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追史探今
編輯：追史探今
“不到長城非好漢，屈指行程二萬”。
萬里長城橫亙在中國北方，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長城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展示了中華民族的智慧和堅強意志。
然而到過長城的人會發(fā)現，長城并不是一路高聳入云的壁壘，而是平均僅高七八米的磚瓦城墻，保存至今的秦代長城更是只有壘砌的石塊和土堆。
有人就會疑惑，這么矮的長城到底防住了什么？秦始皇大規(guī)模征發(fā)民夫修筑長城到底有何意義？
最早的長城始建于西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列國征伐不斷，因此互相修建城墻來抵御對方。
其中燕、秦、趙三國還與北方草原的少數民族——匈奴相鄰，因此三國又修建了抵御匈奴南下的“拒胡長城”。
秦統(tǒng)一六國后，將北方邊境地區(qū)的長城通過修補連接起來，形成了西起臨洮、東至遼東的秦長城。
自此之后的封建歷朝歷代，長城的戰(zhàn)略目的便是抵御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和掠奪。
在土地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農耕生活比游牧生活有著更高、更穩(wěn)定的糧食產量，能更多養(yǎng)活人口。
產出更低、更不穩(wěn)定的游牧生活更加懼怕天災，很容易因為環(huán)境的惡化而導致生活困難。
因此在遭遇天災時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往往會選擇大規(guī)模遷徙，或者向中原農耕民族展開資源掠奪。
對于中原王朝來說，有抵御北方草原民族入侵掠奪的需要，但專門為此擴充軍備并不現實。
漢武帝一朝發(fā)動了三次對匈奴的大規(guī)模作戰(zhàn)，收復了河套和河西地區(qū)，但同時也打光了文景之治四十年的積蓄，百姓食不果腹，紛紛揭竿起義。
漢武帝發(fā)布輪臺罪己詔后，放棄了繼續(xù)擴軍，還是選擇了修筑長城，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的斗爭，其實是一種投入產出比的博弈。
對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來說，生產方式的特點使他們天然地缺少相當多的基本生活物資：鍋碗瓢盆、調料茶葉、絲綢筆墨……而每次缺乏物資便進行劫掠有不小的風險，一旦被中原王朝圍殲將得不償失。
因此，大多數情況下，游牧民族會和中原采取互市的方式進行貿易，通過提供馬匹、牛羊等中原地區(qū)缺少的物資來換取自己所需的必需品。
只有互市受阻，或天災導致生活難以為繼，草原民族才會劫掠邊境。
在劫掠時，草原民族的原則是“搶了就跑”“寧肯少搶不能被抓”，如此，中原王朝即使布置了防衛(wèi)軍隊，也會被草原騎兵靠著沖擊力和速度逃之夭夭。
俗話說“大炮一響，黃金萬兩”，中原王朝如果希望靠正面作戰(zhàn)長期抵抗草原民族，需要投入巨大的軍備支出保證整條防線龐大的軍隊、戰(zhàn)馬和糧草供應。
然而“只有千日做賊，沒有千日防賊”，草原民族對中原的襲擾是周期性、有間隔的，但中原王朝如果想靠武裝對抗則需要長期處于戰(zhàn)備狀態(tài)，長此以往將對財政帶來巨大負擔。
我們首先要明確的是，草原民族南下的優(yōu)勢就在于騎兵的沖擊力和進攻方向、進攻位置的隨機性，這兩點又相輔相成。
騎兵的使用可以快速在中原腹地穿插，極大減少掠奪的風險；隨機的進攻位置讓防御部隊必須蔓延整個邊境線，且彼此之間無法呼應，騎兵的使用又放大了中原部隊反應的遲緩。
因此要想抵御北方民族的攻勢，一要削弱騎兵、將其困住，二要反應迅速、聯(lián)合行動。長城恰恰能完美起到上述的作用。
