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國圣
自1995年荊州博物館在《文物》上發(fā)表了《江陵王家臺15號秦墓》，考古簡報和該館王明欽進而在2000年的北大學術會議上發(fā)表了《王家臺秦墓竹簡概述》（后面簡稱《概述》）以來，王家臺15號秦墓出土的394枚約4000字的易占簡歸屬何種古籍的問題就一直成了專家們討論的熱點。有人推斷它“屬于歸藏”或斷其“是后人利用《歸藏》筮法重新編制的筮書”，有人直接斷言它“就是'三易’之一的《歸藏》”，甚至有人認為“秦簡《易占》不僅是《歸藏》，更準確一點，應當是《歸藏》易中的《鄭母經》”。學者們主要是根據《簡報》、《概述》所公布的《易占》簡筮辭與輯本所收《歸藏》易的佚文相比較，因二者有不少一致或相近之處而作出上述判斷的，并且又反過來用秦簡卦占書的出土證明《歸藏》古籍不偽。諸時賢論述，精彩處甚多，茲不贅述。而筆者深感美中不足的是，作為諸賢立論主要根據的傳本《歸藏》及其佚文之由來和可靠性及其與秦簡卦占書有區(qū)別的原因等，似乎論述不夠，大有深入探究的必要。
一、《歸藏》易的基本特征及其與《坤乾》的關系
記載了不同于《周易》的易占書《歸藏》的權威文獻是《周禮》?！吨芏Y·春官宗伯》言“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有六十有四”。這就是說：《連山》、《歸藏》、《周易》是三種不同的占筮方法，它們的共性在于：三者都是由8個經卦重疊出的64個別卦組成的。迄止三國時，人們對《連山》、《歸藏》有確鑿證據的了解，僅僅如此而矣。至于流傳的《連》、《歸》用七、八，以不變?yōu)檎嫉龋贿^是后人依據《左傳》、《國語》中的“遇艮之八”、“貞屯悔豫皆八也”等筮例而作出的一種推測，至于漢人稱《連山》為夏易、《歸藏》為殷易、黃帝易，更只是一種想當然的揣度，于史無據。排除了南宋王應麟誤將他人注語“黃帝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當作《山海經》正文輯入類書《玉?！范荒苡嬐?，《周禮》也是最早記載《歸藏》的文獻。大家知道《周禮》是西漢時晚出的古文經，它出自戰(zhàn)國至秦時吸取了法家、陰陽五行家思想追求“大一統(tǒng)”的儒者之手。因此其所稱引的《歸藏》必出現在先秦時?！抖Y記·禮運》篇引用了一段孔子的話：“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吾得《坤乾》焉?！独で分x……吾以是觀之。”句中的“坤乾”絕非乾坤一詞的倒置，也不能等同于“陰陽”，而是指以坤卦、乾卦為代表的卦書?？鬃邮钦f：“我為了考察殷代制度，所以去了宋國（殷人后裔所立國），但找不到足夠的根據，只得到了殷代流傳下來的《坤乾》卦書。”殷代的卦占之法可由此書得知。
春秋時孔子所得《坤乾》卦書是否就是《周禮》所稱的《歸藏》呢？史無明文言之。但按：（一）孔子由《坤乾》以觀殷之道，可知該書所傳承的卦占法歷史悠久，當為宋人的祖宗殷人發(fā)明；（二）二者先后都流傳于中原地區(qū)，看來春秋時宋國流行的《坤乾》與戰(zhàn)國時《周禮》所稱的《歸藏》當有淵源關系，按照傳統(tǒng)音韻學來分析，“歸藏”很明顯是“坤乾”的音轉，所以前者很可能是后者的祖本。
二、西漢人不知有《歸藏》，東漢人因《周禮》才知“三易”與《歸藏》之名
西漢劉向、歆父子曾奉詔對朝廷所藏圖書進行過一次全面地清查校理，在此基礎上劉歆于哀帝時（僅距王莽代漢10年左右）編著出了朝廷藏書目錄《七略》，除了未曾獻上的民間藏書、朝廷的法律規(guī)范之文書、編目后才入藏之新書這三種情況外，西漢朝廷藏書，《七略》網羅殆盡。此書雖不存，但東漢班固以其為底本，作了少量增補和歸類調整（班一一注明了）后，編寫成《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此書至今完整無缺，成為后人考察西漢圖書存亡最有說服力的根據。《漢志》著錄了《周易》等多種筮書、龜書、雜占書，卻未收錄《連山》、《歸藏》；故后代學者普遍認為《連山》、《歸藏》漢代已亡。當然也有人以《連山》、《歸藏》雖未入錄但西漢時民間尚存為辯。然而奇怪的是，西漢易學名家輩出、著作紛呈，卻未見一人留下過一句所引《歸藏》之文。筆者仔細清查過所能見到的各種漢代古籍和各種索引、引得，卻發(fā)現一個有趣現象：西漢學者無一人稱呼過《歸藏》，似乎根本不知道有“三易”之名；東漢雖有少數學者如杜子春、桓譚、王充、鄭玄等引稱過《歸藏》之名，卻仍未能征引一句《歸藏》之文，且能稱《歸藏》名者，都是古文經學者。下至三國末仍未見有一句《歸藏》之語被人征引。這是何緣故呢？竊以為這種奇怪的現象與《周禮》一書在漢代的流傳情況密切相關。?
