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與黃庭堅這兩位宋代文苑巨子的友誼，始自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時蘇軾在湖州太守孫覺處見到黃庭堅詩文后嘆賞稱譽，熙寧十年（1077）在濟南李常處又對黃氏詩文再次推許褒揚。元豐元年（1078）春末夏初，蘇軾接到黃庭堅投寄的書信與贈詩，并于秋初作答，二人定交。此后，他們詩文唱和，翰墨往還，但直到元豐八年（1085）尚未見面。
京師初晤與翱翔館閣
蘇軾與黃庭堅于元豐八年秋初冬末先后相繼入京，然是年尚未面晤。至元祐元年（1086）初，這對相知相慕、朝思暮想、心神兩契的詩星至友，終于盼到了展晤之期。關(guān)于蘇黃初晤的準切時間，稽查諸書，均無確載，蘇黃集中亦未明示。檢《蘇軾文集》卷十九有《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其云：
洗之礪，發(fā)金鐵。琢而泓，堅密澤。
郡洮岷，至中國。棄矛劍，參筆墨。
歲丙寅，斗東北。歸予者，黃魯直。
銘文寫石硯的打制、質(zhì)地、產(chǎn)區(qū)、用途以及贈者、時間。其中"歲丙寅，斗東北"二句乃記贈硯年月。"丙寅"即哲宗元祐元年，無須贅言。"斗東北"則為時月。古人以北斗星方向的轉(zhuǎn)換代指季節(jié)?！尔i冠子·環(huán)流》云："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東北"（一作"斗南北"，是則非夏即冬，無確指性，疑為后人臆改，俟考）則言斗柄由北向東漸轉(zhuǎn)之象，此正是冬末春初態(tài)勢。由此可知黃庭堅贈硯蘇軾乃在元祐元年初春季節(jié)。蘇軾另有《題憩寂圖詩并魯直跋》云："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為柳仲遠作《松石圖》……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蜓裕鹤诱安划斈坎畷r為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lǐng)，便是詩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魯直書。"（《蘇軾文集》卷68）是日眾人作畫題詩，而庭堅身與其間，議論并題書，則至晚此日已拜晤蘇公，抑或即此日贈硯。又考山谷晚年《跋子瞻木詩》謂"及元祐中，乃拜子瞻于都下"（《山谷題跋》卷2，叢書集成初編本，下引此本不另注）；《題東坡像》又云"元祐之初吾見東坡于銀臺之東"（《山谷別集》卷10）；可知蘇黃始晤于元祐元年春初，此正與蘇銘所記相合。《蘇詩總案》將"黃庭堅始拜公都下"系于元祐元年正月條下，雖未言依據(jù)，而大體不差。順便指出，古柏《蘇東坡年譜》云正月"八日黃庭堅拜于東坡門下為學生"乃由《總案》刪節(jié)推衍而來，恐非確實，難以為據(jù)。綜上資料可以推知黃庭堅于元祐元年春初首次拜晤蘇軾，并贈之以洮河石觀，終于實現(xiàn)了十數(shù)年來的夙愿。蘇軾自熙寧五年（1072）于孫覺處聞知黃庭堅，至此首尾十五載始得相見，而黃庭堅從元豐元年（1078）投書蘇軾，于今九度春秋，方得拜晤。從此，蘇黃步入了終生最為快意的一段翰墨友誼生活。
蘇軾自黃州貶所起知登州，"到州五日而召以省郎，到省半月而擢為右史"（《辭免中書舍人狀》、《蘇軾文集》卷23），元祐元年三月遷中書舍人，八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直遷內(nèi)制，視草西垣，至元祐四年三月十六日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于四月下旬離京赴任，前后在朝不足三年半，這是蘇軾入仕以來最為顯達的時期。而黃庭堅自元豐八年秋初至京任校書郎，直止元祐六年夏末丁母憂扶柩歸里居喪，立朝六載，官至起居舍人、著作佐郎，亦是仕宦鼎盛期。