首先，長城是絆馬索。長城的平均高度不足十米，且多是磚瓦土石，人要攀爬過來并不困難，但卻阻隔了戰(zhàn)馬的順利通過。
再加上長城多建在山嶺之上，本身騎兵就難以展開大規(guī)模的行動。只要馬起不到作用，草原的部隊便喪失了機動性和沖擊力的優(yōu)勢，在難以及時返回的情況下，很容易被中原的步兵部隊圍殲。
前面也提到，草原民族的掠奪本質上是投入產出比的考量，既然跨過長城掠奪物資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那在出兵之前就需要多加考慮了。
那如果草原民族不計成本地舍棄馬匹強行進攻，長城能抵擋住嗎？這便涉及長城的另一個作用——信號塔。
長城上每隔幾十到上百米即有堡壘，一旦該段長城受到攻擊，堡壘內的守軍便可迅速反應。
除此之外，每個堡壘內部均設有烽火臺，點燃烽火后一可召集相鄰堡壘的守軍前來援助，更重要的是可以通知內陸地區(qū)及早做好戰(zhàn)斗準備。
沒有馬匹的草原部隊一旦進入長城，便會面對嚴陣以待的中原部隊，難以逃出生天。
修建了長城，對草原民族的防備僅需要日常維護和更迭堡壘守軍即可，且內陸地區(qū)不需要處于戰(zhàn)備狀態(tài)，可以正常生產。
長城以并不高的軍備投入，極大地穩(wěn)定了北線的邊防，正如汪遵所寫：“秦筑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span>
自秦統(tǒng)一六國，天下一統(tǒng)便扎根在中原王朝的基因里。中原大亂時，草原部落可以斡旋在數個中原政權之間，以兵勢相助來換取必需的物資。
但一旦中原一統(tǒng)，長城便起到了另一個建造之初未曾想過的作用——對草原進行大規(guī)模的經濟封鎖。
自西北到遼東，中原王朝打造了一條萬里封鎖線，草原民族想要換得生活物資的難度進一步上升。
這反過來又加劇了劫掠的傾向，但劫掠又得不償失，草原民族在戰(zhàn)略上處于極度被動。
劫掠代價的升高倒逼著草原的小部落開始團結起來，才能有發(fā)動更大規(guī)模劫掠的體量。
在團結起來之后，草原也能以一個整體與中原王朝開展互市貿易，這其實降低了劫掠的必要性，形成了良性循環(huán)。
從這個角度來說，長城的修建相當于粘合劑，使得草原各部落團結起來，與中原的統(tǒng)一王朝進行博弈。
有不少西方學者對中國的長城持否定態(tài)度，其中一個理由便是秦始皇修建的長城害慘了歐洲。
那么這數千年前的東方壁壘如何與西方產生了聯(lián)系呢？
前文所述，長城使草原民族對中原王朝的威脅驟減。
然而，一旦遭遇天災草原民族便只能選擇大規(guī)模的遷徙，尋找水草豐茂之地。
大多古代草原民族的核心活動區(qū)位于今天的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亞高原，向北將進入苦寒之地，向南難以跨過長城，向東則是大興安嶺的森林和東北的大量湖泊。
因此向西便成了大多數草原民族的遷徙方向。
以漢朝時期的匈奴為例，匈奴選擇西遷之后與西域諸國發(fā)生沖突。
西域諸國的實力偏弱、面積又小，被攻陷后只得西奔；同時西域的氣候和地理不宜放牧，因此經過與西域的混戰(zhàn)后，匈奴和西域各族一同繼續(xù)向西。
穿過西域之后，便進入了中亞和東歐，東歐平原面積廣大，水源豐富，牧草充盈，是放牧的絕佳地點。
匈奴的鐵蹄征服了這片水草，自然也征服了這里的歐洲政權（由日耳曼人建立）。
無家可歸的日耳曼人也只得向西開拓，最終滅亡了西羅馬帝國，歐洲進入漫長的中世紀。
因此，有的專家認為正是長城的修建引發(fā)了蝴蝶效應，最終導致了歐洲的天翻地覆。
當然，此種說法是否合理目前尚存爭議。
在我們眼中，長城是千百年來智慧的結晶，蘊含著民族勇敢、堅強和不屈的精神。
直至今日，長城見證著中華民族的復興，成為中華血脈的一部分。
參考資料：《史記》
《戰(zhàn)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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