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進斌（讀史特約作家）
集平民、和尚、乞丐于一身，飽嘗底層百姓疾苦的朱元璋，在元末社會的大動亂中，在十六年征戰(zhàn)后一統(tǒng)江山登上皇權(quán)頂峰。
朱元璋復雜的個人經(jīng)歷，敏感多疑的性情，以及對開國功臣元勛卸磨殺驢陰險毒辣之手段，雖使朱明王朝富麗堂皇龍蟠虎踞，卻也把封建專制統(tǒng)治的血雨腥風歷史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觸目驚心。
朱元璋登基后采取了一系列集權(quán)專行為——取消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座椅，將六部長官直接掌控在自己手中，并賦予監(jiān)察機構(gòu)箝制權(quán)力，隨時清除那些能夠?qū)蕶?quán)造成威脅的大臣及地方官僚。
在中國歷史上實行了一千多年的丞相政體，盡管在隋唐以后曾被用中書、門下、尚書等機構(gòu)分權(quán)的方式加以削弱過，但直到明朝才被徹底廢除。
從朱元璋廢棄丞相一職，親自統(tǒng)率六部大臣決斷事務來看，足以證實他比歷代皇帝都要勤于政事，而他一天之中居然常批閱140件以上的奏折，更顯示出其旺盛的精力。
他是精力充沛、勤勉力為的朱元璋；也是陰險狡詐、機敏多疑的朱元璋；還是為傳承家天下不擇手段、殘酷無情，對貪官污吏深惡痛絕必用血腥酷刑的朱元璋……總之，他一手締造的朱明王朝，就這樣開創(chuàng)了封建王朝諸多的第一。
朱元璋血液中激蕩的勤政成分，到他的孫子輩的孝宗、武宗、世宗人身上，早已化為沉湎于酒色，服藥求仙的荒淫積垢?；栌篃o道的皇帝，早已把“勤政”全盤委托給了那些被閹割了的宦官。
聰明的宦官們充分利用皇帝荒淫作為鞏固自己的地位的最佳手段，橫征暴斂。而王公、貴戚和大小官員們亦當然不會放過分享機會，土地兼并之風愈演愈烈，百姓再度被推到死亡線。
朝廷黨朋傾扎，爾虞我詐，地方陷入兼并與掠奪。而被逐往北方的少數(shù)民族部落此時漸漸積聚力量，頻繁地在邊境上侵擾掠奪，破壞生產(chǎn)，耗其國力。
明王朝處于新一輪的內(nèi)憂外患中。
翻開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不乏這樣令人欣慰而又悲愴的時刻：當這個社會處于被動地走向衰亡的不幸關(guān)頭，這種厄運逼迫欲有作為的統(tǒng)治者產(chǎn)生焦灼感，而恰在此時此刻，又有能在滄海橫流之際扭轉(zhuǎn)頹勢的叱咤風云的人物出現(xiàn)。
欲有作為的統(tǒng)治者和叱咤風云的人物神圣際遇，必定給死水一潭的社會帶來急風暴雨，人們發(fā)現(xiàn)，長期被壓抑的活力此時方顯示出它的巨大力量，摧枯拉朽，蕩陳滌腐，使沉疴痼疾、千瘡百孔、搖搖欲墜的王朝回光返照。
明萬歷初年，集神童、帝師、首輔于一身的張居正，就是這種鮮明歷史現(xiàn)象的佐證標本。
張居正出道，并非春風得意，這個來自湖北江陵的人，自幼便具卓越才華，并十分幸運。他十三歲時去考舉人，被當時的名流顧璘慧眼識中，但出于年齡和閱歷的考慮，以及對英才成長的關(guān)切之情，顧璘沒有將這位神童錄取，讓他又磨練了三年。
十六歲時考上舉人，已稱得上少年得志了，可顧璘卻把自己的犀帶送給了他，并稱這二品官配帶的標志不會辱沒他，甚至以出身微賤而終成大器的商代賢相伊尹來鼓勵他奮進。
二十三歲時，他考中進士，被列為翰林學士編修。他雖想“勇敢任事”，并以“豪杰自許”，無奈此時正值嚴嵩專權(quán)時期，他在出道后即遭遇不幸。張居正在翰林院盤桓四五年后，就以體弱多病為由，告假回鄉(xiāng)休養(yǎng)了。
