(jīng)義的發(fā)揮，卻被打入子部，只是偶爾旁及。同樣，孟子、荀子雖然也被經(jīng)師引用，甚至在戴記中有重復的篇章，但依然是存而不論。乃至于論語，隨時圣人親炙弟子之記圣人，在漢學中依然只是子書，固然后漢漸受重視，但何邵公只是用來左證春秋，鄭康成也明顯未有周禮般地重視，在眾多經(jīng)師的學習生涯中，論語也只是通經(jīng)后的點綴。理解這些，才能理解漢學、經(jīng)學，和儒學。才能明白漢朝的尊儒是什么含義，并漢朝諸子學處在什么狀態(tài)。才能解釋帝國分裂后玄學的由來。任何學術(shù)思想，只存在突兀的個案，不存在突兀的流變。
事實上，漢學之流派，也只是確立中心。在此中心之外，幾乎是從善如流的。比如許叔重，在五經(jīng)異議中秉持古文說。但在說文解字中，卻不免使用今文說。這大概是今古文的共通處，或者就是古文未有師說，而今文在古文家看來也可取。同樣，康成不但引用儒家系統(tǒng)的司馬法，也直接引用不同于儒家甚至不同于易緯的老子來解釋經(jīng)文。因為漢朝經(jīng)師雖重家法，但家法明確的是中心。只要大本已立，則諸子可取，一家之言可成。所以韓詩可與齊魯并立，而康成可與毛傳并行。這種風格也存在于諸子學，且是夫子獲麟以來的傳統(tǒng)。墨家嫻于儒家禮法，莊子則是孔顏后學，韓非據(jù)說出自儒門，但卻是法家而好道家。黃老則名為道家，實好法術(shù)。漢初的公羊?qū)W雖曰獨尊儒術(shù)，實則包容了大量秦制，所以才會有后來古文派的不滿，和新莽時代的改制。而董子多雜方術(shù)，后世抱樸子之類又雜糅儒道。至于道教之誕生，也未必不出于讖緯方術(shù)，而于漢太常、經(jīng)師之學轉(zhuǎn)折相關(guān)。今人把玄學視為道家的產(chǎn)物，但首先黃老不同于莊老，玄學如果說出自道家，也不能回避排除掉黃老之法家色彩的過程。而三玄并稱，以周易言之，必須關(guān)注卜筮之學的沒落過程，也就是周易轉(zhuǎn)向義理化的過程。而周易作為經(jīng)學重鎮(zhèn)，能夠如此，一則是讖緯的衰敗革除了卜筮的政治神學功能，一則是自榖梁學以來，義例之學的興起，從而導致更理性和綜合的研究方法。同樣，還不可忽視論語的興起。在這種義理關(guān)注與子書關(guān)注，及黃老的去政治化的迭加下，才有了玄學的誕生。此處且不論當時大夫執(zhí)國命，士族壟斷的背景，及相應(yīng)的周禮衰敗，儀禮獨尊的變革，乃至讖緯本身的道家或方術(shù)內(nèi)容。
所以，治理漢學，必如漢學之以經(jīng)學為中心，亦必如漢學之以諸子為羽翼。子學與經(jīng)學的不同，不可僅僅被視為觀念的不同，而是源于性質(zhì)的不同。子者，先生之謂也。子學，及先生之學。某先生立論以解釋天地人生，而弟子從游，文學相繼，便是一家之學，便是諸子之一。用今天的話，諸子學乃是某位哲學家的思想體系并人生體驗。而經(jīng)學不然，在漢儒看來，是太一之道的落實，是天神告教王者，而圣人述作，弟子守之。諸子學是一人之智慧，經(jīng)學則是三皇五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制作的傳承。漢學以經(jīng)學為中心，是對人類由來的忠孝。諸子之學，只是對自己恩師的尊崇。古時人莫不有師，故莫不敬子學。但人亦莫不有由來，故六藝為至善。
