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求學 百折不撓
安作璋，出身于山東曹縣的科舉世家，祖父、伯父為清末舉人，父親安景參為清末秀才。曹縣老家大門的門楣上鑲有“世科第”三字牌匾，由清光緒朝吏部侍郎汪鳴鑾書寫。1905年廢科舉、興學校后，其父就讀于山東師范學堂本科博物部。1937年，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其父為了躲避日偽的騷擾，舉家搬遷至鄉(xiāng)下，并興辦義學，安作璋在鄉(xiāng)下小學接受了較為全面的教育，尤其是在文史方面，通讀了“前四史”與《資治通鑒》。1944年，安作璋隨流亡師生到達皖北阜陽，后考入山東省第二臨時中學高中部。當時，學習環(huán)境異常艱苦，住的是簡陋茅草房子，睡的是地鋪，吃的是高粱米窩窩頭、咸菜，在如此惡劣的環(huán)境下，安作璋患過疥瘡、瘧疾、關節(jié)炎，尤其是嚴重的關節(jié)炎奪去了他雙腿的健康。但安作璋總是從歷史人物的事跡中得到鼓舞，“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高中3年，他以頑強的毅力刻苦攻讀，文科各門功課在全班名列前茅，還在貧病交加中補學了因故缺失的全部理科課程。1947年，安作璋高中畢業(yè)，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了齊魯大學文學院歷史系。
在齊魯大學，安作璋得到了眾多名家的指導，如張維華、朱東潤、莫東寅、韓連琪、吳金鼎、胡厚宣、欒調甫等。在張維華先生的悉心指導下，安作璋開始主攻秦漢史。他午夜之前極少休息，總是如饑似渴地學習先秦、秦漢的各種典籍，翻爛了兩套“前四史”，8個寒暑假竟有7個假期沒有回家。他的大學同學回憶說：“那時課堂上老師提問題，安作璋總能熟練地指出該問題出自'前四史’的哪一部、哪一卷，甚至哪一段落。其他各類典籍，乃至竹簡木牘、鐘鼎碑碣、秦磚漢瓦之屬，他亦是無不知曉、了然于胸?！痹邶R魯大學學習的4年，安作璋恰巧跨越了新舊兩個時代，先是接受了乾嘉學派“考據(jù)務實”思想的影響，以后又接受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思想，這都為他個人治學風格與學術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51年，安作璋大學畢業(yè)，被分配到山東師范學院（今山東師范大學）歷史系工作。
年少成名 著作等身
安作璋是新中國成立后，最早從事秦漢史研究并取得卓越成就的著名史學家之一，曾受到史學大師郭沫若先生的贊賞，被日本學者譽為“秦漢史之大家”“今日秦漢史學界的重鎮(zhèn)”。其論著被收入《中華當代文化名人大辭典》《中國當代名人錄》等多種辭典、名錄中。近70年的學術生涯中，安作璋在史學領域堅持不懈，勤奮耕耘，在秦漢官制、經濟、人物、對外關系等方面的研究上成就卓然。安作璋以秦漢史為基礎，踐行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治史思想，將研究范圍逐步拓展至中國通史、山東通史、齊魯文化通史，以及專門史、歷史文獻學等領域，先后出版專著幾十部，并在《光明日報》《歷史研究》等報刊、期刊上發(fā)表了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100余篇。
從青年時代起，安作璋就以累累學術成果不斷引起學術界的矚目。1954年，其接連發(fā)表在《光明日報》史學版上的論文《西漢的西北屯墾》與《論西漢農官的建置及其作用》得到鄧廣銘先生的重視。次年，安作璋的首部學術專著《漢史初探》正式出版，該書匯集了安作璋大學期間撰寫的6篇論文，主要探討了西漢農業(y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西漢皇朝對農業(yè)生產的經營管理以及桑弘羊在漢武帝文治武功中的地位等問題。該書出版后，在史學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特別是有關桑弘羊的文章，受到了郭沫若先生的贊揚。1956年3月1日，《光明日報》發(fā)表評論文章，認為這是一本“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參考資料很豐富”的漢史論文集。肖黎在《中國歷史學四十年》中，認為該書“為近40年來秦漢史學者個人論文集發(fā)表最早的一種，其中諸多觀點常為以后的論著所引證”。
《兩漢與西域關系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齊魯書社1979年再版）比較系統(tǒng)全面地論述了兩漢時期西域的歷史，西域各國的情況，漢朝和西域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密切關系以及兩漢時期中西交通和經濟、文化交流，史料翔實，論證縝密。書中還借大量資料考證了西北地區(qū)的歷史地理，用不容辯駁的事實論證了自西漢中葉設置西域都護以后，今新疆和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的廣大地區(qū)就歸入了中國的版圖的觀點，在國內外史學界包括當時的蘇聯(lián)史學界均引起很大反響。該書堪稱新中國成立之后學界研究漢代與西域關系的開創(chuàng)之作，至今研究西域歷史的學者還將此書作為必備的參考書之一。
