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在陪都重慶鬧市區(qū)的一家劇院門口，接連十天，人頭攢動，盛況不衰。這不是哪位戲劇名角在唱大戲，而是一位名叫黎東方的歷史學家在這兒開講三國，其語言通俗易懂，風趣幽默，常令聽者捧腹，轟動山城。那時沒有電視轉播，聽眾只有買票一場一場地去聽，盡管一張門票要法幣40元（相當于2美元），一直連講10天，但照樣場場爆滿，聽眾踴躍聽講，欲罷不能，門票收入相當于他做教授幾年的收入。
當時黎先生借用“說三分"的民間口頭文學形式講三國故事，但他說的是歷史，既不虛構任何一個人物，也不虛構任何一個故事，而是廣泛地從各種史書史料中搜集素材，按需而取，巧妙地貫穿起來，以生動活潑、引人入勝的語言鋪展開去，竟吸引了無數(shù)聽眾。黎先生的講史從重慶市中心擴展到近郊，其后又在瀘州、貴陽、昆明等地掀起高潮，講史的內容，從三國到清朝，由清朝到唐朝，成了一時熱點。黎東方的講史盛舉，使史學著作增添了一種新的體裁黎東方講史，又稱細說體。
在大家的心目中，歷史都是嚴肅、沉重甚至是枯燥乏味的，那么，為什么黎東方先生竟然將枯燥乏味的歷史講得這么生動有趣，看之不厭呢？要了解他如何有這般能耐，得從他的成長說起。
家學淵源，學貫中西
黎東方（一九〇七至一九九八），本名智廉，原籍河南，生於江蘇，父親是舉人公。也許是幼受薰陶，他早年讀了很多古書，為未來的學習打下穩(wěn)固基礎。及長，他考進清華大學，主攻歷史，并有幸成為梁啟超的關門弟子（按：他是最后一班的四名學生之一）。及后負笈法國，進入巴黎大學研習西史，并於三十年代初以最優(yōu)異成績取得博士學位。他由於學識廣博，為人圓通，在學術界很吃得開，不論是民國時代的內陸以至其后的臺灣，或美國及其他地方，都是各所大學爭相羅致并委以要職的對象。
無論何時何地，黎東方的教學事業(yè)都是順暢無阻，而終其一生，他基本上與人為善，絕不斤斤計較，亦從不惡意批評學術界任何人。他本身幽默風趣，兼且自嘲能力極強。據(jù)學生唐德剛憶述，他“是一位終生樂觀，嘻嘻哈哈，瀟灑不羈，甚至玩世不恭的名士……一生在任何遭遇之下，任何逆境之中，都從未垂頭喪氣，或愁容滿面的悲哀過……永遠是一位笑口常開的彌勒佛……在他把原名的黎智廉改名為黎東方時，他說，他的原意是東方黎明，而不是漢代的滑稽大師的東方朔，不幸的是，他把名字改糟了，結果卻做了一輩的東方朔……我的老師黎東方就是一位現(xiàn)代中國裏具體而微的東方朔。作個現(xiàn)代東方朔，亦足垂不朽矣?！保ㄒ姟爸v三國說民國的史學大家”〔代序〕）
黎東方辭世后，唐德剛聯(lián)同其他同學在老師喪禮上共賦一輓聯(lián)：“研百家，成一家，輕輕鬆鬆，便為巨帙，黌宇同尊彌勒佛。講三國，說民國，嘻嘻哈哈，不拘小節(jié)，全僑永憶地行仙。”在本該莊嚴的輓聯(lián)裏，居然用上“輕鬆”、“嘻哈”此等毫不莊重的字眼，就可以明白黎東方性格上就是彌勒佛、地行仙。由是觀之，他本質上、性格上就十分適合寫“細說”歷史。
專業(yè)史家 售票講史
不過，在刊行“細說”歷史之前，他早於抗戰(zhàn)年間，就在當時所稱的“陪都”重慶擔任多項工作，一邊任職於史地教育委員會和大學用書委員會等組織，一邊舉辦收費講座。據(jù)悉，他選定了某個大會場作為固定的講座地點，定時在場內以漫談細說形式及以輕鬆幽默口脗演講，先是三國歷史，其后暢談武則天。不管是哪個講題，觀眾都樂意買票入場，細心聆聽。他的講座，套用戲曲術語，每場都“滿坑滿谷”，即是說，全院滿座，絕無虛席。就出現(xiàn)了我們開頭所說的那樣的景象。
大家必須明白，他在重慶的講座，斷非一般的街頭說書，借歷史事跡而隨意鋪演，甚至天馬行空，亂說一通。他所說的，盡皆依據(jù)史實，按史鋪陳，既無肆意添加，更不扭曲附會。
“細說”系列 兩代事業(yè)
黎東方繼重慶演講成功，聲名大噪，隨即轉赴昆明，依樣葫蘆，重演一遍。當然，講座受歡迎的程度，與先前在重慶相若。之后，在胡適等人的建議下，黎先生將其所演講的內容著述下來，并名之曰《細說中國歷史系列》，邊撰述邊出版，期頤能成為一個系列。