以上敘述，可視為漢學的外傳統(tǒng)。內(nèi)傳統(tǒng)，則是指學術(shù)本身的內(nèi)在要求。漢學的本質(zhì)，是借圣人述作之經(jīng)，以觀三代，以觀上古，然后以春秋之義，為漢制法。所以漢學時代，既應(yīng)包括漢學所述作之上古三代，亦應(yīng)囊括漢儒之法所流布之下限。當然，周秦以上，文獻不足，夫子已不能詳，此漢儒所公認。藉助文物考古，我們也可以明確周秦漢三朝的延續(xù)性。所以，把漢學時代上推至周秦，應(yīng)當是古今可通的觀念。至于下限，三國鼎立，魏晉禪代，乃至五胡亂華，衣冠南渡，都無法淹沒漢朝法度的光輝。故以法度言之，理當下延至于魏晉宋齊梁陳。隋朝短暫，而唐朝法度遲遲不立，則可視為漢學時代的終點。蓋五經(jīng)正義既出，而師傳收之官府。進士科既盛，而經(jīng)義因之不傳。至于陸啖趙重收余絮，也只有范武子傳統(tǒng)尚在，已非漢學。若夫韓退之論道統(tǒng)，則漢學早已不在目中，而后世從違者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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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辨?zhèn)危贿^論經(jīng)文、傳注之是非，此考古學、文獻學之大是非，而不過學術(shù)之小道耳。縱以今學言之，以思想史觀之，經(jīng)傳之真?zhèn)螣o甚意義，關(guān)鍵在時人如何認識。一本書雖是偽書，若數(shù)百年間，人皆信以為真，因之處事，因之治國，則以文獻言之為偽，而以思想史言之，雖偽，其內(nèi)容卻極重要。若今見之簡帛，雖甚真確，但古人未嘗見，學者不能言，則雖真，于思想史則毫無意義。
我等生在今日，學術(shù)既已昌明，則文獻學、考古學乃至一般歷史學與思想史務(wù)必分清。二者關(guān)注點不同，則意義之判定亦必不同。極端的例子，上帝不存在，今天沒幾個人不知道，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基督教及其神學在思想史上的影響力。神話我們固然不必相信，但一旦神話在歷史上被人廣泛信仰，則欲了解其時代，便不能不重視其神話，不能不重視神話中隱喻的精神，及其對當時乃至今日的影響力。坦率地說，西洋學術(shù)在這點比共和國要做的好，更符合科學精神。
固然，我也必須強調(diào)，這種方法并非沒有危險。由于古典的師承早已中斷（漢學斷于唐初，理學斷于清初），學者不免以先入之見充斥其中，這在西洋古典學，乃至中國先秦史，乃至三禮學，及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屢見不鮮，甚至已經(jīng)是一個宋以來的傳統(tǒng)了。實事上，人在歷史研究中往往加入私意，甚至是時代需要，這絕非一個文獻辨?zhèn)?，二重證據(jù)或者客觀旁觀所能救正。因為研究者實質(zhì)上是人，而且往往絕非無私之人。所以漢學要求的師法訓練，反而是較今人更成熟的思想學術(shù)的方法。而經(jīng)學子學的分離，也正是其科學性的體現(xiàn)。
