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古詩經(jīng)典，除了被列入各種必讀書目、常常是“提及多于讀過”的大家專集外，還要算上那些篇帙不大但內容精省、世代相沿襲而廣泛流傳的蒙學作品。比起前者，這些作品往往面目平易，立論溫和，雖少見讜言高論，也難說引領了什么風氣，卻能經(jīng)受住時間的洗禮，于彼時有益初學，到今天則承續(xù)傳統(tǒng)，體現(xiàn)古人日用而不察、習見而相忘的“集體無意識”。這樣的書今天來讀，不僅門檻低、易進入，也更能保存古人趣味。把清人蘅塘退士孫洙編的《唐詩三百首》稱為經(jīng)典，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的。不過要理解它的“經(jīng)典性”，至少需回答兩個疑問：為什么是它而非別的選本能風靡二百多年，經(jīng)久不衰？少刷一條視頻、多讀其中的一首詩，對今天的我們到底有何意義？想必這也是在消遣手段層出不窮的當下，還敢以“經(jīng)典”自居的作品需直面的核心問題。北京大學中文系周興陸教授的新著《<唐詩三百首>通識》，就從該書的編選旨趣、所呈現(xiàn)的唐代精神風貌、作品的格律體制、藝術特征和海外傳播等幾方面提要鉤玄，于娓娓道來的輕快筆調中，做出了系統(tǒng)而切當?shù)幕卮穑M而賦予唐詩以強烈的生活實感。
讀書是蘅塘退士孫洙最符合本心、 最快樂的事。
在卡爾維諾看來，經(jīng)典背后拖著歷史的尾巴。《唐詩三百首》也不例外。自有唐詩以降，歷代選本迭出，編選者或出于文獻保存的目的籠括一代之作，或為了張揚一己趣味隨性裁汰，自作揄揚。到了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朝廷頒布功令改革科舉，于鄉(xiāng)會試中加試五言八韻律詩一首。此令一出，學習作詩一時成為“剛需”，坊間遂出現(xiàn)大量唐詩蒙學讀本。七年后，曾主持鄉(xiāng)試的孫洙編選《唐詩三百首》出版，也是時風使然。不過此書雖服務初學，卻并未像《唐人試帖》《唐人試律說》《全唐試律類箋》《試帖最豁解》一類應試指導書那樣專選排律，而是秉持“備眾體而通一體”的詩學傳統(tǒng)，在廣泛借鑒前代選本的基礎上，結合當時“溫柔敦厚”的主流旨趣確定選篇，因而入選的作品趣味醇正，且各體大致均衡，相對完整地呈現(xiàn)了唐詩的面貌，最終超越其他選本，成為廣泛流傳的經(jīng)典。對此周老師有一個精妙的比喻：“這三百余首作品是從近五萬首唐詩中經(jīng)歷了一輪一輪選拔而最終勝出的。就像選拔運動員一樣，經(jīng)過縣、市、省級層層淘汰，孫洙挑選出這三百多首建立了國家隊。”所以說，它“體現(xiàn)了唐詩的特征，代表了唐詩的最高成就”，乃至“與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文學相媲美都毫不遜色”（第221頁）。并非過譽，因為如果給一個想了解唐詩，乃至中國古典詩歌的“小白”推薦一部入門作品，最合適的可能還是《唐詩三百首》。
但好歸好，對生活方式與古人大相徑庭、處境早已發(fā)生根本變化的今人來說，《唐詩三百首》有非讀不可的理由嗎？在書中，周老師以切己的心得告訴我們，熟悉了古人語境后，這些作品也可讓今人“思接千載，視通萬里”，聯(lián)想自己的遭際，融合當下生活，以豐富情感體驗。像白居易的絕句《問劉十九》，寫雪天以“紅泥小火爐”招友人飲酒，本是常人常事，但“一經(jīng)詩人點化，便親切溫馨，詩味盎然，意趣無窮，真是日常生活的審美化”（第15頁）。三言兩語，從平淡庸常中提煉詩意，已開宋人先聲。又如岑參的《寄左省杜拾遺》頭四句“聯(lián)步趨丹陛，分曹限紫薇。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讀來典重，實則就是說“每天隨例上朝’打卡’，沒做什么有意義的事”（第20頁），說得直觀而熨帖。再如宋之問《渡漢江》“近鄉(xiāng)情更怯，不敢問來人”一句，因是被貶后逃歸，“越臨近家鄉(xiāng)，心里越是羞怯”，不僅擔心“如何面對家人”，更是害怕“家里情況怎么樣？會不會有不好的消息??？越是焦急越是不敢問。就像在外讀書的學生，一聽到家里打來的電話鈴聲就緊張，總是擔心家里發(fā)生什么不好的事”（第67頁），便將宦游置換成今天的常見遭遇，字里行間飽含在外游子的辛酸。除了情感體驗，古人心中還縈繞著一些永恒的煩惱，如孟浩然“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寫的是“一個拷問靈魂的人生問題：人如何能超越死亡的有限而走向永恒呢？”對今人而言，思來想去，也許“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第50頁）依然是最能撐起這個問題的答案。
