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朱熹的《四書集注》——儒家經(jīng)學的一大變革
作者：任繼愈 轉貼自：岳麓書社版《四書集注序》
秦漢建立統(tǒng)一的封建王朝，為了加強政治的統(tǒng)一和教化的統(tǒng)一，漢武帝置五經(jīng)博士，定儒家為一尊，用政府的權力推行儒家思想?！拔褰?jīng)”成為國家規(guī)定的教材。
經(jīng)書文字簡古，傳抄不易，傳授經(jīng)典靠記誦，古代沒有工具書，識字斷句 都要有人指點，經(jīng)典傳授必有師承，經(jīng)師傳授，既講文句，又解釋書中的道理，這是經(jīng)疏章句之學的起源。漢以后，社會政治不斷變化，為不同時代的政府服務的經(jīng)學也跟著變化，因而經(jīng)學具有時代特征。漢人解經(jīng)，受天人感應思潮的影響，以天道附會人事，是為“神學經(jīng)學”。它是漢代鞏固統(tǒng)一政權的得力工具，神學經(jīng)學，是一種比較粗糙的神學體系，但它體現(xiàn)了時代思潮，包含了當時許多學科(如哲學、神學、史學等)的內(nèi)容，用經(jīng)學為最高思想指導，有助于推行治國安邦的措施，如引經(jīng)書決獄，施政等。
唐初編定《五經(jīng)正義》融南方經(jīng)學與北方經(jīng)學為一體。它反映了唐初統(tǒng)一南北朝以后的新形勢。唐永徽四年(653年)頒行天下，直到宋朝，一直用來作為明經(jīng)科取士的標準教科書。維持的時間比漢代的神學經(jīng)學長得多。但是唐朝經(jīng)過安史之亂，社會情況發(fā)生了急劇變化。唐中期以后，《五經(jīng)正義》已不能完全滿足施政的要求，因為天下處于地方割據(jù)，與中央政權對抗，唐末五代十國，直到北宋建國，中國進入封建社會后期。作為穩(wěn)定政權統(tǒng)治秩序，維護封建宗法制度，除了儒家經(jīng)學以外，還有佛教經(jīng)學、道教經(jīng)學。為了加強經(jīng)學的權威性，只有把當時社會思潮諸多文化因素吸收到經(jīng)學中來，經(jīng)學才有生命力。建成完整的上層建筑，不是一朝一夕建造的。漢初董仲舒的經(jīng)學體系從漢初算起，經(jīng)歷了七十年?！端臅返某霈F(xiàn)《四書》的出現(xiàn)，標志著“新經(jīng)學”的形成，這是《五經(jīng)正義》以后，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某些宗教內(nèi)容，而形成的“儒教經(jīng)學”。從北宋建國算起，差不多經(jīng)歷了百年之久。
體現(xiàn)時代思潮的新體系的形成，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政局穩(wěn)定。戰(zhàn)爭年月，兵荒馬亂中不能出現(xiàn)新體系。第二，充分而必要的思想資料的積累。第三，新體系要有體現(xiàn)時代思潮的思想家。到了北宋中期北宋仁宗時期，出現(xiàn)一批思想家，正式提出“四書”與“五經(jīng)”并重。才具備了這三個條件，南宋朱熹出色地完成了這一使命。他對中國封建社會后期貢獻和作用大于董仲舒對中國封建社會前期的貢獻和作用。朱熹陪祀孔廟，享受的奉祀達七百年之久，直到五四時期，朱熹的牌位才被撤除。
《論語》、《孟子》是先秦的著作，《大學》、《中庸》成于漢初見《中國哲學發(fā)展史》(秦漢卷)，第219～244頁。，這是學術界的共同看法。這四部分各自獨立，不相聯(lián)屬。這四部分組合在一起，命名為“四書”，并得到社會的認可，那是朱熹努力推行的結果。遠在南北朝時期，《中庸》一書已受到重視，梁武帝把《中庸》與佛經(jīng)同等看待，等于說《中庸》已從《禮記》中獨立出來。見《中國哲學發(fā)展史》(魏晉南北朝卷)，第436～618頁?！墩撜Z》在漢代尚不能與《五經(jīng)》并列，與《孝經(jīng)》地位相當，起著輔翼《五經(jīng)》的作用。
《孟子》在漢代的地位不及《荀子》。唐朝韓愈著《原道》，倡言道統(tǒng)，以與佛教相頡頏，提出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到孔子、孟子有一脈相傳的道統(tǒng)。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帝王而兼圣人，孔孟都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有影響的思想家，但不具有帝王的身份?？住⒚系氖ト说匚?，是根據(jù)他們留下來的言行記錄《論語》和《孟子》而來的。柳宗元為佛教辯護，認為佛教講的道理與《易》與《論語》合，他也把《論語》與《易》相提并論，《論語》也享有“經(jīng)”的地位。稍后于韓愈的李翱根據(jù)《中庸》著《復性書》發(fā)揮圣人之教，唐人已開始注意到《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重要性。北宋張載少年時，喜談兵，初次謁見范仲淹，范授以《中庸》，從此張載成了儒家的信徒?？梢姟吨杏埂芬粫鴱奶频奖彼我严喈斄餍?，是一部隨處可以見到的儒家典籍。
