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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陽明看來，致良知說是千古圣賢相傳的一點真骨血，譬之如行舟得舵，平瀾淺瀨無不如意，雖遇顛風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沒溺之患。

   王陽明的致良知說，從理論上來講：既可以上溯到孟子的“良知良能”，又可以從《大學》中找到直接的來源，可以說是《孟子》的“良知”與《大學》的“致知”的觀點的結(jié)合。
　　所謂“良知”，按照孟子的說法，是“不慮而知”，“不學而能”的先驗的道德理念。而王守仁的所謂“致良知”則是心之本體，也就是天地萬物的最高本體。關(guān)于“致知”，《大學》云：古之圣賢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這里的幾個環(huán)節(jié)被分為兩大部分：一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這是指人的內(nèi)在修養(yǎng)，它的歸結(jié)點在于修身；一是以修身為起點，而后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兩大部分實質(zhì)上是對儒家“內(nèi)圣外王”思想的具體展開。這是一個圣賢成長的八大步驟。

　　首先王陽明先生對“格”字進行了新的理解。一般的學者，以“正”字解釋“格”，而王陽明卻認為“格”的意思是“正”。他以《尚書》“格其非心”為論據(jù)，說：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于正者，為善之謂也。

   由此來看“格物”便成為“正物”，王陽明認為：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

　　王陽明這樣說：“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fā)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他還說：“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fā)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人愛物，即仁人愛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

　　意念所及之處，外物才與人發(fā)生聯(lián)系，從而產(chǎn)生對于人才有的存在意義。王陽明所說的“物”是由“心”而生的。意即是物，物即是事，事要知，知即行，于是，身、心、意、知、物便在心的基礎(chǔ)上成為統(tǒng)一體，《大學》的“致知在格物”也就變成為“致知在誠意”了。王陽明說：《中庸》言：不誠無物。

  在著重解釋過“格物”之后，王陽明又發(fā)揮了《孟子》的“良知”說，把“良知”與“天理”等同，進而提高到本體的地位。朱熹說“心之本體是天理”；王守仁則認為“心之本體是良知”。朱熹承認良知人人有，但沒有把它看作心之本體，也沒有說成天地萬物的主宰。而王守仁第一次把良知提高到本體地位，這在心學發(fā)展中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在《孟子》中，“良知”被看作心的本體，并且先驗地存在于人的意識之中。孟子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比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王陽明發(fā)揮了孟子的理論，使其升華到一定層次。王陽明認為，正因為良知是本體，所以它能夠造化天地，它就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
　　王陽明這種以我之心為主體的思想，把從孟子到朱熹、陸九淵以來的心學思想送至云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在王陽明看來，良知既然是先驗地存在于人心之中的，那么人們只要重新顯現(xiàn)它就可以達到彰顯天地萬物的目的，而不必要從外界尋找力量。他說：圣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fā)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fā)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乎良知之外？當然，王陽明認為良知是心的本體，然而他并不否認感覺器官的作用，他認為二者是體用的關(guān)系。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于見聞，而亦不離于見聞。從一定意義上說，王陽明所謂良知又是善惡是非的標準，或真理的標準。
　　他說，良知人人固有，那么是非之心也是人人皆有。雖然人人皆有，但又有一個普遍的標準，天下只有一個是非。王陽明說：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wù)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

　　在王陽明看來，是非之心即是良知，下分圣愚，人人同有。只是圣人沒有氣質(zhì)之蔽，是“心與理一”，而眾人由于障蔽的掩蓋，故“心與理二”。人人有是非之心，則人人有良知。王陽明提出“滿街是圣人”，人人胸中各有個圣人。正因為如此，人們才能知道何者為圣人？
　　自己良知原與圣人一般！若體悟到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氣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圣人就在自己心里，因此，只要認得自家良知，我就是圣人，何必向身外求圣人？

　　在體悟了《大學》的“致知”和發(fā)揮了《孟子》的“良知”以后，王陽明就提出了溶二者為一體的“致良知”說。
　 根據(jù)王陽明對良知所進行的解釋，也即良知是先驗地存在于人的心中的觀點，就很自然地可以得出認識良知就是認識自己的結(jié)論。致良知，就是認識良知，也就是認識自己。

