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學術(shù)
——評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兩版古典文學叢書的整理體例
文|謝琰
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的整理工作進入了新的春天。無論就涉及范圍而言，還是就整理質(zhì)量而言，中華書局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下文簡稱中華版）與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下文簡稱上古版），都堪稱成就突出、影響深遠。截至2013年底，上古版共計126種，中華版共計95種，至今仍不斷重訂舊著、推出新著。它們很好地繼承了集部傳統(tǒng)，融匯了現(xiàn)代學術(shù)觀念，形成了古籍整理的新范式。本文擬從?？?、箋注、隨文附錄、全書附錄、前言等五個方面去梳理兩版叢書的整理體例，總結(jié)其經(jīng)驗與成就，揭示其規(guī)律與利弊，希望能對今后集部整理工作提供一點啟迪。
第一，?？?。
?？钡谝徊绞堑妆具x擇。兩版叢書均十分謹慎。比如辛更儒《劉克莊集箋?！凡蝗∷牟繀部径郧宄绦１緸榈妆荆彰舻取俄f應物集校注》不選屢經(jīng)修補、漫漶錯板甚多的乾道遞修本而選南宋刻書棚本為底本，嚴壽澂等《鄭谷詩集箋注》以收錄最全且訛誤相對較少的《全唐詩》本為底本，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以卷首冠以項煜序的《東坡先生全集》七十五卷本為底本，都是經(jīng)過了極為細致的比勘和篩選。有時，整理者還會發(fā)現(xiàn)新底本，或是考辨舊底本。比如徐培均《李清照集箋注》以新從日本求得的彭氏知圣道齋鈔汲古閣未刻詞本為底本，吳冠文等《玉臺新詠匯?！芬脏嵭岜緸榈妆径廒w均刻本弄虛作假之非。此外，當版本流傳或作品編纂的情況比較復雜，難以確定統(tǒng)一的底本，整理者就通過綜合比勘或分類整理的方式來締造新版本。比如王仲聞《南唐二主詞校訂》乃各本互校，擇善而從；富壽蓀標?！斗妒?、吳書蔭編集校點《梁辰魚集》，乃按文體各定底本；徐朔方箋?！稖@祖詩文集》，則按分集各定底本。
在校本方面，整理者也不斷推陳出新。比如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參校本中包括大量日本古抄本及校勘本，很多都是朱、顧校本未曾涉及的。再如吳在慶《杜牧集系年校注》參考了朝鮮刻本《樊川文集夾注》，頗有收獲。此外，整理者重視保存舊校成果，可有事半功倍之效，比如殷孟倫等校點《雁門集》保留薩龍光輯本校記，錢仲聯(lián)《韓昌黎詩系年集釋》保留方崧卿《舉正》和朱熹《考異》，吳則虞校輯《山中白云詞》保留龔蘅圃刻本舊校。
在?？奔殑t方面，中華版有相對穩(wěn)定的體例，體現(xiàn)了簡潔而嚴謹?shù)默F(xiàn)代學術(shù)觀念：“底本不誤而他本有誤者，不出校記；他本異文有參考價值者，寫入校記；底本有誤而他本正確者，以他本文字來補正底本，并寫入校記；底本中顯見的誤字徑改，不出校記；顯見的避諱字一般徑改，不出校記，某些因清人避諱所改的，則據(jù)他本校正，并寫入校記；常見的異體字徑改，不出校記；某些人名、地名中的異體字一般不改?！?/span>（《歐陽修全集·前言》）上古版則略顯散漫，校記通常更簡要，甚至不出校如《白蘇齋類集》。