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王朝第一代皇帝隋文帝楊堅，自稱是弘農華陰（今陜西華陰縣）人。堅五世祖楊元壽，北魏初任武川鎮(zhèn)（今內蒙古武川縣西南烏蘭不浪土城梁）司馬，因家于武川。楊堅祖父楊楨，以軍功為建遠將軍。
北魏末年，六鎮(zhèn)起義失敗，柔然可汗進兵六鎮(zhèn)，六鎮(zhèn)蕩然，無復藩捍，楊楨隨六鎮(zhèn)兵民就食河北，為鮮于修禮所殺。楊堅父楊忠，初為爾朱氏將領，后為獨孤信得力部將（獨孤信祖父獨孤俟尼，北魏初也住家武川鎮(zhèn)），隨獨孤信逃奔梁朝，西魏初年又跟獨孤信從梁朝返回長安。宇文泰組織府兵，成立府兵統(tǒng)帥部，這支府兵，是以武川鎮(zhèn)軍官為骨干的，因此，獨孤信以軍功成為府兵統(tǒng)帥部八柱國之一，楊忠以軍功成為府兵統(tǒng)帥部十二大將軍之一，楊忠也就成為關隴貴族地主統(tǒng)治集團中重要人物之一。
西魏恭帝初，賜楊忠鮮卑復姓普六茹氏。北周初，楊忠位至柱國大將軍，封隨國公。楊堅是楊忠的長子，小名那羅延，譯意是金剛力士。楊忠死后，堅襲爵隨國公。堅娶獨孤信第七女為妻。
獨孤信的大女兒，是北周明帝宇文毓（字文泰長子）的皇后，第四個女兒是八柱國之一李虎的兒子李昺的妻子，也就是后來唐高祖李淵的母親。楊堅有個女兒，嫁給了北周宣帝宇文赟。因此，北周、隋、唐這三朝皇帝都是親戚。楊堅在宣帝時，官至大司馬、大前疑，“位望益隆”，可以說是關隴貴族地主統(tǒng)治集團后起一輩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宣帝宇文赟在位不到二年，于大象二年（公元580年）五月病死，楊堅以宣帝后父的地位，聯(lián)絡典掌機密的近臣漢世族地主鄭譯、劉防等，假稱受遺詔輔政。時宣帝子靜帝宇文闡繼位，年僅八歲。堅自為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至此，北周的國家最高權力，實際已經落入楊堅手中。
隨著關隴貴族地主統(tǒng)治集團內部矛盾爆發(fā)，宇文泰外甥上柱國相州總管蜀國公尉遲迥、上柱國益州總管庸國公王謙（父王雄，府兵初期的府兵統(tǒng)帥部十二大將軍之一），及靜帝宇文闡的妻父鄖州（治安陸，今湖北安陸縣）總管滎陽公司馬消難等相繼起兵，反抗楊堅。
楊堅終于利用了關中的府兵，派兵遣將，擊滅了尉遲迥和王謙，并迫使司馬消難奔往南朝，弭平了三方的叛亂，同時又把北周武帝諸弟趙王宇文招、陳王宇文純、越王宇文盛、代王宇文達、滕王宇文逌（五王皆宇文泰子），明帝子畢王宇文賢，武帝子漢王宇文贊等都殺掉，盡滅宇文氏之族，完全控制住全國政治局勢，并使之穩(wěn)定下來。
北周靜帝大定元年（公元581年）二月，楊堅代周稱帝，建元升皇，建都長安（今陜西西安市西北），第二年，以長安舊城制度狹小，更在長安城東南二十余里，建造大興城（包有今西安市和城東、南、西一帶），遂移都大興城。楊堅便是歷史上的隋文帝。
楊堅取代宇文氏統(tǒng)治北朝，這是符合當時歷史發(fā)展的趨勢的。首先，北朝經六鎮(zhèn)起義之后，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正在進行各族大融合這個過程，要完成這個歷史過程的任務，如果由中原地區(qū)的漢世家大族即門閥士族大地主來完成，是完成不了的；如果完全由鮮卑勛貴來完成，也會有一些落后的東西被保存下來。只有像楊氏那樣，既是中原大族，又曾久居六鎮(zhèn)，沾染過鮮卑化習俗，明白有些落后的東西，在不傷害民族的感情下可以加以改革，這樣就最為合宜。隋文帝和獨孤皇后，正具備這些條件。
其次，自宇文泰任西魏宰相起，組成了關隴貴族地主統(tǒng)治集團，這個集團既有武川勛貴，又包括關隴河東的世家大族。楊堅之父楊忠，就是這個統(tǒng)治集團的主要骨干，楊堅也是這個統(tǒng)治集團的后起之秀，由楊堅來挑起這副擔子，建立王朝，從人地兩方面來講，也是非常適宜的。
