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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一五二一 — 一五九三）紹興府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出生于明代中后期，他生前雖謀略出眾，尤其“好奇計，談兵多中”，但終究“以不得志于時，抱憤而卒?！?/section>

去世多年后，明代著名文學家袁宏道發(fā)現(xiàn)了這位奇人，寫奇文《徐文長傳》，徐渭的聲名才得以大顯于世。在《徐文長傳》中，袁宏道就預測徐渭以詩文為主的藝術(shù)作品“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贝_如袁氏所言，在“百世而下”的清中期，徐渭的影響已經(jīng)深入人心，其作品被當時的文士階層所青睞。

那么，這些文士階層是如何賞玩徐渭作品的？賞玩方式跟今人相比有何不同？

丨賞玩的幾種方式丨

雅集吟詠

清中期乾嘉盛世，社會穩(wěn)定，文士階層流行各種主題形式的雅集。在京師，每逢花開花落、立夏立秋、中秋重陽，詩文酒會幾無虛日。就算在平日，文士之間也多有相聚。雅集的內(nèi)容，以寫詩論畫最為多見。徐渭的一枚竹質(zhì)印章，就曾出現(xiàn)在汪啟淑舉辦的雅集上，作為吟詠的對象。

徐渭魚蟹圖卷天津博物館藏

汪啟淑是當時著名的藏印家，自號“印癖先生”——其輯錄的《飛鴻堂印譜》至今仍是篆刻界赫赫有名的集名家印存之最者。乾隆四十年（1775）十一月的一天，在工部任職的汪啟淑邀翁方綱、朱筠、程晉芳、張塤、顧宗泰及蔣香涇一行集于其住宅“蝸寄軒”，諸人分韻吟詠汪氏所藏古印。其中，翁方綱分得李清照玉印，朱筠分得李廣銅印，程晉芳分得李綱瓷印，張塤分得徐渭竹印，顧宗泰分得李長蘅石印，蔣香涇分得徐石麒晶印，汪啟淑分得趙孟頫夫人管道升牙印。分得徐渭印的張塤作詩《同翁覃溪、朱笥河二學士、程魚門吏部、顧星橋舍人、蔣香涇進士，集汪秀峰工部蝸寄軒，分詠古印，得徐渭竹印》一首，此詩載于其著作《竹葉庵文集》。

需要說明，汪啟淑這次雅集的主題是讓賓客賞鑒他所藏的名人古印，進而再分韻吟詠，這兩個環(huán)節(jié)共同構(gòu)成這次雅集的內(nèi)容，“吟詠”與“題詩”雖形式相近，但性質(zhì)不同，應(yīng)予區(qū)分。

徐渭三友圖軸南京博物院藏

畫作題跋

對一幅書畫作品作題跋詩，是傳統(tǒng)中國文士鐘愛的賞玩方式，宋代蘇軾名詩《題惠崇〈春江晚景〉》就是此類。清中期詩文活動繁盛，我們選取有關(guān)徐渭題跋詩的兩個代表性詩人案例。

徐渭漁婦圖上海博物館藏

黃仲則是清中期詩壇的天才詩人，是北宋黃庭堅弟黃叔達之后，與洪亮吉并稱“洪黃”。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赴京候銓期間，他看到了一幅明代的《蕉陰宮女圖》。想必徐渭擅畫芭蕉已在當時被人熟知，所以黃仲則在作題跋詩時，隨即想起徐渭，并選取徐渭芭蕉圖中作詩的一韻，以次韻的形式作了《題明人畫蕉陰宮女即次徐文長題詩韻》：記調(diào)弦索侍深宮，手種芭蕉綠幾叢。行過蕉陰卻回顧，美人心事怕秋風。（黃仲則《兩當軒集》卷十五）

作為乾嘉詩壇領(lǐng)袖，翁方綱相較其他乾嘉學者，他的詩文中徐渭次數(shù)出現(xiàn)較多，其中題跋詩有《徐天池水墨寫生卷》《徐天池寫生卷》《徐天池梅花》《徐天池墨荷》《徐文長墨荷二首》等，載于其著作《復初齋詩文集》。