不過，在具體操作過程中，?？奔殑t常會變化。比如篇幅較小的韻文集，異文常有助于審美，所以不妨悉數(shù)列出，以存各本原貌，如趙秀亭等《飲水詞箋?！?。再如藍立蓂《匯校詳注關(guān)漢卿集》，特別強調(diào)“為反映語言文字的本來面貌和時代特色，古字、假借以及元時習用字等，原則上不作改動”，這對于元代別集尤其是元曲而言，顯然是合理的。至于校記的寫法，大多數(shù)整理本只是擇列異文，有些整理者會略辨是非，如徐禮節(jié)等《張籍集系年校注》、徐培均《李清照集箋注》會在校記中有所按斷、考訂。還有整理本采取涸澤而漁的匯校形式，這是根據(jù)作品本身的版本狀況而定。
總之，由于現(xiàn)代圖書管理制度與傳播技術(shù)的發(fā)達，現(xiàn)代學術(shù)觀念的引入與發(fā)展，集部整理者越來越接近?？睂W的終極目標——恢復作品原貌。從兩版叢書的整體發(fā)展來看，無論就底本選擇、校本發(fā)現(xiàn)還是?？奔殑t而言，都有越來越刻厲、詳贍的傾向，少數(shù)整理者似乎抱有提供“終結(jié)性定本”的野心。這風氣固然令人歡欣鼓舞，但過猶不及，如果一味追求“恢復原貌”，有可能落入好奇、專斷的怪圈或是汗漫、瑣碎的境地。這是需要戒慎的。
第二，箋注。
從兩版叢書看，箋注有諸多名目：或稱“注”，或稱“箋”，或視二者為一事，或分二者為殊途，或把校、注合并，或把箋、評、考合并；就古今關(guān)系而言，或為集注，或為補注，或為新注。但總體而言，可分為“箋史”和“注文”兩類方法。
所謂“箋史”，就是還原文學創(chuàng)作的歷史情境。此法原屬史部傳統(tǒng)，比如裴松之《三國志注》，重點不在訓解文字，而在考案史實。在集部注釋傳統(tǒng)中，此法也向來被視作功力精深的體現(xiàn)，比如錢謙益《錢注杜詩》和馮浩《玉溪生詩集箋注》。此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學者中仍有強勁綿延。比如瞿蛻園《劉禹錫集箋證》、錢伯城《袁宏道集箋?！贰⑸酆Ｇ逍＠顗羯{《忠雅堂集校箋》都重在箋證史實、人事、地理、典章。有些整理者還刻意摒棄“注文”之法。比如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增訂三版題記》提到傅斯年曾告誡他不要做成《杜詩詳注》，應著重考索涉及稼軒詞本事的時、地、人，有選擇地注典故，不要注語句出處。鄧氏部分吸納了傅斯年的意見，而后來辛更儒撰《楊萬里集箋?！泛汀秳⒖饲f集箋?！穭t對傅斯年之語“完全照辦”。此外，楊積慶《吳嘉紀詩箋?！ぞ幚?、楊亮《袁桷集校注·凡例》都宣稱只注“交往”、“本事”、“有關(guān)史實”、“典章制度”等，而“其他典實故事”、“常見歷朝典故，與前人辭賦、詩文的語詞”則一概不注。這些整理者或多或少都有片面強調(diào)史學功力的傾向，而對集部自身特有的“注文”傳統(tǒng)懷有忽視之意[1]。
所謂“注文”，即揭示文學作品本身的豐富美感，具體而言方法有三：一是訓詁字詞，二是注明歷史典故，三是征引語句出處。在史學家看來，字詞可查字典，歷史典故大都是常識，語句出處則多為臆測且常流于膚淺瑣碎，只有歷史背景才是解讀詩歌的關(guān)鍵，這是中國史學傳統(tǒng)在詩學中的反映，體現(xiàn)了“知人論世”的詩學觀。然而，存在即合理。從李善《文選注》開始，注釋學突破了訓詁與考史的舊法，而創(chuàng)立了以征引出處為核心特征的注釋方式。