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欺世謊言
很多人認為，唐高宗李治性情懦弱，能力低下，平日不問朝政，被強悍的武則天牢牢控制在手掌心，只是充當一個政治牌位，最終還導致大唐江山易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昏君。其實只要粗略翻閱一下新、舊《唐書》、《資治通鑒》等史料，而不僅僅是道聽途說，就能輕易看出，上面所述皆屬虛詞，自始至終，唐帝國的權力都掌控在高宗手中，他也一直參與政務，直到死前還頻頻對國事做出決策，所謂的“大權旁落”、“僅拱手而已”云云，全部都是謊言。
二、夫婦同心
自即位伊始，李治的身體就不好，而且每況愈下，平日需要大量的時間靜養(yǎng)，對于他而言，全面主持政務工作的負擔太重；而他面臨的，又是以長孫無忌、褚遂良為首的關隴閥門把持朝政，君權旁落的窘迫處境。僅憑李治自身的才具和精力，想要奪回權力，斗垮這些竊國權奸，實在太過困難，這個初登大寶的病怏怏的皇帝，需要一個幫手，這個人既要有魄力、有手腕、有能力，又要信得過，不至于在斗垮關隴貴族之后，取代他們的地位，仍然將自己當成傀儡。
最終，高宗選擇了武則天，原因并非如一些人所說，是什么耳根軟、惑于美色、任人唯親，其實從本質上看，在高宗心中，武媚娘并不僅僅是自己的女人，更是一個可靠的政治盟友；而他之所以對武氏如此關注，不顧重重阻力，將她一路拔擢為皇后，也并非一些人認為的，是基于對美色的迷戀和情感的考量，而是看重了這個女子卓越的政治才能。
簡而言之，自始至終，武則天都是高宗手中的一桿槍，居于前臺主事，李治則在幕后進行支持，夫妻二人結成攻守同盟，共同與眾權臣斗爭。事實上，除了立場之外，這兩人的政治理念也基本一致，高宗提拔的魏元忠、狄仁杰、唐休璟等人，后來大多為武則天所重用；而武氏要除去的褚遂良、韓瑗、柳奭等人，也正是高宗的眼中之釘。
三、鋤奸鏟惡
用高屋建瓴的視角來看，關隴舊閥屬于腐朽的一方，大貴族們把持朝政，排斥科舉，重用自家子弟，斷絕平民階層上升之路，將家族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對百姓無節(jié)制地盤剝壓榨，利用特權兼并土地，諸般行徑大大激化了社會矛盾，正代表了落后的政治模式和低下的生產力，因此高宗和武后對這些門閥進行打壓，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地，算得上正義的一方。在武則天執(zhí)政時期，國家政治清明，百姓生活安樂，是唐朝三百年間僅次于開元盛世的好時候，而開元盛世也不過是在武氏所奠定的良好基礎之上順承發(fā)展的結果。武曌之所以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固然與其理政才能大有關聯(lián)，但從本質上看，其實還是因為成功削弱了關隴舊閥，鏟除了大量寄生在國家身上的蛀蟲倉鼠，讓政治走上了正確的軌道。
無論是從治國模式的先進性還是百姓的生活水準去看，高宗與武后對舊門閥的打壓，都是利國利民的行為，本該被視為大快人心的壯舉，然而日后的風評卻遠非如此。在一個男權社會中，武瞾獨樹一幟，以女子之身登上九五之位，給了推崇“男尊女卑”的儒教一記響亮的耳光，因而遭到了后世封建史家和大批近、現(xiàn)代評論者的丑化。人們致力于將她和高宗對立起來，說她架空高宗，把持朝政。其實以當時舊門閥勢力的強大，武后和高宗精誠合作都取勝艱難，而武氏一介女流，背景膚淺，若是沒有高宗鼎力支持，又怎么可能在一個男權社會掌穩(wěn)權力，擊敗強大的對手？
更令人不齒的是，封建史家們既然要宣揚武則天架空高宗的論調，就必須將高宗說得昏庸愚蠢、好色無能，同時將其控制國政的事實盡量淡化，給人造成他后半生毫無作為的假象，這也正是如今唐高宗的風評十分不佳的原因所在。執(zhí)掌實權的一代明君，竟然被丑化成了庸碌懦弱的傀儡皇帝，歷史的不公實在令人扼腕。
四、體恤百姓
平心而論，唐高宗的能力、魄力雖然不如自己的妻子，卻也絕非昏聵之主。他曾詢問以敢言著稱的監(jiān)察御史魏元忠：“外以朕為何如主？”素來直言不畏的魏元忠道：“周成、康，漢文、景也?！庇纱瞬浑y看出，在時人心中，高宗是文帝、景帝這樣的明君。
“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頻征伐四夷，廄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鑒不遠，愿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廄馬數千匹?！?/font>
“高宗將發(fā)兵討新羅，侍中張文瓘臥疾在家，自輿入見，諫曰：‘今吐蕃為寇，方發(fā)兵西討；新羅雖云不順，未嘗犯邊，若又東征，臣恐公私不堪其弊。’高宗乃止。”
僅從上面這兩則史料，我們便能看出，李治是一位能夠克制自身享樂欲望，頗為體恤百姓的仁君，與他的父親，那個不顧百姓死活，在連年對外戰(zhàn)爭，大量百姓不堪重負，甚至要賣兒賣女，賣田賣地的同時，仍然不聽勸諫，堅持大建宮室，盡情奢靡享樂的唐太宗大有不同。在張文瓘勸諫之后，他立即便放棄了征伐新羅的打算，足見其并非那種為了自身的帝王功業(yè)而不顧百姓死活的自私自利之徒，與為了追逐虛名而窮兵黷武，逼得百姓死走逃亡，被迫要自殘手足以逃避苛重的徭役，最終還激起了大規(guī)模農民起義的李世民有著本質的不同。
五、察納雅言
世人多認為，中國歷史上最能虛心納諫，并勇于改過的皇帝，當屬唐太宗李世民無疑，其“君舟民水”、“以史為鏡”的事跡盛傳于世，其實李世民之所以肯接納諫言，不過是在搞政治做秀而已，雖然每每裝出一副虛心納諫的姿態(tài)，內心卻根本不愿接受，就算表面上納了諫，可在博得美名之后，卻仍然照做不誤，將諫言當成耳旁風。
