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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玉麒:脫靴的高力士 ——一個文學(xué)配角的形成史

[摘要]  高力士形象作為李白傳說故事的配角而廣為后世所接受,他以宦官的身份站在文人入仕的對立面上成為反面角色,這與歷史記載中的高力士品格有較大的不同。本文從李白詩歌的接受史和民眾文化觀念形成史的角度分析這一關(guān)系在歷史與文學(xué)中的發(fā)展軌跡。通過分析脫靴故事在唐朝的形成歷史,指出其“層累地造史”的虛構(gòu)性;進而分析其生成的歷史根源,認(rèn)為一是中晚唐時代的文人選擇了李白作為自由精神的代表,二是宦官專權(quán)的社會現(xiàn)狀促使高力士形象走向反面,在確立對立面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中,形成了志士傲視權(quán)貴、閹豎乘間進讒的傳說模式。在后世的戲曲、小說再創(chuàng)造中,順應(yīng)時代的審美潮流,作為主角的李白形象不斷得到抬升,而高力士卻始終定位在一個社會階層的縮影上,充當(dāng)著萬劫不復(fù)的反面人物。



小引


南宋理宗寶祐四年(1256),是盛唐的詩人李白(701-762)去世將近五百年的時候,太平州(今安徽當(dāng)涂)的知州牟子才在李白的終老之地從事他作為父母官本職的文化建設(shè):修葺李白祠堂,親自撰寫《重建李白祠記》;同時又出于個人言志的目的,畫了高力士為李白脫靴的圖景,題贊刻石。二者的拓本很快傳到了臨安都城權(quán)傾朝野的宦官董宋臣手中,宋臣大怒,持拓本哭訴于理宗,又唆使御史誣劾牟子才在太平州以請客宴會和饋送禮品的手段拉攏結(jié)黨,牟子才因之受到降兩官的處分。一樁充滿風(fēng)雅情趣的地方精神文明建設(shè)最終帶來當(dāng)事人切身的災(zāi)難,對于這位在三十三年前就以進士對策痛詆權(quán)相史彌遠的直臣來說,顯然是始料不及。


作為其引發(fā)因素的《脫靴圖》,實際上出自一個前朝的傳說,而因為這樣的傳說流行,歷史的舞臺真正搬演了一場奸佞陷害忠良的悲劇,高力士的名字也從此在隔代的《宋史》上再度鐫刻。——這顯然只不過是一次具有很大偶然性的歷史事件,但其包含的豐富的文化意蘊卻不容忽視。它表明有關(guān)高力士與李太白的對立在當(dāng)時已是家喻戶曉的事實,隱含其中的志士與宦官的斗爭,成了對中國政治社會的黑暗面進行批判的典故。因此,雖然高力士的研究成為近年唐史學(xué)界比較重要的論題,但他的知名卻無疑是因為脫靴傳說中的反面角色而成就。


脫靴傳說的真實性,在近年也得到關(guān)注。但是作為傳說產(chǎn)生的背景及其在后世豐富的衍生情節(jié),以及蘊涵的李白接受史內(nèi)容,似尚未得到充分的展開。以配角高力士為中心、從李白詩歌的接受和民眾文化觀念形成史的角度分析這一傳說,便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高力士的歷史形象


作為一個歷史故事,脫靴故事的完整概括是:詩人李白在玄宗朝被召入宮中,曾經(jīng)借著酒興驅(qū)使得寵的大太監(jiān)高力士為他脫靴,因而受到高力士的讒毀,最終被放還。在很長時間的李白生平介紹中,尤其是當(dāng)正史的兩《唐書·李白傳》作了記載之后,這段故事的真實性似乎毋庸置疑。它不僅像我們在牟子才事件中所見到的那樣為社會所接受,而且在學(xué)者的考證中也是作為信史來看待的。以下的數(shù)則記載正是這種在嚴(yán)肅的考證中認(rèn)定故事真實性的例子: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短剖贰费愿吡κ恳悦撗閻u,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載婦人淫亂敗國,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庇衷疲骸版Ъ簻缂q,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毐亦淫荒。螮蝀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庇栉洞嗽姡M非貴妃與祿山淫亂,而白曾發(fā)其奸乎?不然,則“飛燕在昭陽”之句,何足深怨也?   ——[宋]洪邁《容齋隨筆》卷三


太白在翰林,代草王言。然性嗜酒,多沉飲,有時召令撰述,方在醉中,不可待,左右以水沃面,稍解。即令秉筆,頃之而成。帝甚才之,數(shù)侍宴飲。因沉醉引足令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因摘其詩句以激太真妃。帝三欲官白,妃輒沮之。   ——[清]王琦《李太白文集》附《年譜》“天寶三載”下


唐人韋叡的《松窗錄》紀(jì)載高力士以脫靴為深恥,挑撥楊玉環(huán),說李白在《清平調(diào)詞》中“以(趙)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因而使李白失掉了楊玉環(huán)的歡心。唐玄宗曾經(jīng)三次想授李白以官職,便被楊玉環(huán)阻撓了三次。這件逸事,宋人樂史在《李翰林別集序》里也敘述到,進讒的手法也相當(dāng)“巧”,不會是虛構(gòu)的小說。高力士也是讒毀者之一人,完全可以肯定。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李白在政治活動中的第一次大失敗”


天寶元年,李白因受到友人的推薦,被召入京。唐玄宗給了他一個供奉翰林的閑職。在將近三年的長安生活中,他目睹朝政的黑暗,漸漸與朝廷發(fā)生矛盾,終于因宦官高力士、駙馬張垍和楊貴妃等人的讒毀,被迫離開長安,開始了新的漫游。   ——《李白詩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2月)“前言”