再次，北周武帝擴大府兵員額以后，“是后夏人（漢人）半為兵矣”（《隋書·食貨志》），府兵內部，鮮卑化成分逐漸在減少，漢化的成分逐漸在加重，從而府兵統(tǒng)帥部的實際權力，也會有所變化，即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家中的漢族地主，會比鮮卑勛貴更顯得重要起來，楊堅的父親楊忠既是漢人，又是屬于府兵統(tǒng)帥部早期統(tǒng)率府兵的十二大將軍家，楊堅在北周宣帝任命他為大司馬之后，又掌握了發(fā)調府兵的實際權力。北朝的軍政大權落到楊堅手里，這更是水到渠成，勢所必然的了。
北周、隋和唐，雖是前后三個王朝，但這三個王朝的創(chuàng)建者，都屬于關隴貴族地主統(tǒng)治集團這個階層，都屬于府兵統(tǒng)帥部成立前期的最高層。北周是鮮卑勛貴而處于漢化過程中，隋唐是鮮卑化了的漢族地主分子，他們又都是互為裙帶姻親，存在著千絲萬縷的關系；而且這三個王朝又有一個共同點，即他們同樣以均田戶為王朝的剝削對象，同樣以府兵為王朝的主要軍事力量。
隋的統(tǒng)一南北 早在西魏攻破江陵，殺梁元帝蕭繹以后，梁武帝孫蕭詧，被立為傀儡的梁朝皇帝，領有江陵沿江之地三百里，成為西魏、北周的附庸，史稱后梁。自從隋文帝代周稱帝，北朝和南朝的政權，同樣是以漢族地主階級為主體，南北對立的民族矛盾，已經消失。后梁傀儡政權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開皇七年（公元587年），后梁主蕭琮（蕭詧孫，蕭巋子）入朝于隋，至大興，隋文帝因留琮不遣，后梁亡（三主，共三十三年，公元554—587年）。
在隋文帝初年，隋王朝的統(tǒng)治權尚未完全鞏固，塞外突厥貴族又頻頻侵擾邊境，因此暫輟伐陳之謀。其后隋王朝的統(tǒng)治權日臻鞏固，突厥汗國又因內爭而削弱，隋王朝北方的威脅，已告解除，于是隋文帝就把統(tǒng)一南北這個重要歷史任務提到日程上來。
在這以前，高颎曾進滅陳之策，他說：“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獲之際，微征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指陳朝統(tǒng)治者）以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保ā端鍟じ唢G傳》）
崔仲方也進策：“賊····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zhàn)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渡；如擁眾自衛(wèi)，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隋書·崔仲方傳》）以后隋文帝伐陳的軍事措施，就是根據(jù)這些策略來籌劃的。
開皇八年（公元588年）三月，隋文帝下詔數(shù)陳后主的罪惡，詔文中說：陳叔寶“據(jù)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蹙內外，勞役弗已。征責子女，擅造宮室······帷薄嬪嬙，有逾萬數(shù)。寶衣玉食，窮奢極侈，淫聲樂飲，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自古昏亂，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饑寒力役，筋髓罄于土木，性命俟于溝渠。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家家隱殺戮，各各任聚斂······衣冠鉗口，道路以目”（《隋書·高祖紀》）。這道詔文指出陳后主荒淫無道，眾叛親離，“取亂侮亡”，隋滅陳的時機成熟了。
同年十月，隋文帝下令伐陳，任命第二子淮南道行臺（駐壽春）尚書令晉王楊廣、第三子山南道行臺（駐襄陽）尚書令秦王楊俊及信州總管楊素三人為行軍元帥。