蘇黃在京供職相處三年有余，政暇雅集，講道論藝，酬唱贈答，切磋詩文，鑒書賞畫，大暢平生師友之情。據(jù)今傳蘇、黃詩注不完全統(tǒng)計，其間唱和幾達百篇之多，全都情調(diào)高雅，意味雋永，情趣相似，且主題意外地集中、統(tǒng)一，幾乎全是圍繞友誼和林泉志趣。如元祐元年春，庭堅作《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答六言二首》，蘇軾有《和黃魯直燒香二首》，又有《再和二首》、《有聞帳中香以為熬蝎者戲用前韻二首》。贈香、燒香本瑣事、細事，乃至庸事，何為唱和再三不止？玩繹諸篇，則見多以佛典禪宗珠發(fā)妙語，傳達出世之思，既含機鋒，又富諧趣，正如黃詩所言"九衢塵里偷閑"，"深禪相對同參"，表現(xiàn)出心神兩契的非凡友誼。又如蘇軾作《送楊孟容》，且"自謂效黃魯直體"，而山谷有次韻《子瞻詩句妙一世……》表示遜謝；黃有《雙井茶送子瞻》，蘇作《次韻為謝》；蘇為《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三首》，黃皆次其韻……蘇黃唱和，既交流了情感，實現(xiàn)了心靈的勾通，增進了友誼，同時又開始倡導一種新文風，故有"元祐文章，世稱蘇黃"（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49）之說。
元祐元年十一月，蘇軾上《試館職策問》，"御筆點用"（《蘇軾文集》卷27《辯試館職策問札子》），是月二十九日主持學士院考試，黃庭堅、張耒、晁補之等并擢館職。次年正月，庭堅除著作祐佐郎。至夏秋間，蘇軾、黃庭堅等人英集王詵西園，李伯時圖而畫之，東坡"烏帽黃道服，提筆而書"，山谷"團巾繭衣，手秉焦 而熟視"，補之"披巾青服，扶肩而立"，米元章稱"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西園雅集圖記》）。至冬，上《舉黃庭堅自代狀》云："蒙恩除臣翰林學士，伏見某官黃某，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瑋之文妙絕當世，舉以自代，實允公議"（《蘇軾文集》卷24），舉狀對黃氏的品德與文學給予高度評價，其對黃庭堅的推舉已是無以復(fù)加，至成趙挺之彈劾蘇軾的口實。
元祐三年正月，蘇軾領(lǐng)貢舉事，辟黃庭堅等人為參詳官（《山谷題跋》卷8《題太學試院》），同鎖試院，考試進士。據(jù)蘇軾《書試院中詩》云："三月初，考校即畢，待諸廳參，主數(shù)往詣伯時"，同觀李伯時畫馬并賦試，而"黃魯直詩先成，遂得之"（《蘇軾文集》卷68），黃詩《觀伯時畫馬禮部試院作》尾云："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著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不僅含有贊賞李畫、追隨東坡之意，而且坦露了向往自然之懷。蘇軾《次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中有"十年髀肉磨欲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芋魁歸飯豆"，謙謝之余，亦納歸隱雅意。榜出，李廌落第，蘇軾有《余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領(lǐng)貢舉事，而李不得第，愧甚，作詩送之》，庭堅作《次韻子瞻送李豸》；三月十四日，蘇黃等人同游金明池，黃庭堅有《次韻宋茂宗……》詩，蘇軾作《和宋肇游西池次韻》篇；夏間，東坡叔丈王宣義致書求紅帶，軾"既以遺之，且作詩為戲，請黃魯直、秦少游各為賦一首"；秋末、蘇軾作《送錢穆父出守越州絕句二首》，謂"我恨今猶在泥滓，勸君莫棹酒船回"；庭堅《次韻子瞻送穆父二絕》，亦有"謫官猶得住蓬萊"之句；冬季，庭堅作《嘲小德》言子相之可愛，蘇軾有《次韻黃魯直嘲小德》，又于題中注云："小德，魯直子，其母微，故其詩云'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且以"名駒已汗血，老蚌空泥沙"嘆賞，悅同山谷。暮冬，庭堅有《擬省題歲寒知松柏》詩詠松自寓，"心藏后雕節(jié)，歲有大寒知"，蘇作《和黃魯直效進士》亦云"炎涼徒自變，茂悅兩相知"，神契可見。
