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是閹宦之后，年輕時品行不佳，他“不治行業(yè)，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地方上的士人頗看不起曹操，沛相袁忠甚至打算法辦他。后來曹操為入仕途，極力扭轉負面形象。他起初借助太尉橋玄為自己正名，橋玄的評語是“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橋玄擔心自己名望不夠，建議曹操請托汝南許邵主持的“月旦評”。
許邵也鄙視曹操，不欲應對，但在曹操威脅之下，不得已評價“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 。這個褒貶兼有的品評令曹操暴得大名，不久后他就藉此被舉為“孝廉”，在首都洛陽做官。許邵何許人也？他的月旦評竟然比位列三公的太尉的賞識還管用？這要從東漢的選官制度說起。
▍外戚和宦官當權、清議之風大盛
東漢官員的選拔方式主要有兩種，察舉和征辟。征辟是由皇帝、中央官僚和各級官府自上而下地發(fā)現(xiàn)和委任人才。察舉則是地方州郡通過對人才的考察評議，自下而上地舉薦人才。察舉考評科目主要有孝廉、茂才、賢良方正等。東漢士人進入仕途的主要途徑就是察舉。察舉又號稱“鄉(xiāng)舉里選”，即以鄉(xiāng)里社會的輿論評價，作為人才選舉的依據(jù)。
到了東漢中后期，外戚和宦官輪流擅權專政，內憂外患持續(xù)加重。權宦視鄉(xiāng)閭評議如無物，任人唯親、“貿易選舉”，在政府機構隨意安插濁流子弟和庸俗無才之輩。學而優(yōu)的儒家士子通經(jīng)入仕、向上流動的途徑遭堵塞，于是挺身而出，發(fā)動社會輿論，臧否人物、抨擊朝政，“清議”之風遂蔚為大觀。士大夫在這一過程中亦逐漸形成發(fā)展出“群體自覺”。
士人清議的內容以人物評論為主，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對戚宦政治的猛烈抨擊，即“品核公卿，裁量執(zhí)政”，此類風潮的發(fā)動者以在朝的李膺、陳蕃等名士官僚為領袖、太學生為骨干，他們言辭激烈、危言深論， 甚至采用違法極端手段打擊宦官、豪強等濁流；另一種主要評論人物才干和德行風貌，這是士人之間的期許和標榜，即“激揚名聲、互相題拂”，這類人物品鑒以在野的郭泰和許邵最出名。
清議的人物品評之風其實就淵源于鄉(xiāng)閭評議。清初思想家顧炎武對此明察秋毫：“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xiāng)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到了漢末士大夫清流與權宦濁流對抗之時，鄉(xiāng)里公論仍存，但名士領銜的評論家成了公論代言人。他們的品鑒評論可以左右朝廷和地方政府選官。得到正面評價的士人，仕途通暢；被負面評價，則如墮深淵。
潁川陳寔就是這洋的名士兼人才品鑒專家，時人有云“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可見其評價的影響力。黨人領袖李膺被公認為天下道德楷模，士人如果被他接見，猶如“登龍門”。
汝南名士、也是黨人領袖之一的范滂曾任掌管人事的功曹。當時大宦官唐衡以李頌相托，范滂的上級、汝南郡太守宗資打算任用李頌，范滂拒用。宗資不敢得罪范滂，將怒氣發(fā)在范滂手下主辦文書的朱零身上。這個小吏則寧愿死于太守的拷打，也不違逆范滂的意愿。范滂的裁斷竟可以凌駕于太守之上！
黨錮之禍前最權威的人物評論家是郭泰。郭泰字林宗，太原郡介休縣（今屬山西）人。東漢多數(shù)名士出身大家名族，但郭泰出身寒微，性格寬厚，不高標自持，亦無仕途野心，他口才無雙，名重洛陽，被太學生推為領袖。日本學者岡村繁指出郭泰評論人物的旨趣在“ 寬宏濟士”，即容納、誘導、扶掖青年后進和在野士人。據(jù)《后漢書》記載，郭泰提拔獎掖者多達六十余人。郭泰的品評對象不涉及宦官權貴，也不做激切冷峻的評語。
