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開國皇帝常常有一種愛好，叫做：殺功臣。
在這方面，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是兩個登峰造極的人物；與此相比，光武帝劉秀和宋太祖趙匡胤，卻又以善于柔下和“杯酒釋兵權(quán)”聞名后世——最愛君想說，到底是什么因素，讓不同的開國皇帝，有的喜歡殺功臣，有的卻能柔下、和諧共處呢？
帝國與君王的奧秘，經(jīng)常是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在殺功臣方面，在位31年的朱元璋，前后濫殺十幾萬人，其濫殺功臣的殘酷，最后連太子朱標(biāo)也看不下去了。
與在腥風(fēng)血雨中一路走來的父親朱元璋不同，太子朱標(biāo)蒙受的是儒家教育，信奉仁慈寬厚，他忍不住勸諫父親朱元璋說：
“陛下誅殺過多，恐怕會傷了和氣?！?/strong>
朱元璋聽后，默默不語，第二天，他把太子叫去，指著放在地上的一根長滿刺的荊棘，讓朱標(biāo)撿起來。
朱標(biāo)怕扎手，猶豫著不知如何下手。
這時朱元璋慢慢開了口，他說：
“我是怕你不好拿，為你剝光了刺，再給你，難道不好嗎？現(xiàn)在我殺的人，都是對國家社稷有危險的人，除掉他們，對你是很有好處的?！?/span>
在朱元璋看來，為了老朱家的江山代代傳承，什么功臣，殺個十幾萬人，又算個啥？
自卑
朱元璋，是個苦孩子出身。
苦孩子出身的他，一方面忍辱堅毅；另一方面，卻又極度自卑、敏感、疑忌。
從小出身貧寒的朱元璋，只上過幾個月私塾，文化素質(zhì)不高，后來長期務(wù)農(nóng)，給地主放過牛，為了生計，兩度出家當(dāng)過和尚，最悲慘的時候，甚至只能乞討為生，父母兄長死去，卻又無錢安葬，最終是因亂參加了紅巾軍起義，才得以逐漸起家、飛黃騰達。
▲對于自己的貧寒出身，朱元璋非常敏感。
朱元璋晚年時，浙江府學(xué)教授林元亮，在寫的一份奏表內(nèi)有“作則垂憲”四個字，朱元璋認為“則”與“賊”近音，是在諷刺他農(nóng)民軍出身，毫不客氣就殺了林元亮；常州府學(xué)訓(xùn)導(dǎo)蔣鎮(zhèn)，在寫的一份《正旦賀表》，文中有“容性生知”四個字，朱元璋也認為，“生”與“僧”近音，是在諷刺他當(dāng)過和尚，立馬就將蔣鎮(zhèn)斬首。
在朱元璋看來，盡管貴為帝王，但這種貧微的出身，是他極度自卑的根源點，誰要是敢掀這個老底，或者是影射諷刺，那立馬，就叫他人頭落地。
在修自己的帝王出身和譜牒時，朱元璋曾經(jīng)動過念頭，想攀朱熹為祖先，但因為太過勉強，最終只好作罷，后來，他干脆坦言說，自己“本淮右布衣”、“起自田畝”、“出身寒微”，但這種事，只能他自己有所感觸的時候，偶爾提一下，別人，是不能說的；說了，那就是揭帝王傷疤：
找死。
出身
朱元璋自卑的根源，隱藏著中國社會的密碼：
階級與出身。
可以說，一個貴族出身的開國皇帝，將直接提高一個王朝的質(zhì)量，也將左右和影響，一大幫開國功臣的命運。
在這方面，貴族出身的劉秀、李淵，是很明顯的例子。
作為劉邦的九世孫，劉秀在出生時，盡管家世已經(jīng)沒落（父親僅僅是一個縣令），但作為皇族后裔，他深知家族的榮譽與期望，19歲時，他就遠赴長安，并在太學(xué)中刻苦求學(xué)達五年之久，他深刻學(xué)習(xí)《尚書》等古典經(jīng)文，享受著儒家文化的滋養(yǎng)。
