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來，出土文獻研究不僅成為國內國學研究的熱點，也為國際學術界所廣泛關注。海峽兩岸、日本、北美、歐洲等各地學術界針對“出土文獻研究”或簡帛文獻研究舉辦的研討會、發(fā)表的論著、成立的研究組織有很多，國內的清華大學、武漢大學等都設有專門的出土文獻研究或簡帛文獻研究機構。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中心，一直非常關注出土文獻的研究，2004年12月6-8日，該中心主辦了“出土文獻學術研討會”。作為研究《周易》及中國古代哲學的專門學術機構，中心尤其重視簡帛易學的研究：中心的網(wǎng)站專門辟有“簡帛易研究”專欄。中心所屬核心期刊《周易研究》，大部分的刊期都設有“出土易學文獻研究”或“簡帛易研究”專題。 1988年創(chuàng)刊至2005年底共刊登中外作者出土易學文獻（絕大部分為簡帛易）研究論文64篇，主要對簡帛有關易學的篇章做了充分的文字考訂、篇章釋義、文本比較、思想內涵闡述等工作，進一步發(fā)掘了出土易學文獻的學術價值和文化意蘊，推動了簡帛易學研究的深入發(fā)展。現(xiàn)將《周易研究》這一時期所發(fā)出土易學文獻研究論文的成果（截止2005年底）綜述如下：
一、帛書《周易》的研究
在出土簡帛文獻中，馬王堆漢墓帛書出土較早（1973年），且又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所當然，帛書易學的研究開始較早且成果最多?！吨芤籽芯俊匪?4篇簡帛易學研究論文中，有30篇是關于帛書的，約占簡帛易研究總數(shù)的47%。綜觀30篇帛書易學研究論文，主要有三個領域的考證與論述：
?。ㄒ唬┢驴加喖搬屛?。篇章考訂及釋文，是簡帛文獻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周易研究》所刊12篇有關簡帛易“考訂及釋文”方面的學術論文，以扎實的古文字功底，細致、縝密的文獻分析、解讀，為簡帛易學的全面、深入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
1.從個別字詞入手考釋《周易》篇章結構、思想內涵、文化歷史背景等。如：連劭名的《馬王堆帛書〈系辭〉研究》、《再論馬王堆帛書〈系辭〉中的‘馬’》兩文，對帛書《系辭》中幾處重要的異文，做了有價值的文字考訂與釋義，認為《系辭》中的“象”，帛書作“馬”，“馬”意同于“數(shù)”等。任俊華《宮的分別字與〈周易〉爻辭新解》，研究了馬王堆帛書《周易》中出現(xiàn)的四個“躳”字，認為躳是宮的上古分別字，通行本《周易》中的躳應倒過來按帛書《周易》作躳解釋才對。李銳《論帛書〈二三子問〉中的‘精白’》一文，指出《二三子問》中出現(xiàn)的“精白”一詞，已見于《鹖冠子·度萬》，進而分析在孔子的時代，有可能出現(xiàn)“精白”這樣的概念以及出現(xiàn)押韻的占語，同時對于《二三子問》的年代作出了新的推測，認為此篇時代當較早，并沒有受到黃老思想的影響，有可能就是孔門弟子錄所聞于夫子，整理成篇。
2.從某一篇章入手考釋。池田知久《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之〈要〉篇釋文》，是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之《要》篇全文的釋文；郭沂《帛書〈要〉篇考釋》，則根據(jù)已經(jīng)發(fā)表的五種帛書《要》篇釋文，對全篇進行了逐字逐句的整理考辨，并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廖名春《〈周易·說卦傳〉錯簡說新考》，通過對今本《周易》與帛書的對比考釋，斷定今本《說卦》的第三至第十一章，尤其是三至六章，是有著內在聯(lián)系、不可分割的整體；而《帛書〈系辭〉釋文再補》則對帛書《系辭》進行了進一步的考釋。劉大鈞帛書《〈易經(jīng)〉異文校釋》、《帛書〈周易〉異文校釋》分別對今、帛本《周易》的“異文”，做了有價值的文字考訂與釋義。