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2期
高昌偰氏家族在元初由西域入居中土，其中一支還在元末遷居高麗。該家族以“三節(jié)六桂”稱名于時，元代名儒多有題詠，且體裁多樣?！叭辶炙慕堋敝涣灥摹度?jié)堂詩》堪稱中國敘事詩發(fā)展史上的佳構(gòu)。元儒對于服膺中華文化且文武雙全的西域家族充滿尊重，并認為這是王道教化無遠弗至的表現(xiàn)。通過集詠作品，也可以看到元人厭亂思治的文學思潮，陳旅的“節(jié)義”觀念還展現(xiàn)出了士大夫的人文關(guān)懷，且題詠輻射到了朝鮮半島，跨越僧俗，從西域到朝鮮，展現(xiàn)出一幅無比遼闊的“中華文學”地圖，史所罕有。對于該問題的梳理、探討，可以更好地揭橥元代文學“華夷一體”的獨特風貌，亦可探尋高昌偰氏家族漸次融于中華文化的歷史軌跡與心路歷程。其中的教益，可為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提供歷史的借鑒。
著名史學家蕭啟慶先生說過：“一個家族先后在性質(zhì)截然有異的文化與結(jié)構(gòu)全然不同的國家之中欣欣向榮，保持政治尊榮長達八九百年之久，似不多見，偰氏為一特例?！?span>[2]他所說的這個特例家族源于西域北庭，在元代遷居中土，因軍功、科舉入仕而享有尊榮，入華第五代偰百遼遜（偰遜）在元末避亂入高麗，百遼遜之弟偰吉斯（偰斯）入仕明王朝，官至禮部尚書。對于該家族，史學界多有關(guān)注，但學界探討其文學活動者寥寥。而多族士人圈的文學活動恰正是元代文學的新異特點，據(jù)此，關(guān)于偰氏家族“三節(jié)堂”的同題詩文集詠便進入了我們的視野。
同題集詠的大量出現(xiàn)，是元代詩文一個較為顯著的特點，這也是元王朝地大物博、民族眾多、文化多元使然。元代文史研究名家楊鐮先生曾列舉概括說：“詠梅（'梅花百詠’），詠百花，題跋法書繪畫，送別友人，官員赴任、離任，贈答友人，集會（'補蘭亭會’等），詠史，詠物詩，宮詞，上京紀行詩，西湖竹枝詞，拂郎貢馬，月氏王頭飲器，題詠岳飛墓與岳廟，詠鄭氏義門，詠余姚海堤，靜安八詠，白燕詩，詠地方風物……題目廣泛?！?/span>[5]筆者曾就拂郎天馬、蘆花被等同題集詠發(fā)表過一些看法。[6]至于“三節(jié)堂”題詠，雖然規(guī)模不是很大，但由于題詠的中心是高昌畏兀兒家族，亦可說是元代多族士人圈值得關(guān)注的文化“盛事”?，F(xiàn)存的篇章多出自文壇大家手筆，我們可以用表格的方式加以展現(xiàn)：[7]
簡單的列表，我們就可以清晰地發(fā)現(xiàn)，“三節(jié)堂”同題集詠作者皆是稱名元代文壇的大家。四庫館臣評價鄧文原：“當大德、延祐之世，獨以詞林耆舊主持風氣，袁桷、貢奎左右之，操觚之士，響附景從。元之文章，于是時為極盛，文原實有獨導之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六十六《巴西文集》提要）；柳貫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他的生平，詳于下文；蘇天爵仕至禮部侍郎、吏部尚書，“擅文章之柄”[8]；危素博學能文，元末即文名天下，明初出仕洪武朝。時人徐一夔論及危氏在元末的地位時，言道：“今朝廷之上，以文章致位通顯，系天下士子之望者，閣下（即危素）而已?！?/span>[9]其他幾位作者亦聲名甚著。略略梳理一下這些評價，就可以看到題詠“三節(jié)堂”之士，皆為朝野名流，文章作者層次頗高。再就是文體多樣，涵括四言古詩、五言古詩，記、頌、序等多種體裁，說明元代文壇名家以各種形式向高昌偰氏家族致敬。我們可以征引劉詵《三節(jié)六桂堂頌》的前半部分讀一讀：
