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書--書論析要4
四、宋代
宋代書論以隨感式或題跋式的語錄體最為典型，它們常常閃爍著耀眼的靈感，但往往極少考慮其體系、架構之完備，而且一些脫口而出的快語必須放到當時書壇的特殊背景中去理解。
首先看黃庭堅《論書》兩則：“《蘭亭》雖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為準。”“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于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隨人意?！钡谝粭l是以《蘭亭序》為例談臨摹的，認為不必拘守古人字帖；第二條則更進一步，要減少親手臨摹，憑肉眼得其“神”，下筆便可隨“意”。一般認為，“晉人尚韻，唐人尚法，宋人尚意”。這一結論就與黃庭堅等人所提倡的學習方法也有緊密的聯(lián)系，它是宋代書風特色之所在，同時也直接導致了后世論者對于宋代書法欠于法度的種種不滿。針對初學者，在此有必要指出：至少在字面上看去，黃庭堅沒有完全放棄臨摹，所謂“張古人書于壁間，觀之入神”就是通常所說的“讀帖”。讀帖與臨摹是不可或缺的，讀帖側重于大腦對形與神的思考和分析，臨摹可以訓練手的靈活，以便與腦配合，所謂“心手相應”。古人凡下筆即提毛筆，手上功夫了得，今人常用鋼筆、圓珠筆乃至計算機鍵盤，對于運用毛筆很生疏，應該重視臨摹以彌補不足。在臨摹的方法上，一個行書學習者很本能地喜歡接受黃庭堅的觀點：“不必一筆一畫為準”，因為寫行書時筆鋒在字中流動游走，絡繹不絕中有快慢變化，很少思考修正的時間。但是，本書提倡：雖一筆一畫不失其位置。達到這個能力之后才可以談變通。每個字都要通過特定的結構體勢傳達特定的神，寫照而后能傳神。
可能正是注意宋代當時人疏于功夫的欠缺，一些書論強調楷書學習對于行書的重要性，而這一點在唐代似乎屬多余之舉。
蘇軾《論書》云： “書法備于正書，溢而為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輒放言，無是道也?！?/div>
趙構《翰墨志》曰：“士于書法必先學正書者……”
姜夔《續(xù)書譜》對于行書用墨的特殊性與楷書作了比較：“用墨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br style="word-wrap: break-word; word-break: break-all;"> 《續(xù)書斷》專有“行書”一節(jié)：“行書嘗夷考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書不同。大率變真,以便于揮運而已。草出于章,行出于真,雖曰行書，各有定體?？v復晉代諸賢，亦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柳、蘇、米，亦后世之可觀者。大要以筆老為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作纖間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tài)備具，真有真之態(tài)度，行有行之態(tài)度，草有草之態(tài)度。必須博學，可以兼通?！?/div>
行書源流間題一直是書論不可避免的話題。至宋代，行書的最輝煌時代都已一一出現(xiàn)，但這似乎無助于對行書本原的解釋，姜夔依然認為“行出于真”。這個局面大約一直維持到20世紀初。張宗祥《書學源流論》云：“由正行草三體書觀之，似由正而行，由行而草，草為最后起之字。然余有疑焉?！彪S著對出土材料的深入考察，行書不晚于楷書出現(xiàn)已是世所公認。郭紹虞先生云：“行也不出于楷”，“乃是行出于草而楷出于行”?！靶袝筒輹峭再|的，所不同的，不過程度上有區(qū)別，行書偏于中和性罷了”。“那么行書之稱何以要到漢末才起呢？這是因為以前雖有草體之實，尚無草書之名，所以行、草可以不加區(qū)別：等到草書之名既起，而且成為書家藝事，失掉文字的作用，于是便于書寫的行書，就為適應需要而產生了。所以行書之起，是由于草書脫離實際，不便認識也不便書寫，失掉文字的作用,才代替草書作用而新興的字體”。祝嘉《書學史》云：“若求簡捷，而便于用，則舍行(書)何求。故行書者，當創(chuàng)于草書之后，鑒于草之捷而不便也?！鼻貪h簡牘陸續(xù)出土為考察字體流變提供了充分的材料，草書的成熟應早于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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