征引是其表面，而“以境比境”是其實質(zhì)：“為讀者提供另一個在前的境界，以加深對選詩的體會。這種注釋方式是唯文學作品可取、又為文學作品所必取的?！盵2]如果說訓詁字詞、注明典故是一切古籍的注釋基礎，那么征引出處則是集部注釋的最大特色，是“注文”之法的核心。現(xiàn)代的集部整理者們雖然對史學懷有永恒的崇敬之心，但并沒有忘記“文學本位”和“注文”之法。比如錢仲聯(lián)增補集說?！鄂U參軍集注》注釋全用李善體例，陳永正等《山谷詩注續(xù)補》續(xù)補任、史之注，注釋亦依其體例。還有不少整理本將“箋史”與“注文”分工對待，兼舉并重，比如劉開揚《高適詩集編年箋注》中，題解考證寫作時間以及與詩題有關(guān)之事，注文則究明出處、詮釋詞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整理者不僅繼承“注文”傳統(tǒng)，還會進一步批判它、優(yōu)化它、升華它。比如在清蔣清翊《王子安集注》、清馮集梧《樊川詩集注》的前言中，整理者批判了舊注“饾饤破碎”、“拘泥于古人作詩‘無一字無來處’之說”的缺點。再如顧炎武詩極少襲用唐宋以后人語，徐嘉舊注卻往往征引元明詩文，實不可取，所以王冀民《顧亭林詩箋釋》在唐宋及之前文獻中極力索源，并詳其所以用之之故。又如周邦彥詞多用漢魏六朝及唐人詩句，用宋詩者很少，而陳元龍舊注屢以蘇、黃為言，所以羅忼烈《清真集箋注》和孫虹校注薛瑞生訂補《清真集校注》都在箋注周詞出處時下了極大的梳理考稽工夫?？梢?，征引出處就是詩意源流的清晰定位。就最小意義而言，它可以幫助讀者準確理解當下詩意；就最大意義而言，它可以揭示文學傳承的真實脈絡，為文學史研究提供審美層面的扎實證據(jù)。劉德清等《歐陽修詩編年箋注·序言》說的好：“適度引用前人相關(guān)詩句，旨在揭示歐詩創(chuàng)作的文學傳承與淵源所自，偶爾涉及后世詩文，亦旨在說明歐詩影響所及，以展示一代宋詩的形成過程。”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出處之學”才能避免膚淺瑣碎之譏；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注文”之法才是既繼承集部傳統(tǒng)，又融匯現(xiàn)代學術(shù)觀念。
第三，隨文附錄。
隨文附錄是對箋注的補充與總結(jié)。箋注有“箋史”和“注文”兩類，那么隨文附錄也相應有兩種：一是編年與考證，二是集評與鑒賞。在具體操作中，整理者設立了極為繁多的名目。有時功能明確，如“編年”、“本事”、“考辨”、“同唱”；有時則泛泛而稱，如“參考”、“附錄”、“疏解”、“評析”、“說明”、“按”；有時又與箋注混為一體，如“箋”、“箋評”、“箋疏”、“題解”；就古今關(guān)系而言，又有“集評”、“今按”之分。這些有時名同實異、有時名異實同的混亂名目，與集部整理的復雜狀況有關(guān)：比如考證作年，有時需要牽扯眾多史料，有時只從題目或某個句子中就能斷定，那么這個考證既可能是“解題”，也可能是“箋”，也可能是篇幅較長的“附考”；再如探究一首詩的創(chuàng)作意圖，既需要考證史事，也可能利用歷代評論家的某句精辟之語，那么這個探究就既可能是“考辨”，也可能是“評析”，也可能是籠統(tǒng)的“按”，或許還會和“集評”放在一起。所以隨文附錄是隨體賦形的，也是元氣肆虐的。它的充實與否、創(chuàng)新與否，往往成為今人超越古人的重要標準，因為它體現(xiàn)了整理者的學術(shù)野心——從單純的整理邁向綜合的學術(shù)研究。