伊川程頤開創(chuàng)洛學，他經(jīng)常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基本教材教育門徒。這四部書成為儒家系列叢書，應當說是從程頤開始的。北宋仁宗慶歷以后，文化發(fā)達，人才輩出，出現(xiàn)了群星燦爛的局面，與洛學并峙的有王安石、司馬光、蘇氏父子、邵雍、張載許多學派。這些學派中，如司馬光對這四部書并不完全贊成?！八臅彪m在北宋受重視，還未能定型，“四書”與“五經(jīng)”并列，公開主張“四書”優(yōu)于“五經(jīng)”，那是從朱熹開始的“《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jīng)》工夫多，得效少?！?/span>(《語類》上九)。
韓愈、李翱對《大學》、《中庸》予以闡發(fā)，但沒有把它們從《禮記》中分離出來，朱熹說：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經(jīng)》(《朱子文集》卷八二)。朱熹進而說明學習《四書》的順序，學者應當：先讀《大學》以定其規(guī)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fā)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微妙處。
朱熹晚年，發(fā)現(xiàn)《大學》一書學者不易領會，于是提出先從《論語》、《孟子》入手，然后再讀《大學》、《中庸》。印書商人因《大學》、《中庸》篇幅小，放在一起便于裝訂，其序列為《大學》、《中庸》在先，《論語》、《孟子》在后。明代遵從朱熹說，認為《中庸》為子思作，應在《孟子》前。不論順序如何排列，這四部書成為一組，已成定局。(《語類》十四)朱熹對《四書》的研究注釋，投入極大的工力。朱熹對《大學》加工較多，從中分出“經(jīng)”及“傳”，并改變了原來的次序，還認為格物章有經(jīng)無傳，補寫了一篇 “傳”即《格物傳補》。這一舉動也曾引起后來學者的懷疑和反對。朱熹對《中庸》大體依照程頤的觀點，重新分別章節(jié)，朱熹稱為《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對《論語》、《孟子》兩書未曾改動，而是博覽古今注釋擇善而從，稱為《集注》。這四部書的合訂本統(tǒng)稱為《四書集注》。
朱熹以畢生精力從事學術活動，講學、著述達四十余年。中國思想家中，對社會產(chǎn)生深遠影響的不過三五人，朱熹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四書集注》起決定性的作用，朱熹從三十四歲時，為《論語要義》，四十三歲時為《論語精義》，四十八歲時成《集注》，此后不斷修改、補充。朱熹對《大學》、《中庸》用力最勤。六十二歲時《大學》、《中庸》尚未付刊，他六十九歲時自稱：
某于《大學》用功甚多。溫公作《通鑒》，言“臣平生精力全在此書”。某于《大學》亦然?！墩摗贰ⅰ睹稀?、《中庸》卻不費力。(《語類》十四)他自己認為對《大學》用功甚多，這是實情。像“格物”一詞，在《大學》原著中，還算不上哲學范疇，經(jīng)過朱熹的注釋，“格物”成了后來儒教體系的中心構件，后來王守仁與朱熹的理論分歧，也發(fā)端對“格物”的理解。朱熹的“格物”說的意義，不在于解釋《大學》，而在于建立自己的儒教新體系。
《四書集注》引用漢人以后注釋，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等十五家，引用宋人及同時人之說有四十一家。朱熹盡量博采眾長?！睹献蛹ⅰ芬猛趺阏f三條。此人宋史無傳，不是有名人物，有“紹興進士王勉”的記錄(參見錢穆著《朱子新學案》)。或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見得其長底時，豈肯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圣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勝。(《語類》十九)
也有朱熹按照自己的理解，發(fā)揮孔、孟的原意的。如《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注云：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fā)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chuàng)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fā)，求其直接全體薰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而惟此一言此一言，即“思無邪”三字。足以盡其義，蓋示人之意亦深切矣。
