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設想”了集體生活問題的根本解決方案，卻不管這一方案是否能夠實現(xiàn)。然而，人永遠有一種被誘發(fā)的傾向，這種傾向使得他以一種抽象的提法，比如平等或博愛，或者以一種既特別又平常的“現(xiàn)實”作為解決矛盾沖突的途徑。
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梅洛—龐蒂先生依次犯了這兩種錯誤?！俺姓J”的觀念，除非要求在那些互相承認的人之間有社會的同質性，否則，由于沉緬于自身，它就像“自由”和“博愛”的觀念一樣空洞。在這種情況中，士兵與軍官之間、工人與經理之間的相互承認是不可能的，這樣的社會也將是不人道的。
為了賦予“承認”的概念某種內容，梅洛—龐蒂分別援引了兩類標準。這兩類標準有的過于具體（如公共財產），而有的又過于不確定（如群眾的自發(fā)性，國際主義）。
在斯大林的哲學中，“特權狀態(tài)”或“最后的結局”沒有分解成一種理想，而是退化為一種平庸的事件。在正統(tǒng)分子看來，一旦共產黨取得政權，“決裂”就已大功告成，人們就已走上了通向無階級社會的道路。事實上，任何問題都沒有得到解決。在革命之后，同樣有必要進行積累，收入依然不平等，仍需要鼓動大家努力工作，勞動紀律繼續(xù)存在。但是，在正統(tǒng)分子看來，工業(yè)文明所有的束縛性的事物都已經改變了意義，因為無產階級占據(jù)了統(tǒng)治地位，因為人們正在建設社會主義。
圣職人員和信徒把一種理想或者一個插曲與一項既迫在眉睫又頗為神圣的目標混淆在一起。由此，他們以漠不關心或蔑視的態(tài)度抵制“智慧的規(guī)則”（les règles de sagesse），這些“智慧的規(guī)則”是政治家為了有利于集體，為了抑制利己主義和個人的激情而刻意制訂出來的。對權力的限制、各種力量之間的制衡、司法的保障，這些政治文明的成果雖然談不上始終十全十美，卻是歷經許多時代緩慢地取得的。
而今，這些人卻以夢游癥式的從容將它們統(tǒng)統(tǒng)推翻。為了所謂的為革命服務，他們接受了專制的國家，并對黨的多樣性和工人組織的獨立性漠然置之。他們對律師欺凌其委托人、對被告“承認”想像出來的罪行并不感到氣憤。因為，只有“革命的正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共存的問題，而“自由派的正義”只會被用于不公正的法律，事實難道不是如此嗎？
那些在歷史中行動而且并不知道歷史結局的人，有時面對一項合乎其愿望的事業(yè)時會猶豫再三，擔心為此付出的代價過于高昂。而圣職人員和信徒卻無視這種顧忌。崇高的目標可以為恐怖的手段開脫。這些革命者在審視現(xiàn)實時，往往擺出一副道德主義者的架勢，但他們在行動上卻是犬儒主義的。他們曾斥責許多事情，比如警察的粗暴、不人道的生產節(jié)奏、資產階級法庭的苛刻，以及對于那些犯罪事實尚未確定的“罪犯”的起訴。在他們眼中，沒有一件事情是合乎人性的。因此，任何事物都無法滿足他們對正義的渴望。但是，一旦他們決定加入一個跟他們一樣毫不留情地反對現(xiàn)存混亂狀態(tài)的黨的時候，他們就會以革命的名義去寬恕一切他們先前曾不知疲憊地進行譴責的事情。革命的神話在道德上的不妥協(xié)和恐怖主義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
沒有東西比這種嚴格與寬容的雙重游戲更平常的了。在當代，歷史偶像崇拜即便不是這種雙重游戲的思想根源，那也是其表現(xiàn)形式。在為實現(xiàn)歷史意義的借口下，人們低估了對思想和行動的束縛。
我們往往賦予一項行動多種意義，這并不表明我們的無知，而是我們知識的局限和現(xiàn)實的復雜性使然。正是通過探究一個本質上含糊不清的世界，人們才有機會得到真理。人的認識不可能盡善盡美，這并非因為我們缺少無所不知的本領，而是因為認識對象蘊涵的意義豐富至極。我們在判定一種社會秩序時，必須以價值的多元性為基礎。這種價值的多元性并不要求人們作出根本選擇。人們放棄具有充分的多樣性的習俗，同時為了理想去要求一種普遍的有效性，而經濟制度或政治制度就處在這兩者之間。它們既不像習俗那樣變化無常，也不像人權的原則那樣得服從某種變化。它們不允許人們去贊同無政府的懷疑主義，這種懷疑主義認為，所有社會都同樣值得憎恨。它們也譴責想去掌握人類社會的惟一奧秘的意圖。
“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的解決方案可以被人理解，因為人們能夠確定兩者的恒定不變的已知條件。但是，這種恒定性不允許人們作出這樣的想像，以為人們能夠在瞬間從“必然的領域”跳躍到“自由的領域”。
根據(jù)啟示宗教的說法，歷史的目的可能來自于靈魂的歸依或上帝的意旨。相對的或絕對的富足、集體與集體之間的和平相處、被統(tǒng)治者自愿服從統(tǒng)治者，均難以逃脫某種限制。當人們在度量“本然”（cequiest）和“應然”（ce qui devrait être）之間的距離時，會把自己看到的現(xiàn)實與最終目標進行對比。由于有了這樣一種對比，人們才有機會合理地進行選擇，但在這里有一個條件，即我們從不會把我們的歷史選擇的對象與根本解決的觀念混為一談。這種觀念能夠抗拒犬儒主義或自然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這些意識形態(tài)把人視為動物，并教導人們把人作為動物來對待。同時，這種觀念使我們有能力譴責那些本質上否定人性的制度。盡管如此，它依然無法明示，某個時期、某種社會秩序具體應該是什么樣的，也無法明示，在某一特定時刻，我們的義務該是什么。
