藺 若 李天道/文

摘要：作為世界文化的燦爛之花，中國書法藝術具有一種濃厚的民族色彩，呈現出一種人文與生命美學精神。正是“人”的審美要求，導致了中國書法審美形態(tài)的革故鼎新，不斷從繁瑣走向簡練，并形成多姿多彩的審美形態(tài)。中國書法是書寫者生命意識的體現。作品審美風貌的形成，與生命意識分不開。其形式風貌足見“人”對藝術審美形態(tài)的一種自覺追求。

關鍵詞：中國書法；人文與生命精神；中華美學精神

就中國書法來看，中華美學精神是其突出表現。其中顯得最為突出的是人文與生命美學精神。書法藝術史的事實表明，正是由于“人”“任情恣性”(蔡邕《筆論》)言志抒情的審美要求，才導致了書法作品審美形態(tài)的吐故納新、除舊布新和革故鼎新，使其不斷從繁瑣走向簡練，并形成多姿多彩的審美風貌。例如，自上古殷商時期至漢代，“人”的簡便實用的記事傳意要求，促使了甲骨文、金文向小篆、隸書的演化。又如，兩漢時期，統(tǒng)治階層歌功頌德的需要和邊塞軍隊以及社會基層單純的書情記事要求，使得規(guī)度繁雜和簡便自如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風貌同時并存?！白忠陨駷榫恰?，書法藝術審美風貌的形成，和“神”，即“人”的生命精神，以及書寫者的審美趣向與意旨精神分不開。對此，唐太宗李世民說得好：“神若不知，則字無態(tài)度也，以心為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毛為皮膚，副若不圓，則字無溫潤也?！?span style="color: #0099FF; --tt-darkmode-color: #0099FF;">②所謂“神若不知”的“神”與“心為筋骨”的“心”，即書寫者之心性氣質、才情旨趣、生命精神。就現今發(fā)掘出來的相關文字資料看，最早的甲骨文已經具有相當的審美風貌。后來出現的商周金文，其形式風貌則可以看出其時的“人”對藝術審美形態(tài)的一種自覺追求，即如郭沫若所指出的，從“春秋時代的末期”始，在中國書法史上，就出現了一種書家“有意識地把文字作為藝術品，或者使文字本身藝術化和裝飾化的審美意向”③。就其時流傳下來的文字資料看，其一筆一劃、字里行間都體現出“人”的審美意趣，呈現出書寫文字的“人”，其獨具的匠心，既氣韻深沉，又神圣濃重，突顯出一種人文與生命美學精神。

一

人文精神是書法藝術審美形態(tài)構成的核心要素。文字乃是一種表意的符號，為意義的載體，正是種種表情達意的要求，從而始引發(fā)書體的變化，促使其推陳出新，由繁至簡，呈現出多樣豐富的審美書風。文字書寫審美風貌的形成，和“人”的審美趣向分不開。就現今發(fā)掘出來的相關文字資料看，最早的甲骨文已經具有相當的審美風貌。后來出現的商周金文，其形式風貌則更能夠發(fā)現其時的“人”對文字美的一種自覺追求。

從上古殷商時期到魏晉時期，漢字字體日趨成形，而其間文字書寫的樣式與風格體貌也不再依賴于漢文字的體式，影響書體審美風貌更多的是“人”，即書寫者。書寫者的審美訴求、指向、趣味和立場，決定著書體風貌。應該說，即使是甲骨文時代，書寫者對于審美形式的取向、取舍，也直接影響到書作、書風的差異。就甲骨文看，正如甲骨學大師董作賓在《安陽發(fā)掘報告》《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所指出的：“盤庚至武丁時，大字氣勢磅礴，小字秀麗端莊；祖庚、祖甲時，書體工整凝重，溫潤靜穆；廩辛、康丁時，書風趨向頹靡草率，常有顛倒錯訛；武乙、文丁之時，書風粗獷峭峻，欹側多姿；帝乙、帝辛之時，書風規(guī)整嚴肅，大字峻偉豪放，小字雋秀瑩麗。”*這里就表明，在殷商時期，經歷了盤庚、小辛、小乙、武丁時期，祖庚、祖甲時期，成辛、康丁時期，武乙、文丁時期，和帝乙、帝辛等五個時期，時期不同，文字書寫的風格也各各有異，有的氣勢雄渾、磅礴，有的秀麗、端莊，有的工整、謹巧，有的溫潤、靜穆，有的頹靡、草率，有的則規(guī)整、嚴肅，多采多姿。盤庚至武丁、祖庚、祖甲早期的甲骨文，“大字”雄偉壯大，給人力拔千鈞的感覺，具有陽剛之氣；而“小字”則娟秀端正、莊重穩(wěn)健、 正經嚴格、 矜重鄭重一些，呈現出一種陰柔之美；藝術風貌最顯著的是帝乙至帝辛時期，書法嚴謹有度，八面出鋒。這種審美風貌差異現象的出現，顯然與“人”相關，時代不同，書寫者不同，文字書寫風貌自然會呈現出種種差異，林林總總，絢麗多姿，豐富多彩。