　　而從實踐上來講：王陽明的“致良知”學說是在平定了明正德年間寧王朱宸濠的叛亂之后，因為朱宸濠要王陽明安葬自己妃子婁氏而發(fā)。婁氏曾極力勸阻朱宸濠不要謀反，寧王沒有聽從，最后發(fā)自內(nèi)心的良知，也就是說即使這樣謀反朝廷的寧王惡人，他還是有內(nèi)在的良知的。并不是像有的學者那樣認為是在對朱熹的“格物致知”進行了批判之后形成的。在貴州龍場悟道的時候，王陽明就從夢中驚醒，大呼：圣人之道，人人具足，不假外求。也就是說，人人具有圣人的智慧氣象，不需要向外追求，這樣的“良知論”就與朱熹的在外求“格物致知”有了本質(zhì)區(qū)別?！　?/strong>

   朱熹既主張向事事物物窮理，又主張推致吾心之知。王陽明把這種內(nèi)外并用的方法改變?yōu)閷Ｇ笥趦?nèi)的方法，

　　按照王陽明的心學，吾心之良知，當下自足，不假外求，如果向事事物物窮理，豈不是承認心外有物，心外有理？王陽明認為朱熹格物窮理的根本錯誤在于“析心與理為二”。

　 王陽明認為，朱熹的格物窮理，是承認心外有理，心外有物；而按照良知說，無論是孝親之理，還是惻隱之理，既不在事親之上，也不在孺子身上，而在于自己心中原有的天理和良知。萬事萬物莫不如。

　　“天理”是北宋以來理學家講論最多的論題，也是他們作為人格理想追求的最高目標。一般來說，“天理”是指“仁義禮智”四個方面的內(nèi)容。理學的基本特點是以哲學論證倫理學，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朱熹的理學，還是陽明的心學，都可以看作是倫理本體論?！　?nbsp;王陽明根據(jù)這個思路，把“良知”推而衍之，使之具體化為孝、悌、忠、信、五倫百行的倫理規(guī)范。他說：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恒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悌，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

　　王陽明認為，雖然良知、天理人人具有，但又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須學以去其蔽。物欲就是人欲，格物去蔽，就是去掉物欲，消除人欲。只有如此，才能擴充心中天理。學問的根本目的不過是去此心人欲之雜，存吾心之天理而已。如果能像圣人那樣，純乎天理，那么人人都可以成為圣人。
　　人到純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在王陽明看來，去掉人欲就像煉金一樣，應(yīng)盡量去掉有損成色的部分，才能使之接近足色。他說：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如何消除人欲，王陽明提出“動”和“靜”兩種方法。他說：“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 所謂 靜時的功夫，是指“反身而誠”的直觀內(nèi)省，自明本心的本體證悟功夫。王陽明認為，人心之本體原本如水如鏡，由于私欲的污染而變得污濁，只要復得本體明凈，就能展現(xiàn)心中的天理，成圣作圣。他說：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為之蔽，習為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非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污入之而流濁；猶鑒也，垢積之而光昧。如果能做到心之鏡明水凈，就能隨感而應(yīng)，無物不照，使自己的言聽視動都成為天理的表現(xiàn)。

   在王陽明看來，復明人的良知本體的最簡捷的辦法，就是靜坐息慮，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他說：教人為學，不可執(zhí)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個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為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才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不可姑容，與它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它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誠），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金，便是何思何慮矣。王陽明在這里非常詳細地論述了“去人欲的靜”的方法。通過這樣的論述，原來形而上的心本體論就下落為具體的道德修養(yǎng)實踐。本體論轉(zhuǎn)為倫理學，哲學變成行為論，在這樣的思想路線下，王陽明的學說得到了極大的擴充。
　　如果說所謂“無事時省察”是用加強內(nèi)心修養(yǎng)的方法去體認天理，是靜的功夫，那么“有事時存養(yǎng)”則是要求在為人處世的一切領(lǐng)域貫徹道德修養(yǎng)，即“動”的功夫。王陽明是這樣概括“靜與動”。他說：存養(yǎng)是無事時省察，省察是有事時存養(yǎng)。

   關(guān)于“動”的功夫，王陽明強調(diào)：要在事上磨煉，要在日用事為間體究踐履等等。王陽明認為，人的良知是在人的日常行為中顯現(xiàn)的，換句話說，人的日常行為都是良知的表現(xiàn)。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fā)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既然日用見聞都是良知本體的發(fā)用流行，那么人們就不僅可以從“存養(yǎng)”中體認天理，也能夠從日常的活動中去“省察天理”，達到“存天理，去人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