安作璋于秦漢官制方面用力尤勤，出版鴻篇巨著《秦漢官制史稿》（與熊鐵基合著，齊魯書社1984年版，2007年齊魯書社又出增訂版）。對于該書，安作璋批閱10載，增刪5次，使該書于1986年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一等獎。在秦漢官制研究方面，安作璋充分發(fā)揮其學識淵博的優(yōu)勢，不僅利用了漢代各種傳世文獻資料與出土文獻資料、考古資料，還搜羅了清代考據(jù)家、史學家以及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針對其中的訛誤與缺憾，進行了訂正和補充，并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肚貪h官制史稿》是迄今為止關于秦漢官制研究領域內容最為詳贍的一部著作，也是研究秦漢官制不可逾越的奠基之作，充分顯示了安作璋扎實的文獻功底。
安作璋對秦漢時期的一些著名的歷史人物也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其代表作有《班固與漢書》《劉邦評傳》《漢光武帝大傳》《秦始皇帝大傳》《漢武帝大傳》等。他研究歷史人物的著作，考辨精審，文筆優(yōu)美，資料翔實，將學術性與趣味性有機結合在一起，引人入勝，發(fā)人深思。
秦漢史只是安作璋史學研究領域中的一塊試驗田，通過治秦漢史，他積累了豐富的學術經驗。其實，“通古今之變”的通史研究才是他最看重的。他的治史路徑即以斷代史研究為起點，進而拓展至通史研究，并兼顧地方史和齊魯文化史。
安作璋在山東地方史和文化史研究方面亦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主編的《山東通史》（八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009年人民出版社又出版增訂本），先后被列為山東省社會科學“七五”規(guī)劃重點研究課題和國家“八五”規(guī)劃重點圖書。該書以其豐富的內容、翔實的資料、恢宏的規(guī)模、鮮明的地方特色而獨樹一幟，堪稱地方史研究中的開創(chuàng)之作，于1996年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一等獎。安作璋與王志民合作主編的《齊魯文化通史》（八卷，中華書局2004年版）是一部大型地域文化通史，資料翔實且內容厚重，從思想、文化、科技、教育、宗教、民俗等不同領域著眼，研究齊魯文化歷朝歷代的特征及發(fā)展演變，不僅展現(xiàn)了齊魯文化自身的特點，而且兼顧了齊魯文化與其他地域文化乃至海外文化的互動關系。該書不僅填補了學術研究領域的空白，而且為學者撰寫地域文化史提供了借鑒，于2006年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一等獎。《濟南通史》（六卷，齊魯書社2008年版）系統(tǒng)、全面、真實地記述了濟南的歷史發(fā)展和社會變遷，代表了濟南歷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中國通史的編寫方面，安作璋也有重要貢獻。他的第一部通史類著作《中國史簡編》（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記事上起遠古，下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史實可靠，重點突出，簡明扼要，具有鮮明的通史特點。自1986年出版后，該書再版多次，重印更是近20次。1988年，經國家教育委員會審定，該書被列為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
在專門史的研究方面，安作璋亦建樹頗豐。他主編的《中國運河文化史》(上、中、下三冊，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是研究中國運河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它規(guī)模宏大、結構完備、脈絡清晰、內容豐富，填補了該領域學術研究的空白，于2002年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一等獎?！吨腥A雜技藝術通史》（南海出版公司2012年版）是我國第一部詳贍、系統(tǒng)的大型雜技藝術通史巨著，也是一項中華雜技藝術的優(yōu)秀研究成果，填補了雜技藝術研究的空白，于2015年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一等獎。