朱熹注釋的高明處在于從教育、心性修養(yǎng)方面提出了讀《詩》的方法，教人善于從中“得其性情之正”。不像有些衛(wèi)道士，板起面孔，對經(jīng)書上的話百般回護，硬要說《詩經(jīng)》的詩講的都是大道理，沒有任何邪思，這種笨拙的解經(jīng)法，不符經(jīng)書原意，也無說服力。朱熹在《詩集傳》中已明確指出有些詩為“淫奔之詩”。
《集注》中還隨時灌注等級尊卑秩序的思想教育。如《季氏篇》“是可忍孰不可忍”一章，注多解“忍”為“容忍”。朱熹則
朱熹講書，著重發(fā)揮，這是宋代學者治學的風氣。程頤任崇政殿說書(講官)，給小皇帝宋哲宗講論語，講到顏回生活窮困，“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一章。門人認為這一章與皇帝沒有什么聯(lián)系，程頤怎樣去發(fā)揮呢?程頤說：“陋巷之人，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yǎng)備極，茍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于周公。
封建社會后期的哲學體系，特別強調(diào)了心、性，宗教內(nèi)心修養(yǎng)中懺悔、禁欲、反省、自責的思想感情訓練。這種訓練是漢唐佛教、道教流行以后出現(xiàn)的，正像漢代經(jīng)學必須吸收天人感應思潮才能具有生命力一樣。宋代儒教經(jīng)學的特點在于用心性論來解釋儒家經(jīng)典，特別是《四書集注》，它強調(diào)為人處世的道理，主要教人如何修身養(yǎng)性、涵養(yǎng)性情，正心誠意。在家為孝子，做官為忠臣，成圣成賢，不離于人倫日用之間。以心性論解經(jīng)，是中國經(jīng)學中上前所未有的一大變革。
《 大學》出自《禮記》，是漢初綜合先秦孔、孟、荀儒家各派思想，協(xié)調(diào)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綱領?！洞髮W》充分反映了中國封建宗法制度下以一家一戶為生產(chǎn)單位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的世界觀。
《大學》與《中庸》都屬于西漢初的儒家著作。近人也有人認為《大學》為荀子一派著作，《中庸》為孟子一派的著作參見
《四書集注》則把《大學》的綱領解釋為“格物”，這是朱熹個人對《大學》的獨特的解釋，朱熹格物說與《大學》本身的涵義要區(qū)別看待。
《中庸》這一章講的是儒家的社會思想，講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為人處世的普遍原則。它指出：為人處世，不要太過，也不要不及，恰到好處，才是 “中庸”。中庸不是在兩極端之間截其平均值。而是根據(jù)具體的情況，做出最合理的行為抉擇。難就難在“恰到好處”——適度。行為的適度，取決于行為者的道德修養(yǎng)的水平，要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jīng)常遇到的最平常的一些大大小小的行為中都能自覺地做去，而且做到恰到好處。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知焉。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發(fā)育萬物，峻極于天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
《中庸》在當時引起社會關注的是它關于社會生活方面的中庸準則，重點在倫理方面。《中庸》中還有一部分關于人性論方面的論述，集中講到“誠”這個范疇?？上蓾h經(jīng)學的興趣在于建立統(tǒng)一的哲學思想體系，到處彌漫著天人感應思想?！吨杏埂分嘘P于人性論的闡發(fā)如：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
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zhí)之者也。
沒有引起更多的反響?！吨杏埂钒衙献?、荀子的人性論給以綜合，采取兼容的態(tài)度，認為“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span>(這種兼容并蓄的傾向，從《呂氏春秋》就已開始了)。因為當時需要統(tǒng)一的哲學體系?！吨杏埂妨D用“天人合一”的理論解釋人在宇宙間的地位和作用。
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之至誠為能化。
《中庸》對“誠”的作用做了無限夸大，使之神秘化。這種傾向在漢代沒有引起注意，當然也不會發(fā)生社會影響，而被擱置起來。只是經(jīng)歷唐宋幾代人的發(fā)揮解釋，更主要的是時代的需要，人類認識的深化，心性論的不斷從佛、道二教的著作中得到充實?！吨杏埂返膬r值又重新被認識。
