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帝王多雅好翰墨,《續(xù)書史會要》稱太祖“神明天縱,默契書法,御書'第一山’三大字于風(fēng)陽龍興寺,端嚴(yán)道勁,妙入神品?!比首凇盁o他嗜好,萬幾之暇,留意翰墨?!?/p>
他們不但自己舞文弄墨,還于朝中設(shè)立專門機構(gòu),以蓄能書之人。文士也因善書而成為御用書家。
其中備受寵遇、榮耀天下者莫過于永樂時期的沈度、沈粲兄弟。他們的書法,與當(dāng)時文壇上以楊士奇為代表的臺閣體文風(fēng)相呼應(yīng),形成了一股雍榮華貴、姿媚勻整的書風(fēng),書法史上稱為“臺閣體”。
解縉便是臺閣體書風(fēng)的推波助瀾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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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縉出生在吉水鑒湖邊的一個書香門第之家。自幼聰慧穎敏,有神童之稱,民間至今還流傳著許多關(guān)于他的早慧故事,雖多神化成分,但亦可見民間對他的喜愛與認(rèn)可。
解縉,字大紳,一字縉紳,號春雨,江西吉水人,生于世宦之家,自幼聰敏過人,十來歲時便詩文俱佳,為當(dāng)?shù)爻雒纳倌瓴抛印N醇叭豕诘慕饪N,競中江西鄉(xiāng)試第一,已是少年得志。但真正得以嶄露頭角的,還是登第后的仕宦生涯。然而其仕途的開始,也為他的悲劇人生拉開了序幕。
洪武二十一年,解縉與解綸及黃金華共同參加了禮部會試,三人同登迸士第,解綸被授為福建道監(jiān)察御史,解縉與黃金華應(yīng)奉翰林,為庶吉士,并令解縉就讀于文淵閣之“中秘書”。解氏二子一婿同登甲第的消息在京城傳為佳話。
在朝中,解縉深得太祖朱元璋寵愛,眷注之隆前此未有。洪武二十一年,解縉侍從朱元璋來到光祿寺大庖西室。朱元璋談到時政,并對解縉說道:“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dāng)知無不言?!鄙倌甑弥镜慕饪N很有些恃才無羈的文人習(xí)氣,況且他對朝政也早已有所看法,當(dāng)天便寫了“封事”萬言書,交給了明太祖。這是一篇被當(dāng)時人和后人備加推崇的大膽直陳時弊的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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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種風(fēng)光的日子僅維持了三年時間,就被朱元璋以“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后十年來朝,朕大用爾”的借口和永遠(yuǎn)無法兌現(xiàn)的允諾,責(zé)其“侍父還鄉(xiāng)”去了。這一去就是八年。期間,解縉曾受命改修《元史》中的舛誤,又撰定《宋書》,刪定《禮經(jīng)》凡例。直至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
聞太祖崩訊,解開命解縉兄弟二人赴京臨喪。解縉回京后,有司彈劾解縉違背皇帝生前囑咐的大錯特錯,他甚至因此受到類似充軍的處罰。被貶河州的解縉不堪其苦,他給友人、在朝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xué)士的董倫寫了一封言辭凄楚的求援書。董倫接信后,深為解縉的一片忠心所動,遂向建文帝朱允炆舉薦了他,解縉才得以回京,被授為翰林待詔。
建文四年,朱棣以“靖難”名奪得侄朱允炆皇帝位,解縉與一批文臣?xì)w附,并以“用筆精妙、 出人意表”的一手好字和出色的文才博得了朱棣的親睞,成為永樂初期重要的寵臣,從此也開始了他一生中最為輝煌的五年閣臣生涯。
期間,朱棣下詔重修《太祖實錄》,解縉任總裁。不過朱棣主張大而全,不厭浩繁,解縉卻反對收錄過雜,他按照自己的好惡取舍,基本上是以儒家經(jīng)典和史籍為主。永樂二年,解縉等人將纂就的巨帙上呈,朱棣賜名《文獻(xiàn)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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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他很滿意,但不久便發(fā)覺了其中的不足,并決定重修此書,這便是后來成書的《永樂大典》。之后,朱棣還采納解縉建議,命禮部尚書鄭賜購求遺書,豐富了文淵閣的藏書。著述修書確實發(fā)揮了解縉的專長,雖學(xué)術(shù)觀點或有分歧,尚無致命大礙,倘若卷入政治漩渦,尤其是皇室儲位之爭,處理不好將會禍及于身,直至付出生命的代價。
永樂五年,解縉出任廣西布政司右參議,離開了內(nèi)閣近侍的位置。永樂八年解縉入京奏事,當(dāng)時正值朱棣北征,未在京師,他謁見過監(jiān)國的太子朱高熾后便回交阯去了。朱棣十一月回到京師,漢王朱高煦便告解縉“伺上外出,私覲太子,徑歸,無人臣禮”。漢王的目的在攻擊太子,但結(jié)果是置解縉于死地。次年,解縉的仕宦生涯結(jié)束了,從此開始了他長達(dá)三年半的獄囚生活。