當時很多名士領袖也為郭泰傾倒。比如范滂評價郭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這句話的意思是郭泰隱居不仕不違反母親的意旨，貞忠又不矯情絕俗。天子不得以他為臣，諸侯不得以他為友。“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尤其能體現(xiàn)出郭泰獨立自由的人格。
漢桓帝晚期愈演愈烈的清議風潮以及士人與宦官的矛盾激化，終于導致第一次黨錮之禍。上面提及的多位名士遭難，李膺、陳寔、范滂皆下獄受刑，陳蕃被免官，很多士人被終身禁止做官。
第一次黨錮之后，被罷黜的士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臺，于是標榜古人，寄托政治理想。著名的黨人三君（陳蕃在內）、八?。ɡ钼邽槭祝祟櫍ü槭祝?、八及和八廚等名目來自上古時代高陽氏的 “ 八愷”和高辛氏的“八元”，他們都是舜舉于堯廷以佐治的精英。
名譽稱號更是東漢后期人物品鑒的一個重要特征。地方上名族士人集體獲得此類稱號極為普遍，如潁川的荀氏八龍和陳氏三君，汝南的平輿二龍，河內的司馬八達等等。
郭泰（128-169年）
但是名士官僚們并沒有吸取言論過于激進挑釁、缺乏政治手段的教訓，盲目高舉高打，結果宦官集團先發(fā)制人，第二次黨錮爆發(fā)，給東漢士大夫群體以極其沉重的打擊。
郭泰不僅是當時最優(yōu)秀的人倫鑒識家，對政局的判斷也高人一籌。他認識到東漢衰頹難救，故拒絕入仕為官。第一次黨錮發(fā)生后，郭泰立即回鄉(xiāng)，閉門講學，躲過劫難。但這不表明郭泰不與遇難的黨人持有基本相同的政治信念，實際上他得知陳蕃等人被殺后，號哭于野外，悲痛莫名。陳蕃死后次年（169年）郭泰就去世了。
▍汝南月旦評與許氏兄弟
月旦評誕生于上述時代大環(huán)境之中，大約活躍于164-182年間，恰好是兩次黨錮（166-184年）前后。創(chuàng)辦人是汝南平輿（今屬河南）的許邵和許靖，兩兄弟每月初一品評人物，褒貶時政，故稱為月旦評。
許邵字子將，被視為郭泰之后最著名的人倫品鑒家，士人得到他的品題，都身價陡增。這是太尉橋玄做出極高評價后，曹操仍然卑辭厚禮求名于月旦評、甚至不惜使出脅迫手段的原因。許邵對曹操“奸雄”的評價極具洞察力和前瞻性，而且世俗流傳，影響深遠，當然這也多是因為曹操后來的成功。
曹操（155-220年）
陳寔和陳蕃是當時名士中的名士、清流中的清流，許邵品評起來也毫不留情、評語冷峻客觀。“太丘（陳寔之字）道廣，廣則難周；仲舉（陳蕃）性峻，峻則少通。”寥寥數(shù)語抓住了兩人名滿天下的性格特色，更敢于直陳士林領袖的局限，轟動一時，為士人所推崇，月旦評于是風靡全國。另外，許邵評價潁川荀氏兄弟也很到位：”二人皆玉也，慈明（荀爽之字）外朗，叔慈（荀靖）內潤?！痹S邵假物為喻，兩兄弟形象躍然紙上，印象深刻。
后來許劭擔任汝南郡功曹，郡內官吏十分畏懼，紛紛檢點自己的言行舉止，甚至出身累世公卿、世家大族汝南袁氏的袁紹，也很忌憚許邵這個同鄉(xiāng)。袁紹辭去濮陽長返回鄉(xiāng)里時，隨從賓客眾多，引人注目。進入汝南郡時，袁紹遣退賓客說：“我如此車馬華服、興師動眾，怎么能讓許邵看到？”袁紹遂單車歸家。
很多學者認為，與郭泰的“寬宏濟士”、提掖后輩相比，許邵的品鑒特色主要是“善善惡惡”，也就是懲惡揚善、清濁兩分。諸葛亮也認為“許邵長于明臧否，不可以養(yǎng)人物”，也是就說他擅長褒貶，但沒有培育教化后進之心，一語中的！
兩次黨錮之際，士大夫清流與宦官濁流勢不兩立，士人主導的社會輿論和意識形態(tài)對非黑即白的臧否評斷極為歡迎。許邵洞悉時代需求，標榜自持，裁量德行，月旦評站在風口浪尖之上，“寄雌黃于一人之口”， 掌握人物毀譽之生殺大權。
許邵對陳寔和陳蕃的評價固然獨具眼光，然而因為二人有缺點，許邵就拒絕與他們往來。士人領袖都入不了許邵之眼，他還能看得起誰？許邵很可能是借此姿態(tài)來博取名聲、抬高自己。
