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科技破譯古老璇璣！朝陽建平牛河梁再現(xiàn)黃帝族新證！
一、文獻記載的璇璣
“璇璣”一詞，最早出自中國古籍《尚書 虞書 舜典》，原文：“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薄！渡袝芳s成書于3000年前的戰(zhàn)國時期，是中國古代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匯編。最早時它被稱為《書》，漢代稱《尚書》，即“上古之書”。2009年清華簡中發(fā)現(xiàn)了部分早期版本的《尚書》。據(jù)清華簡《西伯勘黎》所記，《尚書》所錄為虞、夏、商、周各代典、謨、訓、誥、誓、命等文獻。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獻是據(jù)傳聞而寫成。但“典”應是對重要史實或?qū)ｎ}史實的記載。伏生的《尚書大傳》是對《尚書》的解釋性著作，其成書時間無法確定。《大傳》曰：“璇璣者，何也？傳曰，璇者，還也，璣者，幾也，微也，其變微微，而所動者大，謂之璇璣。是故璇璣謂之北極。”
司馬遷主張璇璣玉衡就是北斗七星，《史記 天官書》上說：“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逼咝侵钔暾挠涊d，始見于漢緯書《春秋運斗樞》，它把北斗七星的名稱與璇璣、玉衡聯(lián)系起來：“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玉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柄)，合為斗。居陰布陽，故稱北斗?！薄墩f苑》則說：“璇璣謂北辰﹐勺陳樞星也?！薄吨荀滤憬?jīng)》稱北辰皆曰璇璣，而《星經(jīng)》又有不同的說法：“璇璣者謂北極星也﹐玉衡者謂北斗九星也。”從以上諸說來看，《舜典》所記之“璇璣”基本上沒有離開北斗繞極形成的北辰圈范圍。
據(jù)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武家璧博士考證，狹義的《尚書》僅指《虞書》。《尚書序》孔疏引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虞書》包括“二典三謨”（《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據(jù)《孔傳序》云：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則《虞書》實際只有《堯典》、《大禹謨》、《皋陶謨》三篇，這就是《墨子 明鬼篇》所稱《夏書》以前的《尚書》[1]?？梢娍甲C《舜典》的年代，只需關注《堯典》即可。關于《堯典》的年代，從唐堯到西漢，眾說紛紜。直到1941年，古文字學家胡厚宣發(fā)現(xiàn)甲骨卜辭中的四方風名與《山海經(jīng) 大荒經(jīng)》中的四方神、四方鳳及《堯典》中的四時記載相符合，指出《堯典》所包含的史料或早到殷之武丁[2]。這一重要發(fā)現(xiàn)使《堯典》所記內(nèi)容的真實性得到了學術界更多的認同與支持。
二、天文演算追溯璇璣年代
武家璧認為《堯典》的最早寫本可能在商代已完成，它保存了商代及其以前的天文歷法知識，其絕大部分內(nèi)容應源自上古。他根據(jù)西漢以前盛行的蓋天說，據(jù)有關文獻記載，采用地平方法復原了《堯典》昏星赤經(jīng)，考據(jù)其年代為距今4200多年，與傳說中的堯帝時代基本符合[3]。
近年山西臨汾陶寺遺址天文考古取得可喜成果，學術界根據(jù)豐富的考古材料大都認定陶寺城址就是堯都，而且還將其與最早的“中國”相關聯(lián)[4]。這樣，就可以把我們對“璇璣”起源的探索引向陶寺。
大約在公元前2750年前后，天龍座α(中文名右樞)是肉眼能直接看見最靠近北極點的恒星。因此右樞星是陶寺文化時期的北極星。因此，武家璧根據(jù)陶寺古城的方位與中軸指極線推斷，當年的陶寺人可能就是用“晝參日影，夜考極星”的方法來測定大地方位建造都城的[5]。陶寺之所以被學界公認為是最早的“中國”，就是因為那里被當時的邦國元首視為“地中”，居住在其中就是以“王者居中”而壟斷與上天溝通的唯一通道，進而使得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邦國成為“中土之國”。武家璧認為，王者熱衷于追逐“地中”的原因是：上古盛行蓋天說，認為平坦的大地之上最高的“天頂”即“天之中極”只有一個。對應“天之中極”的“極下”地區(qū),就是“土中”或“地中”?！兑葜軙?作雒》：“作大邑成周于土中”，《書 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周公)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彼^“自時中乂”就是躬自踐行“土中”致治之法，密近“天室”以“紹上帝”。于“土中”建國(都)，稱為“中國”[6]。也就是說，在大地上與北天極（亦或北辰璇璣）對應的地方就是王者追求的“土中”。