徐渭草書杜詩軸蘇州博物館藏

臨摹仿擬

臨摹徐渭作品的清中期文士階層不止是職業(yè)書畫家，很多有官職的文人或?qū)W者也參與其中，作為閑暇時的怡情雅事。

李秉綬是乾嘉道時期著名的書畫家，早年曾在京師任職工部都水司官職，后嫌公務(wù)纏身，壯年時即辭去官職，定居桂林，專心畫事，成為“嶺南畫派”的肇始人。李秉綬的畫，其寫意風格主要取法自白陽青藤一路，《粵西先哲書畫集序》載：“李秉綬，江西臨川人……工書畫，梅竹尤佳。寫意花卉以沈周、陳淳為宗，旁及徐渭、華喦。蘭石則專師錢載?！?/section>

徐渭墨花圖（局部）卷故宮博物院藏

張問陶（號船山）是乾嘉時期著名的性靈派詩文家，被公認為“清代蜀中詩人之冠”，而他被詩名所掩的另一身份是書畫家，且書畫水平很高?！秶日侣浴肪硭氖摹稄埓较壬侣浴份d：“幼有異稟，工詩，有'青蓮再世’之目……書法險勁，畫近徐青藤，不經(jīng)意處，皆有天趣。”從留存至今的張問陶書畫作品來看，確有不少是走了徐渭的路子，如現(xiàn)藏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的《西崖詩意圖冊之積水潭》。

徐渭草書春雨帖詩（局部）卷上海博物館藏

流轉(zhuǎn)交換

有兩例涉及用徐渭作品交換他人作品的情況。

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庫全書》纂修官、進士陳崇本購得一幅徐渭書法對聯(lián)，聯(lián)曰：“腹中饑冷磨難熬，頭上霜濃曬不消?！庇讶藦垑_看到后特別喜歡。由于張塤藏有明代董其昌書法得意之筆《七律卷》，故陳崇本提出，欲以徐書和董卷相交換。面對這個要求，張塤很為難，但最終決定不交換，而是委托翁方綱臨摹這幅徐渭書作。充滿戲劇性的是，翁方綱在臨摹時發(fā)現(xiàn)，此書是徐渭贗品。

徐渭初進白鹿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曾任乾嘉道三朝閣老、九省疆臣的一代文宗阮元曾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十二月得到一幅徐渭舊藏《〈鵝群帖〉卷首畫》，上有徐渭題跋。阮元的這件收藏品被作為友人的書畫篆刻家黃易（號小松）看中，阮元便委托黃易把此畫臨摹于一硯臺背面，并許諾對方，若能摹成，便以此畫相贈。過了十天左右，黃易果然摹成，阮元跋《鵝群硯》記錄此事：“元得徐天池所藏《〈鵝群帖〉卷首畫》，鵝意態(tài)逼真。小松司馬見而愛之。元曰：'能摹硯背則奉贈?！?nbsp;越日果持此硯來，其神采出天池上。蓋天池所能小松能之，小松之能天池所不能耳。甲寅冬阮元識于小滄浪?！庇纱丝闯?，阮元非常滿意黃易此刻。

徐渭草書自度曲軸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賞玩鑒定

徐渭作品在清中期即已出現(xiàn)贗品，故鑒定成了賞玩徐渭作品的方式之一。清中期的金石書畫鑒定領(lǐng)域，大學士翁方綱當屬第一名家，平生過眼書畫之多很難有人企及，此亦可解釋為何上文所述的徐渭作品題跋詩中他所作的數(shù)量較多。

乾隆五十一年（1786）正月五日，經(jīng)學大儒畢以珣（號恬溪）攜來一批古畫求翁方綱鑒定，這些畫有：沈周《桐陰高士圖》、王翬《山水》、無款《蘆雁》、文從簡《梅石圖》、徐渭《寫生冊》、虞楷《醉仙花》、陳洪《扇冊》二十幅、沈周《松卷》、陳淳《寫生冊》等，經(jīng)鑒定，徐渭《寫生冊》非真跡。

附帶舉一件徐渭的收藏品。乾隆四十二年（1777），金石書畫家張燕昌（號芑堂）給翁方綱寄去一件明代萬歷元年出土的西晉太康年間瓦券拓本，翁方綱鑒定后認為，此瓦在明代出土后即被徐渭所收藏，并指出當時徐渭還為此寫過詩。鑒定出來后，翁方綱作詩《張芑堂以晉太康瓦券拓本見寄，即徐天池賦詩者》。經(jīng)查《徐文長文集》，確有此瓦券及徐渭作詩的記載：“柳元谷以所得晉太康間冢中杯及瓦劵來易余手繪二首。劵文云……二物在會稽倪光簡冡地中，于萬歷元年掘得之……”。可見，冢中杯及瓦劵是柳元谷用來換取徐渭畫作的交易品。