幾年后，當他在徐階的提攜下再回京師時，嚴嵩仍權(quán)傾朝野，但少年老成的張居正已磨煉得“深有城府，莫能測也”，在朝中以不卑不亢的態(tài)度，從容對付炙手可熱的嚴嵩父子。
盡管嚴嵩很忌恨徐階和所有由其引用的人，卻對張居正很器重。此時的張居正可能領(lǐng)會了禍?？赊D(zhuǎn)換之箴言，這位39歲的老成穩(wěn)健之士，在世宗末年當上了裕王朱載垕（太子）的老師后，便立志效仿晁錯、王叔文的改革中興之路，并在裕王即位時順理成章地當上了大學士，步入內(nèi)閣的圈子。
據(jù)歷史記載，當時徐階以老臣身份居首輔之位，李春芳等參與朝政，而43歲的張居正資歷最淺，可他獨自犖犖不群，不在百官中亂拉關(guān)系，而平時很少說話，一旦出語，準能切中要害，于是朝官對他既敬且畏，威望高于他人。
世宗以來，內(nèi)閣大學士們的混戰(zhàn)幾乎沒有一日停息，幫助世宗變革的首輔夏言被嚴嵩誣陷遭殺；嚴嵩在殺掉楊盛、王抒等功勛大臣后，終于被徐階的弟子們攻垮鏟除；徐階執(zhí)政未穩(wěn)，就被剛愎浮躁的高拱拉下馬；繼為首輔的李春芳也被高拱所擊敗，高氏成了內(nèi)閣中的元首。
張居正在這種混戰(zhàn)的內(nèi)閣里小心翼翼地撐持著，甚至沒有改變那種正襟危坐的氣派。
此時的張居正，確實做到了宰相肚里能撐船，冷靜、沉著，與爭斗的各方都保持等距離關(guān)系，并不失時機地利用別人爭斗的機會，建立自己的功勛。
隆慶四年（1570），張居正支持邊將王崇古利用蒙古人的矛盾，與蒙古人談判，并互通貿(mào)易關(guān)系，一下子竟使為患多年的北部邊境和平起來，并且是心悅意誠地互不侵犯。
他悄悄地為自己日后執(zhí)政選拔人才，隆慶五年，他主持禮部大試，錄取了一大批有理想、有能力的年輕進士進行預備磨礪。他看準并領(lǐng)悟了水到渠成的真諦，當體弱多病的明穆宗即位六年悄然去世時，他成了朝廷最孚眾望的托孤顧命大臣，順理成章地踏上了總領(lǐng)國家朝政的要位。
此時，萬歷皇帝不滿十歲。作為萬歷的老師，48歲的張居正，用他一腔忠誠、滿懷自信和智勇，將這個龐大的國家機器有條不紊地運轉(zhuǎn)起來。
他為此已準備了多年，而歷史也在恰當?shù)臅r候，給了他這樣的一個曠世難得的機會。
張居正用自己無窮的精力和永不厭煩的態(tài)度去安頓“四方”。其一，作為兩宮皇太后，她們對張居正的信任幾乎達到毫無疑問的地步，她們讓萬歷小皇帝以師長、父親的禮儀對待首輔，而張居正也未嘗不對孩子有父親般的撫育和關(guān)切之情；
其二，作為司禮太監(jiān)馮保，這位曾驅(qū)走多位首輔的太監(jiān)確實是位出眾的宦官，從世宗末年以來一直以干練、精明而受皇家的信任。如今身為“大伴”，實際上就像舅舅一樣，既是皇后的代言人，又是皇帝的監(jiān)護神，同時卻又能顧全大局，不妄生議論，并對張居正既敬且服，真誠相助。
而張居正對他也是恭敬不已，盡量滿足他在個人生活上的一些貪婪，不讓他過分地參與政事。因此倆人默契，形成穩(wěn)定宮廷、管理國內(nèi)政務、調(diào)整對外關(guān)系的重要聯(lián)盟。
張居正充分利用他手中皇帝詔書的威嚴和自己親筆書信的密意，將危機四伏的帝國引向起死回生之路。
我們無需敘述他執(zhí)政期間漢人與蒙古人的平等貿(mào)易關(guān)系，無需描繪東北邊疆上內(nèi)容復雜的一封封捷報曾經(jīng)使屢受欺凌、心有重負的士大夫們何等高興的情景，只要知道，我們的萬里長城在張居正的授意下才增修了可以偵探敵情、先發(fā)制人的“敵臺”數(shù)千余座；