三、現(xiàn)代科技再現(xiàn)古老璇璣
基于以上所述，我們可以對北辰璇璣做進一步的探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天文考古學家馮時對璇璣早有研究，他認為，基于古人的天文觀測水平，原始的天極觀一定是相對粗獷的。因為真天極的位置并不一定有實體星象，這意味著原始的天極思想并不具有今天這種天極假想點的科學內(nèi)涵。在人類尚未明了真天極與極星有時并不完全等同的時候，他們常常會以某顆接近于北天中央相對不動的星作為他們心目中真正的天極。在相關的天文儀器產(chǎn)生之前，如果人們僅憑裸眼觀測確定北極，最好的方法莫過于將天極的位置放大，不拘泥于一點，而以天極的不動點視作一個不動的區(qū)域。這個區(qū)域的規(guī)定事實上只能通過當時最接近北極而且充當著授時主星的星，以此作為極星并繞北極做拱極運動，從而畫定一個以真北極為中心的圓形天區(qū)，這就是令數(shù)輩學人大傷腦筋的璇璣[7]。根據(jù)漢緯書《春秋運斗樞》對北斗七星名稱中有璇、璣二星的記載判斷，筆者認為，《舜典》記載的璇璣一定與北斗和天極有關。事實上北斗的授時作用使它成為北天中央最重要的星官，這個傳統(tǒng)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由于歲差的緣故，北斗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紅山文化晚期，斗柄的開陽星距真天極的位置最接近。因而北斗的視覺運動主要表現(xiàn)為斗魁圍繞北天極的旋轉(zhuǎn)，但斗魁以真天極為圓心所繪出的圓周直徑非常有限（比現(xiàn)在要小得多），這使得紅山文化晚期的先民應該更容易認識北天極。
圖1
根據(jù)馮時先生的觀點，璇璣是以真天極為中心的圓形天區(qū)，規(guī)劃璇璣的只能是北斗星。筆者在新近出版的專著《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建筑設計思想研究》中，使用美國自由軟件基金會發(fā)布的Stellarium 0.13.3（虛擬天文館）軟件，再現(xiàn)了紅山文化晚期璇璣天象的本來面目。圖1是公元前3600年（牛河梁遺址晚期開始的大致年代）在牛河梁地區(qū)觀測的北斗繞極天象圖，天璇、天樞和天璣三顆星各自形成一個環(huán)形繞極軌道。這3顆星在斗魁四星中較明亮（天權在七星中最暗），從軌道順序來看，天樞所在的環(huán)形軌跡夾在天璇與天璣二星之間，成為璇璣的樞紐。顯然，如果以這三顆星的三環(huán)繞極軌跡所規(guī)劃的圓周區(qū)域為璇璣所在范圍的話，就可以合理地解釋北斗的天璇、天樞、天璣三星名稱的由來。
圖2
北斗在牛河梁晚期這個時段所處的位置，剛好可以使斗魁上的天璇、天樞和天璣三顆星在繞極旋轉(zhuǎn)時，規(guī)劃出一個較規(guī)范的三環(huán)。圖2是公元前3600年前夏至日天文昏影終時北斗和北天極的相對位置圖。利用制圖軟件，在斗魁三星到北天極圓點O之間用虛線鍵打出的每個短線作為基本長度單位，計算三星運轉(zhuǎn)軌道直徑的數(shù)值分別為：大圈46，中圈42，小圈38。三圈直徑比值為：D大圈/D中圈=46/42=1.0952≈1.1，D中圈/D小圈=42/38=1.105，比值幾乎相等，大、中、小圈直徑構成等比關系。由此可知，1.1這個直徑比值是三重圓構成的璇璣圈的共同特征。這是牛河梁紅山遺址晚期時代璇璣真實的天文特征，完全符合后世文獻關于璇璣及北斗名稱的記載。
在牛河梁遺址中，我們發(fā)現(xiàn)兩處三個積石冢遺跡完全符合璇璣的上述特征。
第一處，就是遺址核心的第五地點一號冢。根據(jù)牛河梁考古發(fā)掘報告給出的數(shù)據(jù)，一號冢三重冢界石墻的直徑據(jù)殘存段推測分別為：外圈20～22米；中圈18～20米；內(nèi)圈16.5～18.5米[8]。取平均值分別為：外21米、中19米、內(nèi)17.5米。直徑比為：D外/D中=21/19=1.105，D中/D內(nèi)=19/17.5=1.0857≈1.1。兩個比值幾乎相等。
圖3
我們將公元前3600年立夏節(jié)中候天文昏影終這一時刻的北斗天象圖疊加在第五地點一號冢俯視圖上，發(fā)現(xiàn)殘存的三重冢界墻分別與天璇、天樞、天璣三星繞極軌跡圓周吻合。而且北斗最亮星玉衡也剛好與中心大墓主人的頭部吻合，同時天極點也落在了中心石堆的中心附近（誤差大約0.8米）。如圖3。
圖4
第二處，是牛河梁第二地點四號冢上層積石冢早期的兩個圓冢N2Z4B1和N2Z4B2，如圖4。
西側(cè)的Z4B1冢體平面為圓形，可分辨出外、中、內(nèi)三道冢界墻（外）和冢階墻（中、內(nèi)）。它們由外向內(nèi)逐層高起，直徑分別為19.2，17.4和15.6米。
D外/D中=19.2/17.4=1.1034；D中/D內(nèi)=17.4/15.6=1.1153