貞觀四年，唐太宗對身邊的侍臣們說：大造宮殿是帝王們所喜歡的，同時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歡的。朕能夠自我控制，只要百姓們不喜歡，朕一定會順從他們的意愿?？勺源底岳藓鬀]幾日，他便下詔大興土木，營建洛陽宮。貞觀五年，太宗命人修繕仁壽宮，隨即又再思大建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苦苦相勸，，認為“百姓雕弊，帑芷空虛”，不宜大興土木，李世民獎勵夸贊了戴胄一番，其虛心納諫、胸襟寬博之名天下皆聞，之后便令竇琎主持修建洛陽宮，而且極盡奢靡（“鑿池筑山，雕飾華靡”），勞民傷財之至。僅憑這兩件事，我們便能看到李世民在納諫方面的表里不一。正如魏征所說，太宗“聽言則遠超于上圣，論事則未逾于中主?！倍@只不過是虛偽好名的唐太宗造假騙世的具現(xiàn)之一而已。
如今魏征和李世民君臣相得的事跡膾炙人口，可很多人卻不知道，早在貞觀十年時，魏征便已發(fā)現(xiàn)他“漸惡直言”，而李世民也早就對魏征頻頻進諫深感厭惡，幾次想要殺了他，只是為了邀買虛名，才隱忍不發(fā)。魏征死后不到半年，沒了利用價值，李世民便下令將其墓碑推倒，親手砸毀了這面讓自己“明得失”的鏡子。
與名不符實的唐太宗相比，倒是性情溫和，少行矯飾的高宗李治，能夠真正做到察納雅言，任用賢才，不失為一代明主。
乾封二年，“上屢責侍臣不進賢，眾莫敢對。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群臣敢蔽賢也。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矣，是以各各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愿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上深以為然。 ”
永徽二年，“左武候引駕盧文操逾墻盜左藏物，上以引駕職在糾繩，乃自為盜，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夏嗣馕牟偎?，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由這兩則記載不難看出，李治對諫言的渴望以及呼吁鼓勵的態(tài)度。他曾經對郝處俊說：“朕聞為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視，以天下之耳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茍實，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虛，聞之者足以自戒。舜立謗木，良有以也。欲箝天下之口，其可得乎？”這種察納雅言的謙虛態(tài)度實乃恰當的治國之道，而李治也確實身體力行地做到了這一點，和他那個嘴上一套實際一套的父親可以說是大不相同。
“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為未宜游幸。上聞之，辛亥，御延福殿，召五品已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為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后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高麗新平，馀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凋弊，鑾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為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陳論耳?！仙破溲?，為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為黃門侍郎?！?/font>
“大理奏左威衛(wèi)大將軍權善才、右監(jiān)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太原狄仁杰奏：‘二人罪不當死?！显唬骸撇诺软搅臧?，我不殺則為不孝。’仁杰固執(zhí)不已，上作色，令出，仁杰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為難。臣以為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于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后代謂陛下為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于不道，且羞見釋之于地下故也?！吓越?，二人除名，流嶺南。后數日，擢仁杰為侍御史?！?/font>
高宗能夠做到虛心納諫，罷除西巡，停止游幸，以減民負，對犯顏直諫，惹得他非常不快的狄仁杰，以及頂撞他的來公敏均能做到拔擢重用，顯然并非那種沉迷于諂媚之言，一味放縱自己性情，追求享樂的昏聵君王，大唐百姓能夠遇到這樣一位明主，以及治國能力過人的武后，實是一樁幸事。
六、執(zhí)掌大權