（清）查士標繪《四季山水圖冊》
孟浩然年輕時雖有歸隱之志趣，但更希望建立功業(yè)，以“坐觀垂釣者”的“羨魚情”表達對被汲引的熱望。
從情感體驗和思想叩問層面為唐詩注入生活實感，正是《<唐詩三百首>通識》用心之所在。其實對清人而言，唐詩同樣是“古詩”，但就像金圣嘆說的，“詩非異物，只是人人心頭舌尖所萬不獲已、必欲說出之一句說話耳”，無外乎傳達一己心思。類似說法書中多見引用。周老師之所以特別拈出，想必就是要強調“唐詩抒情的妙處是，既能說出其心中之所誠然者，又能說出人心中之所同然者；出于個人誠實的懷抱，又能道出天下人普遍的心聲”（第44頁），而心聲歷代累積，便融匯在前人對一首首詩的閱讀與理解過程中。所以對后人來說，唐詩不僅能緣情，更能體道，因為它提供了一種認識圖景，“唐詩修正了我們的感覺、思維和語言，中國文人感悟世界、認識人生、聯(lián)絡情感、表達自我，都受到唐詩的影響”（第219頁）。如果套用海德格爾“語言是存在之家”的說法，則唐詩無疑是語言中最精美的庇護所。書中第三部分《<唐詩三百首>的藝術世界》從“抒懷序志”“親情友誼”“田園山水”“烽火閨情”“佳偶姝麗”“物候節(jié)令”“詠史懷古”“絲管丹青”等幾方面疏源導流，既揭示唐詩在古典詩學情感類型表達中的獨特意義，也很好地回答了當下為什么仍要讀：我們今天的生活是傳統(tǒng)的延續(xù)，之所以仍能不經(jīng)意間被《唐詩三百首》中的精言美語擊中，是漢語的維系，讓我們和古人的認識方式始終保持著內在一致性。
（明）黃鳳池輯《唐詩畫譜》（局部）
畫家根據(jù)張旭《桃花磯》詩意所繪，畫面抓住了“石磯西畔問漁船”的瞬間，周遭飛橋、桃花、清溪，似已尋著桃花源的路。
這些精義的抉發(fā)，離不開周老師長期治古典詩學的深厚學殖與獨特感會。這一方面體現(xiàn)在對不同詩體的語言特征與創(chuàng)作規(guī)則的熟稔把握。對此，書中除了有《唐詩的體裁與近體詩的格律》一章作專門介紹，于具體的作品鑒賞中亦時有體現(xiàn)。如孟浩然《留別王維》首句是“寂寂竟何待”，尾聯(lián)又說“只應守寂寞”，按后來的作詩規(guī)則看，“寂寂”與“寂寞”句意與字面皆重復，是犯了“侵復”的毛病。對此周老師將語言與詩意融為一貫，指出“失望，落寞，真是一副悻悻而歸的可憐相，連’寂寂’’寂寞’有重字都顧不上了”（第49頁），既說出了唐詩對規(guī)則的講求“大體則有，定體則無”（第215頁），尺度相對活泛，不像后人總結的那樣嚴苛，又點破此詩故意露拙，但恰好與主旨相契合，達到了“反常合道”的特殊效果。又如岑參《逢入京使》：“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鐘淚不干。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書中如此解讀：“應該是先在馬上逢入京使，然后東望故園，再流淚?，F(xiàn)在倒過來寫，這叫逆挽法。這樣顯得突兀不凡，不至于平直。”（第67頁）其中“逆挽法”是清人總結出來的章法規(guī)則：“所謂逆挽者，倒撲本題，先入正位，敘現(xiàn)在事，寫當下景，而后轉溯從前，追述以往，以反襯相形，因不用平筆順拖，而用逆筆倒挽，故名?！保ㄖ焱フ洹扼銏@詩話》卷三）說的是清楚，但有點復雜，而周老師以之解詩，既彰顯岑參構思的妙處，又簡潔明了地說明何為“逆挽”，可謂兩相得宜。
（明）黃鳳池輯《唐詩畫譜》（局部）
畫家根據(jù)王維《竹里館》詩意所繪，對月鳴琴，似與天地精神相往來。
另一方面，周老師在整體把握傳統(tǒng)詩學演進規(guī)律的基礎上，于不經(jīng)意間做出了頗具卓識的“大判斷”。如古人注重親情友誼，但在詩歌中“抒寫兄弟間親情和朋友間慰勉的詩歌相對較多；抒寫父母與子女間情感的詩歌，特別是對父親寫的詩歌，相對要少些”，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歷來有重家庭倫理的傳統(tǒng)，“對嚴父慈母的敬畏抑制了才思，詩人是不敢在父母面前逞才的”，而說到這里又話鋒一轉，“或者說這種血脈親情超越一切語言”（第65頁）。仔細想想，兩種分析不僅都于理可通，而且深入思想的內里，并能從“中國人比較含蓄，不善于表達父子、母子的親情。在詩歌里，這樣的親情往往被泛化為一種懷鄉(xiāng)之思”（第66頁）找到印證，可謂發(fā)人深省的得間之論。
（清）馬濤繪《詩中畫》（局部）
一人一馬兩行雁字渲染出天涯羈旅的游宦形象。
由此看來，有關詩歌經(jīng)典化的重要話題，以及讀詩對當下的意義，書中基本都涉及了，并且點化生新，頗多“大判斷”與“小結果”。相信讀者閱后，能在紛擾嘈雜的當下離傳統(tǒng)更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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