引文很清楚地寫到偰氏家族被譽之為“三節(jié)六桂”的因由：合剌普華為國捐軀，以“忠”見稱；其妻盛年守節(jié)，以“貞”見稱；其子偰文質(zhì)割股為藥，以療母疾，以“孝”見稱，是之為“三節(jié)”。六桂者，皆為正議大夫偰文質(zhì)子侄。文中所言世玉為偰玉立，延祐五年（1318）進士；世學為偰直堅，泰定元年（1324）進士；世德為偰列箎，至順元年（1330）進士；世南為偰哲篤，延祐二年（1315）進士；世則為偰朝吾，至治元年（1321）進士；世文即偰文質(zhì)弟越倫質(zhì)之子偰善著，泰定四年（1327）進士。如時人劉岳申《三節(jié)六桂堂記》所感慨的：“三節(jié)曰：尚書夫婦父子忠、貞、孝三德具是，宜名曷名乎！六桂曰：延祐科興以來，乙卯至庚午凡六科，偰氏五子一侄接武聯(lián)登是又宜名此。天下同倫所罕聞，而一家積善所獨見者也！”[10]以天下罕聞稱之，足見時人的肯定與稱賞。從文學文體劃分來看，上舉為散文，我們不妨再舉同題集詠的詩例來讀一讀，即柳貫《三節(jié)堂詩》：
柳貫（1270~1342），字道傳，號烏蜀山人，婺州浦江（今屬浙江）人。大德四年（1300）薦為江山縣教諭，順帝至正元年（1341）擢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門人私謚文肅。柳貫學問文章皆名重當時，與虞集、揭傒斯、黃溍并稱“儒林四杰”，與黃溍、吳萊并稱“義烏三先生”。其作品“后學之士爭傳誦之?！?span>[11]這首詩和上舉文章表現(xiàn)的主題基本一致，就是對于偰氏家族“三節(jié)六桂”的稱賞。較之散文，該詩的特別之處，可歸納為以下幾點，加以探討。
其一，這是一首近五百字的敘事詩，從字數(shù)上看，幾乎抵得上杜工部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漢語詩歌多抒情言志，敘事詩并不發(fā)達，這首敘事詩一韻到底，中間并沒有換韻，可見作者的詩才，也從一個小例子證明了元代敘事詩的趨于繁榮。且該詩題詠的中心對象是高昌偰氏家族，大儒柳貫為西域色目家族作此敘事長詩，這在中國詩史上寫下了較為獨特的一筆。
其二，詩，吟詠性情，緣情而綺靡。英國詩人華茲華斯說過：“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12]，較之記、頌等應用性文體，詩歌因情而發(fā)，更加生動，也更加富于真情。如這首詩中，以“燈孤影煢煢”寫合剌普華之妻盛年寡居的孤寂，營造出凄涼的氛圍，反襯出其忠貞的可貴。豐子愷先生論比喻的藝術(shù)效果說：“第一，能使意義'具象化’；第二，能使事實'夸張化’；第三，能使語言'趣味化’?！呦蠡孤犝呷菀桌斫?，夸張化使聽者容易折服，趣味化使聽者樂于領(lǐng)受?！?span>[13]此詩即是如此，其以“琴笙”和諧喻家庭的和睦，以山勢般“崢嶸”的氣象比喻節(jié)操，以美玉“佩珩”比喻蟾宮折桂的佳公子，以“蓬萍”嘆聚散之難期，取譬之妙、造語之工，使得詩歌辭藻優(yōu)美，濃于真情。
其三，敘事詩融記敘、抒情、議論為一爐，筆力生動。如贊合剌普華死節(jié)，言“其精凝為神，其氣引為星”！應是化用自文天祥《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岳，上則為日星。”以天體意象“星”比喻英烈之浩氣長存，這樣的議論，既意境優(yōu)美，又慷慨大氣。王國維先生《人間詞話》謂：“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詩的意境，自然是不同于散文，尤其是應用性文體的散文。
關(guān)于“三節(jié)堂”同題集詠的各種文體豐富了元代文壇，這一文學現(xiàn)象所反映出的元代文學生態(tài)，其文化精神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思考。