到后來，文字則隨著時代而不斷變易。出現鑿刻或鑄造在青銅器上的“金文”。而就西周初期的金文來看，則有的呈現出一種樸茂凝重、瑰麗奇?zhèn)サ膶徝捞卣鳌Ｓ霉P藏鋒，線條粗細兼施，點面結合，線條豐富，結字嚴謹，一任自然，如《利簋》《康侯簋》《大盂鼎》等。到西周中期，則呈現出一種典雅平和，裝飾意味淡化，更注重線條的質感、韻律與沉穩(wěn)；章法上疏朗有致、空間意識增強的審美風貌。如:《大克鼎》，其文字風貌就挺拔厚重，線條藏頭護尾，圓潤遒美，結構均衡，氣息幽雅。而西周晚期的金文則文字造型自然抒情，豪邁不羈，創(chuàng)作風格趨于多元化方向發(fā)展。如:《兮甲盤》等，均章法整傷、橫豎成行貫氣，造型優(yōu)美。粗獷豪放，率意騁懷，有草意，人文個性色彩，極為鮮明。就整體風貌看，其中也呈現出或陽剛、或陰柔的類似書風。

這種陽剛陰柔兼而有之書風的呈現到魏晉時期尤為突出。魏晉時期，人的覺醒導致文的自覺。影響到其時的書作，也導致其從偏重于功用性、實用性向藝術性、審美性的轉向。這一時期的書寫已經不僅僅作為文字載體，而是超越了實用性，表現出一種審美意趣與自覺的藝術效益追求。其時的書作，受書寫者審美風格與個性的影響，體現著書寫者的審美取向。如果說漢魏以前，書法中所蘊藉的審美意識還是碎片性的、隱性的，那么，漢魏以后，這種審美意識則呈現出一種系統(tǒng)性和整體性特色。一些書論家也開始對文字書寫美學進行理論研究，從理論上對書法審美實踐活動進行一種提升。

這種提升的突出標記是文字書寫美論著增多。顯然，這種現象也體現出魏晉文字書寫理論家對于文字書寫美的重視。雖然這一時期的文字書寫論著還側重于對技法的總結與探討，但也有不少內容涉及到書法美學特征。如崔瑗、蔡邕就各在其《草書勢》《篆勢》中，從審美的立場出發(fā)，對草書、篆書作了進一步審視。崔瑗在其《草書勢》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guī)。抑左揚右，兀若竦崎，獸跋鳥躊，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蝼钷p躺韙，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郁，放逸生奇?；蛄桢溷防?，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揭枝。絕筆收勢，余蜓糾結，若杜伯楗毒，看隙緣感，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阻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在崔瑗看來，書法藝術具有獨特魅力。書法藝術的意象，即所謂“法象”，是“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guī)”。書法藝術由于書寫者，即“人”的審美意趣的作用，其“方”、“圓”，均與現實生活中的不能等同，而是生氣灌注，多姿多態(tài)，不流于整齊劃一，避免了呆板、僵化，以及過于規(guī)則的形式，而是經過書寫者融會貫通、加以創(chuàng)新、個性鮮明，活力與朝氣充沛的藝術意象。把書法藝術上升到美學高度的，還有漢魏之際的書家鐘繇，在他看來：“筆跡者，界也；流美者，人也?！?span style="color: #0099FF; --tt-darkmode-color: #0099FF;">*強調書法之美的形成在于“人”。

三國曹魏時期，劉劭在其所著《飛白書勢銘》中對“飛白書”這種書體進行了生動的描述，云：“直準箭飛，屈擬蠖勢；繁節(jié)參譚，綺靡循致。有若煙云拂蔚，交紛刻繼?！?span style="color: #0099FF; --tt-darkmode-color: #0099FF;">*在劉劭看來，“飛白書”的藝術造詣極高，研究達到了“貌艷藝珍”的最高審美境界。所謂“飛白書”，是一種遵循毛筆含墨不豐而形成的虛筆的特點，并以之作為書作基調和外在特征的書法形式。為書家依據自己獨特的審美意識的一種創(chuàng)新書法形式，與那種只重實用的書體完全不一樣，更加在意書法的審美價值，注重書法給人審美愉悅。又如西晉時的成公綏，特別推崇隸書的“工巧難傳”審美特性，在《隸書體》中強調指出：“蟲篆既篆，草藁近偽，適之中庸，莫尚于隸。規(guī)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馳張，操筆假墨，抵押毫芒。彪煥煥騾，形體抑揚，芬葩連屬，分間羅行。爛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繡之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按急挑，挽橫引縱，左牽右繞，長波郁拂，微勢縹渺。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所謂“適之中庸，莫尚于隸”，即隸書的應該具有一種中和之美，以“存載道德，紀綱萬事”。隸書還應該具有一種只可意會、“工巧難傳”之美。正如衛(wèi)恒在《四體書勢》中所說：“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紈，染玄翰；彤管電流，雨下雹散，點駐折撥，掣挫安按；繽紛絡繹，紛華粲爛，氤氳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玩！”*這說明，隸書就要呈現出一種實用性，同時，更應該注重審美效應，要巧妙地將實用性與審美性結合起來。