今天我們常說的“以人為本”，而劉秀早在2000年前，就深刻認識到了這個道理，劉秀曾經(jīng)很明確地提出：
“天地之性人為貴”。
由這樣一個貴族出身，又學(xué)識出眾的人來創(chuàng)立一個王朝，帝國的素質(zhì)自然也不差，而對于功臣團隊的保全和愛護，在歷朝歷代也幾乎無出其右者。
西漢早期“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但從劉邦誅殺異姓諸侯王開始，到漢武帝太初年間的100多年間，封侯的100多位功臣中，僅僅剩下五位的后代仍然保有爵位；其他100多位封侯的王公貴族，要么被殺、要么被廢、要么被貶，結(jié)局普遍悲慘。
反觀劉秀，他對于功臣團隊卻是愛護倍加。
他的愛，是一種發(fā)自內(nèi)心的愛護，和對人性的尊重。
▲貴族出身的劉秀，不殺功臣。
大將耿弇，跟隨劉秀到處東征西討，“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在當(dāng)時，耿弇號稱“韓信第二”，但到了晚年，耿弇心中自我疑慮，擔(dān)心自己也會落得跟韓信一樣的下場，對此劉秀卻對他始終任以兵權(quán)，并且直言道，自己絕不會學(xué)習(xí)先祖劉邦：
“朕終不使耿弇為淮陰（韓信）也！”
劉秀這么說，他本人跟他的子孫，也確實做到了。耿弇本人以及他的子孫，在整個東漢200多年歷史中，前后共出“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娶）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shù)十百人”，成為東漢時期，顯赫無比的大家貴族。
劉秀也衷心愛自己的功臣團隊，他的臣子如果有功，劉秀馬上就賞賜土地和金銀財寶；即使當(dāng)了皇帝多年，每次只要遠方有人上貢珍稀佳肴或是美味，劉秀也一定會把它們先賞賜給各位功臣列候（“遠方貢珍甘，必先遍賜列侯”），而終劉秀一朝，功臣們“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這種對待功臣的優(yōu)容和寬厚，是各朝各代中是極其少有的。
應(yīng)該說，這與劉秀出身貴族家庭，并從小接受寬厚仁愛的儒家教育出身，有著很大的關(guān)系。
如同對待家人一般，劉秀熱愛自己的功臣團隊，但卻并不溺愛，對此他采取的做法是：
“退功臣而進文吏”。
“退功臣”的具體做法是，逐步解除一些功臣的實權(quán)，但又給予他們極為豐厚的賞賜和榮耀；然后，劉秀又“進文吏”，轉(zhuǎn)入“文治”，并通過“察舉”、“征辟”，大規(guī)模選召賢人入朝輔政，其中名儒伏湛就被征為尚書，杜詩被升為南陽太守。
在這種“退功臣、進文吏”的治理下，劉秀最終實現(xiàn)了“高秩厚禮，允答元功（功臣團隊）。峻文深憲，責(zé)成吏職”的光武中興局面。
貴族
最愛君并非倡導(dǎo)血統(tǒng)論，但毫無疑問，貴族出身、文化底子好的開國皇帝，所奠定的王朝素質(zhì)，確實是要高于流氓或是貧民開創(chuàng)的王朝，在這方面，有很多例子。
開創(chuàng)大唐盛世的唐高祖李淵，本人就是超級貴族出身。
李淵的遠祖，是十六國時期西涼開國君主李暠；李淵的祖父李虎，是西魏時期的太尉、八柱國之一；李淵的父親李昞，北周時歷官御史大夫、安州總管、柱國大將軍，襲封唐國公；李淵的外祖父，則是西魏的驃騎大將軍、北周時期的太保、衛(wèi)國公獨孤信；李淵的母親，是隋文帝獨孤皇后的姐姐；