其一，廣大漢族士子對于“他者”的接受與尊重。列表顯示，“三節(jié)堂”同題集詠的作者皆是漢儒，我們前文已經(jīng)分析，他們的社會地位較高，文壇影響力較大。但在元代特殊的歷史文化時期，其人并未因投贈對象族屬有別而有所疏遠，而是主動標識出對方的“他者”身份。如所舉詩文劉詵《三節(jié)六桂堂頌》開篇即言“北庭偰氏，世出高昌?；试埮d，以義來內(nèi)附”；柳貫《三節(jié)堂詩》開篇亦言：“高昌偰輦部，族望維世卿?！逼渌耐}集詠詩文，多是如此。鄭元佑《高昌偰侯三節(jié)堂》也在開篇寫道：“惟天啟偰，產(chǎn)自濽水，潤被北庭，侯濟厥美?！逼渌?，如危素《三節(jié)堂賦》：“稽受氏于高堂兮，奠偰輦之攸居”；劉岳申《三節(jié)六桂堂》：“侯名大賢，字仲彬，高昌人”；蘇天爵《題高昌偰氏三節(jié)堂記（后）》亦言：“高昌太夫人守節(jié)自誓”。這些材料，莫不點明偰氏家族有別于漢人的族屬?！缎略贰贩Q：“畏吾氏，本回鶻之裔，音轉(zhuǎn)為畏吾，或云畏兀，又做偉兀，又做衛(wèi)?！彩姥愿卟蓖フ?，皆畏吾部族?！?span>[14]這些材料中，“高昌”“北庭”等地望名稱都可以看作“畏兀兒人”的代稱?！盀U水”，即今天的蒙古國境內(nèi)的色楞格河，元代稱之為偰輦杰河，這也是偰氏家族得姓的原因。南北兩宋與遼金政權(quán)對峙之時，漢族士大夫?qū)τ凇八摺保嘁浴昂敗薄靶入狈Q之。如洪適《過谷熟》：“遺民久厭腥膻苦”；范成大《呼沱河》：“如今爛被胡膻浣，不似滄浪可濯纓?！?span>[15]而到了元代，所舉題詠作者，皆是詩文大家，漢族士大夫明確知道對方的民族身份，卻非但未有隔閡疏遠之意，還對其節(jié)義行為充滿敬仰?？梢娫谠搜劾?，文化可以消弭地望、族群所帶來的隔閡。
元代漢儒不僅接受了畏兀兒文士為友，且接受了“他者”政權(quán)，并充滿了海宇混一的自豪感。如所舉劉詵《三節(jié)六桂堂》：“殺身成仁，遂一海宇?！庇秩玎嵲v《高昌偰侯三節(jié)堂》：“挺事昌朝，忠武罕比。戡金平宋，榮審功移?！睂τ谒瓮鲇谠臍v史事實，鄭詩并不似宋遺民一樣傷今悼古、慷慨悲歌，而是贊賞偰氏家族軍功之后，客觀表述“平宋”的歷史事實。到了元明之際士人危素筆下，“際神元之興運兮，肆強暴而攘除。偉令子之倜儻兮，從世皇以平吳。”（《三節(jié)堂賦》）以“神元”稱當朝，與之相對的政治軍事勢力，以“強暴”稱之，可見到了元末，名流士子對于元王朝有了相當?shù)恼J同感。
其二，元人對于節(jié)義的推崇與厭亂思治的文化思潮。我們所論說的同題集詠中心即“三節(jié)”，“三節(jié)”之涵義，前文已述。所舉詩文外，其他同題集詠作品，對于偰氏家族“三節(jié)”之行，亦多褒揚之詞，如陳旅《書三節(jié)記序后》：
這段話先闡明了“節(jié)”的涵義，守節(jié)者之難能可貴，接下來又褒揚“偰氏三節(jié)，世之所共美”，給予了較高評價。這樣的言論，可說是元人思想認識的一個剪影。如此重視節(jié)義，應與當時的社會思潮、文化環(huán)境息息相關(guān)。元王朝疆域闊大，治理不易，亂象叢生，有識之士自然厭亂思治，渴望海晏河清、和諧安定。查洪德先生即將“厭亂思治”作為元代的文學主題。[16]偰氏家族的節(jié)義之舉，在元人眼中，也是王道教化無遠弗至的表現(xiàn)，所以他們樂于題詠。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運動以來，我們常指斥宋明理學標榜節(jié)孝，壓抑人性；而陳旅的文字，在彰顯偰門“三節(jié)”之時，對于守節(jié)者的不幸遭遇予以了深切同情?？梢哉f，在元代多民族文化交往中，陳旅對于“守節(jié)”的正反兩方面認識，對于“節(jié)義”的人性化表達，展現(xiàn)出士大夫的人文關(guān)懷，具有超越時代的意義。