楊廣出六合，楊俊出襄陽，楊素出信州，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總管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江，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州治益都，今山東青州）總管燕榮率水軍出東海。“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楊廣）節(jié)度?！?/span>這五十多萬大軍，浩浩蕩蕩，“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橫亙數(shù)千里”（《隋書·高祖紀》）。
楊廣雖為元帥，但缺乏軍事經驗。隋文帝因而指定尚書左仆射高穎為晉王元帥府長史，尚書右仆射王韶為晉王元帥府司馬，軍中大事，都取決于高穎、王韶二人。
開皇八年的十一月，秦王楊俊的軍隊，屯據(jù)漢口，有渡江規(guī)取武昌，切斷長江中流模樣，吸引了陳朝上游的軍隊，不敢下援建康。同月，楊素也從永安出兵，沿峽而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隋書·楊素傳》）。陳朝江濱的鎮(zhèn)戍，不斷被隋軍擊潰。上游軍事的主動權，完全掌握在隋軍的手里。
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賀若弼利用陳朝下游江防的空虛，自廣陵引兵渡江，攻下京口（今江蘇鎮(zhèn)江市）；韓擒虎自橫江浦（今安徽和縣東南，面對江南之采石磯）渡江至采石（今安徽馬鞍山市西南采石磯），攻下姑熟（今安徽當涂縣）。于是賀若弼自北道，韓擒虎自南道，以鉗形攻勢，夾擊建康。鐘山一戰(zhàn)，賀若弼擊潰了陳朝的主力軍，韓擒虎也自新林（今江蘇南京市西南）直趨朱雀橋，攻入臺城。俘虜了陳后主叔寶。陳亡。
燕榮自東萊（郡治掖，今山東萊州），傍海入太湖，取陳吳郡（治吳，今江蘇蘇州市）。行軍總管宇文述也進克晉陵（郡治晉陵，今江蘇常州市）、會稽（郡治會稽，今浙江紹興市）。
陳上游的軍隊，也紛紛解甲散兵，向隋秦王楊俊請降，只有陳湘州（治長沙，今湖南長沙市）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陳后主之弟），合眾抗隋，結果兵敗被擒，斬于漢口。既而嶺南諸州，也都歸附于隋，于是陳朝全境皆平。從永嘉末年西晉王朝崩潰時起，中國經歷二百七十三年長期分裂的局面，至此南北復歸于統(tǒng)一。
這種南北的統(tǒng)一，首先，只有在北方各族大融合已經完成的基礎上才能出現(xiàn)。因為自秦漢以來，先后活動于中原地區(qū)的匈奴、羯、氐、羌、鮮卑、烏桓、丁零、資各族，到了北朝末年，已經和構成中華民族的主要骨干漢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中國北方的統(tǒng)治權，也已經由鮮卑貴族移轉到漢族大地主手里（盡管這些漢族大地主帶有鮮卑化的成分）。這樣，自西晉末年以來，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形勢，已經緩和了下來，南北朝間的民族矛盾對抗狀態(tài)，已經不復存在，因而使中國南北部很容易地統(tǒng)一起來了。
此外，北朝的均田和府兵制在這里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由于北朝均田制的繼續(xù)推行，自耕小農大大地增多，在均田制的基礎上擴大起來的府兵，也由于他們的經濟比較穩(wěn)固，身份地位有所提高，因而兵源增多，戰(zhàn)斗力加強；比較南朝自耕小農經濟日益衰頹，兵士身份日益低落，國力也因以不振，這兩種情況是截然不同的，因而南朝終于為北朝所并。
而且，南北兩地在這兩三百年中，地方經濟都有巨大的發(fā)展，為了要使全國的經濟進一步獲得發(fā)展，就有南北重新統(tǒng)一的必要。只有全國在政治上重新統(tǒng)一，大規(guī)模的公共工程如溝通南北經濟的大動脈－運河的開鑿工程，才有可能進行。因此，這種政治上的南北統(tǒng)一，進而造成經濟上的南北統(tǒng)一，是完全符合當時人民的要求的，是完全順應歷史發(fā)展的趨勢的。
隋初的政治制度 隋文帝在統(tǒng)一南北前后，在政治方面，做了如下一系列的改革：