高力士因其太監(jiān)的身份和在這一故事中的不光彩角色,無疑在后人的認(rèn)識中被貼上了專權(quán)奸佞、陷害忠良的歷史標(biāo)簽。

油畫《高力士》


但實際去搜尋歷史記載中的高力士,則很快會發(fā)現(xiàn),大量的資料描述了一個品格指向完全不同的高力士,綜合正史及碑傳史料,可以概括出的高力士形象是:


高力士(684-762)原名馮元一,潘州(今廣東高州)人,武則天長壽二年(693),其父潘州刺史馮君衡在酷吏誣告的嶺南流人謀反罪一案中也以“矯誣罪”被籍沒其家,年滿十歲的馮元一被官府鎖拿為奴,遭閹割之刑。圣歷元年(698)他被嶺南討擊使李千里改名力士,進奉于宮中。后因犯過失,被笞出禁中,由宦官高福收為養(yǎng)子,改姓為高。高福出自武三思家,因此高力士不久再度被召入禁中,受到武則天的器重,授以宮闈丞。在唐玄宗爭奪帝位的兩次重要政變中,高力士傾心效力,以其驍勇而成為玄宗嗣位的功臣,此后便竭忠報效,在開元天寶年間獲得“恩遇特崇”的地位。以至當(dāng)朝大臣,無不與之接納。“安史之亂”后,高力士始終以家奴身份伺奉玄宗,直到遭讒貶流巫州。寶應(yīng)元年(762),七十九歲的高力士遇赦還京,途中聽說玄、肅二宗去世的消息,哀慟而終,結(jié)束了他忠于唐室的一生。


有關(guān)高力士的品格,碑傳史料如張說《贈廣州大都督馮府君神道碑銘》、《唐故高內(nèi)侍碑》、《馮潘州墓志銘》,孫翌《高延福墓志》,潘炎《高力士神道碑》、《高力士墓志銘》等,均贊其事君之美與事親之孝,其中雖不無阿諛,但敘述其早年流離而與母“驗七星于子心,認(rèn)雙環(huán)于母臂”的辛酸重逢,晚年因聞二帝消息而“絕漿七日,毀不能哭,銜哀而絕”,也還是比較實錄地反映了作為個人存在的高力士忠孝的品行。在正史記載中,《舊唐書》本傳“力士謹(jǐn)慎無大過,然自宇文融已下,用權(quán)相噬,以紊朝綱,皆力士之由。又與時消息,觀其勢候,雖至親愛,臨覆敗皆不之救。”系最重的指責(zé),無非指出經(jīng)他引薦的將相中有后來成為誤國奸佞、以及他在政事中明哲保身的特點。但綜觀本傳及他傳的互見,其親近賢臣、明察奸佞的品德似乎更占主要方面。如《舊唐書》卷九七《張說傳》載宇文融勾結(jié)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張說引術(shù)士夜解及受贓等狀,遭到鞫問,高力士在奉詔巡視之后,回奏:“說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罰憂懼之甚?!庇诌M言:“說曾為侍讀,又于國有功?!睆亩騽恿诵冢箯堈f免遭重譴?!杜f唐書》本傳記天寶十三載楊國忠兩次發(fā)兵征討南詔而全軍覆沒,死者近二十萬,群臣懾于他的淫威,無人敢言。但當(dāng)唐玄宗受到蒙蔽之后發(fā)出“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fù)何憂”時,高力士卻尖銳地指出:“臣聞云南數(shù)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fā),不可復(fù)救,何得謂無憂也?”凡此均可顯現(xiàn)其在承擔(dān)歷史的責(zé)任、作為社會的存在時,個人品節(jié)仍頗不虧的特點。


總之,從這些歷史記載中,很難概括出高力士作為奸佞當(dāng)政的品格,因此也無法從中找到可以支持“脫靴故事”中高力士形象的歷史依據(jù)。代表新的批評觀點的葛承雍先生《重評高力士》一文,從高力士在開元天寶年間的具體表現(xiàn)和當(dāng)時宦官所處的地位立論,對于學(xué)術(shù)界長期以來將高力士作為劣跡昭彰的反面閹貴的結(jié)論持否定態(tài)度,顯然是符合實際的。


但我們并不能因此就認(rèn)定“脫靴故事”的不能成立,人在不同事件中采取不一樣的待人處事方式,因而顯示出性格的復(fù)雜特點,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那個以偏概全了高力士形象的“脫靴故事”是否能夠成立,還需要從新的角度來進行探究。 



脫靴故事在唐朝的形成


“脫靴故事”由于兩《唐書·李白傳》記載的導(dǎo)夫先路,一直作為歷史而流傳。首先給予否定的是前揭葛承雍《重評高力士》一文(以下簡稱“葛文”),作者從李白及其友朋未言此事以及李白作品體現(xiàn)出他在宮中的拘謹(jǐn)表現(xiàn)立論,得出“所謂‘脫靴’很可能是后人為渲染李白的人品才思而杜撰的故事”的結(jié)論。更為詳細(xì)的考證是裴斐先生《李白的傳奇與史實》一文(以下簡稱“裴文”),作者以段成式《酉陽雜俎》和韋?!端纱半s錄》為例,指出脫靴故事始見于中晚唐諸家稗說,旋被采入正史,認(rèn)為拘謹(jǐn)?shù)睦畎自趯m中不可能荒唐到得罪高力士的地步,而且也不會既有如此值得自豪的事卻至死不講,連熟悉他的杜甫、魏顥、李陽冰亦不曾講的可能,因此這一“蘇軾嘆為‘氣蓋天下’之舉,源出于子虛烏有之說”。


