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很早就在中國出版了，因為選了家好的出版社(三聯)，所以能夠不斷重印。我手里這一本是95年底第4次印刷的，以后還有可能再印。這是本老書，但以新書的面目面市。這兩年市面上好書不多，還出了些“說不”的破爛。相比之下我寧愿說說不新的《萬歷十五年》：舊的好書總比新的爛書好。
黃先生以明朝的萬歷十五年為橫斷面，剖開了中國的傳統社會：這個社會雖然表面上尊卑有序，實際上是亂糟糟的。書里有這么個例子：有一天北京城里哄傳說皇上要午朝了，所有的官員(這可是一大群人)趕緊都趕到城市的中心，擠在一起像個騾馬大集，把皇宮的正門堵了個嚴嚴實實，但這件事皇上自己都不知道，把他氣得要撒癔癥。假如哪天早上你推門出去，看到外面樓道上擠滿了人，都說是你找來的，但你自己不知道有這么回事，你也要冒火，何況是皇上。他老人家一怒之下罰了大家的俸銀──這也沒有什么，反正大家都有外快。再比方說，中國當時軍隊很多，機構重疊，當官的很威武，當兵的也不少，手里也都有家伙，但都是些廢物。極少數的倭寇登了陸，就能席卷半個中國。黃先生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面來考察，到處都是亂糟糟；偏偏明朝理學盛行，很會擺排場，高調也唱得很好。用儒學的標準來看，萬歷年間不能說是初級階段，得說是高級階段，但國家的事辦得卻是最不好，要不然也不會被區(qū)區(qū)幾個八旗兵亡掉。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僅靠儒家的思想管理一個國家是不夠的，還得有點別的；中國必須從一個靠尊卑有序來管理的國家，過渡到靠數目字來管理的國家。
我不是要和黃先生扳杠，若說中國用數字來管理就會有前途，這個想法未免太過天真──數數誰不會呢。大躍進時畝產三十萬斤糧，這不是數目字嗎？用這種數字來管理，比沒有數字更糟，這是因為數字可以是假的，尤其是阿拉伯數字，在后面添起0來太方便，讓人看了打怵。萬歷年間的人不識數嗎？既知用原則去管理社會不行，為什么不用數字來管？
黃先生又說，中國儒家的原則本意是善良的，很可以作道德的根基，但在治理國家時，宗旨的善良不能彌補制度的粗疏。這話我相信后半句，不信前半句。我有個例子可以證明它行不通。這例子的主要人物是我的岳母，一個極慈愛的老太太。次要人物是我：我是我丈母娘的女婿，用老話來說，我是她老人家的“半子”──當然不是下圍棋時說的半個子，是指半個兒子──她對我有權威，我對她有感情，這是不言而喻的。我家的衛(wèi)生間沒有掛鏡子，因為是水泥墻，釘不進釘子。有一天老太太到我們家來，拿來了一面鏡子和一根釘子，說道：拿錘子來，你把釘子釘進墻里，把鏡子掛上。我一看這釘子，又粗又鈍。除非用射釘槍來發(fā)射，決釘不進墻里──實際上這就是這釘子的正確用途。細心考慮了一下，我對岳母解釋道：媽，你看這水泥，又硬又脆，差不多和玻璃一樣。我呢，您是知道的，不是一支射釘槍，肯定不能把它一下打進墻里，要打很多下，水泥還能不碎嗎？結果肯定是把墻鑿個坑，釘子也釘不上──我說得夠清楚的了吧？老太太聽了瞪我一眼道：我給你買了釘子，又這么大老遠給你送來，你連試都不試？我當然無話可說。過了一會兒，地上落滿了水泥碎塊，墻上出現了很多淺坑。老太太滿意了，說道：不釘了，去吃飯。結果是我家浴室的墻就此變了麻子，成了感情和權威的犧牲品。過些時候，遇到我的大舅子，才知道他家衛(wèi)生間也是水泥墻，上面也有很多坑，也是用鈍釘子釘出來的；他不愿毀壞自己的墻，但更不愿傷害老太太的感情。按儒家的標準，我岳母對待我們符合仁的要求，我們對待我岳母也符合仁的標準，結果在墻上打了些窟窿。假設她連我的PC機也管起來，這東西肯定是在破爛市上也賣不出去，我連吃飯的家伙都沒有了。善良要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所以讓我去選擇道德的根基，我愿選實事求是。
我說《萬歷十五年》是本好書，但又這樣雞蛋里挑骨頭式的找它的毛病。這是因為此書不會因我的歪批而貶值，它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它是一面鏡子，照見了我們的前輩──古時候的讀書人，或者叫作儒生們──是怎樣作人做事的。古往今來的讀書人，從經典里學到了一些粗淺的原則，覺得自己懂了春秋大義，站出來管理國家，妄斷天下的是非屈直，結果把一切都管得一團糟。大明帝國是他們交的學費，大清帝國又是他們交的學費。老百姓說：罐子里養(yǎng)王八，養(yǎng)也養(yǎng)不大。儒學的罐子里長不出現代國家來。萬歷十五年是今日之鑒，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之鑒，我希望他們讀過此書之后，收拾起胸中的狂妄之氣，在書齋里發(fā)現粗淺原則的熱情會有所降低，把這些原則套在國家頭上的熱情也會降低。少了一些造罐子的，大家的日子就會好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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