是年三月，蘇軾因臺諫攻擊不已，接連上札以疾乞郡，不許，又上《乞罷學士除閑慢差遣札子》云："頃自登州召還，至備員中書舍人以前，初無人言，只從參議役法，及蒙擢為學士后，便為朱光庭、王嚴叟、賈易、韓川、趙挺之等攻擊不已，以致羅織語言，巧加醞釀，謂之誹謗"，"蓋緣臣賦性剛拙，議論不隨，而寵祿過分，地勢侵迫"，"臣只欲堅乞一郡……得歸丘壑，以養(yǎng)余年，其甘如薺。今既未許請郡，……乞解罷學士，除臣一京師閑慢差遣，……庶免眾人側(cè)目，可以少安"（《蘇軾文集》卷28），札上不許，而寵遇益厚。九、十月間，群小交攻不已，讒謗日至，故又連札請郡，其十月十七日《乞郡札子》云："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jiān)本州德安鎮(zhèn)。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于本鎮(zhèn)行市易法，而庭堅以鎮(zhèn)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后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實對眾言，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貼黃又云："臣所舉自代人黃庭堅……皆誣以過惡，了無事實。"（見《蘇軾文集》卷29）。札中點明了臺諫交攻的根由，亦談及黃庭堅由此而受到攻擊和株連。
元祐四年春，黃庭堅過訪蘇軾，蘇軾得黃庭堅承宴墨半挺，至三月四日蘇軾書《記奪魯直墨》云："黃魯直學吾書，輒以書名于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常攜古錦囊，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宴墨半挺。魯直甚惜之，曰：'群兒賤家雞，嗜野鶩'，遂奪之，此墨是也。"（《蘇軾文集》卷70）山谷之言正嘆蘇軾不同流俗。三月十六日，蘇軾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至四月離京時往別文彥博，文氏囑其"至杭少作詩，恐為不相喜者誣謗"（《總案》引《明道雜志》）。自此，蘇黃結(jié)束了終生難忘的京師歡聚，唱和迭入波谷。任淵謂"山谷在京師多與東坡唱和，四年夏，東坡出知杭州，遂無詩伴，而山谷常苦眩冒，多在史局，又多侍母夫人醫(yī)藥，至六年六月遂丁家艱，故此數(shù)年之間作詩絕少"（《<山谷詩集注>目錄》）。
元祐六年三月，蘇軾被召入朝任翰林學士知制誥，五月底抵京，繼遭洛黨攻擊，八月出知穎州，次年二月改知揚州，八月又以兵部尚書召還，旋遷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守禮部尚書。元 八年九月，哲宗親政后，蘇軾出知定州，永別京城。此間，黃庭堅于元祐六年三月因完成《神宗實錄》而遷起居舍人，六月丁母憂扶柩歸里，與蘇軾失之交臂，其后居喪在家，至元 八年七月除編修官，九月服除，知政局有變，故上章辭免。總之，元祐后期，蘇黃直接的接觸極少。
蘇黃友誼的深化：彭蠡訣別與挽歌湖海
哲宗紹圣元年（1094），黨爭加劇，蘇軾于去年因受洛黨攻擊而出知定州，今年閏四月又以所謂"譏斥先朝"罪，落職追官，貶謫英州，"火急治裝，星夜就道"（《蘇軾文集》卷37《赴英州乞舟行狀》），未至任所，六月再貶惠州，又責授寧遠軍節(jié)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十月初抵惠州。是歲，黃庭堅繼去年辭免編修官居家待命，夏初始除知宣州，未抵任，旋改鄂州，尚未到官，臺諫指責所修《神宗實錄》"多誣"，史禍發(fā)生，朝廷于六月命"新知鄂州黃庭堅管勾亳州明道宮"，且令赴京畿勘問，十一月至陳留。蘇軾舟赴惠州，而黃庭堅離家就任，二人七月中旬相遇彭蠡，"相會三日"（黃庭堅《與佛印書》），故后來山谷《題東坡像》云："紹圣之元，吾見東坡與彭蠡之上"（《山谷別集》卷10）。其間，蘇軾為庭堅作《黃魯直銅雀硯銘》（見《蘇軾文集》卷19），據(jù)黃 《黃山谷年譜》言，蘇軾"親筆刻硯上"，且有款識"紹圣元年七月十三東坡居士書"。次年，蘇軾《與黃魯直書》有"承中途相見，尊候甚安"語，即指此事。蘇黃此次接晤彭蠡，遂成訣別，這是兩位文壇巨子所始料未及的，加之政局多變，行色匆匆，蘇、黃集中竟無唱和蹤跡。