而李淵本人，則是隋煬帝楊廣的表哥，七歲時，李淵就襲封唐國公，后來起兵爭奪天下時，李淵已經(jīng)是獨鎮(zhèn)一方的太原留守、晉陽宮監(jiān)——史書對李淵的評價是，說他為人灑脫，性格開朗，待人寬容；
而大唐盛世的開創(chuàng)，盡管史書都過分吹捧李世民的功勞，但李淵所奠基的這個王朝，無疑從一開始，就有著一種博大、寬容的胸懷，這不僅表現(xiàn)在對功臣上面，而且表現(xiàn)在整個帝國的大唐氣象之上。
▲超級貴族出身的唐高祖李淵，是寬容博大的大唐氣象的奠基人。
再看“杯酒釋兵權(quán)”，而不是跟劉邦一樣殘殺異姓諸侯王的趙匡胤，他本身也是顯貴出身：
趙匡胤的高祖趙朓，在唐朝時曾官至幽都（今北京）縣令；曾祖趙珽，是唐朝的御史中丞；祖父趙敬，曾經(jīng)歷任營州、薊州、涿州刺史；父親趙弘殷，則是后漢的護圣都指揮使，在后周時任檢校司徒、封天水縣男爵，是掌管后周禁軍的大將。
在這種家庭出身的趙匡胤，本身也是后周掌管禁軍的大將殿前都點檢，在優(yōu)越的家世熏陶培育下，可以說，趙匡胤也是個準(zhǔn)軍事貴族出身的官宦子弟，從小就格局遠大，并非猜忌多疑之輩。
趙匡胤提倡熱愛讀書人，他的精神訓(xùn)導(dǎo)，更是深刻影響了他的子孫，有宋一代，讀書人地位很高，而帝王也都相對寬容：
宋仁宗時，四川有個讀書人，給成都知府獻了一首詩，其中兩句寫道：
“把斷劍門燒棧道，西川別是一乾坤?！?/strong>
意思是勸成都府進行割據(jù)獨立，對此成都知府當(dāng)然是被嚇到了，趕緊就將這個讀書人抓了起來，并上奏朝廷，沒想到宋仁宗聽說后卻很淡定，說：
“這無非是老秀才急著想當(dāng)官罷了，不足治也。”
對此，宋仁宗不僅沒治這個讀書人的罪，相反還讓他當(dāng)了一個閑職的司戶參軍，試想此事若發(fā)生在朱元璋手頭，老秀才不來個滅族才怪，但趙匡胤的子孫，顯然氣量比較大。
因為有一個良好出身、雍容大度的祖先，才能影響出一個好王朝。
年齡
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家世良好、相對年輕的開國皇帝，往往相對開明、包容；而年紀(jì)越大的開國皇帝，往往容易陷入一個猜忌多疑的怪圈。
所以，殺不殺功臣，也關(guān)涉到一個很關(guān)鍵的因素，那就是開國皇帝的：
年齡。
公元前202年，劉邦正式建立西漢時，已經(jīng)55歲了（古人算虛歲），在先秦漢初人均壽命低下的年代，這已經(jīng)是一個垂垂老矣的年紀(jì)，所以老來才正式創(chuàng)立帝業(yè)的劉邦，難免對自己的漢帝國，和柔弱的太子劉盈保有一種深深的憂慮感。
所以從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漢稱帝，到公元前195年去世，這七年間，劉邦一直忙碌著討伐各個異姓諸侯王，以剪除威脅：
楚漢戰(zhàn)爭結(jié)束后，劉邦前后共分封了八位功臣為異姓諸侯王，分別是：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韓王信（與韓信不是同一人）、趙王張敖、燕王臧荼（臧荼后又分封盧綰為燕王）、長沙王吳芮，八個人中：
楚王韓信，韓王信，燕王臧荼、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五個人相繼被殺；
趙王張敖因為是劉邦的女兒魯元公主的丈夫，而得以保命，被廢降為宣平候；