在編年、考證、集評、鑒賞各方面，兩版叢書提供了不少成功范例。比如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敘論二》總結(jié)了“據(jù)事定點”的六種編年辦法，而此書也堪稱作品編年的典范。再如考證：在箋注之外，整理者常就某一疑難問題專寫一段考證文字。比如龔斌《陶淵明集校箋》第52頁“集說”考證陶侃確為淵明曾祖；薛瑞生《樂章集校注》第173頁“附考”力證柳永名詞《望海潮》非贈孫何而是孫沔。
又如集評和鑒賞：現(xiàn)代整理者越來越多地采用集評形式，有時還展示自己的鑒賞，比如陳書良《姜白石詞箋注》之“評析”，楊景龍《蔣捷詞校注》之“疏解”。不過，也有人對鑒賞頗有微詞。比如廖立《岑嘉州詩箋注·例略》指出：“明、清人注唐詩，或有闡發(fā)詩旨題意者，一己之見或可有助于初學，然各人感知不同，所謂詩無達詁，有心讀者未必愿吃別人咀嚼之饃。故本箋注于本事、年代、背景之外，對題旨則不喋喋，有待讀者生發(fā)也?！睂@個問題，我們需要辯證對待：一方面，“詩無達詁”的確是真理，而且大多數(shù)作品經(jīng)過校注集評之后，其意旨和藝術(shù)特點已昭然若揭，并不需要整理者越俎代庖；但另一方面，的確存在一些作品，即便讀者弄清了所有詞語、典故、本事，也還是難以把握詩歌意旨。比如《詩經(jīng)》、《楚辭》，文辭古奧，語法晦澀，所以程俊英等《詩經(jīng)注析》、金開誠等《屈原集校注》均在題解中分析思想內(nèi)容和藝術(shù)特色，前者尤其做得細膩。再如顧炎武詩，涉及極復雜的時代背景，又喜使事，抑揚吞吐之間常讓人難以琢磨，所以王冀民《顧亭林詩箋釋》在“箋”中常探討詩作寓意、評析詩法特點。又如深婉雅麗、猶若“詩謎”的李商隱詩，劉學鍇等《李商隱詩歌集解》在集評基礎上作“按”語，破其謎，闡其境，極見功力。有時還會在篇內(nèi)逐句串講，其實是經(jīng)部傳統(tǒng)中的“章句”之法在集部文獻整理中的綿延。在面對難度較大、篇幅較長的作品時，這些串講與鑒賞不僅有必要，而且意味著學術(shù)創(chuàng)新——既要繼承傳統(tǒng)批評話語，又要打破其模糊性、感發(fā)性，置換成清晰、科學的現(xiàn)代學術(shù)話語。
總之，箋注和隨文附錄都體現(xiàn)了史學影響、集部傳統(tǒng)以及現(xiàn)代學術(shù)觀念的相互碰撞與融合。三者的共存，對每一方而言都是檢驗和反思，因為任何“過猶不及”的現(xiàn)象都會影響學術(shù)的健康發(fā)展。比如過分強調(diào)“箋史”、考證，就會讓文學研究變得質(zhì)木枯燥；過分強調(diào)“注文”、鑒賞，又會讓審美變得空洞浮華；過分強調(diào)現(xiàn)代學術(shù)觀念，無休止地擴大學術(shù)視野，甚至想以古籍整理的方式去實現(xiàn)“探索傳統(tǒng)文化的演進軌跡與內(nèi)在規(guī)律”的理想，設置“義理箋疏”、“理論批評”等環(huán)節(jié)，可能就會讓基礎研究失去學術(shù)規(guī)范。因此，兼顧史學影響和集部傳統(tǒng)，適當引入現(xiàn)代學術(shù)觀念，應是集部整理工作的正途。
第四，全書附錄。