其三，元人對于偰氏家族文武雙全的贊揚肯定。蒙元政權(quán)以武崛起，橫掃西域諸國，覆滅南宋，威赫一時。彼時畏兀兒人在西遼的統(tǒng)治之下，西遼少監(jiān)橫征暴斂，而畏兀兒東鄰乃蠻部已被蒙古鐵騎征服。在這種情勢之下，偰氏家族入華第一代望風而附。曾隨成吉思汗遠征西域的耶律楚材說過：“余以為國朝開創(chuàng)之際，庶政方殷而又用兵西域，未暇修文崇善。”[17]偰氏家族即是如此，以武力起家。第二代合剌普華全節(jié)殉國之事，在元人的題詠中，常凸顯其“武功”，如劉岳申《三節(jié)六桂堂記》：“元帥鷹揚虎變，常許當世，以有為在浙右有汲長孺之風，在廣西有馬伏波之志?！币晕鳚h名臣汲黯、馬援比附之，評價不可謂不高，而且這么說，意味著已經(jīng)把這個高昌家族納入到了中華文化序列之中。
元朝定鼎中原以后，不少蒙古色目士人“舍弓馬而事詩書”，偰氏家族也是如此，至少到了入元后第三代偰文質(zhì)，就已經(jīng)有文學作品傳世。元人同題集詠中，除頌揚其武功外，對其家族以文易武也是贊賞不已。如前文所引劉詵《三節(jié)六桂堂》稱：“其猶子世文，宿嗜學如饑渴?！笔牢模磦奈馁|(zhì)的侄子偰善著，劉詵以如饑似渴來形容其對中華文化的鐘愛，很生動，這也說明了中華文化強大的感召力，展現(xiàn)了元代蒙古、色目士子在中華文化沃土上盡情汲取養(yǎng)分的場景。對于其家族科考聯(lián)翩高中的盛況，劉詵頌云：“春官取士，六擢其桂。青云聯(lián)鑣，銀漢并袂?！狈Q頌不已。此外，劉岳申《三節(jié)六桂堂記》中稱道偰氏家族“書聲瑯瑯東湖之上，晝夜不絕”。鄭元祐《高昌偰侯三節(jié)堂》稱道：“侯既有子，且復有孫。孫皆讀書，益大侯門。相繼掇科，薦承寵光。侯其來歸，英爽樂康。”前文已述，這些漢儒接受了蒙古族肇建的政權(quán)，但他們在文化上依舊有著心理優(yōu)勢，樂于看到北庭士子服膺中華文化，彬彬稱盛。如蘇天爵《題高昌偰氏三節(jié)堂記后》即言：“是足以示天下彝倫之勸，表朝廷治化之?。 ?/span>
從上文的引證分析來看，元人稱贊偰氏這一家族文韜武略。宋代實行右文政策，遂少有這樣文武兼?zhèn)涞募易澹匀灰簿蜕儆蓄愃频姆Q頌。以武起家的家族能夠攪動文壇，可以說是元代文學的新異之處。再者，題詠的中心是西域家族，投贈者皆是文壇大家，這和元代色目人政治地位相對較高有關(guān)。杜桂萍教授曾發(fā)表《袁駿〈霜哺篇〉與清初文學生態(tài)》，《霜哺篇》是一部由明末清初蘇州袁駿設(shè)計、征集的詩文書畫總集。題詠的中心內(nèi)容是袁母含辛茹苦守節(jié)不易，這和“三節(jié)堂”的同題集詠在內(nèi)容上有相近之處，但作為“牙人”，即相當于今天中介人的袁駿為此“遍乞海內(nèi)賢士大夫之言以表異之”，更多的是“乞”，這與“三節(jié)堂”同題集詠的生成方式大異其趣。[18]也側(cè)面印證了元代社會環(huán)境的特殊之處。
偰氏“三節(jié)堂”同題集詠還有一個新奇有趣的特點，就是他的“跨國性”。偰百遼遜（1319~1361），字公遠，偰哲篤長子，為偰氏家族入華后第五代。因與高麗國君王顓有舊，至正十八年（1358），避亂入高麗，改名為偰遜。移居朝鮮半島的偰氏家族依舊念念不忘其作為中華文化象征的“三節(jié)堂”。據(jù)李氏朝鮮人奇萬宇《慶州偰氏三節(jié)四賢遺墟碑》載：“偰氏三節(jié)有堂，四賢有院，同在淳化之虎溪，合華東而一之?！?/span>[19]看來，偰氏族人東入后建立了三節(jié)堂，并向高麗士林展示，以征得題詠。我們可以節(jié)錄一段權(quán)近《題三節(jié)堂詩后序》：