只要知道，著名的民族英雄戚繼光和善戰(zhàn)不敗的抗敵將領(lǐng)李成梁、潭綸都是張居正親密無間的朋友或言聽計從的門生，也許就會對萬歷初年的中國人在外人面前揚眉吐氣的情形有所領(lǐng)悟了。
“富國強兵”四個字是歷代改革家的宗旨和最終目的，但除了商鞅之外，只有張居正最成功地沒引起朝野震動，卻實現(xiàn)了這一愿望。
他在改易更革時，并沒有激烈的言辭和聳人聽聞的典章通令，他甚至聲稱祖宗制定的法至善至美，不必改動，只是循名核實，要求準確無誤地達到那種法的要求。
他根據(jù)朱元璋對官吏的嚴格要求制定了“考成法”，要求“尊主權(quán)、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使那些庸碌茍且的腐敗官吏再也無法混日子和貪贓枉法。大批溜須拍馬而無治國才能之徒失去了向上爬的機會，也失去了殘害平民百姓、禍害國家的機會。
一位國公數(shù)次犯法違令，張居正駁斥眾議，派人捉而囚禁，同時卻毫不影響對這位國公兒子的擢用。
一系列革新下來，不僅冗官冗員被大幅度地裁減，政府機構(gòu)的辦事效率也被空前提高，“居正令以大小緩急為限，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
同時朝廷命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似乎達到當今信息時代的政令發(fā)布和實施水平。
歷代改革家們都想在封建政體中樞——以官僚集團為核心的腐敗肌體上做文章，其結(jié)果均遭敗跡。張居正則不然，他并不輕視官僚集團里的潛在能量，提出了“急公進取”這個十分重要的號令。
“急公”就是“強公室，杜私門”，即為了國家的利益而有所作為，不為私家富貴而因循茍且；“進取”二字更是極為光輝的命題，它讓這個社會每一個富有活力和愿意奮發(fā)向上的人都有了正當?shù)纳L環(huán)境。
兩千年來帝王尊崇的“弱枝、弱民”馭臣民術(shù)，在張居正的手中被暫時廢棄，帝王限制百官“奔競”的意識至此也被擱置一邊。
只因為提倡“進取”，張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才得以在阻力較小的情況下進行；
只因為提倡進取，才有一代名將戚繼光、一代理財能手張學顏、一代水利專家潘季馴的出現(xiàn)；
正因為提倡進取，大大小小的官員們才放開農(nóng)民和手工業(yè)者手腳上的羈絆，發(fā)展了生產(chǎn)力，形成了萬歷初年那種邊境安寧、百官勤政、人民效力、國家繁盛的局面。
才智過人的張居正把準國脈，由此創(chuàng)造了在歷史上最為耀眼的政績——在全國推廣“一條鞭法”，義無反顧地下令在全國嚴格地全面丈量土地，將原來按戶頭人口使差派役的方法統(tǒng)統(tǒng)改為按丁、糧結(jié)合的方式，將差役與土地的擁有量和財富的多寡聯(lián)系起來，并且統(tǒng)一用貨幣支付取代賦稅交糧、差役征人的方法，財多者多出銀兩，財少者少出銀兩，政府再用這些錢來雇役。
這種按財取賦的方法無疑是一種巨大的社會進步，它突出了貨幣在生產(chǎn)流通過程中的重要職能，促進了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簡化了賦役的繁多名目和令人難以忍受關(guān)卡和手續(xù)，限制了官吏作奸、富豪舞弊的增生，沖擊了中國國土上生成不變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以及與之適應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對封建社會的人身依附關(guān)系的解體、資本主義商品經(jīng)濟的生產(chǎn)方式的萌生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與此同時，張居正順水推舟，將嚴密地財政會計出納程序貫注于整個賦稅事務管理之中。