東漢選舉官員人才以“名”取士，導致社會過度崇尚名節(jié)，很多士人脫離正常的價值規(guī)范，故作偏激、矯飾之舉，比如過于守禮、散盡家財、守喪過久、手報恩仇等。 這些行為與許邵不交往二陳一樣，不過是沽名賣直。一個最極端的例子：青州人趙宣的父母死后，他在墓道里守喪二十多年，以此聞名天下，然而趙宣卻在墓道里生了五個兒女。揭發(fā)這個偽孝子的是當時在青州任官的陳蕃。
許邵為人私德也與其評鑒宗師地位不相稱。月旦評的另一個主持許靖，字文休，是許邵的族兄，兩人都出自平輿的大族許氏。許靖的為人和品評風格正和前輩郭泰相似，都是循循善誘，褒揚、獎掖、賞拔后進為主，許氏兄弟在識人、評人上有巨大分歧。許邵又性格狹隘，排斥許靖使之不能被官府錄用，后者淪落到靠趕馬磨糧養(yǎng)活自己。潁川人劉翔擔任汝南太守時，許靖才進入仕途。
在人倫鑒識領域，許靖的名聲遠不如許邵，這與月旦評期間他的點評基本沒能保留下來有關，也可能是遭到許邵打壓。不過許靖的評鑒生涯卻遠為持久。董卓之亂前后，兄弟倆都開始逃亡之旅。許邵于196年病死于豫章郡（今江西北部），年僅四十六。許靖一路逃難，輾轉投靠于豫州、揚州和交州（今廣東、廣西和越南中北部） 等地的官僚軍閥。許靖宅心仁厚，身處危機中，還能照料接濟親族鄉(xiāng)鄰。
逃難期間，曹操兩次招募許靖，但他秉持正統(tǒng)漢室價值，一再拒絕。201年前后，許靖被益州牧劉璋征召入蜀，延續(xù)其評論生涯，”愛樂人物、清談不倦、誘納后進“。后來劉備奪取益州，諸葛亮亦對許靖敬重有加。群臣請封劉備為漢中王的勸進表中，許靖領銜第二，僅次于有漢室侯位的馬超。劉備稱帝后，許靖官拜司徒，位極人臣。222年許靖去世，享年七十三。
▍破除浮華、唯才是舉與九品中正制
董卓之亂后，東漢進入軍閥混戰(zhàn)時代，士大夫多如許氏兄弟一樣離散于各個割據(jù)集團，清議盛況不再，人物評論之風轉衰，退縮于為朝廷和割據(jù)政權舉薦人才，桓帝、靈帝時期有全國影響的、在野的評論大家不復存在。獻帝三國時期善于識人、品評人物的士人主要有孔融、荀彧、許靖、諸葛亮、何晏、顧邵等，三國的主要政治家曹操、孫權和劉備其實也是識人、用人的高手。
士林領袖荀彧或可概括這一時期識人、評人的特色。163年出生的荀彧，成長于士風激蕩的桓靈時期，但他是務實的政治家，評價和舉薦人才，從是否有治國理政、謀劃用兵等實用能力出發(fā)，并不重視表面的名節(jié)和德行。比如荀彧推薦給曹操的郭嘉就是頂尖謀士，但郭嘉不拘小節(jié)，行為不夠檢點。荀彧為曹操推薦的人才多達十余人，而且有幾人（郭嘉、荀攸，鐘繇）都是曹操的骨干幕僚。
孔融也是當時著名的人物評論家，他“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頗有郭泰和許靖之風范。孔融與陳群辯論汝南和潁川人物之優(yōu)劣。陳群是前述名士陳寔之孫，當然認為潁川更優(yōu)，孔融則力挺汝南士人，主要著眼于他們不畏強權、舍生取義的一面。實際上，潁川士人冷靜務實，也更有謀略，曹操骨干幕僚中有近半潁川人就是明證，汝南謀士在曹操時代的作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不過，潁川士人也有舍生取義者，比如荀彧。
與荀彧不同，孔融深受東漢“匹夫抗憤，處士橫議”激昂士風的影響。在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建安時期，孔融仍然結交賓客朋黨、任意褒貶時政，引起曹操不滿。205年平定冀州、權力穩(wěn)固之后，曹操下令“整齊風俗”，破除朋黨、加強對言論結社的控制，主要就是針對孔融這類“浮華交會”之徒?？兹谛愿駨垞P、不知收斂，依舊譏諷冒犯曹操，而且他擁護漢室、反對曹氏篡權，208年曹操羅織罪名將其殺掉。