查《周禮》一書本名《周官》，據《漢書·景十三王傳》、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隋書·經籍志》等書的記載：西漢河間獻王以重金購得“先秦舊籍”《周官》古文經后，獻給了朝廷。朝廷一直將其深藏于秘府，正如古文經大師馬融在《周官傳》中所言“五家之儒莫得見焉”。直到百余年后劉向、歆校書編目，《周官》才被《七略》著錄，但除極少數可出入“中秘”者外，人們仍無從得見。直到王莽當政，《周官》才更名《周禮》、置博士授業(yè)，其內容才被公開。東漢初劉歆弟子杜子春，設私校傳《周禮》之學，此后鄭興、衛(wèi)宏、賈逵、馬融、鄭玄等竟相研習，其中多人為《周禮》作訓詁，從而《周禮》才盛行于東漢古文經學派中。筆者認為：東漢人是因習古文經《周禮》而傳“三易之說”和稱引《歸藏》之名的，西漢人無緣得睹《周禮》，故不知有《歸藏》之名。可作為佐證的現象是：西漢人頻繁征引《周易》及其《傳》，通常只稱“《易》曰”。假如當時《連山》、《歸藏》、《周易》三易并行于世，他們怕不能把《周易》及其《傳》文徑呼為《易》了。?
三、王充、鄭玄、桓譚等東漢人見過《歸藏》嗎
如上述，東漢人因習《周禮》而知“三易”之說和《歸藏》之名。杜子春稱《歸藏》名（見鄭玄注《周禮·太卜》文），自在情理中。又如師從過古文經學者班彪的王充，曾在《論衡》書的《正說》、《謝短》兩篇中，均提到《易》有三家和《連山》、《歸藏》的歸屬問題。恰恰在這兩篇中王充分別提到了《周禮》六典與《周官》之法，足見王充是據《周禮》言“三易”及《連山》、《歸藏》的。然而鄭玄在上舉《禮記·禮運》篇引孔子言其之宋而得“坤乾”時注曰：“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乍看后一句，似可詮釋為：殷代陰陽之書存在至今的有《歸藏》。依此釋，鄭玄見過當時尚存的《歸藏》易。其實，鄭玄并未見過《歸藏》，故他既不敢言《歸藏》就是殷易《坤乾》，也不敢說《歸藏》是由《坤乾》增刪而成。他故意模糊其辭：用可包羅星象、龜筮、擇日、形法、雜占等等在內的幾乎與數術書同義的“陰陽之書”來把《坤乾》、《歸藏》納入同一類中。因此，鄭注的后一句，似應詮釋為：保存了《坤乾》那種殷代陰陽之義的書有《歸藏》。由此看，鄭玄只肯定了《歸藏》對《坤乾》有繼承關系，并不能說明當時有《歸藏》存在。考慮到鄭玄曾遍注《周易》與《易緯》，卻未見引過一句《歸藏》文?？梢?，“其書存者有《歸藏》”，當以后一種詮釋為當。
最使人詫異的是：兩漢之際的學者桓譚之書《新論》中有這樣三句話：“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連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其第一句話不過是照引《周禮》之文。但從第二句、第三句看，桓譚似乎仔細閱讀過當時藏在蘭臺、太卜的《連山》易與《歸藏》易。據《后漢書》中的《桓譚傳》與《王莽傳》記載：譚在西漢“哀平間位不過郎”，王莽居攝和新莽時，他先后升遷為諫大夫和掌樂大夫（相當于西漢太樂令）。入東漢后，由于桓譚批評、反對當時朝野盛行的神學圖讖說，故而仕途坎坷，不斷碰壁，只做過“議郎”、“六安郡丞”之類的小官，最后被貶出京。在東漢時，他根本沒有入蘭臺、太卜查閱國家藏書的資格。他能入蘭臺、太卜，當在王莽朝任掌樂大夫時。