二文的否定理由非常一致,但并非無懈可擊。首先就李白的拘謹(jǐn)是他不能做出得罪權(quán)貴的行為而言,與李白同時的任華在《雜言寄李白》中就曾有“承恩召入凡幾回,待詔歸來仍半醉”的詩句反映其沉醉宮中的情形,杜甫天寶年間的《飲中八仙歌》中也分明寫著“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的沉醉嘯傲,李陽冰寶應(yīng)元年(762)的《草堂集序》中更有李白在宮中后期“浪跡縱酒,以自昏穢”的適性放任記載。在可以確定為供奉翰林期間所作的李白詩歌中,雖然有許多是應(yīng)景夸飾而成為一時主旋律的篇章如《宮中行樂詞》、《春日行》等;但“君王雖愛娥眉好,無奈宮中妒殺人”(《玉壺吟》)、“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diào)。本是疏散人,屢貽褊促誚”(《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院內(nèi)諸學(xué)士》)的牢騷憤激便不能說是拘謹(jǐn)異常的抒懷。


其次是以李白及其友人不言脫靴事而否定其成立的問題。誠如裴文所言,如果在此事中李白以勝利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話,他“滿可引以自豪”,至死不講顯然就難以理喻。但故事的發(fā)生如果并不是后代預(yù)設(shè)的那樣顯示出李白的勝利,而是因此遭到侮辱,則李白的沉默也就并不奇怪?!虼?,脫靴故事的真假仍然需要我們從更新的角度去考察。


面對這樣一個后世衍生非常豐富的故事,尋找其原生狀態(tài)的文獻正是我們論證其真?zhèn)蔚耐緩?。在今世留存的唐代文獻中,高力士與李白發(fā)生聯(lián)系的故事在當(dāng)時和當(dāng)事人中確實不見記載,有的只是后來的追記,可以按年代作出如下的排列:


天寶初,召見于金鑾殿?!忠露饔?,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游。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yōu)寵如是。   ——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xué)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李白在翰林中多沈飲。玄宗令撰樂辭,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dāng)?shù)章,文不加點。后對御引足令高力士脫靴,上命小閹排出之。   ——李肇《唐國史補》卷上“李白脫靴事”


李白名播海內(nèi),玄宗于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若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因命納履,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绷κ渴?,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高力士曰:“此人固窮相。”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二“語資”


《唐左拾遺翰林學(xué)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是任宣歙池等州觀察使的范傳正在元和十二年(817)正月遷葬李白墓于當(dāng)涂青山時所作。在這樣的文章中,李白是景仰的對象,但高力士并沒有成為對立面來作反襯,而是以被時任“冠軍大將軍、右監(jiān)門衛(wèi)大將軍”的高力士相扶感到優(yōu)寵,高力士在這里得到的是正面的處理,李、高之間并不存在矛盾。


《唐國史補》的作者李肇的生卒年里不詳,他在元和十三年(818)以監(jiān)察御史充翰林學(xué)士,長慶中歷著作郎、左司郎中,在此期間寫作了記載開元至長慶年間故實的《國史補》三卷,作者自序其寫作的旨趣謂:“言報應(yīng),敘鬼神,征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jì)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fēng)俗,助談笑,則書之?!痹倏紤]到他曾任翰林學(xué)士并著有《翰林志》的經(jīng)歷,其言李白在翰林時事顯然不會是無中生有的。通過《唐國史補》的記載,可知李白的沉飲翰林肯定不在少數(shù),但因為其出口成章的天才,而總被容忍;甚至包括范傳正所記“命高將軍扶以登舟”的寵遇也是可能的。只是“對御引足令高力士脫靴”超越了唐玄宗所能容忍的限度,因此“命小閹排出之”。從歷史的客觀來說,在玄宗的心目中,高力士的地位遠在李白之上。高力士的忠心獲得了玄宗“力士當(dāng)上,我寢則穩(wěn)”的信任,而作為翰林供奉的李白充其量也只是他粉飾太平、宴游娛樂的詞臣。李肇本人作為與李白同樣的文士,沒有偏袒高力士而丑化李白的理由,而且在長慶元年(821),他也有因為與李景儉等在史館飲酒被貶官澧州刺史的經(jīng)歷,我們甚至可以說他在李白供奉翰林的事跡中專門記下沉飲、脫靴的事,實際上可能寄托了引為同調(diào)的感慨。因此我們應(yīng)該相信作者敘述態(tài)度的客觀性——在李白的宮中經(jīng)歷里,令高力士脫靴的結(jié)果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從目前的文獻材料來看,李肇的“高力士脫靴”記載是最早出現(xiàn)而且真實可信的?!杜f唐書·李白傳》在脫靴故事的記載上與李肇的說法一致,只是將“命小閹排出之”改作了“由是斥去”,使李白因失態(tài)的表現(xiàn)被偶爾趕出宮門變成了終生性的放歸。

力士脫靴


段成式(803?-863)《酉陽雜俎》的記載晚出,他坐實了《唐國史補》中“對御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的結(jié)果:高力士礙于玄宗對李白的尊重,屈尊為白脫了靴。但李白的態(tài)度受到了玄宗的指責(zé),高力士并沒有因此而丟失面子,因此對玄宗進讒李白也便毫無必要?!远纬墒降挠涊d在故事構(gòu)成上也與李肇保持了一致。