在中國史料學方面，安作璋主編的《中國古代史史料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是受國家教育委員會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委托，為高等學校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yè)編寫的一部教材。他在吸收前人史料學著作長處的基礎上，根據(jù)實際需要，在體系、結構、內容上都做了大膽的創(chuàng)新。該書被學術界評為“具有很高的科學性和系統(tǒng)性，堪稱目前我國史學界最完整、系統(tǒng)和具有體系性的史料學著作”，于2006年被列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guī)劃教材。
治史有道 獨步學林
大凡成績斐然的學者，往往能夠總結出卓有成效的治學經驗，或者歸納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安作璋在長期從事歷史研究的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治學之道。
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學實際相結合。安作璋結合自身治學歷程，繼承了梁啟超的“史家四長說”，并賦予其新的內涵。他強調，要以正確的理論來指導歷史研究，這便是“史識”。如何把握這一“史識”？安作璋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真正地把握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觀點和方法，努力開創(chuàng)歷史研究的新局面；二是要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著重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和立場、觀點、方法，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歷史和現(xiàn)實相結合。在秦漢史領域，要努力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秦漢的歷史相結合，這是學習和研究秦漢史最根本的途徑。
堅持“通古今之變”。司馬遷撰寫《史記》的追求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安作璋的學術追求同樣如此。正如他所言：“大家都知道我是專治秦漢史，實際上治秦漢史只是我研究歷史的一塊試驗田。通過治秦漢史，我摸出了一點門道，積累了一些經驗。我真正想研究的還是通史，就是'通古今之變’，這是我最后的目的?！薄吨袊泛喚帯贰渡綎|通史》《齊魯文化通史》《濟南通史》都體現(xiàn)了其“通古今之變”的學術追求。針對如何編寫一部完整的中國通史，安作璋從三個方面進行了思考：一是縱向的“通”，即弄通歷史的來龍去脈，或者叫做縱向聯(lián)系。二是橫向的“通”，也就是要弄通每一種事物與其左鄰右舍的關系，或者叫做橫向聯(lián)系。三是類通，也就是以類相從，逐類貫通。安作璋的“通史”編纂方法與思想，對中國通史的編纂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除了在中國通史編纂上的貢獻之外，他還針對地方通史的編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并成功編纂了《山東通史》。安作璋在編纂《山東通史》時，汲取了中國各類傳統(tǒng)史書體裁的優(yōu)點，創(chuàng)造性地構建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地方通史體系，將全書分為通紀、典志、列傳、圖表四大部分，這四部分互相聯(lián)系、互相補充、詳略互現(xiàn)，構成了一個有機整體，既能反映山東歷史的全貌，又能凸顯山東地方史的特點。
堅持史學研究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安作璋多次指出，創(chuàng)新決不是無根據(jù)地標新立異、別出心裁。真正的創(chuàng)新應該既有對前人成果的繼承與發(fā)展，又有對后人研究的啟迪與引領。對于如何創(chuàng)新，安作璋從四個方面進行思考：一是正確處理專與博的關系。他認為治史貴乎博大精深，沒有淵博的歷史知識，要達到精深的地步是不可能的，“觀天下書未遍，不得妄下雌黃”。正確處理好專與博的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是治史者必須遵循的一條途徑。二是調查研究，了解行情。安作璋認為一旦研究范圍確定了，就要對這個范圍內研究的過去、現(xiàn)狀及未來發(fā)展的趨向都有所了解，包括國內外學術界的研究情況，這就叫了解“行情”。三是博采眾家之長。