二

大體上說來，中國古代書法美學思想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首先是書法的審美本質與人文要素，包括審美形式、審美意味、審美范疇、美感特征與人文內涵等。通過此，以深層次地揭示書法的人文本質特征和審美規(guī)律。就書法的審美本質看，主要體現在其獨特的人文特性。在中國書法美學看來，書法的特殊審美功用是抒情言志，其審美訴求則為效法天地之道，體道、遵道，進而合道，以呈現書法家心中的生命意識，達成與“道”合一的審美域，也即隨心隨意、稱心如意的審美自由域。進入這種審美域，即書情、人性與“道”一如，天人一體，是為“書之道”。人性的超越，書之法與無法及書之情性的自由性與豐富性，意味著通過書法藝術活動可以使“人”自由地抒發(fā)情性，并進而悟道、言道、載道與致道。

就書法藝術的審美本質與審美訴求看，書法在于言志抒情，抒發(fā)情志。所謂字如其人。揚雄在《法言·問神》中說：“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者，君子小人所動情乎。”“書”，乃是“人”之“心畫”，是書作者心性、性情的一種呈現。對此，宋代的書法美學家朱長文在《續(xù)書斷·神品》中說：“魯公可謂忠烈之臣也?！浒l(fā)于筆翰，則剛毅雄特，體嚴法備，如忠臣義士，正色立朝，臨大節(jié)而不可奪也。揚子云以書為心畫，于魯公信矣?！?span style="color: #0099FF; --tt-darkmode-color: #0099FF;">*所謂“魯公”，即唐朝大書法家顏真卿?！皳P子云”，即揚雄。在這段話中，就以揚雄的美學觀點來品評顏真卿的書法，強調指出，其書法作品乃是其內心境界的一種真實寫照，其字跡，則是其德行品性的生動體現。書法藝術是書作者的心靈世界的一種呈現，是書作者以線條來表達和抒發(fā)自己的情感心緒。所以說，“字如其人”，“書如其人”，人與書，書與人，是二而一，一而二，圓融合一，人書一體。由此，才能達成“書如其人”之審美域。

書法藝術，就是書寫人的意志、情趣與追求。清代的美學家劉熙載在《藝概》中指出：“筆情墨情，皆以其人之性為本也?！庇种赋觯骸皩懽终?，寫志也。”同時，他還以張旭教誨顏真卿的一句話為例，說：“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要妙？”*書法藝術乃“人”之本心本性的一種呈現，是“人”之志向的敞亮，沒有遠大的志向和高尚的情懷，是不可能獲得書法藝術創(chuàng)作的精妙的，也不可能在書法藝術活動中取得極高的成就。的確，雋永的書法作品都是書作者生命情懷的一種呈現，與“志”的澄明，其中都蘊藉著有深刻的生命意義，可以從中看出書作者的審美意趣和審美訴求。對此，唐代書法家、書法理論家竇臮在《述書賦》中品評任昉的書法藝術時，稱其“構牽掣而無法，任胸懷而足憑”。這里所謂的“胸懷”，顯然就是書作者的情感，要用書寫的技法表達情感，這是書法藝術由內及外的抒發(fā)過程。張懷罐在《六體書論》中說：“夫字以神為精魄，神若不知，則字無態(tài)度也，以心為筋骨，心若不堅，則字無勁健也，以副毛為皮膚，副若不圓，則字無溫潤也。所資心副相參用，神氣沖和為妙，今比重明輕，用指腕不如鋒鏈，用鋒鏈不如沖和之氣，自然手腕輕虛，則鋒含沈靜。夫心合于氣，氣合于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靜而已矣?！表椖略凇端囆g雅言·辨體》中說：“夫人之性情，剛柔殊稟，手之運用，乖合互形。謹守者，拘斂雜懷，縱逸者，度越典則，速勁者，驚急無蘊，遲重者，怯郁不飛，簡峻者，挺掘鮮道，簡峻者，緊實寡逸，溫潤者，妍媚少節(jié)……此皆因夫性之所偏，而成其資之所近也。”這些地方所謂的“神”、“神氣”、“心氣”、“情性”，應該就是現今所謂的書寫者的審美意識、審美指向、審美趣味和立場。書寫者的“神”、“神氣”、“心氣”、“情性”，決定著作品風貌的形成。“字以神為精魄”，“心合于氣，氣合于心”，“手之運用，乖合互形”。書寫者所稟賦的“神氣”、“心氣”、“情性”不同，有“謹守者”、“遲重者”、“溫潤者”，也有“簡峻者”、“縱逸者”、“速勁者”，氣質異稟，各個有別，影響及藝術審美創(chuàng)作活動，則形成其各各有異的審美風貌。

