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宏觀決策方面，清政府不能掌握改革的主動權，而是處處被動。
在內憂外患的歷史背景下，晚清政府被迫實行新政，其變革的廣度和深度均超過了此前的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積累了大量中國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經驗。清末新政的目的本來是為了挽救王朝垂危的命運，然而事與愿違，清王朝在新政十年后很快被辛亥革命推翻。但辛亥革命后，中國并沒有走上和平發(fā)展道路，反而長期陷入軍閥混戰(zhàn)和內外戰(zhàn)爭之中。據此，有人認為，如果沒有辛亥革命，中國按照清政府新政改革的方向，可以更好地和平發(fā)展，從而提出“告別革命”的論點。究竟如何看待清末新政？又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如何認識改良與革命的關系？通過總結清末新政五個方面的深刻教訓可以給出答案。
一、最高決策層的問題
清政府沒有堅強而智慧的改革領袖及決策群體。一方面，最高決策者慈禧太后與監(jiān)國攝政王載灃都無力擔此重任。慈禧太后有傳統(tǒng)政客老辣的政治經驗與高超的政治手腕，但缺乏近代政治家的政治智識。載灃則生性懦弱，才具平庸，既沒有政治手腕，又缺乏決斷的魄力，根本無法控制朝政，更是難有作為了。久歷政壇的老臣王文韶晚年禁不住對人感嘆：“大家皆抱怨老太太（即指慈禧太后），汝須防老太太一旦升天，則大事更不可問?！保ê蝿偟隆对拤艏ご好鲏翡洝罚┝硪环矫?，慈禧太后長期專權造就一批平庸的大臣，內閣、軍機處、督辦政務處（1906年后改稱會議政務處）、憲政編查館大臣集體政績平平。滿族重臣榮祿在新政初期去世，慶親王奕劻為首席軍機大臣。奕劻貪婪成性，與大臣那桐同流合污，以貪污受賄名傳坊間，被叫做“慶那公司”（《晚清宮廷生活見聞》）。其他少壯親貴如載澤、載洵、載濤、溥倫、毓朗等人，也只知爭權奪利。如時人所謂：“劻耄而貪，澤愚而愎，洵、濤童騃（ái，呆）喜事，倫、朗庸鄙無能，載搏（奕劻次子）乳臭小兒，不足齒數。廣張羽翼，遍列要津，借中央集權之名，為網利營私之計，紀綱混濁，賄賂公行。有識痛心，咸知大禍之在眉睫矣……即無革命軍，亦必有絕之者矣。”（《惲毓鼎澄齋日記》）漢族重臣李鴻章、劉坤一在新政初期去世，對新政未能有所作為。王文韶、孫家鼐、鹿傳霖位高齒尊，亦相繼謝世。張之洞晚年入閣拜相，卻多有掣肘，抑郁而終。瞿鴻禨、岑春煊、袁世凱又因故被開缺。無論滿漢大臣，要么平庸無能，要么成為權力斗爭的犧牲品，均不能在新政中大有作為。
二、地方督撫的問題
地方督撫是推行新政的中堅力量，對新政的進程及其成敗有著重要的影響。雖然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岑春煊等強勢督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參與和影響清廷的新政決策，但大部分督撫一般都只是新政政策的執(zhí)行與推動者。事實上，正是依靠各省督撫的執(zhí)行，使新政在全國的開展取得了一些成績。然而地方督撫本身的特點，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新政成效。比如，地方督撫是由儒家傳統(tǒng)孕育出來的舊式官僚群體，從整體上較少革新精神，容易安于現狀。比如，清政府為控制地方，使督撫頻繁調動，任職時間過短，既不利于政策的穩(wěn)定，又讓官員疲于奔命、難有作為。更重要的是，由于各省陷入不同程度的財政經費困境，地方督撫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大都有意無意地放慢了推行新政的腳步。清末新政在各省進展不一，成效并不理想，其中原因固然頗為復雜，而作為新政中堅力量的地方督撫大都推行不力，則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三、改革的時機問題
在宏觀決策方面，清政府不能掌握改革的主動權，而是處處被動，拖泥帶水，終至錯失時機。清末新政是在庚子事變后被迫啟動的，當新政發(fā)展到預備立憲階段而走向政治體制變革時，慈禧太后游移持重，攝政王載灃遲疑不決，處處拖延敷衍，終于失敗。新政之初，多數大臣對于變法便是陽奉陰違。光緒二十九年（1903）四月，調任四川按察使的馮煦被慈禧太后與光緒帝召見。慈禧太后說：“現在所行新政必須認真舉辦?！瘪T對曰：大小臣工“因循敷衍者如故，總由自私自利之心一成不變，其弊遂至于此?！保ā遁镡蛛S筆》）預備立憲初期，官制改革之事鬧得沸沸揚揚，不僅遭到地方督撫的反對，而且還引起了立憲派的不滿，他們認為：“政界事反動復反動，竭數月之改革，迄今仍是本來面目?！保ā读簡⒊曜V長編》）在他們看來，清廷是在搞拖延戰(zhàn)術，沒有立憲的誠意。四川總督岑春煊在被慈禧太后召對時，也曾提出過“今日中國政治是好是壞”及“改良是真的還是假的”的疑問。在他看來，朝廷固然希望“真心改良政治”，但“奉行之人，實有欺蒙朝廷不能認真改良之據”。（《樂齋漫筆》）宣統(tǒng)二年（1910）十月，資政院議員汪榮寶致書議長溥倫，力請設法提前一年召集國會，有謂：“多一日預備，不過多一日敷衍。”（《汪榮寶日記》）清廷的專制皇權與近代的政治民主趨向之間是矛盾的。無論是慈禧太后還是攝政王載灃，其關注皇位統(tǒng)治更勝于中國的前途與命運，最終無法真正邁出政治體制改革最關鍵的一步，預備立憲終于未能完成政治體制結構的轉型。