他任用潘季馴治理多年為患的黃河，修復漕運，使黃淮中下游地區(qū)的人民免遭洪水災難，終于使黃泛區(qū)出現(xiàn)了密集的村莊和富庶的農(nóng)田。
他知人善任，“能以智數(shù)馭天下，人多樂為之盡力”。同時執(zhí)法甚嚴，對報喜不報憂的人“雖循吏必黜”。
黎民百姓拍手稱快，豪富官僚失魂落魄。這是一種改變社會形態(tài)的改革，又是自發(fā)的水到渠成的良性轉(zhuǎn)變。原來乏銀缺財?shù)恼畟}庫在一條鞭法推行不久就立刻充實起來，史稱“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
國家的富足，人民的安定，邊境捷報仿若三根撐起國運的支柱，張居正扶持著萬歷小皇帝、兩宮皇太后等高居其巔，他把國家引向中興繁盛之途，他的意志也開始成為國家的意志，皇帝、皇后、大臣們對他惟命是從，真正達到了一言九鼎的地步。
只是可惜的是，封建家天下制度培育出的張居正，只是一位具有家國情懷的士大夫，他沒有洞穿歷史的胸懷視野，使他無法窺視出其中社會形態(tài)將要變動的諸種奧妙，也無法闡述那利國利民、利于整個民族發(fā)展進步的道理。時代只讓他如此地做，沒讓他那樣去想，也沒讓別人去想。
他走在了前頭，卻也注定再一次演繹“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的民族悲劇。
張居正總領(lǐng)朝政期間，朝中重臣、封疆大吏中雖不乏彈劾參奏他的，但無一例外都遭到廷杖鞭笞罷官的懲罰。當年的首輔大人是難以動搖的，這從他父親去世后圍繞他回家守喪，還是居朝忠君引起朝廷的紛爭上，他的不可替代作用立時顯現(xiàn)出來了。
國君需要忠臣，亡父需要孝子。張居正不忍離開眼前的孤兒寡母，也不忍放棄手中的無上權(quán)力，但他卻也害怕遭到非議。到了維護圣人之言的時候，天下的怯懦都會變成勇士。于是有的人倡導“奪情”之議，即皇帝下詔，要求喪父的人從國家的需要考慮，放棄自己的父子親情，破例地在朝廷一面為官，一面為父親守喪。
張居正累番上章要求歸葬守喪，萬歷小皇帝則屢屢下詔不許守制，甚至說再上萬本也不準許。
君臣之綱常與父子之綱常發(fā)生了對立，孔夫子與董仲舒并沒有交待誰該服從誰。那些胸中憋氣郁積已久的朝臣們，此時以捍衛(wèi)綱常和舊制面目出現(xiàn)，一口咬定“奪情”之議出自張居正的指使。
這樣一來，堂堂首輔一下子成了怙權(quán)貪位的不孝之人，奏折接二連三上疏。有的說該守喪，有的說該奪情，小皇帝堅持后者。偏偏此時夜空出現(xiàn)了彗星。反對奪情者借此發(fā)難，不料“上天的警告”這次卻沒被理睬，攻擊奪情的人卻嘗到了廷杖的滋味。
群儒憤怒了，憤怒的表現(xiàn)形式為少數(shù)人冒死上疏，多數(shù)人在制造和傳播謠言。
張居正迫于壓力，堅決要求歸喪。太后要求他操持完十六歲的皇帝成婚大禮。居正為了君父，又暫脫了孝服，穿上了紅袍，百官群儒又有了新話題。
然而，張居正是無法搖憾的，當他辦完皇帝婚事，再回江陵辦喪事時，32名壯夫所抬的大轎及戚繼光派來的精銳部隊浩浩蕩蕩從北京出發(fā)，像巨龍一樣將沿途官場和百姓都攪得赫然震動。
內(nèi)閣仍在北京，但每一道重要文書必須送往江陵，每一個較大的決定都出自喪府。