中國書法是書寫者情性氣質、審美感情的生動呈現。蔡邕在其《筆論》中說：“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后書之?！笨梢哉f，正是“人”“任情恣性”、吐露“心聲”、“動情”的審美訴求，才導致了作品審美形態(tài)的吐故納新、除舊布新和革故鼎新，使其不斷從繁瑣走向簡練，并形成多姿多彩的審美風貌。自上古至漢代，簡便實用的記事傳意要求，促使了甲骨文、金文向小篆、隸書的演化。又如，兩漢時期，統(tǒng)治階層歌功頌德的需要和邊塞軍隊以及社會基層單純的書情記事要求，使得規(guī)度繁雜和簡便自如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風貌同時并存。藝術審美風貌的形成，和“人”的審美趣向分不開。就現今發(fā)掘出來的相關文字資料看，最早的甲骨文已經具有相當的審美風貌。后來出現的商周金文，其形式風貌則可以看出其時的“人”對藝術審美形態(tài)的一種自覺追求，不少書作，其字里行間、一筆一劃中都呈現出書寫者的匠心獨運，既氣韻深沉，又具有濃重的神秘性。文字書寫，是書寫者“心”、“神”的外顯，為其個體生命意識的一種流露。所謂“任情恣性”、“肇于自然”、“造乎自然”等等命題，突出了對個體人文精神與自然精神的強調。

其時，把中國書法上升到美學高度的，還有漢魏之際的書寫者鐘繇。他認為，書法藝術乃是“流美”。針對他的觀點，宗白華進一步解釋說：“筆蘸墨畫在紙帛上，留下了筆跡，突破了空白，創(chuàng)始了形象。……從這一畫之筆跡，流出萬象之美，也就是人心內之美?！?span style="color: #0099FF; --tt-darkmode-color: #0099FF;">*所謂心內之美，包括人的品質、學識、才力、理想、情感等等。書法藝術之美的形成在于“人”，中國書法的內核，就是一種人文精神的體現。人文精神是藝術審美形態(tài)構成的核心要素。書寫者的氣質精神決定著作品的樣式與藝術風貌。影響藝術審美風格形成的是“人”，即書寫者。書寫者的審美意識、指向、趣味和立場，決定著作品風貌的形成。漢代書寫者崔瑗就在其《草書勢》中，就從審美的立場出發(fā)，對草書、篆書作了一番審視，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迸c篆、隸相比，草書應該打破常規(guī)，具有一種創(chuàng)新精神?！坝^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guī)。抑左揚右，兀若竦崎，獸跋鳥躊，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蝼钷p躺韙，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郁，放逸生奇?；蛄桢溷防?，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揭枝。絕筆收勢，余蜓糾結，若杜伯楗毒，看隙緣感，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阻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所謂“方不中矩，圓不副規(guī)”，就是要求不拘一格，不能按照常規(guī)，要有獨特創(chuàng)建，既不失規(guī)矩法度，又不致落于俗套；必須淺如流霧，濃若屯云，以達成舉眾仙之奕奕，舞群鶴之紛紛之審美域，給人以彩帶飄空、輕紗飛舞、生動奇逸、飄飄欲仙的審美感受。草書獨特的藝術魅力離不開書寫者的匠心獨運，是書寫者在創(chuàng)造性審美活動中，運筆結字，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guī)，打破常規(guī)，從而致使其書作呈現出一種創(chuàng)新審美意識。