四、各利益群體的關系問題
清末新政改革的目標是極力加強中央集權，甚至集權于皇族親貴，從而激化了皇族親貴內部的矛盾、滿漢矛盾、中央與地方的矛盾，造成各階層均不滿意。如御史胡思敬當時筆記所謂：“新政之害，已情見勢絀，督撫知之，政府知之，攝政王亦知之。京師官三五雜坐，莫不挼（ruó，揉搓）手叱罵?！保ā秶剛涑恕罚┖季措m較為守舊，每每敵視詆毀新政不遺余力，然其所言并非不符事實。現代西方政治學理論認為：“每一個未被吸收到政治體系中的社會階級都具有潛在的革命性……挫敗一個集團的要求并拒不給它參與政治體系的機會，有可能迫使它變成革命的集團?！保ê嗤㈩D《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事實上，是清政府把立憲派逼到了自己的對立面。如何處理各種既得利益集團與未得利益群體的矛盾，是新政改革過程中非常棘手而又無法回避的難題，是對改革領導者政治智慧的大考驗。清政府從根本上缺乏這方面的智慧，因而不可避免地自食其惡果。
五、民生問題
清末新政改革的實施過程中，清政府高層各種政治勢力爭權奪利，而根本無暇顧及中間社會及下層民眾的民生問題，結果民變迭起，革命終于像火山大爆發(fā)一樣不可避免。張謇于宣統(tǒng)三年五月在京被攝政王載灃召見時奏對，提出一個“內政重要計劃”，其要點就是“須注重民生，以實行憲政”。有謂：“各種人民生計缺乏，即憲政無由進行。若因生計而一有亂象，則又可引起外患……若不能設法，即不亡國，也要窮死?！彼M而認為：“重視民生，各國方信朝廷實意立憲。又諮議局為道達民隱之地，須得各督撫重視輿論，方足宣朝廷之德意；又須朝廷體察民隱，方能得輿論之真相。但得民心不失，則內政可修，外患猶可漸弭?！保ā稄堝廊罚┻@是張謇對清政府最后的忠言。然而，民生凋敝，民心盡失，清廷已是無力回天。
以上有關清末新政五個方面的教訓是慘痛的，這也是清政府終究無法解決的難題。因此，抽象地稱贊或一廂情愿地假設清廷的改良是好的，是沒有意義的，清末新政的歷史教訓足以證明革命不可避免。
關于改革與革命的關系，改革一方面充分暴露了舊制度的種種弊端，喚起了人們的覺醒；另一方面又造就了新興的社會力量，并引發(fā)新舊勢力之間的矛盾。如果舊制度不能有效地控制這些新的社會力量，并化解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只能加速革命的進程，促使舊制度走向崩潰。清末新政與辛亥革命的關系為此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證。宣統(tǒng)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湖南布政使鄭孝胥在清帝遜位前感嘆：“有孝欽（慈禧太后）反對立憲于前，遂有慶王、攝政王偽飾立憲于后，乃成瓦解土崩之局。故革命黨魁非他，即孝欽是也，慶、攝助而成之，亦其次耳?！保ā多嵭Ⅰ闳沼洝罚┱缧梁ザΩ镏H，當時的報刊評論所謂：“二三年來，立憲既經絕望，人人心中即有革命之意。今日武漢事起，全國和之，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人心所趨，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或以瓜熟蒂落喻之，理義甚合?！保ā囤w鳳昌藏札》）革命的爆發(fā)，真如水到渠成。事實證明，清末新政的道路沒有走通，同時逼出了辛亥革命，以暴力推翻了清王朝。這不是革命有問題，而是清政府的新政出了問題。
究竟應當進行溫和的改良還是激進的革命是由具體的歷史條件決定的，不以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今天對改良與革命的反思，與其老是糾纏于革命出了什么問題，還不如深入探究改良的道路為什么就走向了死胡同。清末新政的目標本有消弭革命的意圖，但結果卻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革命，這才是最值得深刻反思的問題。返回騰訊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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