第一，在中央職官制度方面，廢北周六官，復魏晉舊制。中央官制，從宇文泰在西魏采用《周禮》六官制度起，一直延續(xù)到北周末年不改。根據(jù)六官制度，中央行政機構中設置六個長官，即大冢宰（天官）、大司徒（地官）、大宗伯（春官）、大司馬（夏官）、大司寇（秋官）、大司空（冬官）。大司徒以下各官分掌各項重要政務，大冢宰為六官之長，總攬朝政，所謂“五府總于天官”（《周書·武帝紀》）。
這種官制，在西周時代實施，有它的歷史條件，但自秦漢以后，中央集權制日益強化，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尚且因為位高望重，后來變成虛銜，而事歸臺省，豈可在北朝再讓政府權力集中在大冢宰一人手里呢？如果五府不總于天官的話，那么大冢宰又無實權，形同虛設了。而事實上，六官實施后，也只有在西魏和北周初年，當宇文泰和宇文護相繼專政，才以大冢宰名義掌握統(tǒng)治權，到了北周武帝殺宇文護后，皇帝親掌大柄，大冢宰實際上只是受成而沒有什么事權可言。
大冢宰屬下的御正大夫（任總絲綸）、大宗伯屬下的內史大夫（掌綸誥），大冢宰屬下的納言大夫（掌出入侍從），由于職務關系，接近皇帝，地位卻大大地重要起來。用魏晉舊制來比擬，這時大冢宰的職位好像尚書令，御正、內史兩大夫像中書監(jiān)令，納言大夫像門下侍中，實際上又在向三省制發(fā)展了。隋文帝即位之后，要加強中央集權政治，自然會廢北周六官而恢復魏晉以來正在行用的三省制了。
中書省，隋以避文帝父楊忠諱改稱內史省，置內史監(jiān)、令各一員；旋廢監(jiān)，置令二員。又置內史侍郎四員（后減為二員），為之副貳。下有內史舍人八員（后減為四員），內史通事舍人十六員。門下省長官也避楊忠諱，不稱侍中而稱納言，納言二員；其副貳稱給事黃門侍郎，四員，后去給事之名，僅稱黃門侍郎，并減員額為二人。自從梁陳以來，“舉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而已”。
所以“內史、納言，是為宰相”（《通典·職官典》）。國家的事權，集中在門下、內史兩省，兩省長官又是以皇帝的顧問和幕僚長身份出現(xiàn)的，所以他們成為“真宰相”，這是皇權進一步強化的必然結果。
門下、內史兩省，是中央的決策機關，而尚書省是中央的執(zhí)行機關。
隋尚書省置尚書令一員，尚書左右仆射各一員。下置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后改稱刑部）、度支（后改稱戶部）、工部等六尚書。二十四司，每司置侍郎一員或二員，六部共置三十六侍郎。六部以外，又有太常、光祿、衛(wèi)尉、宗正、太仆、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等九寺，并置卿少卿各一員。此外又有都水臺（其長官為都水使者）、國子寺（其長官為國子祭酒）、將作寺（其長官為將作大匠）等的設置。
三省之外，又有秘書?。ㄆ溟L官為秘書監(jiān)）和御史臺（其長官為御史大夫），隋煬帝時，又分置殿內省，連同尚書、門下、內史、秘書省為五省。又增置謁者臺（掌傳達命令，其長官為謁者大夫）、司隸臺（掌巡察畿內畿外），合御史臺為三臺。又成立少府監(jiān)（掌官府手工業(yè)）和長秋監(jiān)（舊稱內侍?。?、國子監(jiān)（即國子寺）、將作監(jiān)（即將作寺）、都水監(jiān)（即都水臺），總為五監(jiān)。
隋中央政權機關的組織，大體如此。從三省制的進一步確立，和御史、謁者、司隸三臺的成立以加強對官吏的控制和糾察一事看來，隋王朝在政府機構體制方面的改革對中央集權國家權力的進一步加強，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
第二，并省郡縣。自東漢末年起，地方行政制度，由于州刺史和郡太守職權的發(fā)展，變成州、郡、縣三級制度；南北朝以來，又在州上設置都督數(shù)州軍事或總管，兼管地方軍民事務。同時，南朝自梁、陳以來，北朝的北魏后期，州郡縣的區(qū)域卻在繼續(xù)分割縮小，而州郡縣的數(shù)目則在不斷增加。南朝北朝兩方又并僑立州郡，這更增加了郡縣割裂的嚴重程度。正是“一郡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宋書”志序》），“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北齊書·文帝紀》）。這種情況，必須有所改變。