與草書不同，隸書則應該具有一種中和之美，以存載道德，紀綱萬事。成公綏在《隸書體》中指出：“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跡，遂成文字。燦矣成章，閱之后嗣，存載道德，紀綱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紀；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藁近偽；適之中庸，莫尚于隸。規(guī)矩有則，用之簡易?！?span style="color: #0099FF; --tt-darkmode-color: #0099FF;">*所謂“適之中庸”，就是一種中和美學精神的呈現?！爸杏埂敝爸小?，許慎《說文解字》解釋云：“中，內也”，即人之本性情感藏于心內，尚來顯露之意。又云：“中，正也?！奔床黄灰小⑶〉胶锰幹?；何謂“庸”，《說文解字》云：“庸，用也?！薄肚f子·齊物論》云：“庸也者，用也?！编嵭抖Y記·中庸注》亦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敝杏辜从弥?，中庸之道即用中之道。就是不偏不倚的中和之道，也就是中和之美。在成公綏看來，篆書繁復，草書又“近偽”，篆草之間不偏不倚的，具有適中、中和之美的，“莫尚于隸”。隸書“隨便適宜”。其藝術結構，點、橫、豎、撇、捺，筆畫線條均衡適度，“規(guī)矩有則，用之簡易”，具有一種法度美。所謂“隨便適宜，亦有弛張”，表明隸書在作品演變方面，有起有落，有興有衰，實用和審美、現實和藝術相互融合，適度而不偏執(zhí)、不外蕩?！安俟P假墨，抵押毫芒”，既實用又美觀，既動又靜?！氨霟ù來?，形體抑揚”，文采壯麗，形體有抑有揚，字體錯落有致?！胺逸膺B屬，分間羅行”，章法相間，羅列有致。“燦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繡之有章”，燦爛如天上的日月星辰放射光輝，華美如錦繡一樣富有文采。筆法輕捷地拂掠，揚筆緩慢，節(jié)節(jié)加勁，筆筆下按，力注其中，動作的恰如其分，力度和姿態(tài)一致，“挽橫引縱”，“左牽由繞”，“長波郁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知者少”，“應心隱手，必由意曉”。只有應會于心，熟練于手，才能意會知曉。字脈行氣，貫通渾成。并且，隸書還應該具有一種只可意會、“工巧難傳”之美。同時，隸書的書寫離不開其實用價值。即如《隸書體》所云：“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紈，染玄翰；彤管電流，雨下雹散，點駐折撥，掣挫安按；繽紛絡繹，紛華粲爛，氤氳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可玩?！薄皶笔怯脕碛浭碌?，時代變了，文字也就“古今各異”。而且這種變化由繁到簡。篆書繁復，草書又“近偽”，適中的“莫尚于隸”。漢代隸書，具有結構之美，變線條的均衡為點、橫、豎、撇、捺等筆畫適中和諧，具有“質”的美。且不失法度，“規(guī)矩有則，用之簡易”，法度與審美一體相融?！半S便適宜，亦有弛張”，具有作品的適中之美，有起有落，有興有衰，“操筆假墨，抵押毫芒”。是藝術寫作時的美觀實用，具有一種動態(tài)之美。“彪煥磥硌，形體抑揚”，文采壯麗，有抑有揚，具有一種形體之美，并且，字體錯落有致，“芬葩連屬，分間羅行”，章法像香花不斷，相間地羅列在每一行，“燦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繡之有章”?！盎蜉p拂徐振，緩按急挑”；筆法、書寫動作，盡皆恰如其分，力度和姿態(tài)一致，和諧圓融，“挽橫引縱”，逆鋒落紙，豎畫逆勢向上?！皯碾[手，必由意曉”。應會于心，熟練于手，手指靈活，臂腕柔和，鋪展細絹，濡墨揮毫，筆勢如電，行筆如雹，側點急驟，拔筆方折、挫鋒有控、下按穩(wěn)健。筆勢往來，順逆相成，字脈行氣，貫通渾成?！袄_紛絡繹，紛華燦爛。纟因缊卓犖，一何壯觀”！這里就指出，漢隸的書寫，就要呈現出一種實用性，同時，更應該注重審美效應，要巧妙地將實用性與審美性結合起來。就中國書法的審美本質看，其獨特的審美性生成離不開“人”。藝術的特殊審美功用是抒情言志，其審美訴求則為效法天地之道，體道、遵道，進而合道，以呈現藝術家心中的生命意識，達成與“道”合一的審美域，也即隨心隨意、稱心如意的審美自由域。進入這種審美域，即書情、人性與“道”一如，天人一體，是為“書之道”。人性的超越，書之法與無法及書之情性的自由性與豐富性，意味著通過中國書法活動可以使人自由地抒發(fā)情性，并進而悟道、言道、載道與致道?！皶馈奔础叭酥馈?。因此，中國書法的核心美學精神就是人性的體現，為“人”審美志向與審美情感的呈現。就中國書法的審美本質與審美訴求看，藝術在于言志抒情，抒發(fā)情志。所謂字如其人，“書”為“心畫也”，中國書法是書寫者品德、操行、品性、品藻的一種呈現。

孟云飛書法

三

在中國美學看來，中國書法，是書寫者的生命意識的一種顯現，生命精神是中國書法的審美內核。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視鳥獸之文于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憲象。及神農結繩為治而統(tǒng)其事，庶業(yè)其繁，飾偽萌生。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離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 ?！庇终f：“古文者，黃帝之史倉頡所造也。頡首四目，通于神明，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眾美，合而為字。”“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孽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諸之書，書者，如也?！卑凑兆诎兹A先生的解釋，倉頡是人類從猿進化到“人”的一種象征。只有“人”，才能夠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以體認宇宙天地間的萬有大千，領會其中的生命意義。“人”創(chuàng)造了文明，從而產生中國書法*。