皇帝只給他三個月的喪假，然時間未到，內(nèi)閣大臣便聯(lián)合上疏請求讓他還朝。
歸途之中，州縣守臣頂禮跪拜，撫按大吏越界迎送，藩王與施賓主之禮，文武百官遠道相迎；入朝之后，萬歷皇帝慰勸懇篤，賞賜有加，兩宮太后與居正母親以家人之禮相待。
好一個首輔，幾乎與天子家族平起平坐了！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笔熳x老子的張居正，居然沒有領(lǐng)悟這大道至真的人生觀，激流勇退的范蠡典故自然也不在他的盤算預料中。
對財富的貪婪與對權(quán)力貪戀基因，真是人性中無法克服的缺陷。
當王朝的百官與百姓們虔誠地拜倒在張居正的權(quán)柄面前時，雙方都沒有想到，仆伏的慣性力將崇拜的偶像推舉到高聳的懸崖，安座寶位的也已無法意識到行將到來的災難。
更糟糕的是，張居正已經(jīng)得心應手于家長制的方式來統(tǒng)治這個國家，他的權(quán)力已沒有力量能夠限制。
更可怕的是，他依仗著十年的功績和一腔忠誠，對已經(jīng)成年的萬歷皇帝仍是嚴加管教。
張居正沒有意識到，當年十歲的孩子編纂的祖宗《寶訓》、《實錄》一類的“必讀物“，歷經(jīng)多年后，已引起皇帝的厭倦，甚至產(chǎn)生逆反心理。
張居正堅守著勵精圖治和愛民節(jié)用信條，要求年輕的君主”慎起居“、“戒游佚”、“敦節(jié)儉”，有時不惜和太后等人聯(lián)合起來，遏制成婚之后的萬歷皇帝對奢糜生活的希冀和貪求，甚至多次削減他的放財施恩、興土動木的浮費。
那位自幼聽慣了母親訓誡、尤為“使張先生聞，奈何！”之語的皇帝，心底漸漸隆起受限制的仇恨，他越來越知道自己才是真正天下主宰的潛能之大，也就愈來愈增添報復心理，尤其是眼前的首輔動輒以長者的身份阻撓他的欲求時，他的迫不及待地仇視發(fā)泄欲望，也就愈來愈強烈。
張居正作為萬歷初期實際操控國家權(quán)力的內(nèi)閣首輔，政治上的巨大建樹，使他成為歷史上屈指可數(shù)的成功改革家，他是個清醒的現(xiàn)實主義者和完全的功利主義者，他的改革方案無疑值得歷史稱道，但作為天使魔鬼性格集一身的人，他的一個性格致命弱點，也在史上暴露無遺。他對文人深惡痛絕。
萬歷年間是一個造成文人普遍失真的時代，明代大思想家李卓吾曾經(jīng)深刻描述了萬歷時期社會風氣，“彼以周、程、張、朱者，皆口談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講道德，說仁義自若也”。
整個社會風氣呈現(xiàn)出虛偽、病狂喪心的墮落狀況，催生出一批文人的思想革新之“異端”，以“理學”為專制的意識形態(tài)標準而控制著文化權(quán)力的朱明王朝，催生出的大思想家王陽明創(chuàng)造的“致知格物”說風行一時。
王陽明的隔代傳世弟子顏山農(nóng)、羅汝芳、何心隱、李卓吾，當時就受到極其殘酷地迫害。
張居正是極其痛恨那類游走天下，到處妄談心性、逞其胸臆、挑戰(zhàn)統(tǒng)治階級秩序的士大夫的，他輕蔑地罵這些人是“蝦蟆禪”，視其為異端邪說，必愈置之死地而后快。嚴禁講經(jīng)聚學、關(guān)停書院，迫害文人，上述幾人都死于他的旨意。
張居正對學風的無端整治和后來對士子進身之途的封堵，招致了士大夫文人階層和他的公開怨恨、對立。而這種怨恨是長久而不衰，因為任何一種行為一旦涉及文化這個圈子，不管你懲治的對象是其中的癢處還是痛處，那么罪名總是無需確立便已存在了的。
張居正后來的冤屈深似海，而始終很少有文人士大夫站在公正立場上為之辯解，而攻擊斥責者卻不乏其人，原因就在這里。這是張居正不可饒恕的歷史錯誤。