世人多謂高宗李治是武則天手中的政治傀儡，然而翻閱歷史，我們能夠清楚看到，雖然在即位之初，高宗確實曾經大權旁落，然而控制皇帝的卻不是武則天，而是關隴舊閥集團。在鏟除了長孫無忌、褚遂良及其黨羽之后，高宗便逐漸掌控了實權，國家大事基本決于其手，直到死前，他對國家仍然擁有絕對的控制權，武后只是在旁輔助而已。
下面，筆者羅列一些實證。
左相許圉師之子奉輦直長自然，游獵犯人田，田主怒，自然以鳴鏑射之。圉師杖自然一百而不以聞。……上曰：“圉師為宰相，侵陵百姓，匿而不言，豈非作威作福！”圉師謝曰：“臣備位樞軸，以直道事陛下，不能悉允眾心，故為人所攻訐。至于作威福者，或手握強兵，或身居重鎮(zhèn)；臣以文吏，奉事圣明，惟知閉門自守，何敢作威福！”上怒曰：“汝恨無兵邪！”許敬宗曰：“人臣如此，罪不容誅?！卞崃钜?。詔特免官?！梢慌T免左相許圉師不難看出，此時高宗對朝政的掌控程度很高。
“時故侍中劉洎之子詣闕上言，洎貞觀末為褚遂良所譖枉死，稱冤請雪，中書侍郎李義府又左右之。高宗以問近臣，眾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彥瑋獨進曰：‘劉洎大臣，舉措須合軌度，人主暫有不豫，豈得即擬負國？先朝所責，未是不愜。且國君無過舉，若雪洎之罪，豈可謂先帝用刑不當乎？’然其言，遂寢其事?！薄斈昀钍烂駸o故殺害重臣劉洎，令很多大臣深感不平，連武則天都很同情，但高宗出于孝道，不愿為其平反，劉洎便只能含冤不雪，由此便能清楚看出，誰才是唐帝國的最高決策者。
“麟德二年春，正月，丁卯，吐蕃遣使入見，請復與吐谷渾和親，仍求赤水地畜牧，高宗不許。”儀鳳三年，“上以吐蕃為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而討之；或欲亟發(fā)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薄@兩則是高宗處斷軍國政務的明證。
?。?75年）高宗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昌樂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鄙夏酥埂！@而易見，在675年時，高宗仍然大權獨攬。
永隆元年，“太子賢犯事被廢，太子洗馬劉訥言嘗撰《俳諧集》以獻賢，賢敗，搜得之，上怒曰：‘以《六經》教人，猶恐不化，乃進俳諧鄙說，豈輔導之義邪！’流訥言于振州。”
?。?79年）十一月，上宴裴行儉，謂之曰：“卿有文武兼資，今授卿二職?！蹦顺Y部尚書兼檢校右衛(wèi)大將軍。甲辰，以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將兵十八萬，并西軍檢校豐州都督程務挺、東軍幽州都督李文暕總三十馀萬以討突厥，并受行檢節(jié)度?！藭r距高宗去世僅僅四年，但軍國大事顯然仍然操控李治掌握之中，李治為了國事還要費心安撫出征將帥。
就在同年，“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杰奏其奸，請付法回，上特原之，仁杰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于無人之境，為忠貞將來之誡！’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杜易簡……時吏部侍郎裴行儉、李敬玄相與不葉，易簡與吏部員外郎賈言忠希行儉之旨，上封陳敬玄罪狀。高宗惡其朋黨，左轉易簡為開州司馬，尋卒?！薄@兩則記載均輔證了高宗在679年仍然掌理政務，對官員擁有處分權，可以憑藉自己的觀感、喜惡對官員進行貶黜，一個被軟禁的政治傀儡是絕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地。
就在679當年，“突厥寇定州，刺史霍王元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泄，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系，是驅之使叛也?！霜殮⒓芜\，馀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允浅⒂写笫?，上多密敕問之?！薄筛咦趯Χㄖ荽淌穼嘈袨榈氖卓?，以及常以“密敕”詢問封疆大吏均不難看出，高宗對朝政的控制程度。
同年，“李義琛，永淳初，為雍州長史。時關輔大饑，高宗令貧人散于商、鄧逐食。義琛恐黎人流轉，因此不還，固爭之。由是忤旨，出為梁州都督”——可看出此時高宗對地方實權官吏擁有任免權。
680年，“中書令、檢校鄯州都督李敬玄，軍既敗，屢稱疾請還；上許之。既至，無疾，詣中書視事；上怒，丁巳，貶衡州刺史。”
682年（即高宗逝世前一年），“吐蕃入寇河源軍，軍使婁師德將兵擊之于白水澗，八戰(zhàn)八捷。上以師德為比部員外郎、左驍衛(wèi)郎將、河源軍經略副使，曰：‘卿有文武材，勿辭也！’”——顯而易見，直到死前一年時，高宗對執(zhí)掌實權的軍方高級將領仍然擁有處斷之權。
683年（高宗逝世當年），“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上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為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薄钡饺ナ狼跋?，高宗都沒有失去對下屬的處分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