以倉頡為代表的古代先民，取象于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審奎星之勢，察龜文之象，辨鳥獸之跡，仿山峙水流，然后化而為字。“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笔瞧渲凶顬榻艹龅拇?。自然萬物千變萬化，生命形態(tài)多樣，都是中國書法取法的對象。于草木，法其勃勃的生機，生命的氣息；于禽獸，法其跳躍走動，鸞舞鳳翔；生命之最高者人，則法其性靈、氣質神韻。中國書法取象的過程既是勾勒萬物外形的過程，同時又是萬物生命的跡化過程。蔡邕《筆論》云：“為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矣?！逼渲兴^“入其形”并非要與自然物形似，“有可象”也并非要有具體形象，而是要從自然中攫取生命之象，象之生命。使每一筆、每一字都有動態(tài)與生命，使人看到字時便會聯想到不同的生命之態(tài)，其形可以不真，其象可以不具，但其生命意象，生命精神卻生動感人，這便是藝術之道。漢代書寫者，主張中國書法必須突出“勢”。所謂“勢”，可以解釋為一種生命力量所表現出來的趨向，在中國書法中，“勢”是其表現生命意蘊的重要手段。蔡邕《九勢》云：“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 又云：“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映帶，無使勢背?！弊髌分畡?，一筆而成。藝術的空間是靈活多樣、變化無窮的，更具有活潑的生命躍動。字之動勢展現了生命形象最美麗動人的瞬間，優(yōu)秀的作品即是創(chuàng)作出漢字最富包孕的時刻的佳作。草書就追求一種“人”的個體生命精神的傳達。如崔瑗就指出，草書生成于書寫者“觀其法象”，以呈現書寫者個體生命的藝術。所謂法象，其原本是指人的合乎禮儀規(guī)范的儀表舉止，引申到草書藝術創(chuàng)作中，則指其書寫者書寫既要合乎法度，同時還必須要有獨具個體生命特色的藝術形象。因此，草書藝術往往“抑左揚右，望之若欹”，在作品上不同于篆隸的對稱平穩(wěn)。并且，草書必須呈現出一種動態(tài)美，所謂“獸跛鳥躊，志在飛移；狡兔暴駭，將奔未馳”。藝術本是空間藝術，是靜止的，但是，草書藝術則有所不同，應該表現出一種鳥獸想要“飛移”，狡兔受驚后將要“奔馳”的動態(tài)美，以給人強烈的時間藝術的動態(tài)感。所謂“或蜘蛛點蝻，狀似連珠，絕而不離”，草書筆勢有其自身特色，如“燕”、“然”下面四點，其特色就顯然不一樣。所謂“若山蜂施毒，看隙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這里就通過種種生動描繪，呈現出草書筆畫的曲折、回旋、流暢。表明漢代草書較之篆、隸，線條更流暢，更自由，更具活力，更富意態(tài)。

藝術，是表現生命的藝術，在中國獨特的文化土壤中生存、發(fā)展，成為中國人特別是文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趙壹《非草書》記載云，其時士人“專用為務，鉆堅仰高，忘其疲勞，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唇齒常黑……見腮出血，猶不休輟”*。據記載，蔡邕在太學門外正定經典，親自書寫，遠近聞之，前去觀看，致使巷陌交通堵塞，景象蔚為壯觀。宗白華說：美是豐富的生命在和諧的形式之中。藝術，在神秘的線條中展現著生命的活力，在古老的漢字中激活著生命的基因，在黑與白的世界里透視出主體生命的信息，在和諧的形式之中展現豐富生命意蘊。書寫者的生命之氣、靈性之氣和藝術作品的韻味之氣在中國書法創(chuàng)作活動中是相互融通、有機統(tǒng)一的?！皻狻笔怯钪嫒f物的生命本原，也是藝術作品“風姿神貌”的生命活力所在，是書寫者的生命力和創(chuàng)造力生成的機制，與“氣”相通的“生氣”、“神氣”、“氣象”、“氣韻”、“氣勢”、“氣脈”以及“風骨”等，構成了一種“氣”之審美的動態(tài)有機生命意識，呈現于藝術創(chuàng)作中，則為天、道、氣渾然合一的、體現出宇宙萬物深層生命精神的審美域。

