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龢，南朝宋泰始年間書法家，會稽余姚（今屬浙江）人。官至中書侍郎廷尉。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據(jù)《唐書·藝文志》載，虞龢著有《法書目錄》六卷，已佚。今傳其《論書表》一卷，文末云：“六年九月中書侍郎臣虞上?！笨芍宋淖饔诿鞯厶┦剂辏?70），唐竇蒙《述書賦注》云：“宋中書侍郎虞龢《上明皇帝表》，論古今妙跡，正行草楷，紙色標軸，真?zhèn)尉頂?shù)，無不畢備。表本行于世，真跡故起居舍人李造得之?！奔粗复宋摹?/p>
《論書表》以敘述評論二王之書為主。宋明帝曾下詔尋求二王遺跡，并令虞龢與前將軍巢尚之、司徒參軍事徐希秀、淮南太守孫奉伯等四人整理二王書跡，評其品第，以供賞玩，可見當時對二王書法的重視。
虞龢對二王書的肯定基于他對書法發(fā)展的認識，他說：“古質(zhì)今妍，數(shù)之常也；愛妍而薄質(zhì)，人之情也。”（《論書表》，下同）可知他不墨守書論中貴古賤今的成見，而肯定了書法藝術(shù)求新趨變和人心愛美的特征。他以為二王書法的出現(xiàn)正是這種發(fā)展趨尚和人們審美心理的體現(xiàn)。
鐘、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zhì)之殊？且二王暮年皆勝于少父子之間又為今古，子敬窮其妍擬，固其宜也。然優(yōu)劣既微，而會美俱深故同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
鐘繇、張芝與王羲之、王獻之相比，則前者古質(zhì)，后者妍美，而以大王與小王相較，則獻之更趨妍麗。虞龢顯然肯定了這種藝術(shù)發(fā)展的趨勢，他以為鐘、張二王“同為終古之獨絕，百代之楷式”，可見其中并未有軒輊之分，也未以時代論高下。這與后來梁武帝蕭衍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看法不同。
虞龢以為由質(zhì)趨妍是時代發(fā)展的自然趨勢，是符合人們的審美要求的這種態(tài)度表現(xiàn)了南朝重視綺麗華贍的審美趣味。虞龢對書法代有發(fā)展的論述在當時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如幾與他同時的王僧虔評歷代書家時也說：“亡曾祖領軍冾與右軍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鐘、張?！庇终f：“張芝、索靖、韋誕、鐘會、二衛(wèi)并得名前代，古今既異，無以辨其優(yōu)劣，惟見筆力驚絕耳。”（《論書》）都肯定了變古求新的作用，也主張不以古今定書法之優(yōu)劣，與虞龢之論相類似。
虞龢所謂的“妍”即與羊欣、王僧虔所說的“媚”意義相近，是指書法流暢悅怡、嫵媚動人的美感。如他評王獻之書云：“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子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懌，宛轉(zhuǎn)妍媚，乃欲過之?！?/span>這種主張與羊欣稱獻之“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采古來能書人名》），與王僧虔評謝綜“書法有力，恨少媚好”（《論書》）等說法一起體現(xiàn)了南朝書論尚美的祈向，對于妍媚風尚的肯定自然導致了對二王新書體的普遍重視與祟尚。
對于二王書法優(yōu)劣的評論是書論史上之一大公案。自羲之身后的一百多年中，一般論者都以為父子各有所長，父不能兼子，子也未能勝父。上引虞龢與羊欣的評語中即體現(xiàn)了這種意見。王獻之晚年能在其父筆法的基礎上進而取法張芝的草書，推陳出新，自成新體，張懷瓘《書議》中說：“子敬才識高遠，行草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之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草，開張于行，草又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于簡易，情馳神縱，超逸優(yōu)游，臨事制宣，從意適便，有若風行雨散，潤色開花，筆法體勢中，最為風流者也。”
由于這種新體書甚得流麗秀逸之美，契合于南朝人的審美趣味，故被推重，一時效法者眾，如南朝宋的大書家羊欣就親炙獻之，以能傳大令之法著稱，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在齊代被視為主持書壇的王僧虔也推重獻之，《書斷》上說他“祖述小王”，宋文帝譽其為“跡逾子敬”。據(jù)《南齊書》本傳上說：“泰始中，出為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獻之善書，為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為郡，論者稱之?！笨梢娛廊艘惨灾茸泳?。當時對王獻之書藝的推祟于此可見，故清代阮元說：“晉宋之間，世重獻之之書，右軍之體反不見貴，齊梁以后始為大行?！保ā赌媳睍烧摗罚┝何涞凼捬苁家詾楂I之不及乃父，風氣遂變，至唐太宗起而尊羲抑獻，后世遂以羲之為百代不可企之頂峰。然于宋齊之時，子敬之地位較之羲之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本文中引羊欣的話說：“張字形不及右軍，自然不如小王?！币庵^張芝的草書字體不及羲之，當然更不如獻之了，言下之意顯以為大令勝右軍。
虞龢以“妍質(zhì)來區(qū)別古今不同的書風，顯然注意到了二王書體的差別。當時就有人認為右軍之體“微古”而目大令之書為“今體”。蕭子云《南齊書·劉休傳》曰：“羊欣重王子敬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貴之，休好右軍筆法，因此大行?！薄段恼轮尽吩唬骸矮I之變右軍法為今體，字畫秀媚絕時倫。”可見時人即以古今不同與質(zhì)妍之異評論二王之書。虞龢對二王書的評價正體現(xiàn)了時代風尚，其中不僅可以見到當時對二王書的態(tài)度，也反映了時人競趨妍美新變的祈尚。
虞龢《論書表》中還記載了一些有關(guān)二王的趣事軼聞，雖未必全部可信，但對了解他們的生平與個性足資參考，這些軼事后來被采入正史，流傳極廣，也體現(xiàn)了《論書表》的文獻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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