權(quán)近（1352~1409），字可遠，號陽村，是朝鮮高麗末期、李朝初期的理學家、文學家。其師李穡曾在元代來到過中國，在理學、文學等多個領(lǐng)域頗有造詣。權(quán)近繼承師業(yè)，又受師兄鄭道傳的影響，在朝傳播朱熹之學，后來對日本的哲學思想也有一定影響，拜為大提學，封為吉昌君。他的這篇序文，寫于明永樂元年（1403），條理暢達。該文先寫到了偰氏家族從中土來到高麗的經(jīng)歷，也在開篇談到了這個家族是北庭畏兀兒人的史實，看來入朝以后的偰氏族人依舊有著“原鄉(xiāng)”情結(jié)，且當時的朝鮮半島也受到中華文化的深刻影響。權(quán)文淡化種族觀念，強調(diào)的是文化的認同，接受了在體質(zhì)人類學上與自己體貌殊異的高昌偰氏族人。偰長壽（1341~1399），字天民，號蕓齋，謚文貞，為偰遜的長子，高麗恭愍王十一年（1362）中文科進士。從權(quán)近所言來看，他們出入翰苑，同朝為官，且情誼甚篤?！叭?jié)六桂”之事為長壽津津樂道，看來入朝后的偰氏族人依舊以濡染于中華文化，以家族節(jié)孝忠貞為榮，這也是他能與理學家權(quán)近交好的文化基礎(chǔ)。文中談到的揭公，應該是“元詩四大家”之一的揭傒斯；文中所引“三節(jié)堂前六桂枝”，今日所存揭氏《文安集》中并無此句，應為集外佚詩。這樣看來，權(quán)近的序文有留存元代著名詩人揭傒斯殘句的文獻價值，也從一個側(cè)面證明了此同題集詠作者層次之高。序文還談到同題集詠的“諸公巨筆，遺失殆盡”，更能證得“三節(jié)六桂”這一集詠規(guī)模之大，影響之巨。
朝鮮士人的題詠，除權(quán)近外，還有成石璘《題三節(jié)堂詩卷》：“三綱明似目，一死視如毛。形影終相吊，貞良固所操。垂髫知職分，割臂答劬勞。東國桂枝秀，北庭秋氣高?！?span>[21]最后一句，很好地概括了偰氏家族從西域東入朝鮮的傳奇家族經(jīng)歷?！叭?jié)堂”的同題集詠能夠流衍至海外，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跡。這說明了高昌偰氏家族的國際影響，也說明了元明多族士人圈的活動輻射到了朝鮮半島，且高麗、朝鮮士林推崇節(jié)義、服膺儒學。
著名學者李修生先生說過：“元代是一個多民族相互融合、又與外界有著廣泛交流的時代，文化具有多民族性和世界性這兩個特點。”[22]具體到偰氏家族，從西域遷居中土，其中一支移居高麗，家族“三節(jié)六桂”的事跡，引起中原及高麗儒林的廣泛贊同。這樣的文學活動，展現(xiàn)出的是一幅無比遼闊的漢語文學地圖。對于該問題的梳理、探討，可以更好地揭橥元代文壇“華夷一體”的獨特風貌，亦可探尋高昌偰氏家族漸次融于中華文化的歷史軌跡與心路歷程。其中的教益，當可為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提供歷史的借鑒。
[1]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元代各民族文學交融背景下元詩的發(fā)展與流變”（項目編號：18ZDA340）、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元代筆記文獻資料類編與多民族文學一體性研究”（項目編號：20AZD124）、江蘇省“青藍工程”資助項目階段性成果。
[2]蕭啟慶：《蒙元時代高昌偰氏的仕宦與漢化》，見《內(nèi)北國而外中國：蒙元史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第746頁。
[3]歐陽玄：《高昌偰氏家傳》，見歐陽玄著；魏崇武，劉建立點校：《歐陽玄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50頁。
[4]《舊唐書》卷一九四《突厥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5175頁。