中國書法，是書寫者生命意識與審美情感的自然抒發(fā)。趙壹《非草書》云：“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丑，可強為哉？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以相若耶?”中國書法表現“人”內心的生命意識與情感活動。從中國書法的內容和表現來看，“情”既是中國書法表現的內容，也是中國書法獨特的魅力所在?！皶币浴斑_情”，“書”以“含情”、“忘情”，中國書法以“情”為本，為抒情之手段?！扒椤笔菚鴮懻邔ψ匀蝗f物與社會人生的一種深刻的生命體驗，其中包含有豐富復雜生命意識，需要通過中國書法的創(chuàng)作活動以表現出來。因此，中國書法所具有的抒情性審美特征一直受到人們的認可。如庾肩吾在其《書品》就提出“書尚文情”，指出中國書法乃是書寫者內心生命意識與思想情感的抒情性流露，只有內心擁有真實的情感流衍于心，按捺不住，必須形于書表。所以說，“情”的抒發(fā)，內心情感的審美訴求既是中國書法的審美本質所在，也是中國書法的獨特的審美性所在。

書寫者身處一方，情懷萬里，宜通過藝術創(chuàng)作以宣揚自己胸中的志向和氣概，而中國書法華美的字跡和精神，拆封見書跡，欣然如會面，是可快樂的事。強調中國書法的表情達意的審美效應。

所謂“書以載道”，這里的“道”為“書藝化”了的“道”，或者說是中國書法所指謂的一種生命意識與審美情懷。藝術杰作中，其“藝”、“情”、“道”三者往往圓融一體，完美契合。因此。中國書法又被稱之為“書道”。認為中國書法的創(chuàng)作活動就是一種“悟道”、“體道”、“合道”過程，而不是一味著眼于臨摹求法，書寫的審美訴求應該是宇宙間陰陽合諧，天人一體審美域的達成。一陰一陽謂之道。天地萬物，莫離陰陽；陰陽之變，莫過“書道”。“書之道”有如“天之道”，天地自然中的一草一木，皆有“生氣”。“生氣”，即“天之道”、自然之“道”。“書道”如“天道”。顯而易見，所謂的“書道”之“道”，應該就是宇宙間的生命意義。宇宙天地、萬有大千，一草一木，一花一樹，皆有生命。萬物生生不息，化化不已。在這種自然的化生化合中，有生成之生、化生之生；也有創(chuàng)新之生、生存之生、生養(yǎng)之生。萬事萬物是有生命的，為生命體。整體的生命長河，是同一的，個體的生命，則各各相異?！皶馈笔菚鴮懻呱庾R的呈現。其中所蘊藉的生命精神是書寫者的個體生命意識與宇宙萬物生命意味的相融合一，并通過藝術作品生動的呈現出來，是書寫者通過文字符號以呈現生命意識的完美交接。因此，漢代藝術美學推崇“書道”，在藝術創(chuàng)作活動中追求人書一體、書如其人、“書道”如“天道”的審美域。

在中國書法創(chuàng)作中，“書道”是書寫者與書作的一體交融。這種交融體現于藝術神奇幻化的審美風貌之中。對于這種審美風貌的形成，庾肩吾稱之為“神化”與“參神并用”、“偶合神交”，即自然而然，心手一體，人書一如。中國書法創(chuàng)作活動中這種“神化”、“參神”與“神交”，乃是“合冥契，吸至精”。所謂“冥契”，即天機，天意；“至精”，即天地間至精至微的生氣。都是一種天地間的生命精神?？梢?，“合冥契，吸至精”就是藝術創(chuàng)作活動中作為個體的書寫者之生命意識與宇宙間生命意識的合一。在中國書法創(chuàng)作中如何達成這種似“神化”、“神交”審美域是中國書法美學的核心內容。只有達成這種審美境域，才能于書作中生動神妙地傳達出宇宙間的感性物態(tài)生命。所以說“書道”之“道”，是中國書法形態(tài)結構中的最為精深生命精神，也是中國書法魅力之所在。

中國書法的生命力、生機活力都原于“道”，本于“道”。其藝術生命的感性形態(tài)最終都根植于“道”?！暗馈奔粗袊鴷ǖ拿缹W精神，體現出中國書法形態(tài)所熔鑄出的生機勃勃、活力四濺的天人合一、人書合一審美域。所以，“書道”往往是書寫者的內在生命意識。的確，人之本心本性就是“天道”的呈現。所以，當藝術家任其自然之情性揮毫舞墨，也就是自身所蘊藏的生命精神流露于書作之中，物我兩忘，人書一體審美域的達成。漢字的點、橫、豎、撇等八種筆畫形狀之間的連接方式變化多樣，“篆隸正草”等四種字體，等等因素，使得漢字具有繁富的藝術空間，可塑性強，能夠通過書寫者的藝術創(chuàng)作，成為一種生動多姿的藝術形象，以符指多樣的生命體，并呈現出一種生命儀態(tài)之美與人情物態(tài)之審，于“書道”中達成人道與天道的一體交融。