解縉雖被拘幽圄,卻也有些自由的空間,曾有歸鄉(xiāng)探親及與友人相聚之機,更因皇上曾“密召便殿時,面命楷書《觀音經(jīng)》、《金剛經(jīng)》等?!彼运m系獄,還能“怡然自適”。但永樂十三年,解縉卻被害于獄中,酒醉后的解縉被埋到積雪中,默默地結(jié)束了他的一生。這一年他僅47歲。解縉卒后,妻子宗族徙遼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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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縉在明初書法史上占有一席之位,尤擅長溫婉端雅的小楷和縱情恣肆的草書。明王世貞的《藝苑卮言》曰:“解才名噪一時,而書法亦稱之,能使趙吳興失價,百年后寥寥乃而?!?/span>
解縉曾經(jīng)說:“書莫難于楷法,而小楷尤難?!彼贂r對于小楷就極為用功,可以說,小楷與狂草是其一生最為用功的兩種書體。他幼承家學(xué),父解開善于筆札,叔祖父解泰“尤善楷書”,他的母高妙瑩也“善小楷,嚴(yán)正森密”,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解縉必然受到祖父、父母輩的教育影響。
他十余歲時,又得父親授以羲獻(xiàn)家法及隋唐字學(xué)??梢娊饪N于晉唐小楷必有工夫。李應(yīng)禎曾見其所寫赤壁二賦,以為“筆法精麗,深有晉人風(fēng)致。”解縉的小楷作品,據(jù)相關(guān)史料記載,有《黃庭經(jīng)》、《金剛經(jīng)》、《觀音經(jīng)》等,但今天皆無緣得見。
《重修明覺寺碑》
解縉的行書作品, 傳世也不多, 目前所及, 尚不足十件。其中,《重修明覺寺碑》與王羲之《圣教序》相近,然用筆尚不周全老到,神韻稍遜,顯得稚嫩,這或許就是他自己所說的“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的緣故。這也是他忙于經(jīng)世治國的無奈選擇。但此作畢竟是其27歲時所書,未能代表他中年后的行書水平。
《論書冊》為系獄期間所作。此冊用筆爽利,入筆多露鋒,神采外耀,筆畫扎實,字形與《重修明覺寺碑》相比略扁,字勢多呈左低右高,骨肉豐滿,得蘭亭筆意,堪稱解縉行書之代表。然而與其楷書一樣,解縉的行書并未形成獨特的個人風(fēng)格,而是明顯受到時風(fēng)的影響。倒是其草書,個性極其強烈,也是后人對其書法爭論不休之處。
歷來對解縉書法的評價,無一不論他的草書。究其原因,應(yīng)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解縉存世有限的書法作品中,以草書居多,為人們所常見;二是人們往往把“才子”與“浪漫”相提并論,而各書體中又以草書最能“達(dá)其情性,形其哀樂”;三是解縉的小楷、行書水平雖然不凡,但無多創(chuàng)見,草書卻極具個性特色;四是解縉任情恣肆的狂草,出現(xiàn)在明初沉悶的政治、藝術(shù)氛圍下,可稱石破天驚之舉,引人注目。
也正是這種大膽的創(chuàng)舉才招來后世的聚訟,褒者謂其“翰墨奔放,意向謹(jǐn)嚴(yán)”,貶者嗤之“如鎮(zhèn)宅符”、“縱蕩無法”。而這兩種不同的觀點,也大體道出了解縉草書的不同風(fēng)格。
《自書詩卷》
用筆精到,起筆側(cè)鋒后轉(zhuǎn)入中鋒行筆,中側(cè)并用,得“側(cè)鋒取妍,正鋒取勁”之秘。行筆迅疾,圓滑純熟,大膽果斷,曲折多變。雖有細(xì)若游絲亦不怯弱,顯得勁健爽利。豎畫多作縱向拉長,并作懸針出鋒,毫不遲疑。正如其自解之語“中間復(fù)筆、覆筆、返筆之妙,付有識者自辨之。”可見此卷乃為解縉得意之作。
《游七星巖詩》
時解縉40歲。其書藝臻至成熟自化,筆墨奔放,傲讓相綴而意向謹(jǐn)嚴(yán)。此作與《自書詩卷》用筆風(fēng)格相近,但字距行距較密,略顯局促,不如《自書詩卷》揮灑自如,然而用筆精熟,通篇較為自然協(xié)調(diào),少了些《自書詩卷》的造作。
《草書文語立軸》
下筆如狂風(fēng)暴雨,左右盤旋,上下連屬,滿紙纏繞,不可卒讀。這種“揮灑如風(fēng)雨”的狂草,我們已無法對其筆法、字法、章法等作具體的分析,一紙秋蛇春蚓,正是其“豪來酒傾八百斛,醉后顛狂隨所欲”的情感宣泄。無論比之張旭的《古詩四帖》,還是懷素的《自敘帖》, 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解縉這類“縱蕩無法”的草書,有時是“追于事”的產(chǎn)物。世評解縉多稱其“為文口占,操筆皆立就”、“落筆數(shù)千百言,倚馬可待。”一方面說明其才思敏捷,另一方面也說明運筆速度之快,這種快速書寫當(dāng)然與其個性有關(guān),但與其作為內(nèi)閣近臣的工作性質(zhì)也不無關(guān)系。朝廷奏書、記錄圣諭,有時必須快書,這種快寫相當(dāng)于速記,寫出來的字,無暇顧及點畫之清晰。
結(jié)語:
解縉的書法在洪武、永樂間影響極大,“當(dāng)時有得其片紙只字,皆珍藏什襲,不啻重寶?!睏钍科嫒眨骸耙粫r翰林善書如解大紳之真、行、草,胡光大之行草,滕用亨之篆、八分,王汝玉、梁用行之真,楊文遇之行,皆知名當(dāng)世。而胡、解及公之書獨為上所愛?!?/p>
解縉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是伴隨政治度過的,書法為其“余事”,又樂善好施,時、地、紙、筆不能隨心所欲,“迫于事” 的應(yīng)酬作品,水平難免參差不齊,影響了其書法的整體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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