[5]楊鐮：《元詩史》，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第624頁。
[6]參見劉嘉偉：《元人“蘆花被”同題集詠探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15年第4期，第152～155頁；劉嘉偉：《元人“拂郎獻天馬”同題集詠芻議》，《晉陽學刊》2016年第2期，第29～33頁。
[7]楊紹固曾列出表格，對于贊頌“三節(jié)堂”的高麗文人進行了統(tǒng)計，本文不再贅錄。見楊紹固：《元代色目文人與高麗—朝鮮文壇的漢語詩文互動》，《西域研究》2018年第4期，第117~126頁。再者，表格中已寫明文獻來源，下文征引時，遂不一一注明。
[8]趙汸：《滋溪文稿序》，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54冊，鳳凰出版社，2004年，第329頁。
[9]徐一夔：《始豐稿》卷三《通危大參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劉岳申：《申齋劉先生文集》卷五《三節(jié)六桂堂記》，臺灣“中央”圖書館1970年影印本。
[11]黃溍：《翰林待制柳公墓表》，見黃溍著；王颋點校：《黃溍集》第4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207頁。
[12]〔英〕華茲華斯：《抒情歌謠集·1800年版序言》，見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第17頁。
[13]豐華瞻，戚志蓉編：《豐子愷論藝術(shù)》，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308～309頁。
[14]柯劭忞：《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中國書店，1988年，第121頁。
[15]范成大著；富壽蓀標校：《范石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4頁。
[16]參見查洪德：《元代文學的厭亂思治主題》，《中山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第11～22頁。
[17]耶律楚材著；向達校注：《西游錄》，中華書局，1981年，第13頁。
[18]參見杜桂萍：《袁駿〈霜哺篇〉與清初文學生態(tài)》，《文學評論》2010年第5期，第97～105頁。
[19]轉(zhuǎn)引自楊紹固：《元代畏兀兒內(nèi)遷文學家族變遷研究——以偰氏、廉氏家族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第54頁。
[20]權(quán)近：《陽村集》卷十九，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7冊，韓國景仁文化社，1990年影本，第194頁。
[21]成石璘：《獨谷集》卷二，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6冊，韓國景仁文化社，1990年影本，第71頁。
[22]李修生：《全元文》序，《全元文》第一冊，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頁。
（作者單位：江蘇師范大學文學院）
編校：王文洲
審校：王潤澤
審核：陳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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