不過與段成式同時或稍后,因脫靴而“進讒”的高力士形象似乎已經(jīng)形成。這從同時詩人吟詠李白的詩作中得到印證:


中人高力士,脫驊[靴]羞欲樂[死]。讒言密相構(gòu),送我千萬里。   ——張祜(792?-853?)《夢李白》


常思李太白,仙筆驅(qū)造化。玄宗致之七寶床,虎殿龍樓無不可。一朝力士脫靴后,玉上青蠅生一個。紫皇殿前五色鱗,忽然掣斷黃金鎖。   ——貫休(832-912)《古意》九之八


脫靴的故事在這里發(fā)生了質(zhì)變,高力士以脫靴為羞而進讒,成為李白放歸的直接原因。這一點大概得到李白作品的暗示。李白任翰林供奉三年之后未授任何職務(wù)就離開了朝廷,他自己后來在詩文中解釋是“讒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計”(《答高山人兼呈權(quán)顧二侯》)、“為賤臣詐詭,遂放歸山”(《為宋中丞自薦表》)。這種因讒毀而放歸的內(nèi)證無論其事實如何,顯然可以使高力士因脫靴而進讒的可能性得到重要支持。而稍后,李濬的《松窗雜錄》詳細(xì)描述了進讒的經(jīng)過: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于興慶宮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部。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眾樂前,將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為?”遂命龜年持金花箋宣賜李白立進《清平調(diào)》辭三章。白欣然承旨,猶苦宿酲未解,因援筆賦之,辭曰:……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于他學(xué)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此[比]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因驚曰:“何翰林學(xué)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碧骖H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


在這里的描述中,脫靴被記載為一件前此發(fā)生而眾所周知的事,高力士借李白新賦的《清平調(diào)》詩句進讒于楊貴妃,達到了阻止李白入仕的目的。高力士作為李白的對立面,形成故事的緊張與沖突。可以說,《松窗雜錄》糅合了當(dāng)時的傳說觀點而進行加工,構(gòu)成了脫靴故事在唐代最為完整的敘述,成為以后所有脫靴題材的文學(xué)作品的原型。甚至連《新唐書·李白傳》的脫靴故事也脫胎于《松窗雜錄》,從而在《新唐書》中表現(xiàn)出與其他有關(guān)高力士性格記載的不一致性。


但是很顯然,正像裴文所指出的:“高力士與楊妃之間的密談從何得知?”以及像陳植鍔在《“李白遭讒于楊貴妃”說考辨》中辨析其不符合歷史實際和楊妃進讒動機的誣妄那樣,精彩的細(xì)節(jié)背后疑竇叢生。脫靴故事因此也成為顧頡剛先生“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觀”的典型個例,即隨著時間的推移,故事的情節(jié)由簡單變?yōu)閺?fù)雜,而其中的罅漏亦有增無已。因此,說起對脫靴故事的最早辨析,實際上還可追溯到俞平伯先生在1954年發(fā)表的《李白〈清平調(diào)〉三章的解釋》一文,作者認(rèn)為高力士以《清平調(diào)》進讒楊貴妃的故事“根本上是捏造的”,但又認(rèn)為:“倒是李白叫高力士脫靴,見于李肇《國史補》、段成式《酉陽雜俎》,《舊唐書》本傳云云,或與事實不遠,較《新書》自要妥當(dāng)一些?!边@種一分為二的態(tài)度比較合乎故事實際發(fā)展的軌跡,只是該文主要是對《清平調(diào)》三章體式與內(nèi)容的分析,夾雜其中的關(guān)于故事真?zhèn)蔚囊庖姴]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比《松窗雜錄》的脫靴故事更晚的《本事詩》也記載了李白在宮中醉酒的情節(jié),同樣可以用來證明這種造史法的虛構(gòu)特點:


李太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后合德,……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欲以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qū)m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為樂,倘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夸耀于后?!彼烀侔住r寧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頹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為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寧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鄙显唬骸翱?。”即遣二內(nèi)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于其前。白取筆抒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   ——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


《本事詩》的描述旨趣在于突出李白的“才逸氣高”,因此李白與高力士在其中沒有形成沖突。但故事中的醉酒與寵遇的情節(jié)則出自前此的記載,只是將其細(xì)節(jié)化為寧王賜酒和內(nèi)臣掖扶。這樣的處理雖然豐富而逼真,在前后的敘事背景中,其虛構(gòu)性卻極為分明?!岸?nèi)臣掖扶”的描述后來成為明代畫家蘇六朋李白圖畫的直接素材,但這已屬題外之話。



脫靴故事形成的歷史根源



通過上節(jié)脫靴故事的排比分析,可以得出高力士脫靴之事容或有之、因之進讒則純屬虛構(gòu)的結(jié)論。而僅僅分出故事情節(jié)的真?zhèn)巍⑵睬甯吡κ课幢剡M讒的事實,并不是本文的終結(jié)。脫靴故事何以在中晚唐的時代里發(fā)生上述的變化,是一個更值得探究的問題。