長沙王吳芮則裝瘋賣傻，將自己大部分領(lǐng)地讓給劉邦子女，又將自己的部分精銳親兵分到荊王劉賈（劉邦堂兄）帳下，由此才得以免禍；
繼任燕王盧綰，則最終被迫病死于匈奴。
▲55歲才做皇帝的劉邦，對于帝國的傳承有著深深的憂慮。
由上可以看出，劉邦在楚漢相爭勝利、建立西漢后，立即開始馬不停蹄地誅殺功臣，這也與他老來登基，老年人的心理猜忌、多疑，有很大關(guān)系。
因為在劉邦看來，兒子劉盈暗弱，而各個諸侯王在外面又獨立強盛，如果不加以剪除，勢必將危害到漢帝國的安危，所以他才在打敗項羽后，前腳剛分封，后腳又大規(guī)模屠戮功臣。
與55歲才老來做皇帝的劉邦不同，劉秀稱帝時，才31歲；趙匡胤稱帝時，才34歲；由于年富力強、品性寬厚，所以劉秀與趙匡胤，對于帝國臣子，普遍沒有老人那種多疑猜忌的心理。
另外，朱元璋稱帝登基時，也僅僅41歲，起初年輕力壯時，朱元璋與功臣們的關(guān)系還算融洽，洪武初年，每當(dāng)有功臣去世，朱元璋甚至經(jīng)常感傷不已，例如“鄂國公常遇春卒，靈車之至，（朱元璋）親臨奠···痛哭而還?！?/strong>大都督府同知康茂才在陜州病逝后，朱元璋甚至“親為文祭之。”“衛(wèi)國公鄧愈卒，（朱元璋）哭之慟，詔輟朝三日。”
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朱元璋越來越冷酷。
應(yīng)該說，年輕時長期緊張的戰(zhàn)斗生活，使得他在殘酷的戰(zhàn)爭中，本來就種下了陰冷殘酷的種子，到了晚年后，隨著國事的繁冗勞累，朱元璋的身體也每況愈下，當(dāng)上皇帝不久后，朱元璋就“患心不寧”，得了心跳過速的病癥，甚至常發(fā)高燒，“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心里一煩，早期對待功臣和部屬的那種忍讓和細心，便開始消失，變成經(jīng)常想殺人。
而回到開頭所說的故事“除刺”，朱元璋與劉邦一樣，也認為他的太子朱標(biāo)太過文弱，擔(dān)心他難以震懾群臣、帝國江山不穩(wěn)。
▲晚年朱元璋認為：兒子、孫子都太文弱，他需要殺功臣幫助子孫“除刺”。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權(quán)植黨”的罪名殺掉宰相胡惟庸，并廢除中國存在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從而開啟了明清兩代，皇帝高度獨裁集權(quán)的歷史；為了協(xié)助太子“除刺”干掉威脅，洪武二十三年（1396），朱元璋又興起黨獄，以與胡惟庸交通謀反的罪名，殺掉了功臣李善長、陸仲亭等一大批功臣宿將，“詞所連及坐誅者三萬余人”。
正當(dāng)朱元璋努力為兒孫“除刺”的時候，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標(biāo)突然病故，這時，65歲的老頭子皇帝朱元璋，無奈下只得立皇太孫朱允炆為繼承人（后來的建文帝），感覺到自己時日無多的朱元璋，覺得皇太孫朱允炆也是非常懦弱，在此情況下，朱元璋再次興起黨獄，將大將軍藍玉等全部誅殺，僅被滅族的，就達到了15000多人，整個大明王朝的開國老將及其家族，幾乎全被誅殺，“功臣宿將相繼盡矣”。
對于這位老來更加猜忌多疑、暴酷殘忍的明太祖，清朝學(xué)者趙翼曾經(jīng)評價說：“（朱元璋）借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