蘇、黃離別彭蠡，各奔南北。蘇軾十月初抵惠州貶所，至紹圣四年（1097）四月再貶海南，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今海南島）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六月渡海，三年后方得內(nèi)遷。而黃庭堅十一月抵京畿陳留，勘問結(jié)束，以"誣毀"先朝罪于十二月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次年四月至黔；元符元年又移戎州安置，蘇軾內(nèi)遷時，庭堅亦復(fù)宣德郎，監(jiān)鄂州在城鹽稅。這一時期，蘇黃貶居兩地，間隔千里，而相互縈懷，或書信往來，或題跋字畫，或追和舊作，友情似海，稱頌不已，斑斑見諸集中。
紹圣二年（1095）正月，徐彥和持黃庭堅永思堂所跋《遠近景圖》、《北齊校書圖》、《右軍斫檜圖》三畫謁見蘇軾，軾再跋之，發(fā)明山谷之意。四月，蘇軾作《桄榔杖寄張文潛》詩，題云："時初聞黃魯直遷黔南"，中有"身隨殘夢兩茫茫"、"遙知魯國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句，表示對文潛、魯直的稱嘆和懷念。其《答張文潛》書又說，聞"魯直遠貶，為之凄然"。山谷赴黔途中傳書蘇軾，十二月，東坡作答：
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途相見，尊候甚安。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如？風土何似？或云大率似長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惠州已久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也。聞行囊無一錢，途中頗有知義者，能相濟否？某雖未至此，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須預(yù)慮?！艚^，書問難繼，惟倍祝保愛。不宣。 --《蘇軾文集》卷52
其惦記、體貼、關(guān)心、安慰與勉勵之深情，溢于言表。紹圣三年（1096），蘇軾侄婿王庠欲問學山谷，遣人求東坡作薦書，蘇軾"嘉其有奇志，故為作書"，信中陳述了作書緣由。且言王郎"文行皆超然，筆力有余，出語不凡，可收為吾黨也"，又云其"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為親，又欲往求。黃魯直，其窮殆未易量也"（《蘇軾文集》卷52），推引同道，尤見神契。蘇軾有《跋山谷草書》（見《蘇軾文集》卷69）記曇秀持山谷草書一軸來見，而東坡作跋稱之。是年，黃庭堅亦有《跋秦氏所置法帖》，中云"東坡居士出于眉山。震輝中州，蔚為翰墨之冠"（《山谷題跋》卷1），推重欽佩，可見一斑。
元符元年（1098），已是蘇軾謫居海南的的第二年，是歲重九，黃庭堅在戎州與諸人游無等院，觀甘泉繞井，"見東坡老人題字，低回其下，久之不能去"（《黃山谷年譜》卷37），想到生活在天涯海角的老人，擔心、記掛、思念、不平、憤懣等復(fù)雜的情緒交織一起，心情無比沉重。次年，黃庭堅在戎州發(fā)現(xiàn)了多年前蘇軾寫給叔丈王慶源的一封信，尚未為人珍視，山谷異常痛惜，故題其后云："東坡道人書尺，字字可珍，委頓人家蛛絲煤尾敗篋中，數(shù)十年后，當有并金懸購者"（《山谷題跋》卷7）《題子瞻與王宣義書后》。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太后向氏聽政，舊黨遭受迫害的局面稍有改觀。蘇軾五月內(nèi)遷移廉州安置，黃庭堅復(fù)宣義郎，監(jiān)鄂州鹽稅。時蘇軾《答秦觀書》謂"魯直云，宣義監(jiān)鄂酒"，知山谷曾作書東坡。黃庭堅于秋季在青神作有《和東坡送仲天貺王元直六言韻》，其自序云："王元直惠示東坡先生與景文老將唱和六言十篇，感今懷昔，似聞東坡已渡瘴海"，顯見懷念之情。