木雕《力士脫靴》


從唐代歷史發(fā)展的過程中尋找原因,我想,這樣的兩個方面組成了脫靴故事的情節(jié)深化。


一是中晚唐時代的文人選擇了李白作為自由精神的代表。從文學(xué)接受史的角度來看唐代詩壇,“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正是李白和杜甫文學(xué)影響的真實寫照。盛唐的詩壇雖然產(chǎn)生了李、杜這樣的優(yōu)秀詩人,但在他們的生前卻并沒有得到應(yīng)有的認(rèn)同,盛唐時代的詩歌主流是王、孟的創(chuàng)作所代表的體式。在當(dāng)時即使有任華那樣的人景慕李白“新詩傳在宮人口,佳句不離明主心”(《雜言寄李白》),有杜甫對其“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不見》)的個人化的深摯眷戀,但從他們贊賞的角度也可見對李白作品個性化的認(rèn)知還有著相當(dāng)?shù)牟罹?。元和十二年?17)范傳正在撰《唐左拾遺翰林學(xué)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時,還記載他的父親雖然與李白有文字交,但在他早年也還只是“得公遺篇逸句,吟詠在口”,未曾得到李白的詩集。不過,在中唐以來,李白的文學(xué)成就已開始逐漸得到廣泛的接納。貞元六年(790),在劉全白的《唐故翰林學(xué)士李公碣記》中即用“家家有之”來形容李白文集在當(dāng)時的流行情況,而李白詩歌中的奇逸之氣自然也得到時人的欽羨,“振振二雅興,重顯此人詞”(張祜《夢李白》)、“山木易高迷故垅,國風(fēng)長在見遺編”(曹松《吊李翰林》),這種種稱道就不再是同時代人對其詩思敏捷的簡單認(rèn)同,而是經(jīng)過了一定時間的刪汰后對其詩歌精神本質(zhì)的共鳴。對于安史之亂后精神逐漸萎縮的中晚唐社會來說,李白就是盛唐的代表,“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清瑣賢”(《玉壺吟》)、“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游天姥吟留別》),這種抒發(fā)精神自由的慷慨淋漓重塑了李白張揚的個性;“一生傲岸苦不諧,恩疏媒勞志多乖”(《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君失臣兮龍為魚,權(quán)歸臣兮鼠變虎”(《遠別離》),對于政治黑暗的揭示又凸現(xiàn)了他批判現(xiàn)實的勇氣。于是,“對御引足令高力士脫靴”作為與其詩歌相一致的行為標(biāo)志,從其被排出宮中的不光彩記載里解脫出來,做了他蔑視權(quán)貴精神的生動詮解。


二是宦官專權(quán)的社會現(xiàn)狀促使高力士形象走向反面。從我們在第一節(jié)中的分析可以認(rèn)識到這樣的事實:高力士雖然在盛唐時代得到很高的權(quán)力,他的稟性尚不失忠良。這實際上也涉及到盛唐時代的宦官制度。在開元、天寶年間,宦官在宮中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貞觀中,太宗定制,內(nèi)侍省不置三品官?!谠谖患染茫缰貙m禁,中官稍稱旨者,即授三品左右監(jiān)門將軍,得門施棨戟?!痹谶@樣的背景下,高力士以其巧密而成為上下稱情的大太監(jiān)。但即使如此,盛唐時代的宦官階層并沒有干預(yù)國政的權(quán)利,國家的決策權(quán)仍然掌握在皇帝和輔相的手中。高力士即使位重朝野,正如葛文所說:“高力士只是近臣,而不是左右朝政的權(quán)臣,雖居勛位起過輔佐作用,但畢竟不是決策人物?!痹傩U橫的宦官也會受到皇帝的制約。


但是安史之亂以后,形勢發(fā)生了轉(zhuǎn)移。唐肅宗在靈武登基時,任命李輔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府行軍司馬,開了宦官掌握兵權(quán)的先例。代宗廣德元年(763)吐蕃攻入長安時,宦官魚朝恩因率神策軍保駕有功,神策軍遂被編入禁軍并交魚朝恩指揮。到建中四年(783)朱泚兵變時,作為一種制度,唐德宗正式將中央政府唯一能夠調(diào)動的左右神策軍的指揮權(quán)授予了宦官。這樣,軍隊作為國家政治的決定性力量被宦官逐漸由染指到控制后,中晚唐時代便開始了宦官專權(quán)的黑暗局面。皇帝的廢立也由宦官做主,更不用說朝中官員的升黜了,白居易的名作《賣炭翁》更揭示了宦官的魔爪伸向民間的事實。因此,宦官的橫暴成為整個社會的對立面。


按照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手法,樹立對立面是突出人物形象的有效途徑。在中晚唐時代李白形象逐漸確立、宦官專權(quán)現(xiàn)象愈益嚴(yán)重之際,李、高二人在活動時間上的耦合與地位上的對立,遂使《唐國史補》“對御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的故事順應(yīng)時代的潮流,擴充為志士傲視權(quán)貴、閹豎乘間進讒的傳說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高力士形象在唐代文學(xué)作品中的表現(xiàn)非止一端,近期的研究中恰有謝海平《高力士在唐代文學(xué)作品中的形象》一文,統(tǒng)計載有高力士資料的唐代小說雜錄凡二十四種,歸納其七種形象,均體現(xiàn)出較為忠貞的輪廓。這實際上從另一個角度反證了本文的命題。即當(dāng)高力士形象的文學(xué)塑造僅僅體現(xiàn)其個人意義時,多為正面的反映;而當(dāng)其作為配角來襯托李白形象時,則成為宦官階層的代表,走向了其性格的反面。更有意義的是:高力士在唐代文學(xué)作品中這么多正面形象的描繪,在宋代以后未能再度走紅;反而是脫靴故事成為通過文學(xué)認(rèn)識高力士的唯一途徑,出現(xiàn)了不斷衍生的再創(chuàng)造。