萬歷十年（1582）三月，為萬歷鞠躬盡瘁超負荷運轉(zhuǎn)的首輔先生終于病入膏肓。他夢見自己被皇帝派往神仙之所去祭祀，卻沒料到自己正是皇帝送去的祭品。
此時，張居正才想到放棄權(quán)力，懇求“皇上憐臣十年拮據(jù)盡瘁之若，早賜骸骨，生還鄉(xiāng)里”，可萬歷卻偏偏讓他命終于大任之上。此時他剛滿57周歲。
20歲的萬歷皇帝在當了十年的“無權(quán)首腦”之后，一下子有了真正自由的天地。他深感自己被解放了，過去那種為了培養(yǎng)圣君明主的嚴格規(guī)范，在他看來簡直是非人的折磨。
他要領(lǐng)略到一切他曾想領(lǐng)略的官能感受，物質(zhì)的、精神的刺激。張居正不僅給他提供了豐裕的國庫儲存，還給他留下了一座令他極為艷羨的財寶珍玩庫府——江陵首輔之家。這里有兩宮太后和他本人十年來不斷賞賜的金銀，還有地方官吏們不時送去的大量金錢、絲帛和奇珍異物。
張居正那貪財?shù)睦细?，把兒子位居人極的最大好處，定為自己可源源不絕地坐收八方供奉。兒子19年沒有回鄉(xiāng)探視他，因而被人嘲罵，也許這也是一個因素。而更可悲的是，這里積聚的金山銀山，已令那位深感手頭拮據(jù)的皇帝垂涎三尺，這是最恰當、最解恨的報復。
而那些多年來遭張居正整治的昏官庸吏和巨豪貴戚，和萬歷皇帝一拍即合，也趁機開始反攻倒算。
于是，張居正死后不到九個月，他的一切尊號、謚號被剝奪殆盡，兒子也削職為民。
此前被張居正廷杖鞭笞過的仇敵們?nèi)圆豢煲?，什么“圖謀篡位”、“凌辱皇族”眾多的大逆不道事件與事實奏折絡繹不絕。
萬歷皇帝心里是明白的，張居正是無忤逆之心的。如果張居正想取而代之，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但他不管，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解去多年嚴肅管教如泰山壓頂之恨，才能使江陵寶庫裝入自己的私囊。
抄家的詔命發(fā)出了，搜撿的嚷聲和拷打的慘叫代替了往日的歌舞管弦。張居正家人遭餓斃命。黃金萬兩、白銀十萬兩堆集于庭前。可這個數(shù)目對于威赫海內(nèi)的前首輔來說，未免太小了，與皇帝想象中和臣僚們預料的金山銀山相去遙遠。
他們用重刑撬開了居正兒子的嘴，逼出了“隱藏”在親戚（均為巨僚）家另有二百萬兩的數(shù)目。這時他們的心理方達到平衡。
可居正的兩個兒子，因無顏再見世人，一個投井，另一個寫下一封千余言血書后懸梁自盡了。
萬歷皇帝保留了僅有一點的仁慈，他在詔令“盡削居正官秩，奪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示天下“的同時，還說“謂當剖棺戮尸，而姑免之”，才使張居正的尸體免遭被扒出加以鞭打刀戮。
但他的靈魂（如有的話）卻日日遭劫，除了一系列法規(guī)茫然無存外，他所親參與締造、并寄予厚望的萬歷皇帝，竟成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昏庸、荒淫、殘暴的君主，將張居正開創(chuàng)的中興大業(yè)送入魔道，也把朱元璋開辟的大明王朝送入墓地。
李自成、張獻忠等領(lǐng)導的農(nóng)民大起義已風起云涌，而因子就是在萬歷皇帝制造的高壓下形成的。
張居正如冥魂有知，只能冥冥空遺恨，綿綿無絕期。
可惜，大明已再無張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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