從西漢武帝獨尊儒術開始，到東漢獻帝末的350年間，選舉人才重視德行名節(jié)已經(jīng)成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一部分，其影響無處不在，建安時代曹操手下主持選官的名士崔琰和毛玠仍采用這些儒家標準。曹操遂于210、214和217年三次頒發(fā)“唯才是舉令”，強調只要有才，不仁不孝的人也要舉薦。不過，曹操并非不認同“德行”的重要，而是在不同環(huán)境和時期選才的標準有所側重，即“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也就是清平治世用有德之人，亂世和解決問題用有才之人。
220年曹丕以魏代漢，對后世影響無遠弗屆的“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也于同年誕生，創(chuàng)立者是陳群。陳群是潁川儒學名族之后，早年就多次批評行為不檢點、不按儒家規(guī)矩辦事的郭嘉。九品中正制是對曹操唯才是舉的糾正，但也并非回到兩漢過于強調德行的老路上，曹魏選官的依據(jù)基本是德才兼顧。
從兩漢“毀譽于眾多之論”的鄉(xiāng)閭之議、到東漢后期的士人清議，再到“寄雌黃于一人之口”的月旦評，九品中正制仍是延續(xù)了這種少數(shù)人掌握人才品鑒之權威的發(fā)展趨勢，只不過朝廷中樞的中正官取代了月旦評和士人清議，重新樹立起中央權威，令政府掌握輿論主動。
曹魏士人的評議之風遠不如黨錮之際那么廣泛激烈，而且主要體現(xiàn)于朝廷官僚，卻也綿延不絕。曹操曾整齊風俗、破除浮華，曹丕也企圖用中正官控制輿論，但是到了魏明帝曹叡時期，又出了“太和浮華案”（太和是曹叡的年號），其中主角是何晏、夏侯玄和鄧飏等人。
何晏字平叔，魏晉玄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漢末大將軍何進之孫，后來成為曹操的養(yǎng)子，與曹丕關系緊張，在曹叡時代仍不受重用。夏侯玄是曹魏開國功勛夏侯家族之后，但也不為曹叡所喜。至于鄧飏，人品不佳，但擅長交際、打通人事關系。這群或剛入仕途或政治上不得志的青年名士在太和（曹叡的年號）年間聚集于京師洛陽，“聚眾交游 、品評人物”，深受當時青年士子推崇。
魏明帝曹叡（226-239年在位），太和浮華案發(fā)生于232年
助曹操打天下的建安老臣尚在，東漢黨錮之禍的記憶猶新。于是，董昭上表要求嚴厲制裁這些青年浮華之徒。魏明帝遂嚴辦“浮華”案，將何晏、夏侯玄和鄧飏等十五人免官。
東漢末年士人褒貶人物，譏議時政，太和年間的青年名士則好談名理，清議向魏晉清談過渡。從人物品鑒角度看，何晏對自己的評語“ 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 意思是他已經(jīng)達到了“出神入化、與宇宙大道一體的最高境界 ”。這固然是何晏的狂傲自夸，但此種評語行文無疑閃耀著玄學的光芒。
實際上，魏晉時代的“才性之學”主要討論評價人物才性的抽象標準和原則，與玄學關系密切，相較東漢對人物德才的認識大為拓展和深化。
魏明帝死后，曹爽為輔政大臣，太和浮華案中免職的名士幾乎全部復職升官，曹爽一派權傾朝野。另一個輔政大臣司馬懿韜光養(yǎng)晦，抓住時機發(fā)動高平陵政變，一舉消滅曹爽勢力，何晏、鄧飏、夏侯玄等人先后被夷滅三族。司馬家族對待異己名士的血腥冷酷，遠勝黨錮之禍。在高壓政治打壓之下，除了嵇康等極少數(shù)，士人都不敢挑戰(zhàn)司馬氏。漢末清議最終轉變?yōu)樘颖苷巍⒄勑摾淼那逭劇?/p>
按照學者王曉毅的研究，曹丕時代草創(chuàng)的九品中正制只是加強中央選舉權的制度，還沒有成為大族控制仕途的工具。司馬炎以晉代魏后，通過相關法令，九品中正制的各項要素才定型完善，高級官吏的選拔權被世家大族壟斷，中國從此進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門閥士族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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