脫靴故事的后世衍生


脫靴故事在唐代以后,即以《松窗雜錄》所規(guī)定了的故事性質(zhì)而代代相沿。流傳久遠的李白作品、流布廣泛的李白游蹤,成為后世文人觸處即生的詩情。由文即人、由景即事,在他們生發(fā)的感慨中,“脫靴故事”以最具人格魅力的凝練性成為吟詠最普遍的內(nèi)容。因篇幅所限,試略作舉證如下:


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quán)幸以取容,其肯從君于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杰?;\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jié)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蔽嵊谔滓嘣啤!?nbsp;  ——[宋]蘇軾《李太白碑陰記》


謫仙英豪蓋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當(dāng)時左右悉佞諛,驚怪恇怯應(yīng)逃逋。我生端在千載后,祭公只用一束芻。遺編凜凜有生氣,玩味無斁誰如吾?   ——[宋]李綱《讀李白集戲用奴字韻》


我思李太白,有如云中龍。垂光紫皇案,御筆生青紅。群臣不敢視,射目目盡盲。脫靴手污衊,蹴踏將軍雄。沉香走白兔,玉環(huán)失顏容。春風(fēng)不成雨,殿閣懸妖虹。長嘯拂紫髯,手捻青芙蓉。……   ——[元]薩都剌《過池陽有懷唐李翰林》


白以布衣應(yīng)召,玄宗降輦步迎,甚者授七寶床,饋方丈食,亡論已。乃若承宣被酒,扶掖登舟,草嚇蠻書則貴妃、力士為之供役,賦《清平調(diào)》則千載而下為之伏膺。   ——[明]汪道昆《重修采石太白祠碑》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神不死。聲名流落天地間,千載高風(fēng)有誰似?我今誦詩篇,亂發(fā)飄蕭寒。若非胸中湖海闊,定有九曲蛟龍蟠。卻憶金鑾殿上見天子,玉山已頹扶不起。脫靴力士只羞顏,捧硯楊妃勞玉指。當(dāng)時豪俠應(yīng)一人,豈愛富貴留其身?!?nbsp;  ——[明]方孝孺《吊李白》


三謝與鮑庾,江左稱獨步。太白更絕塵,汗血如飛兔。擲筆振金石,有文懸瀑布。萬象羅胸中,百代生指顧。是氣曰浩然,不只為章句。沉香亭畔詞,諷諫有微趣。怒視高將軍,才人豈能慕。羽翮落九天,掛席逐煙霧?!?nbsp;  ——[清]魏裔介《讀李太白詩》


以上列朝的例子可以證明脫靴故事所代表的精神特質(zhì)在中國文人心中的標(biāo)高和價值。在這些詩文中,脫靴故事不但沒有辨?zhèn)蔚谋匾踔料窭罹V所吟詠:“萬乘尚僚友,公卿何芥蒂。脫靴使將軍,故耳非為醉?!保ā蹲x四家詩選》四首之一)李白令高力士脫靴不僅不是醉后的失態(tài),反而變成了對權(quán)奸主動的挑戰(zhàn),其中無疑寄寓了歷代文人以自身的現(xiàn)實批判精神對脫靴故事進行的再創(chuàng)造。但脫靴故事后世衍生形態(tài)的生動性還并不在這些傳統(tǒng)的詩文表現(xiàn)中,而是隨著中國敘事文學(xué)體式的豐富,更為精彩地表現(xiàn)在小說、戲曲等形式中。


小說、戲曲的脫靴故事表現(xiàn),受到來自作者和讀者(或者是聽眾和觀眾)兩方面的制約。應(yīng)該說,李白的聲名在中國民間的家喻戶曉,絕大部分的原因不是讀他的詩作,而是從他的生平傳說所敷演的小說戲曲形式中獲得信息。因此脫靴故事最廣大的接受者,是中國民間的百姓,而他們的需求觀念與審美情趣,使得脫靴故事走向了豐富化。從宋代筆記小說開始,在元代雜劇、明清傳奇和小說中,脫靴故事一直處于這種社會再創(chuàng)造的過程中。其中許多情節(jié)的變化,構(gòu)成了李白影響的時代特點。

秦腔《夢回隴西堂》中與楊相國“狼狽為奸”的高力士


1

從《清平調(diào)》到“嚇蠻書”——正面形象的樹立


脫靴故事情節(jié)變化的一個重要表現(xiàn)是高力士的脫靴發(fā)生在李白醉草政誥之時。元代王伯成的《李太白貶夜郎》正是這樣的描述,該劇只有元刊本傳世,凡四折,科白極簡,但從其唱詞仍可大致還原劇情。前面的三折分別寫了李白三次被召入宮的故事,在第一折中宿酒未醒的李白得到了明皇親自為他調(diào)湯醒酒,而貴妃捧硯、力士脫靴,都忙亂在其中。這一切圍繞的,是央求醉中的李白寫詞,詞的內(nèi)容,則在李白的唱段里反映出來:


【幺篇】舒開箋無皺,磨得墨有光。就霜毫寫出凌煙像,文場立定中軍帳,就兵床拜起元戎將。那里是尊前誤草嚇蠻書,便是我醉中納了風(fēng)魔狀。


“嚇蠻書”的具體內(nèi)容如何,不得而知,但在明代馮夢龍的小說《李謫仙醉草嚇蠻書》中,則不僅直接用為篇名,而且在篇中詳細(xì)交代了“嚇蠻書”的內(nèi)容。其大意是:渤海國遣使來朝,所赍番書,無人能識,布衣李白受賀知章推薦入朝,譯出番書內(nèi)容,而且用同樣的文字,替玄宗草擬回書,夸耀大唐雄風(fēng),威嚇邊鄙小國,最后使渤海國王寫下降表,愿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李白的才華為大唐贏得了榮譽與和平。