全書附錄是對全書的整理成果進行補充與總結(jié)。兩版叢書的附錄部分也是內(nèi)容繁多、功能多樣。從大的方面看，可分為辨?zhèn)屋嬝?、資料匯編、篇目索引三部分，其中資料匯編最能體現(xiàn)整理者的學術(shù)觀念。除了傳統(tǒng)集部整理都常附錄的志傳、序跋、題詠唱酬之外，現(xiàn)代整理者最用力的就是傳記評論資料的系統(tǒng)搜集、年譜的精審考訂以及版本源流的梳理。比如吳書蔭等點校《陳與義集》附錄中，評論資料分為“陳與義論詩”、“諸家詠陳與義”、“須溪評點陳與義詩”、“諸家評陳與義”等，詳備清晰，便于使用。再如陳杏珍標校《譚元春集》附錄“明清有關(guān)譚元春和竟陵派的史料輯錄”，麻守中校點《秋笳集》附錄“吳兆騫事跡輯存”、“同時諸家書信輯存”，具有自覺的文學史研究意識。又如俞紹初校點《王粲集》、孫欽善《高適集校注》、狄寶心《元好問詩編年校注》等諸多整理本，都附錄整理者自撰的精審年譜；陳鐵民等《岑參集校注》、儲仲君《劉長卿詩編年箋注》等諸多整理本，都附錄“版本源流考”。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整理本還附錄了價值厚重的論文或札記，比如李嘉言《長江集新校》附錄《賈島交友考》、《賈島詩之淵源及其影響》，項楚《王梵志詩校注》附錄《釋亡名與敦煌文學》、《“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考》，夏承燾《姜白石詞編年箋?！犯戒洝栋资廊烁枨？北怼?、《行實考》，張草紉《納蘭詞箋注》附錄《納蘭性德早年戀情探索》。當然，并不是所有附錄都值得推許。比如有些整理本附錄論文過多且質(zhì)量不甚高，有些還附錄“研究論著目錄”，都顯累贅。
第五，前言。
在集部整理傳統(tǒng)中，卷首通常會有序言或凡例。兩版叢書中的整理本也大多遵循此例，只不過序言往往改稱“前言”（或稱“出版說明”、“代序”）。它通常分為三部分：生平介紹，創(chuàng)作分析，整理概述。
在生平介紹中，整理者通常結(jié)合創(chuàng)作而敘述經(jīng)歷，尤以分期敘述為佳，比如王蘧常輯注吳丕績標?！额櫷ち衷娂瘏R注·前言》描述顧炎武生平三階段，宛敏灝《張孝祥詞校箋·前言》分九段詳述張孝祥生平與創(chuàng)作。有時前言會對一些重要事跡進行考述，彰顯史學功力。比如項楚《王梵志詩校注·前言》考述王梵志身世之謎；金開誠等《屈原集校注·前言》考述屈原之生年、政績；薛瑞生《樂章集校注·前言》考辨柳永生卒年及游蹤；辛更儒《劉克莊集箋?！肪硎孜目急鎰⒖饲f晚年依附賈似道之事。
在創(chuàng)作分析中，整理者又化身為文學批評家，或全面論定，或強調(diào)一點，往往能補文學史之未足，開辟新的學術(shù)思路。比如有的前言求全求詳，給讀者提供作家創(chuàng)作的完整風貌，避免一葉障目，如劉德權(quán)點?！逗榱良芬来握撈鋵W術(shù)、散文、駢文、詩、詩話、詞。有時讀者對作家及其時代不甚熟悉，比如金元作家，前言尤須繁詳才能激發(fā)學術(shù)新興趣。再如有的前言善于比較分析，達到對作家特點的更深刻把握，如陶敏等《韋應物集校注·前言》比較陶、韋差異，并指出韋詩對張籍、王建乃至南宋范成大詩的影響；吳孟復標點《劉大櫆集·前言》論桐城三祖的文風文法差異。此外，邵海清校李夢生箋《忠雅堂集校箋·前言》指出蔣士銓樂府詩“提供了十八世紀中葉北京社會風俗的巨幅畫卷”；陶敏等《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前言》論述二人在律體定型方面貢獻之外的成就；卞孝萱校訂《劉禹錫集·前言》論述劉禹錫的文學思想如“體變”、“取境”等；這些看法，都是整理者在艱苦的整理工作中琢磨出來的，是最經(jīng)得起推敲的學術(shù)選題，值得引起重視。