在北齊文宣帝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北齊曾想改變這種情況，下令裁并州郡，凡“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北齊書·文宣帝紀》）。但是北周的統(tǒng)治地區(qū)，郡縣的分割碎裂，仍然如故。
隋文帝代周稱帝之后，為了要節(jié)省地方政府的開支，裁減冗員，必須并省地方行政機構。當時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楊尚希曾上表稱：“當今郡縣，倍多于古?；虻責o百里，數(shù)縣并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以眾，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干良才，百分無一，動須數(shù)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并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隋書·楊尚希傳》）隋文帝乃在開皇三年（公元583年）的十一月，下令“罷天下諸郡”（《隋書·文帝紀》），取消郡一級，以州統(tǒng)縣，從東漢末年以來的州、郡、縣三級制改為州、縣兩級制。開皇九年滅陳之后，隋共有三百州。
到了隋煬帝大業(yè)三年（公元607年），“改州為郡”（《隋書·煬帝紀》），又變州、縣兩級制為郡、縣兩級制，同時也并省諸郡，全國共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縣。
由于并省州縣，減少冗官人數(shù)，不但節(jié)省了政府不少開支，間接也減輕了人民的負擔。
而且，從州、郡、縣三級制改為州縣兩級制之后，隋文帝還是沿襲北朝舊制，于大州或邊鎮(zhèn)設置大總管，都督數(shù)州軍事至數(shù)十州軍事，同時還在各道（如淮南道、河南道、山南道）置行臺、其長官為行臺尚書令、行臺左右仆射、行臺兵部尚書（兼管行臺吏部、禮部事）和行臺度支尚書（兼管行臺都官、工部事），來節(jié)制每一大行政區(qū)的軍政事宜。
這樣，一方面減少了地方基層行政組織，另一方面，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力量不但沒有削弱，相反地王權更大大地強化起來了。
第三，罷九品中正制。隋文帝要集權中央，首先必須把選舉用人之權，從世家大族的手里奪回來；要把選舉用人之權收回到中央來，必須廢除九品中正制度。
當宇文泰相西魏時，蘇綽替西魏文帝起草的六條詔書中，就提到“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并說：“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周書·蘇綽傳》）
可見北朝后期，有許多明智的人士，對當時的門閥制度，已經非常反感了。從“周氏（北周）以降，選無清濁”（《隋書·盧愷傳》－事，也可以看到有些清華的職位，已經不是世家大族所能壟斷獨占了。
到了隋文帝開皇三年，正式下令停止了前此“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的州郡中正的選舉品第之權，徑直稱之為“鄉(xiāng)官”，“至是不知時事”，變成閑職。過了十多年，到開皇十五年（公元595年），索性裁革“鄉(xiāng)官”，這樣就干脆把三百多年來（公元219-595年）世家大族作為政治上壟斷工具的九品中正制度廢除了。