建中靖國元年（1101）皇太后去世，徽宗親政并改元。蘇軾于去年十一月得旨復(fù)"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在外州郡任便居住"（見《謝表》），而黃庭堅亦離戎東歸。是歲正月，庭堅有《書王周彥東坡貼》云：
東坡云："大字難于結(jié)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余"，此確論也。余嘗申之曰：結(jié)密而無間，《瘞鶴銘》近之；寬綽而有余，《蘭亭》近之；若以篆文說之，大字如李斯繹山碑，小字如先秦古器科斗文字。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則傲也?！ㄖ芯竾暾乱矣蠒?。
--《山谷題跋》卷9
可見其對東坡先生的欽服、崇敬。四月間，山谷至荊州，在承天寺觀閱東坡和陶詩卷，"嘆息彌日，作小詩題其后"（山谷自序）：
東坡謫嶺南，時宰欲殺之。
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
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
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
--《跋子瞻和陶詩》、《詩注》卷17
詩中飽含義憤不平、理解同情和對品格情操的高度贊揚。五月間，黃庭堅與王霖等人同觀蘇軾墨寶于沙市舟中，作《題東坡字后》云："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并回憶"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粗，書遍乃已"，且謂"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山谷題跋》卷5）。至七夕，黃庭堅在荊州"次東坡七夕韻"作《鵲橋仙》，起句云"八年不見"（自彭蠡分別至是首尾八年），結(jié)尾又謂"百錢端欲問君平，早晚具、歸田小舫。"又有《病起荊州亭即事十首》，其七專為東坡而發(fā)：
文章韓杜無遣恨，草詔陸贄傾諸公。
玉堂端要直學士，須得儋州禿鬢翁。
作者哪里料想得到，其詩成不久，蘇軾于七月二十八日仙逝。黃庭堅失卻了這位終生欽服的良師益友，心中無限悲痛，懸像室中，奉之終身。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劉德權(quán)、李劍雄點校本，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載，"趙肯堂親見晚年懸東坡相于室中，每早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蛞酝瑫r聲名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敘哉！'"