最后，在整理概述中，整理者又變成文獻學家和學術(shù)史家，或評判舊本得失，或描述學界整理現(xiàn)狀，或敘述本書整理經(jīng)過。比如李善注《文選》的出版說明是很精當?shù)臅u，而錢仲聯(lián)《韓昌黎詩系年集釋·前言》也會歷數(shù)舊本舊注的得失。再如劉真?zhèn)惖取俄n愈文集匯校箋注·前言》分析韓愈集文本研究現(xiàn)狀及其存在的問題；劉德清等《歐陽修詩編年箋注·序言》評價當代各種校本、注本、選本的成績與不足；這些都是在描述學界現(xiàn)狀。又如冒廣生補箋冒懷辛整理《后山詩注補箋·前言》介紹本書寫作、修訂經(jīng)過；朱東潤《梅堯臣集編年校注·前言》自敘整理經(jīng)過；許逸民《徐陵集校箋·前言》自敘選題理由；這些概述既保存了珍貴的學術(shù)史事跡，也常含有治學方法層面的啟迪。
總之，前言是全書整理成果的論定與升華，最難平允。它需要良史之才，也需要文人之筆；需要有可讀性，但也不宜寫成傳記或隨筆；需要深度和新意，但又不能寫成專論；需要細節(jié)佐證，但又不能失去全盤把握；需要清晰的結(jié)構(gòu)和規(guī)范的體制，但又不能失去靈活性。抱著這些苛刻的標準去看待錢仲聯(lián)、夏承燾、錢伯城、徐朔方、李嘉言等老一輩學者寫的前言，我們不得不佩服其公允、精當、適宜。
綜上所述，集部整理的最高法則應該是整體工穩(wěn)和局部應變。第一，整體工穩(wěn)意味著集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學術(shù)觀念之間的平衡與互補，而在繼承發(fā)展集部傳統(tǒng)之時，史學影響也需要恰當處理。第二，整體工穩(wěn)意味著整理本各部分的各司其職、呼應互動。比如前言應以勾勒、論斷為主，詳細例證可以丟給箋注或附錄，整理細則可丟給凡例；箋注、編年、年譜之間應相互配合，互有詳略。第三，整體工穩(wěn)還意味著較為規(guī)范的體例。比如?？奔殑t，應以中華版為基準；校記應該單列，題解（含編年）、注釋、集評、考證、鑒賞最好能分判清楚，名目上也可以嚴謹準確一些，比如“箋”字有時可不用，避免混亂；書末資料匯編可徑分為“傳記資料”、“評論資料”、“版本目錄資料”等，可不使用“志傳”、“哀祭”等傳統(tǒng)名目，避免混亂。第四，局部應變意味著以上一切為了工穩(wěn)而設立的原則、體例，都可以在細節(jié)上作各種變通，比如編年方式、附錄多寡、俗字處理等等?？傊?，集部整理工作需要均衡的理性和恰當?shù)牟徘椤?/span>要想達到這個境界，沒有完備的方法可遵循，只能積累經(jīng)驗、不懈完善。老一輩學者如錢仲聯(lián)、夏承燾、朱金城等先生，當代學者如陶敏、徐培均、劉學鍇、余恕誠、陳鐵民、許逸民、薛瑞生、謝思煒等先生，都不僅出版過多部權(quán)威整理本，而且注重體例的完善與學術(shù)的創(chuàng)新。他們的著作應該成為今后集部整理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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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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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安慶師范學院學報》201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