有人問我：漢學是否符合經(jīng)書本意？答：這不可知，也不重要。這是當年明儒已經(jīng)提到的問題：宋儒何以在千年后，比漢儒更理解夫子？同樣，我們憑什么自信我們比宋儒或漢儒更理解經(jīng)書？或者，我們能夠跳出漢學或宋學的影響嗎？我認為這是很難的，何況很多人連漢學是什么都不清楚，則所謂的直追原典，可能是落入圈套而不自知，甚至是落入現(xiàn)代觀念的圈套而不自知。因為大家，尤其治中國史的人，受過完整的現(xiàn)代思想的訓練及反思嗎？你們在解釋或復原所謂原典的時候，你知道自己在用什么來思考嗎？所以，我們也許能夠弄清原典，但是作為基礎(chǔ)，還是先理解宋學，理解漢學來得可靠?；蛘撸野阉暈槔斫庠涞牡谝徊?，并強調(diào)：不要躐等。
下面我將討論歷史上自稱的漢學，以便大家意識到思想史的難度。
唐以后的漢學，大體可以概括為十三經(jīng)注疏之學。這么說很不嚴格，但我是從文獻上立論的，由于漢學文獻的大量失傳，以及北宋正義之學尚未隕落，所以大體可以用注疏的地位，來標志漢學的狀況。我當然不認為邢叔明的疏能夠與漢學時代的疏解比肩，大家讀皇侃的論語義疏，你可見當年南朝儒生，還是保留了很多漢朝以來的禮容的，而這些北宋已經(jīng)全然忘記，乃至后來朱子會不恰當不正確地把很多時禮指為胡化（如圓領(lǐng)、拜禮）。
漢學的觀念，來自理學內(nèi)部。當年宋儒反對讖緯，反對經(jīng)文以外的許多所謂口義，崇尚以經(jīng)解經(jīng)，來直追原典（類似今日一些人）。他們排斥掉了他們認為不合理的東西。但由于時代短，性理學牽扯精力，所以除了少數(shù)內(nèi)容之外，并沒有形成充分的積淀，形成足夠偉大的著作。這是宋明學術(shù)為后人所詬病的原因。在明朝中晚期，如何元朗、張?zhí)烊纾呀?jīng)意識到宋學之不充分，及重集古注的重要性。而郝楚望之類的高才，又以宋儒思辨之不充分，而直以古注為對手，以展開自己的體系。
今人言漢學必稱清國，但我必須正名為清學，或者延續(xù)俗語，叫做清漢學、清今文學。我們知道，北宋也有注疏之學，也就是漢學的流傳，如陳用之、王伯厚，甚至在道學家關(guān)注的領(lǐng)域，也積累了很多的漢時文獻，比如深衣制度，乃至于朱子的治學風格，被后人公認得近似康成。但是，漢朝的法度，及漢式的法度沒有了。漢朝的只言詞組被輯錄，但漢學的師法則被隔斷。比如宋儒稱復三代，而絕不會用春秋制。宋儒稱孔顏，而極少稱周孔，昔日孔子為顏子、子路、獲麟三悲，此時子路的道義，和獲麟的隱喻也一概被漠視了。這里固然有時代的積淀，但漢學的靈魂已然更替（重心性還是重制度，實如劉申叔所言，并非漢宋的本質(zhì)差別）。同樣的，失掉了漢學精神，乃至宋學精神的清學，我也不會因其自稱漢學，而囫圇放過。因為學，必須是大學之道的規(guī)模。
俗話所說的清學，我大概分為四期。
1、永暦學術(shù)，這實際應(yīng)歸入明學，因為是明學的自然延伸，但人們習慣于粗陋的朝代史，我也只能入鄉(xiāng)隨俗。這個詞也不是我原創(chuàng)，是梁任公在清代學術(shù)史中暗示了的。本期客觀上截止于呂晚村先生故去，此時遺民幾乎作古，而延平君王也最終剃頭，從此永暦的年號，天子的祭祀，只能存于東國了。但眾所周知，先生的影響又遠在身后。便是透過四庫提要的不完全列舉，也可以感到明學的延續(xù)，所以我把下限定到四庫開館。但是，四庫館的政治任務(wù)是要樹立明人不讀書的印象，所以要真看透也不容易。比如遍注九經(jīng)，以康成為對手的郝楚望，四庫只字不提。但是否郝氏只是特例，絕無影響呢？幸好我們有杭大宗的續(xù)禮記集說，里面引清初姚善夫的禮記通論，而姚氏頗引用郝氏舊說。同樣過分的，嘉靖朝何元朗的四友齋叢說，幾乎是清漢學的源頭之作。