因為太史、太卜、掌樂大夫（太樂令）同為太常（主管文化禮儀、教育的長官，相當于后世的禮部尚書）屬官，蘭臺藏書正歸太史所管。近水樓臺不難得月。故《新論》所言蘭臺、太卜藏易書之事，必在西京之時。然而在此約十年前，劉歆校書編目，太史令尹咸分校數術書。蘭臺、太卜之藏書正在其列。若此二處藏有《連山》、《歸藏》，劉歆、尹咸作為校書當事人豈有不知之理？《七略》及其改編本《漢志》焉能不載？筆者一點也不懷疑桓譚會憑空編造，譚是一個有氣節(jié)的學者，其言之鑿鑿，又不象“戲說”。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看來只能作如下解釋：《連》、《歸》究竟有何內容，當時大家都不得而知。譚又篤信新問世的古經《周禮》的“三易”之說。于是他便把當時蘭臺、太卜所藏的一種有8萬字、一種有4300字的、皆是以64卦為載體的非《周易》的筮書——例如，錄入《漢志·數術略·蓍龜類》中的《大衍筮》、《大次雜易》或錄入《六藝略·易類》中的《古雜》80篇中的某些篇章——推定其為《連山》《歸藏》而與劉歆相異。這種做法正符合其本傳所說，譚“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的學術個性。況且上引的三句話，均出自《新論·正經》篇。所謂“正經”，即訂正經書也。據此篇名即可見譚必認為當時列為官學的“經書”也有誤漏之處，需要訂正。當時《周易》兩篇，另有七種共十篇《傳》均被尊之為經，而這與《周禮》之“三易”說并不相符。于是譚從國家藏書中找出了另外兩種被視為雜占的書尊之為《連山》、《歸藏》而補全“三易”之數，這是一項重大的“正經”工作，譚是完全有可能這么做的。可惜，桓子《新論》除個別章、句外，全書早在五代時就已亡佚了，我們無從得知其認定《連山》、《歸藏》之理由了。然而《漢志》的作者班固，則應該非常理解和熟悉桓子《新論》的。據桓譚本傳記載，班固曾奉章帝詔續(xù)補過《新論》。班固曾任蘭臺令史并撰《漢書》，他至少對漢代蘭臺太卜是否收藏過《連山》、《歸藏》是了解的。然而班固寧可“三易”缺二，也不在其所著《漢志》中補入譚所指的《連山》與《歸藏》易。可見，漢蘭臺太卜藏有《連山》《歸藏》之說，只是桓譚個人標新立異之見，是不足為據的。
四、先秦古籍流傳必備的條件與《歸藏》易的問世
眾所周知，《易經》成書不晚于西周。據《左傳》莊公二十一年、閔公二年記載的陳公子完少時與魯公子友將生時求筮之例可知，早在春秋初期（大約桓公時）人們已普遍應用《周易》的卦爻辭與卦象作預測了。而號稱與《周易》并列“三易”，并擺在《周易》之前的《連山》、《歸藏》卻似存似無。從春秋初年（前770年）算起，下迄西晉統(tǒng)一全國時（公元280年）長達千余年內，除戰(zhàn)國時的《周禮》對《連山》、《歸藏》二易作過簡略至極的介紹，從而東漢人據以稱引《歸藏》之名外，不僅《歸藏》的文本不見書目、志史著錄，其文字連一句也不見諸子百家的征引。這就是說，在西晉平吳前的漫長歷史時期中，《歸藏》易的文本與文字，從來就沒有面世過！在千載后的西晉，《歸藏》易若能“橫空出世”并流行下來，那當是奇跡出現。這種奇跡的出現不是不可能的，除了機遇，關鍵在于是否具備了足夠的條件。這就需要我們對先秦古籍得以流傳的必備條件作認真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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