“嚇蠻書”或作“平蠻稿”、“定夷書”,是元代雜劇家廣泛使用的典故,它的創(chuàng)作實際上也有原典依據(jù)。因為李白本人在放歸之后、對宮中生活的追憶中,出現(xiàn)了參政、草誥的夸大之詞,如:“攀龍九天上,別忝歲星臣。布衣侍丹墀,密勿草絲綸。”(《贈崔司戶文昆季》)“上皇聞而悅之,召入禁庭,既潤色于鴻業(yè),或間草于王言?!保ā稙樗沃胸┳运]表》)這些自譽得到了為其輯集、樹碑者更加夸大的描寫:


天寶中,皇祖下詔,征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問以國政,潛草詔告,人無知者。   ——李陽冰《草堂集序》


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為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制《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以張垍讒逐。   ——魏顥《李翰林集序》


天寶初,玄宗辟翰林待詔,因為和蕃書,并上《宣唐鴻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綸誥之任委之;同列者所謗,詔令歸山。   ——劉全白《唐故翰林學(xué)士李公碣記》


天寶初,召見于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當(dāng)世務(wù),草答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床方丈賜食于前,御手調(diào)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游。   ——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xué)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以上論述無疑影響到了脫靴故事的再創(chuàng)作。但在唐代的脫靴故事中,李白在朝中只是奉陪皇帝宮中行樂的詞臣,醉中的奉詔所作雖有不同的記載,但不是《清平調(diào)》,便是《宮中行樂詞》或《泛白蓮詞序》等,終不脫其點綴升平的弄筆形象,仍是比較符合其翰林供奉身份的。只有到了這些后世的小說、戲曲中,脫靴故事與其參政能力有機結(jié)合,使李白的文采具有了政治價值,李白的形象因此而提升,這不能不說是脫靴故事在樹立正面形象上的神來之筆。


2

“捧硯”與“磨墨”——配角形象的增加


脫靴故事還出現(xiàn)了“楊貴妃捧硯”和“楊國忠磨墨”的情景。前者應(yīng)該是由《松窗雜錄》中記載的楊貴妃進讒而生發(fā)。這一情景在北宋的筆記小說中已見端倪:


唐李白字太白,離翰苑,適遠游華山,過華陰縣。宰方開門判案決事,太白乘醉跨驢入縣內(nèi),宰不知,遂怒,命吏引來。太白至廳,亦不言。宰曰:“爾是何人,安敢無禮?”太白曰:“乞供狀?!痹酌?。太白不書姓名,只云:“曾得龍巾拭唾,御手調(diào)羹,力士抹靴,貴妃捧硯。天子門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里,不許我騎驢?!痹滓姶篌@,起愧謝,揖曰:“不知翰林至此,有失迎謁?!庇?,太白不顧,復(fù)跨驢而去。   ——[宋]劉斧《青瑣高議》后集卷二“李太白騎驢入華陰縣內(nèi)”


與力士脫靴成為對應(yīng)的“貴妃捧硯”,后來成為戲曲小說的精彩情節(jié),如王伯成《李太白貶夜郎》的“見娘娘捧硯將人央,不如我看劍引杯長”(【醉扶歸】),以及屠隆的傳奇《彩毫記》、張韜的雜劇《李翰林醉草清平調(diào)》、蔣士銓的《采石磯》,都讓貴妃在等待新詞的焦急中親自擔(dān)當(dāng)了詩人的下手。作為李白的對立面,后世的創(chuàng)作者讓這位得寵的貴妃在布衣詩人面前玉指捧硯、低聲下氣,無疑也是為了樹立李白的正面形象。而在民間的認(rèn)定中,安史之亂正由于楊貴妃的宮闈之亂而帶來,則“紅顏禍水”的貴妃捧硯形象自又成為批判丑惡的渠道。而也正是沿著后者這樣的批判色彩,在《李太白貶夜郎》里出現(xiàn)了李白對安祿山淫亂宮廷的指責(zé)和預(yù)見其將來必反的唱詞,李白的政治敏感與正義形象再度被拔高。這樣的情節(jié)在后來的戲曲、小說中也不斷沿用,甚至在康乾之際的尤侗《清平調(diào)》、蔣士銓《采石磯》中,作者讓李白舉起馬鞭直接抽打了蠻橫的安祿山。


楊貴妃捧硯在更晚一點的作品中換成了另一個有代表性的情節(jié)——楊國忠磨墨。馮夢龍《李謫仙醉草嚇蠻書》便是這一變更的完美表現(xiàn):


時值三月三日,大開南省,會天下才人,盡呈卷子。李白才思有馀,一筆揮就,第一個交卷。楊國忠見卷子上有李白名字,也不看文字,亂筆涂抹道:“這樣書生,只好與我磨墨!”高力士道:“磨墨也不中,只好與我著襪脫靴!”喝令將李白推將出去。


作者將楊、高二人安排在科舉考試的試官與監(jiān)試官位置上,通過他們作踐應(yīng)舉的李白,反映出權(quán)奸阻道的險惡社會面目,同時也埋伏下李白在醉草嚇蠻書時終于使“力士脫靴、國忠磨墨”的前因:


李白奏道:“臣前日入試春闈,被楊太師批落,高太尉趕逐。今日見二人押班,臣之神氣不旺,乞玉音分付楊國忠與臣捧硯磨墨,高力士與臣脫靴結(jié)襪。臣意氣始得自豪,舉筆草詔,口代天言,方可不辱君命。”天子用人之際,恐拂其意,只得傳旨,教楊國忠捧硯,高力士脫靴。


這種安排顯然打上了明代社會的深刻烙印,李白形象的描寫簡直有些小人得志的凡俗。但無論其恩怨相報的市民意識如何具有消極色彩,正義獲得伸張的快感卻絲毫不減。


3

狀元李白——科舉時代的文人意識


在確立李白正面形象的情節(jié)中,一個與歷史事實走得更遠的創(chuàng)造是李白參加科舉。因為在李白充滿疑問而并不明朗的生平記載中,終生未應(yīng)科舉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顯然,封建社會后期的科舉制度完全牢籠了文士實現(xiàn)個體價值的道路,并成為光宗耀祖、認(rèn)定成敗的社會評判標(biāo)準(zhǔn)。所以脫靴故事也順應(yīng)這種價值體系,在《李謫仙醉草嚇蠻書》的描寫中,李白也成為科舉道路上的過江之鯽。他的黜落反映了士人與社會對黑暗科舉制度不公平現(xiàn)象的控訴,他的最終因過人的才華得到天子賜予進士及第、官拜翰林,又使無數(shù)士人在精神上實現(xiàn)了一舉成名的夢想。


于是在清初,一本《清平調(diào)》的雜劇被杰出的文士尤侗創(chuàng)造出來。該劇又名《李白登科記》,作者將時代安排在開元年間,讓李白由楊貴妃親點狀元,同時的杜甫、孟浩(然)分中榜眼與探花,玄宗賜宴曲江,太白插花游街,得以抽鞭使安祿山讓路、伸足令高力士脫靴,大快人心。尤侗(1618-1704)的一生倍受科舉的煎熬,其兄弟七人在明清之際均為諸生而以科舉為業(yè),但最終卻無一人考中進士。尤侗甚至放棄了明清易主帶來的道德指責(zé),參加兩朝的科舉考試,但不幸的是,他與眾多的文士一樣受到了命運的愚弄。作為其《西堂樂府》的最后一部戲曲作品(康熙七年,1668),作者的“自況”之意非常明顯,劇本大作翻案文章,讓唐代三位未曾及第的杰出詩人名居進士榜首,而且楊貴妃點狀元的安排更反映出“肥婢遠勝冬烘試官”的現(xiàn)實感喟。這是脫靴故事最為離奇的變更,但其“為吾輩伸眉吐氣”的社會效果,卻得到了當(dāng)時社會名流如王士禎、杜濬、吳綺等人的交口贊譽,由此而演出至今的傳統(tǒng)折子戲如京劇、川劇、同州梆子、湘劇、漢劇、滇劇、桂劇、河北梆子等中的《金馬門》(一名“罵安”)、豫劇中的《罵安祿山》,都沿用了尤侗《清平調(diào)》的唱詞或情節(jié)。


從以上的分析不難看出,作為主角的李白形象在后世的戲曲、小說中不斷得到抬升,其絕世的才華可以成為科舉的狀元,錦繡的篇章不再只是宮中的點綴、而成為國家外交與治政的方略。盛唐時代的齷齪小人如楊國忠、安祿山也成為塑造人物形象的烘托手段,被并置在脫靴的高力士一起,加強著讀者通過李白獲得伸張正義的快感。不過,安祿山、楊貴妃或楊國忠的形象也并不是在各種文本中都會出現(xiàn),甚至像楊貴妃形象還有如尤侗《清平調(diào)》那樣的正面描寫,蔣士銓的《采石磯》也寫玄宗讓貴妃捧硯而被李白主動放免的情節(jié)。相反,只有高力士的形象始終沒有多大的改變,他被臉譜化地置放在配角的地位充當(dāng)奸佞。因此,正如前揭,高力士在脫靴故事中承擔(dān)的是一個宦官的概念化人物,是一個社會階層的縮影。


馀  論


了解脫靴故事的演變是有意義的。一方面,在傳奇不是歷史的命題下,它使我們看到李白在文學(xué)創(chuàng)造中被賦予的崇高形象的非真實性,因此李白在朝中三年的實際地位便需要重新審視。不過,雖然政治才華可以增加我們對詩人不遇命運的同情,但缺乏這種使帝王前席的經(jīng)綸之才也無損于他作為盛唐歌手的巔峰地位。另外,文學(xué)家的傳奇生平作為社會影響的重要方面,也是文學(xué)史研究不該忽略的重要因素,在后世影響中,有時超過了文學(xué)作品的直接魅力。這或許是李白研究走向深入與發(fā)展所必須正視的前提。


高力士形象在傳奇與歷史之間的忠奸判然對立,也使我們充分認(rèn)識文學(xué)作品產(chǎn)生的“藝術(shù)真實”之魅力所在。“在一切大作家的作品里面根本無所謂配角,每一個人物,在它的地位上都是主角。”(海涅《論浪漫派》)高力士正是在他作為配角的作品里完成了一個中國歷史上宦官奸佞、專權(quán)的形象標(biāo)本。


那一雙傲慢的靴子至今還落在

高力士羞憤的手里,

人卻不見了

……

——余光中《尋李白》(1980)


我相信,余光中的詩句不僅定格了高力士在廣義歷史背景下的形象,同時也反映出脫靴故事在中國文化中歷久彌新的精神意義。



本文轉(zhuǎn)自公眾號《北京大學(xué)歷史學(xué)系學(xué)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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