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末，面對外來戰(zhàn)爭威脅和西方封鎖，毛澤東主席發(fā)出了“三線建設要抓緊”的動員令。在這個背景下1970年戰(zhàn)備線--襄渝鐵路緊急上馬。陜西段部署了鐵道兵3個師、民工40萬，戰(zhàn)場鋪開，仍顯人力不足。當時省革委會主任李瑞山提議，將來自西安、咸陽、寶雞、渭南、銅川等地區(qū)的25000余名69屆、70屆初中畢業(yè)生調(diào)去補充。于是這些學生在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環(huán)境走出了一條有別于千百萬知識青年的特殊道路，組成了三線建設中的一個英雄的特殊群體。他們俗稱“三線學兵”，組成141個連隊，編入鐵道兵建制，成為“不戴領章帽徽的解放軍”，在秦巴山上，漢江之畔安營扎寨，以年輕人的肩頭撐起了共和國的大梁！
當時他們平均年齡只有十六七歲，正是人生最燦爛的花季。然而，就是他們，毅然在陜南265公里沿線的崇山峻嶺，和鐵道兵、民兵一起逢山開洞，遇水架橋，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以艱苦卓絕的戰(zhàn)斗和流血犧牲，在短短兩年多時間里，使這條隧橋占80%的鐵路順利貫通，創(chuàng)造了中國乃至世界鐵路史上的奇跡。
1971年3月，我和咸陽市第二批的70級初中畢業(yè)生700多人唱著“鐵道兵戰(zhàn)士志在四方”的雄壯歌曲，滿懷豪情投身于支援襄渝鐵路建設的偉大洪流，在旬陽、安康、紫陽一線和先來的鐵道兵、民兵擺開了三線建設的戰(zhàn)場。我們學兵18連駐扎在旬陽展園的山坡上，首先要過的是艱苦的生活關。開始先住在稻草做地鋪的帳篷里，后在那簡陋的干打壘油毛氈房里一住就是兩年多。陜南夏日的悶熱潮濕令人難以忍受，還有那不知名字的小蚊蟲飛到人身上咬得奇癢，一摳就破。在家從未做過家務的學兵們還學著縫補衣服，有的吃針過深將被褥連在一起。有的干脆將要拆洗的棉襖、被褥整個扔進漢江邊的水里棒打腳踩。那時，單從裝束上就能認出學兵來，大都不修邊幅，紐扣掉了用別針一別，有的干脆在腰間系一根導火索，特殊的經(jīng)歷形成一種特有的氣質(zhì)。文化生活相對的匱乏，兩年多看的唯一一場朝鮮故事片《賣花姑娘》成了我一生中最難忘的電影。幾千人坐在漢江邊上的大沙灘上，營長在開演前講話：“我們要早日修好襄渝線，支援世界革命。”電影中順姬的悲慘遭遇使學兵個個看得不斷擦眼淚。
學兵們最難熬的莫過于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下，吃不飽肚子。百萬筑路大軍開進陜南山區(qū)，吃飯成了大問題，糧食不斷告急。安康山區(qū)道路不通，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便是漢江水路。為了搶工程進度，物資保障的原則是“先工程，后生活”，糧食供應常常是連隊就地想辦法，搞到什么吃什么。每日三餐常是一人一個饅頭，就的是一丁點壓縮菜或一小匙鹽水煮的黃豆，偶爾才能吃到一點新鮮蔬菜，更不要提肉了。斷糧時玉米面、高粱米，紅薯片、南瓜湯什么都吃過。為了吃飽肚子，學兵們拿著家里寄來的糧票或舊衣服，偷偷跑到附近的老鄉(xiāng)家換紅薯、柿餅、桔子吃。上山扛木頭餓得頭發(fā)昏，爬在農(nóng)民地里偷吃生豆角，有的學兵摘野果子吃中毒上吐下瀉。逢上難得的星期天，我們幾個扒上鐵道兵的汽車到三四十里外的蜀河鎮(zhèn)小食堂能饅頭、面條的美吃一頓，那是最高興的事情。
在建設工地上，我們學兵14連、15連、17連、18連和女學兵20連承擔了2096米長的羅向巖隧道施工任務。我們以智慧和頑強的精神，很快在一兩個月內(nèi)就適應了環(huán)境，掌握了各種施工技術，開始獨立施工。從隧道的開挖、掘進、被復，以至于打風槍、打邊墻、拱圈、架支撐木、爆破等每道工序，都可以看到三線學生熟練的身影。那個年代，機械化條件不高，由于地質(zhì)異常復雜，安全措施無法完全到位，工程采用的“人海”戰(zhàn)術。極艱難的施工條件，使每個學兵都冒著洞內(nèi)缺氧，毒煙、瓦斯、粉塵、爆炸和隨時塌方的危險施工，人人都不知面臨著多少次生與死的考驗。為了早日打通大動脈，許多學兵進洞前都把遺書悄悄地寫好、藏好，隨時準備獻身。永遠忘不了那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戰(zhàn)斗場面：山洪暴發(fā)，齊腰深的洪水涌進了隧洞，我們照樣在掌子面前堅持施工；隨著掘進不斷向洞內(nèi)縱深發(fā)展，爆炸后的硝煙排不出去，一排人中毒昏倒撤下來，另一排人又沖上去。戰(zhàn)友們寧讓自己險萬分，不留同志一分險，奮不顧身沖在最前，經(jīng)歷了一次又一次大塌方搶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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