并且，中國書法推重一種“自然”美學精神。就“書道”看，其中“人道”與“天道”的一體圓融的自然而然的，天然本然，就是“自然”美學精神的生動呈現。蔡邕在《九勢》中說：“夫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這里就提出“書肇于自然”的命題，認為中國書法應該注重自然、因任自然、返樸歸天。自然萬物，其生成與存在都是自然而然的，中國書法創(chuàng)作以自然造化為師，當然應當遵循自然，順其本來的樣態(tài)?！暗馈奔醋匀?，而書之法“道”，即法其自然，“復歸于樸”?！皹恪奔次词苋藶閾p毀的自然，也就是作為生命原初之“道”?！暗馈北緢A滿無缺，任天之極，純任自然。藝術創(chuàng)作的極致是無為無造，一任自然，是“忘我”“喪我”，“物我兩忘”的審美域。

所謂自然，有兩層意思：一是自然而然，二是山川自然。就第一層意思看，自然，即不假人工雕飾的狀態(tài)。宇宙間自然萬物決然而生，沒有任何人為造作的成分。正如《淮南子》所指出的：“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所謂“自然”，就是“不為而自然者也”；乃“自己而然”。因此，“自然”，又謂之天然。就中國書法而言，其生命力的源泉就在其自然精神。所謂“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就此意義看，則自然應該指天地間的萬事萬物。漢文字的產生就來自對自然萬物的模擬。倉頡造字，即觀察天地之形而為之文。而所謂造字“六書”，即象形、形聲、轉注、假借、指示、會意，等都強調對自然之物的象形?！胺擦鶗x起于象形”?！跋笮巍本褪恰坝^物取象”，即以外部事物為模擬對象為漢字產生的重要途徑，所謂“天地之形”、“鳥獸之文”與“山川之類”，為漢字字型構成的核心要素。

漢字的生成就是對自然萬物的模擬，是上古之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加以創(chuàng)造而成。如倉頡，就“觀彼鳥跡”，“博采眾美”，以創(chuàng)字。因此，中國書法的內核乃“類物象形”，存在著一種“象形”美學精神，是書寫者把自然物象具象化，成為有一定象征意義的藝術符號。

文字產生于自然，中國書法亦然，肇于自然。書寫者通過藝術創(chuàng)作，把自然而然、神妙莫測之“道”，藝術地呈現出來。中國書法乃取法自然之象。中國書法的審美風貌也是這樣，呈現出一種對立面的變化、運動。所謂“形勢”，乃是中國書法中筆畫之間連接方式多樣變化。這種“形勢”審美風貌的形成，生成于書寫者對山川自然的體認與模擬，并且通過用筆、結體、章法來加以呈現。因此，中國書法的形式之美與自然萬物的生命氣息的融通合一的。故而，藝術美學認為，中國書法創(chuàng)作，應該以自然為師。對此，宗白華以石濤《畫語錄》第一章“一畫章”里的話，說：“太古無法，太樸不散，太樸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畫。一畫者眾有之本，萬象之根。……人能以一畫具體而微，意明筆透。腕不虛則畫非是，畫菲是則腕不靈。動之以旋，潤之以轉，居之以曠，出如截，入如揭，能圓能方，能直能曲，能上能下，左右均齊，凸凹突兀，斷截橫斜，如水之就下，如火之炎上，自然而不容毫發(fā)強也，用無不神而法無不貫也。理無不入而態(tài)無不盡也。信手一揮，山川、人物、鳥獸、草木、池榭、樓臺，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摹景碌，露隱含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用心，蓋自太樸散而一畫之法立矣。一畫之法立而萬物著矣。”*應該說，正是在如何通過中國書法創(chuàng)作，以表現自我、呈現自我自然之心性，進而發(fā)現自我、重塑自我的審美意識促使之下，從而致使中國書法逐步走向精致、內斂與靜謐。就中國書法的表現形式看，作品不同，作為個體的書寫者其表現也各各有異。對此，歷代的藝術美學家都有描述。堅持“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的審美經驗，由此才可以致使力勢與神采、黑有與白無等因素和諧一體，以更好地展現中國書法之美。

從中國古代藝術美學思想看，人文美學精神突出體現于有關藝術審美本質與構成要素之中，包括審美形式、審美意味、審美范疇、美感特征與文化內涵等。通過此，以深層次地揭示藝術的審美本質特征和審美規(guī)律在“人”。就藝術的審美本質看，其獨特的審美性生成離不開“人”。在中國書法美學看來，藝術的特殊審美功用是抒情言志，其審美訴求則為效法天地之道，體道、遵道，進而合道，以呈現藝術家心中的生命意識，達成與“道”合一的審美域，也即隨心隨意、稱心如意的審美自由域。進入這種審美域，即書情、人性與“道”一如，天人一體，是為“書之道”。人性的超越，書之法與無法及書之情性的自由性與豐富性，意味著通過中國書法活動可以使人自由地抒發(fā)情性，并進而悟道、言道、載道與致道。

（原載于《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