他認為，博采眾家之長，不僅僅是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在前人奠定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更為重要的是借鑒別人治史的方法，取各家之所長，加以融會貫通，這樣才能不斷有所提高，有所進步，有所創(chuàng)新。四是善于選擇結合點和突破口。安作璋極力否定秦漢史已無研究空間的說法，認為這個領域仍有精耕細作的價值，關鍵是改換新的審視角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選擇一些學科結合點和問題突破口。他所做的秦漢山東地方史研究，即體現(xiàn)了斷代史與區(qū)域史的結合；而其《秦漢官制史稿》也是他在將斷代史研究與官制史研究結合后取得的學術突破。
業(yè)精于勤與持之以恒。安作璋主張“勤奮出成果”，這既是對他長達70多年治史生涯經驗的總結，也是推動史學研究不斷發(fā)展的重要動力。他常說，凡是真正做學問的人，都主張“三勤”——眼勤、腦勤、手勤，也就是勤于讀書、勤于思考、勤于寫作。寫作既是讀書、思考的結果，又反過來對前二者起著動員和組織作用。這一認識是對治史者的基本要求——沒有“面壁十年”的精神，是做不好學問的。但人的精力畢竟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精力全放在史學研究上，工作上、生活上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如何處理上述情況？安作璋指出，要處理好整與零的關系。所謂“整”，就是專業(yè)方向或研究課題的整體規(guī)劃，一旦確定下來，就不要輕易改動，切忌淺嘗輒止，見異思遷，否則事倍功半，甚至一無所成。所謂“零”，就是不要貪快求多，不可能一下子就能解決一個整體規(guī)劃，應把它分解為若干具體的小問題，一個一個地加以研究——這叫“化整為零”。等到所有的小課題基本得到解決，然后再歸納綜合，從而形成一個較完整的體系——這叫“化零為整”。從中學時代起，安作璋就表現(xiàn)出持之以恒、不怕吃苦的治學精神。考入齊魯大學后，除了上課之外，他總是在圖書館、資料室或宿舍學習，午夜之前幾乎不曾就寢，有時躺下后仍在思考問題，一旦有了新發(fā)現(xiàn)，就立即爬起來，筆之于書，簡直到了寢不安席的地步。參加工作后的最初幾年，在完成繁重的教學任務之余，他寫了近10篇論文。1955年，年僅28歲的安作璋就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論文集《漢史初探》。《兩漢與西域關系史》正是他勤奮學習外語的結果——安作璋當年為了學通外語，想了一個笨辦法，就是試著翻譯英文版的《西域考古記》。在不到1年的時間，安作璋不僅將該書譯了出來、通過了外語考試，還寫了幾篇涉及兩漢與西域關系的文章，后在此基礎上進行擴寫，完成了《兩漢與西域關系史》一書。安作璋在90歲時自述道：“我的一生非常簡單，可用6個字來概括，那就是'讀書、教書、寫書’?！弊鳛閷W者，安作璋一生忠于學術，孜孜不倦，無怨無悔，并為此而奮斗一生，終于取得卓越的學術成就。
鑒古知今，古為今用。安作璋的所有史學研究都貫穿著“經世致用”這條主線，尤其是他將山東地方史的研究與地方歷史文化資源保護、開發(fā)和利用相結合。20世紀90年代，他組織國內史學界著名專家對早期航海家徐福故里進行了考證，得出徐福故里在山東龍口的結論，并與其他領導和學者促成了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xié)會的成立，為龍口市的對外文化交流和招商引資作出了貢獻。他還深入考證得出孫臏故里在鄄城孫老家一帶，為鄄城縣的海外招商引資與孫臏文化旅游城的建成奠定了基礎。21世紀初，他與無棣縣文史專家對該縣境內的碣石山進行了考證，證實該山就是曹操東征時途經的碣石山，也即毛澤東著名詩句“東臨碣石有遺篇”所指的碣石山。這一考證，使無棣縣的碣石山被全面開發(fā)并成為當?shù)刂糜尉包c。正如山東省委宣傳部原部長、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苗楓林所說：“幾千年的歷史長河，把我們與古人之間隔開得非常遙遠，但是，安先生卻把這個遙遠距離拉得近些再近些，并且不時地在他的書房里，把早已塵封了的古代事件磨瑩成清澈照人的歷史規(guī)鏡，給人以啟迪，以感悟，以力量?！边@樣高度的肯定和評價，彰顯了安作璋史學研究的現(xiàn)實生命力。在安作璋看來，研究齊魯文化對于當前我國進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安作璋長期致力于傳統(tǒng)道德與先進文化的研究，先后發(fā)表了《傳統(tǒng)道德與現(xiàn)代精神文明》《說“孝”》《為國·為學·為人——紀念“五四”寄語青年》等文章。2015年，他還與王志民教授作為首席專家主持了國家社科重大項目“弘揚中華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研究”的子課題，即山東省社科重大項目“中華傳統(tǒng)文化思想內涵的時代價值辨析研究”。