政治抉擇的基本的歷史性既不是建立在對自然權利的拒斥上，也不是建立在事實與價值觀念的對立、偉大文明之間的互不相容以及無法與拒絕討論者對話的基礎之上。我們承認在歷史進程中有更高級的權利原則，排斥那些渴望強權并毫不在乎自己的騙人把戲有沒有被揭穿的對話者，忽視無法溝通的各種文化的特異性。政治選擇仍然與特定的環(huán)境不可分離，這種特定的環(huán)境有時是合乎情理的，但從來沒有被論證過，并且從來不具有跟科學真理或道德命令相同的性質。“證明”（preuve）的不可能性與令人不快的社會存在的法則以及價值觀念的多樣性有著密切聯(lián)系。為了增加生產，應當鼓動大家努力工作，為了迫使喜歡吵架的人和平相處，應當建立權威的機構，這些不可抗拒的必然性標志著我們所經歷的歷史與我們所設想的歷史的目標之間有著差距。上述的工作或服從，若不是出于強制，則與人類的命運并不對立。然而，在任何社會，在任何時期，暴力始終具有它的作用。在這一意義上，政治始終是壞處最少的暴力。只要人依舊像現(xiàn)在這樣，政治將繼續(xù)如此。
過分樂觀往往是一種思想錯誤產生的結果。寧愿選擇計劃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這樣做無可厚非。然而，那些期待計劃經濟帶來富足的人，在關于官員的效率以及可自由使用的資源的問題上犯了錯誤。寧可采取一黨專政的權威，而蔑視決策緩慢的議會制度，這樣做并不荒謬可笑。然而，那些指望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去實現(xiàn)自由的人在人們對此會如何反應的問題上犯了錯誤，并且低估了權力集中在少數(shù)人手里后會產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人們可能把作家轉變成靈魂的工程師，并使藝術家為官方宣傳效勞。那些對已成為辯證唯物主義的俘虜?shù)恼軐W家和為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效勞的小說家缺少天才這一事實感到驚訝的人，誤解了創(chuàng)造的本質。偉大作品的特殊意義從來就不是由“國家的主宰者”操縱而成的。各種歷史的偶像崇拜之所以會使破壞現(xiàn)象進一步加劇，并不是因為它們得到了好的或壞的情感的推動，而是因為它們有錯誤的觀念。
處于變動之中的人類現(xiàn)實具有一種結構。任何行動皆寓于各種整體之中，個人則與政體密切相關，而觀念則會組成學說。任何人都不能把從自己對事件的解讀中任意推演出來的意義強加到別人的行為或思想之上。定論從來就不存在。任何人都不應對自己的對手妄加評判，好像自己的事業(yè)與終極真理是一回事。
對歷史有真正的認識會使我們時時記得寬容，而錯誤的歷史哲學則只會傳播狂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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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根結底，我們所費神探討的問題可歸結為：歷史究竟有沒有意義？對于這一問題持肯定態(tài)度的人有兩類。
第一類人的回答是直截了當?shù)模?span>只要人們在歷史中發(fā)現(xiàn)一種共同的思考和反應模式，歷史就像人的行為和工作一樣，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類人則認為，歷史顯然是有意義的。人們通過把事件置于整體之中來進行理解。而在理解一件作品時，則會為距離或遠或近的觀察者要么抽取出創(chuàng)作者的靈感，要么抽取出創(chuàng)作的意義。一如人的好奇心的取向或現(xiàn)實的維度是多種多樣的，意義也是多方面的。說到底，真正的問題針對的是獨特性。每個歷史時刻都有多種意義，那么，難道整個歷史只可能有一種意義嗎？人們應當加以克服的多樣性是由三部分組成的，即文明的多樣性、政體的多樣性和人的活動（藝術、科學、宗教）的多樣性。
要想克服文明的多樣性的條件是，有朝一日所有的人都屬于一個單一的巨大社會；克服政體的多樣性的條件是，有朝一日人們能夠根據(jù)人性的“規(guī)劃”來組織集體生活的秩序；克服活動的多樣性的條件則是，有朝一日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哲學能夠確定人類命運的方向。
人類最終能夠建立一個與人類的持久要求相一致的世界性的國家嗎？這一問題的答案取決于未來的事件。因此，我們在回答時尚無法獨斷地予以肯定或否定。如果人類有一種天職，如果各個社會不是依次更迭，而是由于互不通融從而顯示為研究中出現(xiàn)的遞嬗階段，那么，政治變化有一種意義就足夠了。
這一世界性的國家能夠解決歷史之謎嗎？在那些認為人類除了合理地開發(fā)地球外別無其他目標的人看來，回答是肯定的。而在那些拒絕把社會存在與靈魂的救贖混為一談的人看來，回答是否定的。不管對于這一問題的答案如何，答案的來源不是對過去的認識，而是哲學的沉思。
說到底，歷史具有我們的哲學賦予它的意義。如果人是紀念性建筑物的建設者，并且為創(chuàng)作難以預料的、崇高的形式和圖景搞得精疲力竭，那么，歷史就是“想像的博物館”。如果只有對大自然進行無休止的開發(fā)才能使人脫離動物的層面，那么，歷史具有“進步”的意義。由哲學家賦予歷史冒險的意義確定了基本變化的結構，但它并不能確定未來。知道人類究竟在尋求什么的是哲學家，而不是歷史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已經發(fā)現(xiàn)了什么，以及明天可能還將會發(fā)現(xiàn)什么的是歷史學家，而不是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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