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獻之
王獻之自小籠罩在王羲之書法的光環(huán)下，但他學書博采眾長，窮通各家，在'兼眾家之長，集諸體之美'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取得了與王羲之并列的藝術(shù)地位，歷史上的父子書家雖非二王一家，但雙星輝映的只有羲獻。
王獻之自小跟隨父親練習書法，王羲之的悉心的傳授和指導，使他奠定了堅實的筆法基礎(chǔ)，后期兼取張芝，別為一體。他以行書和草書聞名，但是楷書和隸書亦有深厚功底。他還創(chuàng)造了'一筆書'，變其父上下不相連之草為相連之草，往往一筆連貫數(shù)字，由于其書法豪邁氣勢宏偉，故為世人所重。傳世名作《洛神賦十三行》又稱'玉版十三行'。他的用筆，從王羲之'內(nèi)拓'轉(zhuǎn)為自己的'外拓'。
玉版十三行
至于羲獻高下，史論不一，且有大反復。
南朝宋泰始年間的書家虞和在《論書表》中說：“洎乎漢、魏，鐘（繇）、張（芝）擅美，晉末二王稱英。”梁書畫家袁昂在《古今書評》中說:'張芝驚奇，鐘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將四賢并稱。
南朝宋齊之間書學地位最高者則一度首推王獻之。其實南朝宋、齊至梁初，獻之書法已占據(jù)上風。虞龢《論書表》中說：獻之“絕筆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澤，宛轉(zhuǎn)妍媚，乃欲過之(過父)。梁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云:'比世皆尚子敬書'，'海內(nèi)非惟不復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當時幾乎成了王獻之書法的天下，鐘繇、王羲之都黯然失色。獻之書法風靡書壇百余年。
梁武帝對“皆尚子敬書”深為不滿，頒布敕旨評日：“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于是大臣名流紛紛轉(zhuǎn)向?qū)W習王羲之書法。
總而言之，由晉末至梁代的一個半世紀，他的影響甚至超過了其父王羲之。
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揚王羲之而貶抑王獻之。唐太宗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作制：“詳察古今，精研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對羲之書法“習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區(qū)區(qū)之類，并稱何足論哉”!獻之在唐太宗眼里當然是“區(qū)區(qū)之類”，“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縱拘束，如嚴家餓隸”。李世民文韜武略，一代名君，然專制獨斷，此文見之一斑。從此，一些書法評論家才開始認為王獻之的書法比不上他的父親王羲之。
孫過庭《書譜》在對“二王”父子的比較中，帶有一種嚴重的傾向：“父尊子卑”。這一思想傾向并非學術(shù)研究之需要，而是封建道德倫理的反映，這是《書譜》的局限所在。他開篇即稱“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鐘、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也承認“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然而結(jié)論卻無端武斷子不如父。
王獻之的遺墨保存很少，數(shù)量遠遠沒有王羲之那么豐富，也與唐太宗貶獻之而不購求其書作，內(nèi)府的王獻之書跡'僅有存焉'有關(guān)。
時過境遷，中唐時期，異議又出，獻之的書法聲譽又蓋過羲之。
李嗣真在《書品后》稱：“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丹穴鳳舞，清泉龍躍，倏忽變化，莫之所成，或蹴海移山，或翻濤簸岳?！钡菍ΛI之自稱勝父，亦表示反感：“誠有害名教”。張懷瓘盛贊獻之草書，其《書估》中說：“則逸氣蓋世，千古獨絕，家尊才可為其弟子爾?！彼扰u羲之草書“無丈夫氣”，獻之可以做父親羲之的老師，也認為獻之其他諸體“多劣于右軍”。
十二月割至帖
宋初的書法，并舉'二王'，宋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跡，命侍書王著摹刻十卷，這就是著名的《淳化閣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賜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單著錄王獻之書帖的有七十三件，經(jīng)后人考證為偽作或他人所書者達二十余件。
北宋宣和年間，宋徽宗雅好王獻之書法，《宣和書譜》所收的王獻之書跡增至八十余件。但這些墨跡本絕大多數(shù)沒有保存下來，僅存的墨跡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歷代刻帖還保留著一些真跡刻本。 米芾言辭更激切，他在《書史》中說：“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也?！?/p>
中秋帖
王獻之的草書，更是為人稱道。元代俞焯曾說:'草書自漢張芝而下，妙入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傳世草書墨寶有《鴨頭丸帖》、《中秋帖》等，皆為唐摹本，他的《鴨頭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絹本。清代吳其貞在《書畫記》里對此帖推崇備至，認為:'(此帖)書法雅正，雄秀驚人，得天然妙趣，為無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見。清朝乾隆皇帝將它收入《三希帖》，視為'國寶'。
鴨頭丸帖
二王父子在漢末到兩晉書風由質(zhì)樸到妍麗，書寫由嚴整到便捷的歷史大變革時期，都能引領(lǐng)時風，做出了各自的重大貢獻，贏得并立“二王”的榮譽，這是中國書法史所公認的。
王獻之在這一變革中，破除了單體字勢，以其縱橫連綿的“草縱”筆法再展新姿，被稱之為“破體”、和“連綿草”。史論中評羲之多用“妍”字，評獻之多用“逸”字。若論歷史貢獻，羲獻各有所長。
王獻之善于行草，且能書多體，在東晉“王、謝之族，郗、庾之倫”中脫穎而出，是因為他“恥崇家范”的革新精神和敢于“勝父”的遠大志向。
王羲之書寫《蘭亭序》于公元353年，時獻之方9歲，其父已名聲大噪，書風“大行于世”。6年后，獻之方到“志學”之年，即對其父說：“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稿行之間，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斯乃史傳，“大人宜改體”傳為佳話，“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已足見他“恥崇家范”、變法維新的宏志和思路，難能可貴!
處于家學深厚、門庭高貴的王獻之不滿足于籠罩在父親的國畫下，少小即有不甘守業(yè)、恥崇家范、轉(zhuǎn)益多師、圖謀大展的思想和胸襟，這是一般人難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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