蘇軾人歸道山之后，黃庭堅用筆表達著沉痛的哀思和深切的懷念，同時也竭盡全力發(fā)揚光大蘇軾的文化思想，僅崇寧元年（1102）中，此類文字就達二十余篇。是年初夏，其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去年失秦少游，又失東坡公，今年又失陳履常，余意文星已宵墜矣！"（《山谷別集》卷20《簡雜》）且言"至太平且遣人往祭之"（指蘇軾）。五月，在赴任太平途中，經(jīng)江州湖口時，李正臣持蘇軾去年四月所作次韻《壺中九華詩》來見，山谷見詩懷人，感慨萬端。蘇軾所喜歡的"異石九峰"已為人取走，"石既不可復(fù)見，東坡亦下世矣！感嘆不足，因次前韻"，詩有"能回趙璧人安在？已入南柯夢不通"之句，筆重情深，摧人淚下。六月中旬，在太平看到蘇軾所畫墨竹，睹畫懷人，遂作《書東坡畫郭功父壁上墨竹》詩："郭家髹屏見生竹，惜哉不見人如玉。凌勵中原草木春，歲晚一棋終玉局。巨鰲首戴蓬萊山，今在瓊房第幾間？"庭堅至太平領(lǐng)州事，九日而罷，"即日解船至江口"，于江州紫極宮見蘇軾元豐七年所和李白詩，遂《次蘇子瞻和李太白潯陽紫極宮感秋詩韻追懷太白子瞻》，云"不見兩謫仙，長懷倚修竹"，"往者如可作，抱被來同宿"。九月抵鄂州（今湖北武漢），遂流寓此地，寫了《追和東坡題李亮功歸來圖》稱揚子瞻古雅之風，又有《武昌松風閣》詩悼念"東坡道人已沉泉"。
是年幕秋，張耒以房州別駕黃州安置來到蘇軾曾經(jīng)謫居的黃州，這里與武昌隔江相對，庭堅與張耒多相過從，舊友重逢，感嘆今昔，唱和詩篇，山谷寫了《次韻文潛》、《和文潛舟中所題》、《次韻文潛立春日三絕句》等："年來鬼崇覆三豪，詞林根柢頗動搖。天生大材競何用？只與千古拜圖象"、"經(jīng)行東坡眠食地，拂試寶墨生楚愴"；"信矣江山美，懷哉譴逐魂"；"眇然今日望歐梅，已發(fā)黃州首更回"、"傳得黃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其對故人的懷念深情溢于字里行間。
次年，黃庭堅在鄂州寫了《夢中和觴字韻》詩，其序云："崇寧二年正月已丑夢東坡先生于寒溪西山之間，予誦《寄元明觴字韻》詩數(shù)篇，東坡笑曰：'公詩更進于曩時。'因和予一篇，語意清奇。予擊節(jié)稱嘆，東坡亦自喜。于九曲嶺道中連誦數(shù)過，遂得之"，其因思成夢，而夢中猶在論道賦詩，神契之篤可見。是年十一月，黃庭堅被除名羈管宜州，歲末自鄂州赴貶所，次年春經(jīng)衡州，于花光寺見蘇軾、秦觀詩卷，作詩悼友，題云："花光仲仁出蘇、秦詩卷，思兩國士不可復(fù)見，開卷絕嘆，因花光為我作梅數(shù)枝及畫煙外遠山，追少游韻記卷未"，詩謂："長眠桔洲風雨寒，今日梅開向誰好？何況東坡成古丘，不復(fù)龍蛇看揮掃"，"嘆息斯人不可見，喜我未學霜前草。"
崇寧四年（1105）是黃庭堅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年，五月間《題東坡小字兩軸卷尾》云："此一卷多東坡平時得意語，又是醉困已過后書，用李北海、徐季海法，雖有筆不到處，亦韻勝也。軒轅彌明不解世俗書而無一字，東坡先生不解世俗書而翰墨滿世，此兩賢，隱見雖不同，要是魁偉非常人也。王右軍書妙天下，而庾稚初不信，況單見淺聞又未嘗承其言論風旨者乎！刺譏嗤點蓋其所也。崇寧四年五月丙午觀于宜州南樓"（《山谷題跋》卷5）。九月三十日，黃庭堅闔然長逝。但蘇黃友誼并未就此終結(jié)，而是繼續(xù)影響著一代乃至數(shù)代優(yōu)秀正直的文人學子，在中國古代文化史上產(chǎn)生著不容低估的積極影響。
蘇黃一為天賦型全才，一為勤苦型通才，二人均博學多識，思力果銳，于詩文詞賦、書畫哲思都堪稱名家巨匠，他們本身就具備著很強的影響力，其友誼又使這種影響力大為擴張，從而自然地形成了以蘇黃為中心的強勁凝聚力和推動力，促進著宋代文化的發(fā)展，給宋代文化帶來了繁榮與生機。明代宋濂曾謂："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竟以已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后，詩人迭后，或波瀾富而句律疏，或鍛煉精而性情遠，大抵不出于二家，觀于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宋學士文集》卷二十八《答張秀才論詩書》）正從一個角度指出了蘇黃友誼對宋詩發(fā)展產(chǎn)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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