應(yīng)該說，朱元璋的這種殘忍，與他老來多病，對子孫后代的憂慮，由此帶來的猜忌多疑的加深，有著很大的關(guān)系。
王道與霸道
對于劉邦的屠戮功臣，后世有人評論說，當(dāng)時異姓諸侯王各自擁兵、形同割據(jù)，劉邦對他們的討伐和殺戮，其實也相當(dāng)于，是對漢帝國統(tǒng)一戰(zhàn)爭的繼續(xù)。
但最愛君想說，這句話從后世的角度來看當(dāng)然沒錯，但從先秦漢初的時代來看，當(dāng)時分封制是一種習(xí)慣做法，而劉邦真正想做的，其實是殺異姓諸侯王，改立自己的子孫親族等同姓諸侯王，并沒有后世想的那么高明和偉大。
公元前196年，就在出兵追擊盧綰之前，劉邦甚至強迫自己的臣子們發(fā)了個毒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誅之。”這就是著名的白馬之盟，由此可見，劉邦的真正用心所在，是鞏固自己的私家江山。
而是否殺功臣，也牽涉到幾個問題，那就是作為開國皇帝，究竟是要行“王道”還是“霸道”？是行“集權(quán)”還是“分權(quán)”？
對于朱元璋來說，他屠戮功臣、廢除宰相制度，希望為子孫“除刺”，其實是一種行集權(quán)的帝王“霸道”；劉邦也是這樣，在剪除異姓諸侯王的過程中，建立一種集權(quán)的霸道。
而對劉秀來說，他對于功臣的優(yōu)厚賞賜，和終其一生的優(yōu)待，其實是一種行“王道”的仁義統(tǒng)治；趙匡胤也是這樣，“杯酒釋兵權(quán)”的背后，也是一種帝王權(quán)術(shù)、駕馭安下的“王道”——相比“霸道”，施行“王道”的開國皇帝劉秀和趙匡胤，帝國國祚也照樣延續(xù)了200多年，并且分權(quán)行王道、連文人都不殺的宋朝，還成為一個讓后人感念至深的朝代。
▲推行王道的北宋：繁華昌盛。
這種殺不殺功臣的區(qū)別，還可以從一個朝代的滅亡時刻，看出分別來：
1644年，李自成進京前刻，從朱元璋時期就開始，喜歡濫殺朝臣的明代，終于走到了最后時刻；崇禎皇帝最終敲遍黃鐘，群臣都無人來朝，崇禎對此大喊著說：“諸臣誤我！諸臣誤我！”最終在煤山腳下上吊自盡，孤家寡人、好不凄涼。
而劉秀得到的回報，是無數(shù)開國功臣的后代，歷經(jīng)200多年，即使到了漢獻帝末期，仍然為了整個大漢帝國奔走呼吁：其中被劉秀封為“云臺二十八將”之一的名將耿弁，他的后代耿紀(jì)，面對曹操的威權(quán)，更是英勇起兵，試圖誅殺曹操，最終反被曹操所殺，被“滅三族”——為了保衛(wèi)東漢帝國，后代名將輩出、精忠報國的耿弁家族，最終也為劉秀和他的帝國，流盡了最后一滴血，“遂與漢俱興亡”。
不能不說，這也與功臣家族，感念劉秀等東漢帝王的功勞，有著至深的關(guān)系。
而宋人對趙匡胤“杯酒釋兵權(quán)”和優(yōu)待文人、善待帝國子民的回報，便是在1279年的崖山之戰(zhàn)中失敗后，十萬軍民最終集體戰(zhàn)死或跳海殉國，從而譜寫了人類文明史上的一曲慷慨悲歌。
所以，殺不殺功臣，行王道還是霸道，所得到的回報抑或報應(yīng)，終將在一個帝國的滅亡時刻，淋漓盡致地彰顯出來。
這就是：最后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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