東側(cè)的NZ4B2冢體平面形制為北圓南方形,北部圓形冢體可辨認出外、中、內(nèi)三圈冢界墻（外）和冢階墻（中、內(nèi)），它們在冢的西半部分保存較好。冢外界墻直徑約15.3米，中階墻直徑約13.4米，內(nèi)階墻直徑約12米[9]。
D外/D中=15.3/13.4=1.1417；D中/D內(nèi)=13.4/12=1.1166
以上兩個圓冢三重界階墻的直徑比取小數(shù)點后一位都是1.1，與第五地點一號冢的數(shù)值相同，與公元前3600年前牛河梁地區(qū)觀測到的北斗璇璣圈1.1的直徑比值完全吻合。因此，這些圓形積石冢就是紅山文化晚期古老的璇璣再現(xiàn)。冢內(nèi)墓葬，體現(xiàn)了紅山人的一種北辰信仰，以天極為圓心的北辰璇璣圈（天之中），就是他們的精神家園、靈魂歸宿。按著陶寺的建筑理念，大地上與北天極（亦或北辰璇璣）對應的地方就是王者追求的“土中”，于“土中”建國(都)，稱為“中國”的說法。牛河梁這三個圓形冢分別有三層疊起的臺階，向上與隆起的冢體相連，對應北天極的錐狀穹窿天，就可視作與天之中對應的“中土”之地。（在這兩處圓形冢壇所在的第五、第二地點，與圓冢對稱的另一側(cè)都有覆斗狀方冢分布，也起三重臺階，若將圓冢視為天中，那與之對應的方冢則可視作地中。）總之，牛河梁的璇璣葬俗表明，紅山古國是體現(xiàn)蓋天宇宙觀信仰理念的“中國”。
四、北斗崇拜力證黃帝族身份
在文獻記載的五帝傳說中只有黃帝族與北斗信仰有關?！妒酚?五帝本紀正義》記載：“母曰附寶，之祁野，見大電繞北斗樞星，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于壽丘?！睎|漢緯書《河圖始開圖》認為：“黃帝名軒轅，北斗神也，以雷精起”，又說“黃帝名軒，北斗黃神之精，母地祗之女附寶，之郊野，大電繞斗，樞星耀，感附寶生軒”。筆者據(jù)此認為，牛河梁圓冢所葬先民屬于黃帝族屬無疑，尤其第五地點中心大墓墓主人與北斗最亮星玉衡對應，當為黃帝集團的首領級人物。
黃帝時代的文化創(chuàng)造尤以歷法最為重要。大橈作甲子，以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以紀時沿用至今，這個干支體系就來源于北斗歷法。
圖5
墓主人隨葬的七件玉器中，尤以雙手所握的雌雄玉鱉最為重要（圖5）。左丘明作的《國語 （卷三）》載有“我姬氏出自天黿”一句，就是說黃帝族與天黿有關，天黿是軒轅的氏族名。而黿是鱉科的一種，比較兇猛。第五地點出土的玉鱉應為玉黿，與黃帝相關聯(lián)。
五、結語
《尚書 舜典》（最早即是《堯典》）所記的“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可以認為是記錄中國古人對北斗觀測歷史最早的文獻。它所講到的帝舜考察北斗星中的璇、璣、玉衡，雖然已有政治化傾向，但作為一種承自遠古的信仰觀念卻在陶寺及牛河梁考古材料支持下得到了證實，尤其是又通過當代最前沿的計算機與天文學結合的科技手段再現(xiàn)出來。這一方面證實了中華先祖的偉大，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輝煌，科技創(chuàng)新與進步，也完全可以實施在社會科學領域。本文將前沿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在紅山文化研究領域，通過破解古老的璇璣，不僅為牛河梁與黃帝族的關聯(lián)提供了有力佐證，還揭示出紅山古國與早期“中國”陶寺遺址的淵源關系，以牛河梁為代表的紅山古國或可稱作信仰層面的最早“中國”。
參考文獻：
[1][3]武家璧.《堯典》的真實性及其星象的年代[J].晉陽學刊，2010，（5）：78-82.
[2]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證[J].責善半月刊，1941，2（19）；胡厚宣.釋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風的郊祀[J].復旦學報（人文科學），1956（1）.
[4]何駑.堯都何在?——陶寺城址發(fā)現(xiàn)的考古指證[J].史志學刊，2015，（2）:1-6.
[5]武家璧.陶寺觀象臺新論[N].臨汾日報，2015-7-9.
[6]武家璧.《讀清華簡〈寶訓〉(續(xù))》,《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第42期)，2009年9月，22～34頁。
[7]馮時.中國天文考古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第135頁.
[8][9]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fā)掘報告（1983～2003）[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第311頁,第1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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