徐渭墨葡萄圖軸故宮博物院藏

刻碑捶拓

乾嘉兩朝是金石學大盛的年代，該時期的學者們多以寄情山川尋碑、拓碑為平生快意事。被譽為乾嘉樸學“開國元勛”與“領(lǐng)袖”的清代大學者朱筠（號笥河）曾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浙江衢州游爛柯山時，專門囑咐門人陳宋賦去拓山中所藏的唐宋碑刻及明徐渭斷碑。我們在其著作《笥河學士詩集》卷二十七《游爛柯仙洞》中看到，他在詩中交代了拓碑的原由，即“恐石漫滅”，這已經(jīng)遠超一般人僅因“嗜古”而拓碑的理念，是一種值得稱贊的文物保護行為。

丨古今賞玩方式對比丨

上文所論的幾種清人賞玩方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們是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賞玩高雅藝術(shù)品的一個縮影。如今，我們的賞玩方式跟前代相比，有何變化呢？

最本質(zhì)的是賞玩性質(zhì)的變化。徐渭作品在今天已大多屬于公立博物館或美術(shù)館的國有資產(chǎn)，流散于民間的數(shù)量不多。這就使得賞玩性質(zhì)從封建社會中的少眾私人活動變成了政府認可、相關(guān)機構(gòu)策劃實施的大眾群體活動，由此促成的賞玩方式就是我們今天常見的“展覽”。通過展覽帶來的最明顯變化有二：一是觀眾的數(shù)量急劇增多；二是觀眾的階級性淡化。徐渭作品的觀眾已不是以往僅以文士階層為主的賞玩人群，今天的普通老百姓都有觀賞的機會，傳統(tǒng)優(yōu)秀作品真正變成大眾的了。由展覽為主的賞玩方式還衍生出各類其他賞玩方式，如各類文創(chuàng)產(chǎn)品或用電子技術(shù)虛擬現(xiàn)實的VR（Virtual Reality）視覺體驗，將來當然還會有更多的賞玩方式誕生。

深而思之，當今展覽化的賞玩方式，其實是一種比較的方式。一場主題性展覽上，往往會有畫家各時期的若干作品出現(xiàn)，我們面對這樣的展覽，感受最深的就是在比較各時期不同作品時，看到一個畫家藝術(shù)探索的歷程和最終風格的形成。之所以出現(xiàn)這種前人所未有的全新體驗，還要歸根于我們的時代。

采取以清中期文士階層賞玩徐渭作品的視角，我們看到這些賞玩方式也是一定意義上的傳播方式，通過雅集、題詩、臨摹、交換、鑒定和拓碑等方式，徐渭的形象和影響就這樣在百年之后鮮活地展示出來。徐渭的作品不僅有書畫和詩文，還有印章和碑刻。清中期文士階層對徐渭作品的熱愛是發(fā)乎于心、現(xiàn)乎于行的。比如翁方綱，在詩歌方面《方綱仿徐天池筆意作詩，次韻二首》《青藤書屋歌，為山陰陳九巖賦》，書法方面《縮臨徐天池詩于兩峰〈蕭翼賺蘭亭圖〉后，即次其韻》，此外在其交游中還出現(xiàn)了一幅《徐文長像》，筆者曾另撰文探討此類肖像畫，它們的主要功能是把所繪人物視作先賢來祭拜。

青藤書屋

如果把徐渭故居——青藤書屋——也算一件徐渭參與設(shè)計（徐渭至少進行過植青藤、書牌匾等行為）的“作品”的話，那么清中期文士還有更高一級的“玩”法，顯示出他們對青藤先生最崇高的敬意：

乾隆五十八年（1791），一個名叫陳永年的徐渭同鄉(xiāng)“粉絲”買下了青藤書屋，之后此人及其子侄們對其進行修繕，并對之前陳洪綬所題青藤書屋之牌匾來了一個“修舊如舊”的保護，最后聘請時任浙江巡撫的阮元撰寫《陳氏重修青藤書屋記》，旋由錢泳書丹，勒石立于青藤書屋。從記中得知，阮元還提議對方最好對徐渭墓地進行修繕，最后陳氏家族遵照了這一囑咐。陳氏家族終于突破了“古不修墓”這一地方傳統(tǒng)風俗障礙，在阮元鼓勵下堅持對徐渭墓進行修繕，并形成每年春秋祭掃的慣例。阮元與陳昌的題記石刻，今嵌在青藤書屋的西壁上，它們是代表整個清人賞玩徐渭作品方式的最好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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