四庫館臣不可能不見，也不可能不心有戚戚，但對何氏，只選了一本何氏語林，完全是世說新語類的小說。而四友齋的提要，絕不提其經(jīng)學。杭大宗在偽乾隆八年曾經(jīng)下筆五千言，條上四事，中有：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偽帝大怒，交刑部擬死，以狂生僅免。這可以看做明學傳統(tǒng)在清代的一個遭遇吧。此期因為除了幾個好作驚人語的，多為今日關(guān)注，并以為漢學代表。竊以為，連清學也不算。顏習齋的尚武來自明末士夫談兵，尚周禮本來就是晚明顯學，且稍后偽干嘉之學并不好周禮。毛西河好與前賢立異，就禮學而言，宋明先哲也大略涉及，不過此期好引古籍自證耳，但這因古籍自證，亦晚明學風。江慎修之纂著，乃延續(xù)朱子學，其驚人之論，如深衣之制，冕無前旒，非無明儒成見。此期多義理之論，蓋沿宋明之風耳，今論者不讀明儒書，乃謂清學亦能義理，然則清學說不受也。
2、偽干嘉之學，這是真正的清學，也是清廷刻意造就的學術(shù)?？傮w來說，這個稱呼是偏清古文學的。其術(shù)，一則，整理古注，此實明學之收成耳。程伯仁有漢魏叢書，何允中又為廣之。又孫子雙有古微書四種：刪微、闕微、焚微、線微，今存僅緯書之類而已。此別于明儒者，蓋明儒或集而不論，或論則枝蔓諸子。而此期清學往往自述自證，如周易述、說文解字注，雖家法未如稍后之嚴，然而收之經(jīng)術(shù)，可謂能專。二則說文之學，蓋明儒好雅，不用說文，而此期必稱說文。但又有王氏父子之述聞，脫經(jīng)文而解字，又以訓詁影射經(jīng)義，而后學從之莫辯。三則曰鄭學。其實儀禮之學耳，以懲明儒多不及（其實郝楚望、張稷若已及之）。其曰鄭學，蓋名物制度，甚則訓詁之學。而其訓詁或以說文入之，或以宋學闡之耳。四則辨?zhèn)?，辨古文尚書，其實宋明由來久矣。此期最稱漢學，盛稱樸學，但其實漢注并未展開。蓋清學雖生于反宋，猶不能出宋學耳。若宋人繼王子雍而有駁鄭之心（如陳用之），朱子主儀禮，不用周禮，則清學亦主儀禮，雖稱鄭學，猶不知周禮之義。又漢儒皆重讖緯，而宋儒特反讖緯，而此期清學亦不好讖緯。若以經(jīng)解經(jīng)，蓋漢學師法既不信，唐宋不得不輾轉(zhuǎn)以申己意也。而清之治學，全是如此。然則宋儒訓詁雖貌似無根，其實多自古注，一如鄭出馬門，而書訓字字皆異。清人以此攻宋儒任意，而訓詁音韻（此明陳一齋、楊升庵輩所作俑）之情不已，則倍經(jīng)更甚。
3、常州今文學。興于偽干嘉之末，本在其中。但始于公羊大義，而別于考據(jù)之流。今論者多言其媚胡，甚是。蓋樸學可以反宋明，可以張清國之經(jīng)術(shù)昌明，但鉤沉之流，不能與偽皇唱和。且偽康熙乾隆，尚稱：自古得天下最正（姚念慈先生謂：偽康熙兩廢太子時，于戴明世案中，見之最早），而偽嘉慶道光豈敢？亦胡運有常，渠率既死，必仰脅從以維穩(wěn)耳。又偽乾隆時，文禍正盛，無人敢言夷夏，此時羅織既懈，將恐春秋之論。而常州今文者，索隱之余，可以公羊之太平，反春秋胡傳之攘夷，以大一統(tǒng)之曲解，泯滅三朝之遺恨。但若孔巽軒之流，其實絕無師法，如不與王魯新周，三時田為殺于天子，不譏會盟，新作三科九旨之類，曾謂何君亦背經(jīng)任意，而孔氏得傳于二百年后乎？若洪北江，搜集服注甚力，而后世遂廢杜注，然則服注非與鄭學全同，陸賈未必不雜公羊，杜注未可輕訾。