隋文帝在中正職權停止之初，即在開皇七年，下令諸州歲貢三人。到鄉(xiāng)官裁撤之后，在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謹、清平干濟二科舉人”。這些都說明選拔官僚的制度，正由九品中正制向科舉制演變。到了隋煬帝初年，“始建進士科”（《通典·選舉典》）。進士、秀才等科，有的雖是繼承著前代故事發(fā)展而來，但較重才學，次重門第，這正反映出魏、晉以來世家大族勢力在進一步削弱，庶族寒門地主勢力在逐漸抬頭。
同時，這種選拔官僚的制度的出現(xiàn)，也標志著封建王權企圖集中所有地主階級力量來加強統(tǒng)治。進士科的設置，對此后唐、宋、明、清的科舉制度影響較大，這在后面還要提到。
在開皇三年停止州縣中正行使職權的同時，隋文帝把過去刺史、郡守署用僚佐的權力，也收歸到中央來。規(guī)定地方政權機構的僚佐，官品自六品以下，過去可由刺史自己署用的，現(xiàn)在也必須由吏部選曹來任命。史稱：“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通典·選舉典》）“五服之內（指四海之內），政決王朝；一命免拜，必歸吏部”（《通典·選舉典》引劉秩語），這對于強化中央政權，起了很大作用。
第四，更定刑律。隋文帝在開皇元年，命高穎等制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一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ぁぁぁぁぁと煌叫涛?，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ぁぁぁぁぁご竽嬷\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隋書·刑法志》）。
也就是說，除了對人民反抗行動及統(tǒng)治階級內部企圖篡奪皇位等嚴重事端，仍用殘酷門誅來作為鎮(zhèn)壓手段以外，一般刑法比之前代要減輕許多。尤其是自周、秦以來絕滅人道的宮刑，至隋也正式廢除。據(jù)《尚書·呂刑》孔穎達疏云：“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已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睂m刑的正式從法律上廢除，這是值得稱道的一件事情。
十六國北朝以來，各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者長期統(tǒng)治中國北部，他們“決獄定罪，罕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在訊問囚犯的時候，也往往用“車輻騶杖，夾指壓踝，又立之燒犁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紅”（《隋書·刑法志》）等酷刑。
隋文帝下令“盡除苛慘之法”，對囚犯的考掠也略加限制。并且還規(guī)定人民有枉屈，縣不為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以至御前申訴。以后并規(guī)定被地方政府判處死刑的囚犯，在行刑之前，必須經朝廷批準，才能執(zhí)行。以上一系列的措施，固然不外乎是為了鞏固統(tǒng)治權和加強中央權力，但多少給人民減輕了一些痛苦。
另一方面，隋文帝對于貪污官吏，懲辦甚嚴。如在開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發(fā)現(xiàn)合川官倉少掉倉粟七千石，經調查后認為被主管倉粟的官吏所盜竊，文帝下令斬殺這一官吏，并把他的家屬和財產沒官，買粟償還。當然，在階級社會里，不可能根絕貪污和盜竊，但隋文帝這樣做法，對官吏貪污情況多少有所限制，從而也多少可以減輕一些由此而轉嫁到農民身上的負擔。
在當時這一特定的歷史階段里，唯有加強中央集權政治，隋王朝和繼隋而興的唐王朝才能鞏固、安定、強盛。隋文帝的以上一系列改革，對于這統(tǒng)一國家在開始其鞏固、安定的過程中，是起了積極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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