道德文章 培育英才
安作璋不僅是一位學問精深的大學者，也是一位誨人不倦的教育家?！熬佑腥龢?，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安作璋尚在讀私塾時就極為欣賞孟子這段話，并將“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為畢生的教育追求。安作璋在山師、山大執(zhí)教近70載，直到90歲高齡，仍堅持給研究生授課、給本科生舉辦古代史專題講座。近70年的時間里，安作璋以淵博的學識，高尚的道德情操潛移默化地教育著學生，先后培養(yǎng)了30多位博士、碩士研究生。安作璋常說：“一個合格的教師和學術帶頭人，不僅要看他個人出了多少成果，更重要的是看他培養(yǎng)出了多少有成就的、甚至超過自己的學生?！彼J為，教書與育人相輔相成、不可分割，教書是基礎，育人是目的。在教書方面，安作璋極為嚴謹細致。他常說：“教師要備好講好一堂課，自己懂了只能算是完成了一半任務，另一半任務就是要使學生也能懂得和掌握?！彼v授的中國歷史文選、中國古代史、先秦秦漢史、山東地方史等課程，都要查閱大量的史料，寫成系統(tǒng)的講稿。此外，他還通過各種方式了解學生課程的反饋，以便做到有的放矢，不斷改進授課方法。因此，他的課深受學生歡迎。山東大學孟祥才教授曾對安作璋作過這樣的評價：“有的人講課，把簡單的道理講復雜了，讓人越聽越糊涂；有的人把深奧難懂的道理講得通俗明白了。安先生的課屬于后一種。他的課厚積薄發(fā)、深入淺出、通俗易懂，讓人頓開茅塞、恍然大悟，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感覺?！卑沧麒安粌H注重歷史知識的講授，而且注重培養(yǎng)學生的研究能力。他常引用神話傳說中八仙之一呂洞賓“點石成金”的故事，來勉勵學生們在學習中不要只追求現(xiàn)成的“金子”，而要掌握“點金術”。
安作璋強調知行合一，既重視傳授知識，更注重培養(yǎng)學生的道德情操?！暗赖挛恼隆笔前沧麒白约旱漠吷非螅惨源藝栏褚髮W生。他經常講：“人的一生會遇到許許多多需要解決和探討的問題，但概括起來不外乎'如何做人’與'如何做事’兩個問題。無論干哪一行、從事何種職業(yè)，都與'做人’這一前提條件和根本問題密切相關。比如，研究歷史要有'史德’，要實事求是、秉筆直書；做官要有'官德’，要清正廉明，絕不能貪贓枉法；經商要講'商德’，要貨真價實，童叟無欺。”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曾多次邀請安作璋為省部級領導干部授課，他說：“作璋同志十分注重古為今用，充分利用歷史這門具有特殊教育功能的課程，有意識地通過若干歷史人物的言行業(yè)績、道德情操和成敗得失等具體而生動的事實及其評價，使學生在獲取歷史知識的同時也接受了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tǒng)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和歷史的經驗教訓?！卑沧麒斑€多次應邀給山師新入學的學生作“傳統(tǒng)道德與和諧社會”的講座。他以時代主題為主線，以中國傳統(tǒng)道德為理論依據(jù)，通過剖析中國傳統(tǒng)道德，引導當代大學生充分汲取傳統(tǒng)道德的有益成分，促進自身的成長，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添磚加瓦。他把遵守良好的道德規(guī)范、建立共同的理想信念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事業(yè)緊密結合起來，對年輕人寄予殷切希望，展現(xiàn)了一代學者的大家風范。
作為享譽中外的史學泰斗，安作璋性格溫和，平易近人，對朋友熱情相助，對學生諄諄教導，獲得了世人的贊頌——這源于他身上所具有的，也是中國千百年來傳承不息的“布衣精神”。平時，院系中的青年教師和學生向他請教問題，他總是毫無保留地為其解惑答疑；一些從事歷史研究或對歷史感興趣的人經常慕名來訪，安作璋都熱情招待，傾囊相授；有人寄來求教的書稿論文，他也都認真閱讀，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很多年輕學者邀請安作璋為他們的著作撰寫序言、書評，他往往是有求必應，不惜費去不少寶貴時間。
安作璋以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與突出的學術成就贏得了學界的尊重，而他平易近人、淡泊名利、誨人不倦、關心后學的優(yōu)秀品質更是令人感懷至深。安作璋去世后，中國史學會專門發(fā)來唁電，指出：“安作璋先生造詣精深，著作等身，被公認為當今學界泰斗。安作璋先生重視教育，關懷晚輩，桃李滿天下。安作璋先生一腔愛國熱情，道德文章，皆為后世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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