4、夷禍后之今文學。以康梁新黨為最，而廖季平、王湘綺為類，多發(fā)怪論。如康南海以孔子為教主，以今文外群經(jīng)皆偽，又倡大同無父無君之論，蓋五四之先聲也。廖氏以文質(zhì)論中西，謂王魯始于董子，公羊但有素王，設(shè)空王以制法而已，又爵分四等，自作三世說云云。王氏以文姜、哀姜非淫，不可婚狄女，謂魯用殷正云云。此派不好論政，頗多驚人。其篤實者，若皮鹿門、陳卓人。皮氏亦頗怪論，如春秋借事明義，何邵公已有及之。但至于三世三統(tǒng)，黜周王魯，皆借事明義，則皮氏果不信讖緯之人乎？案：廖氏則曰必先明事，而后義審，又駁假跡立說，謂三傳于大事莫不從同。可蓋見此期之亂，但皮氏以今文說鄭君，則前人所不及也，其疏鄭學，亦教歷史、概論之流為雅正。陳氏兼用漢宋，立論多允平，亦有積習難改，如謂春秋制，妾子為君，得尊為夫人，不與周制同。案：別春秋以新周，可也。而許君本有公羊古說，奈何背之？若桓盟不日不致，陳引羞稱五伯，謂之假以立義。又曰：襄公假復讎為名滅紀，春秋因假以張義。案：公羊故非無失，然以此論之，則何以亂臣賊子懼？清人治春秋，必駁孫泰山、胡康侯，必駁夷夏之辨。而細讀之，皆懵然不知宋儒之夷狄何謂。蓋胡傳以吳楚徐越，或諸夏之后，或天子初封，以叛服不定而貶為夷耳。宋儒之謂夷狄，蓋地遠殊俗，王化不及者之謂，猶公羊謂正朔所不加，天子所不臣者而已。而必曲說公羊太平之世，以進爵為可以主中國，以小大若一為可以無別，而嘲胡傳之小中國。然則公羊何嘗顢頇，而胡傳何嘗小之？且以陳氏言之，考據(jù)可謂精致，而既學理學，可能貫通？春秋必令亂臣賊子懼，而清之諸君，何嘗令夷狄知畏乎？此不愛夷狄莫甚也！
5、漢宋合流，與后起古文學。此時清國已亂，古文誠不若今文之別義。但若孫仲容，亦有周禮政要，可謂收成而知反者也。古文家多篤實，清人亦然。且理學此時復興，則今古文并宋學，本有融合之勢。若胡竹村用敖君善，孫靜庵用程朱，孫仲容用王昭明，亦今之顯學。而陳卓人、陳蘭甫、朱蓉生等，本兼用宋學。但閏朝蕩滌已久，此時漢學絕非漢朝家法，宋學亦非朱子正傳。故義理本不大明，發(fā)揮亦難濟世。
余論：光復后，清今文或轉(zhuǎn)為新黨，或融入考據(jù)而為古史辨。古文沿襲名物考據(jù)，或在文史文物，或又轉(zhuǎn)為今之文字學文獻學，而鄭學之小者，亦可謂延綿不絕。后之理學家，往往不兼漢學，而偏于哲理。另，光復后，永暦三先生之學受矚目，而學者不過比附西洋無君之論，或反清學理學之所謂禮教森嚴，而三先生之淵源立意一概不顧，而心學又興焉。
若僅以經(jīng)學研究論之，清學不足當漢學者如下：1、周禮不立，非鄭學也。2、濫用說文，不足言家法。3、不通讖緯，不足言今文。唐突何注，倍經(jīng)任意。4、濫用訓詁，不思漢注。5、輯佚立論，竄亂家法。6、割裂古今經(jīng)學，不見漢學全貌。7、囿于宋學，不信漢儒所信。8、故反宋學，不能明漢學義理。蓋漢學重師法，重傳承，而清學不能克制私意，或以訓詁，或以體例，或以概論學術(shù)，實則不能包舉。今學者既尚實證，我固不以學術(shù)為冷眼旁觀之舉，然以清學當漢學，誠今日之羞也。
我以學之漢訓通古今，則漢學之道，在于秉承師說，見其規(guī)模。蓋師說不得唐突，而學者入此師門，絕非但在訓詁度數(shù)之中，須博覽漢典，以師傳之精神，觀察，解釋，和改造世界，成就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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