先生勤于著述，先后撰成《細說元朝》、《細說明朝》、《細說清朝》、《細說民國創(chuàng)立》四種，由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相繼出版。199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征得黎先生同意后，以《細說中國歷史叢書》為題，在大陸出版發(fā)行了簡體字版。書出之后，眾口交譽，大量加印，不脛而走，黎先生聞之欣喜。為完成“細說中國全史”夙愿，以老驥伏櫪之壯心，再應責編崔君美明約請，續(xù)寫《細說秦漢》、《細說兩晉南北朝》、《細說隋唐》、《細說宋朝》四種，并將已經成書之《細說三國》先行交付出版。不料，執(zhí)筆至1998年最后一天，夜睡不起，猝然仙去。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為了完成黎先生未竟事業(yè)，亦為眾多愛讀“細說體”史書之讀者計，上海人民出版社多方籌劃，約請黎先生高足臺灣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陳文豪先生及中央黨校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副會長王子今先生整理補充完成了《細說秦漢》，并邀請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沈起煒教授、上海大學趙劍敏副教授、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虞云國教授完成了《細說兩晉南北朝》《細說隋唐》《細說宋朝》三種。經數(shù)年努力，新撰四種“細說”之書，終于面世。至此，《細說中國歷史叢書》集兩代史學家之心智，大功告成。黎先生九泉有知，當可欣慰也乎！
以上四種新撰“細說”，雖然整體上都承襲了黎先生開創(chuàng)的路徑，但因成于不同學者之手，在寫作風格上自難以一致，在各個斷代之間若干文化學術的承襲轉合和典章制度的上下通貫方面，也稍有疏忽之處，難能如獨立著書之一氣呵成。這些都屬眾手修史習見的缺憾，毋需苛求。若就“細說體”之特點、則例而言，新撰四種，俱能踵武黎公，與先出之五種，庶幾乎珠聯(lián)璧合。
出版重鎮(zhèn) 功在千秋
改革開放以來，上海人民出版社長期致力于中國通史相關高水平學術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該社就約請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主編多卷本《中國通史》，窮十余年之功，集眾多學者之力，終于在1999年出齊了這套迄今最完整的大型學術性通史著作，代表了當時中國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五六十年代起，社內有識之士就有編輯出版“中國斷代史系列”的計劃，并付諸實施。90年代中期，又將自遠古至清代的中國歷史，按各個斷代，重版該社已經出過的有關專著，再約請有精深研究的專家學者分別撰著或缺的部分，以期配成一套高質量的斷代史學術著作。近些年來，已出版了王玉哲的《中華遠古史》，楊寬《西周史》、《戰(zhàn)國史》，林劍鳴《秦漢史》，王仲牽《魏晉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8種。另有胡厚宣等的《殷商史》、陳振《宋史》、湯綱《明史》等5種，正在撰寫或在修訂。有鑒于以上兩項都是適應專家、學者及高校師生教學研究之用，于是90年代后期，責編崔美明女士乃有為適應中等文化程度讀者之需要而編輯《細說中國歷史叢書》，普及歷史知識之計劃。
這套中國歷史通俗讀物的配齊出版，不僅使該社長期來為之努力的系統(tǒng)工程，在結構上更趨合理，而且為歷史知識普及化、通俗化，提供了可資參酌的路向。
歷史普及化，是一項提高民族文化素質，涵養(yǎng)愛國情操的大業(yè)。先哲有文脈中斷謂之亡天下之說。太炎先生稱：“夫讀史之效，在發(fā)揚祖德，鞏固國本，不讀史則不知前人創(chuàng)業(yè)之艱難，后人守成之不易，愛國之心，何由而起？”一個漠視自己歷史的國家是沒有前途的。加強對青少年的歷史教育，普及歷史知識，無論對培固國本，弘揚民族精神，接續(xù)中華文脈，都具有深遠意義。就此而言，《細說中國歷史叢書》的出版，稱得上是嘉惠當今、造福后代的大好事。
（參考文獻：沈渭濱《<細說秦漢><細說兩晉南北朝><細說隋唐><細說宋朝>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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