《四書集注》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察。
第一，《四書集注》吸收了唐宋以來的文化積累，達到了當時可能達到的理論高度，建立了完整的儒教體系，它把各等級的人排到一個被認為適當?shù)纳鐣恢蒙希⒘朔饨ㄉ鐣蓡T的全方位的崗位教育，對安定社會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第二，《四書集注》是一部強化內(nèi)心修養(yǎng)，滌除心靈雜念的儒教經(jīng)典。把 “正心誠意”、“主敬”、“守一”、“格物致知”、“存誠”作為人生修養(yǎng)內(nèi)容，最終目的在于教人成圣賢，使人們在社會生活，人倫日用之中得到精神解脫?！皹O高明而道中庸”，貫徹“內(nèi)圣外王”之道。
第三，《四書集注》打破傳統(tǒng)注釋的舊模式。簡明通脫，新人耳目。宋儒自稱得堯、舜、禹的“心傳”及文、武、周公、孔、孟以下千古不傳之秘。朱熹的注解，有的有根據(jù)，有的根據(jù)不多，也有的直抒胸臆，不要古代書本的根據(jù)。它的特點是擺脫依傍，不受古人的束縛。
司馬光《論風俗諸子》中說：
新進后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識篇數(shù)，已謂《周官》為戰(zhàn)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六)司馬光對當時學風不滿而發(fā)牢騷。其實不能責怪“新進后生”們，當時青年學者的這些疑古傾向，也是跟他們的前輩們學來的。疑古代經(jīng)典在北宋已成為風氣。疑《周易·系辭》非孔子所作的有歐陽修；疑《周禮》的有歐陽修，蘇軾，蘇轍；疑《孟子》的有司馬光，李覯；疑《尚書》的《允征》、《顧命》的有蘇軾；疑《詩序》的有晁說之；王安石貶《春秋》，他說《三經(jīng)新義》，拋開舊傳統(tǒng)，獨標新解。南宋朱熹疑孔安國《書序》是魏晉間人作。
第四，《四書集注》被指定為國家教科書，元明清各代用來開科取士，作為選拔政府官吏的標準。除了用它的學術影響以外，它還得到歷代政府強迫性的灌輸。讀書人參加國家的各級考試，不能背離《四書集注》的觀點，否則難以被錄取，這也是《四書集注》流傳久遠的一個因素。
如果漢代的經(jīng)學稱為前一時期的神學經(jīng)學，后一時期的經(jīng)學可稱為“儒教經(jīng)學”。前一時期的經(jīng)學以宇宙論的形式出現(xiàn)，后一時期的經(jīng)學(儒教經(jīng)學)以心性論的形式出現(xiàn)。中間經(jīng)過魏晉南北朝佛教經(jīng)學的補充，使儒教經(jīng)學增加了體現(xiàn)時代特點的新內(nèi)容。它超越了宇宙論和本體論，上升到心性論的理論高度，它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經(jīng)學的高峰，同時也表明中國封建社會的經(jīng)學已走到了盡頭，經(jīng)學的歷史使命已完結了。
★ 朱熹名言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里方是長進。
立身以立學為先，立學以讀書為本。
自修則人不得以非理相加。
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謅媚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為惡者，損友也。
守正直而佩仁義。宋·朱熹《宋名臣言行錄》宋：操守。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義之德。
涵養(yǎng)、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yǎng)為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
朋友，以義合者。
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
自敬，則人敬之；自慢，則人慢之。
少年易學老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
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卻要無疑，到這里方是長進。
立身以立學為先，立學以讀書為本。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
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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