鄧立光從《帛書〈易傳〉證知孔子說〈易〉引用古熟語》，從帛書《易傳》中考見孔子言謙德有取于周公之言，慎言之教則有取于《金人銘》，今本《謙·彖》的“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四句應該是周公的說《易》語，并成為日后言謙德的熟語，最后被編入《謙·彖》。丁四新的《論帛書〈繆和〉〈昭力〉的內在分別及其成書過程》認為，帛書《繆和》可以分為三個相對獨立的部分，而《昭力》尚處于嘗試性的文本編合活動過程之中，二者相隔較大，仍是兩個獨立的文本單位。廖名春《試論帛書〈衷〉的篇名和字數(shù)》，通過對帛書易傳三件殘片的綴合和考釋，認為所謂的帛書《易之義》原篇題當為《衷》，是孔子后學按照陰陽和衷共濟的主題所選定的孔子論《易》言論的匯編；而原記字數(shù)“二千”當為“四千”之誤，同時進一步考定了帛書《要》的篇首當為今本《系辭》的第十章。
?。ǘ┱軐W思想及源流。古文獻的哲學思想及源流研究，是建立在廣泛且深入細致的篇章解讀基礎之上的?！吨芤籽芯俊匪l(fā)下列有關學術論文，皆是在完整、深入解讀原文的基礎上，對簡帛易學領域的《周易》的象數(shù)思想、卦氣思想、天人道德思想、孔子晚年哲學思想及儒家哲學思想的流派都有論述。鄧立光《從帛書〈易傳〉看孔子之〈易〉教及其象數(shù)》一文，認為孔子《易》教之內容，由于帛書《易傳》之刊布而得以顯豁。該文通過“孔子《易》教與子貢之問難”部分，論證孔子說《易》未能為弟子完全接受，原因是孔子對《周易》性質之轉換——由卜筮之書轉化為言德之書——超過了時人之認識水平所致；孔子在其《易》教中兼用象數(shù)，則為新發(fā)現(xiàn)。陳來教授的《帛書易傳與先秦儒家易學之分派》認為，帛書易傳所見的先秦儒家易學分為重人道的魯儒易學、重地道的齊儒易學、重天道的楚儒易學，三派各突出了天地人三才中的一才。金春峰《帛書〈系辭〉反映的時代與文化》指出，斷定帛書《系辭》比通行本早出，主要是根據(jù)它呈現(xiàn)的占筮、巫術文化與通行本所反映的理性、義理而不同的兩種時代與文化類型。鄧立光《從帛書〈易傳〉析述孔子晚年的學術思想》，認為從帛書《易傳》所見的哲理，顯示了晚年的孔子已經(jīng)具有哲學家的形態(tài)，關心形而上的問題，并且對這些哲學問題有很深的體會。其另一篇《從帛書〈易傳〉考察‘文言’的實義》，根據(jù)對帛書《易傳》的考察，認為“文”的實義，是指外柔內剛的德性，而表現(xiàn)為謙德。這種意義的德性，稱為“文德”，是就政治人格而言的德性。故“文言”是“‘文’之言”的意思，義為“有關為政者（或從政者）德性的言說”。胡治洪《帛書〈易傳〉四篇天人道德觀析論》，認為作為孔子的《易》論，其中包含著傳世文獻所隱微罕見的天人道德觀念，補足了三代天命德政觀與思孟天道性命思想之間的邏輯缺環(huán)，是經(jīng)由曾子（《天圓》）而達致《中庸》、郭店儒家簡、《孟子》乃至傳世本《易傳》所體現(xiàn)的天道性命思想高峰的理論根據(jù)。井海明《簡論帛書〈易傳〉中的卦氣思想》，考證了《二三子》、《要》、《衷》等帛書《易傳》中所蘊涵的卦氣思想，是與其前的卦氣思想一脈相承的，說明帛書《易傳》與今本《易傳》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漢代的卦氣思想，就是在此基礎上建構完善起來的。梁韋弦《關于帛書（易之義）解說坤卦卦爻辭之文義的辨證》，則認為用《說卦傳》的八卦方位說或漢易卦氣說去解說《周易》坤卦卦辭，都會遇到歲時和方位逆行的問題，這是違背八卦方位與卦氣原理的，這表明有學者據(jù)帛書《易之義》中“歲之義”的說法推斷《周易》本經(jīng)中有卦氣思想的看法是行不通的。
?。ㄈ┭芯靠偨Y與評論?！吨芤籽芯俊繁容^重視對帛易研究成果的總結以及研究方法的檢討。方向東的《評帛書〈易經(jīng)〉研究的兩種傾向》一文，認為帛書《周易》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帛書《易經(jīng)》的注譯仍存在著或拘泥于帛書《易經(jīng)》文字，或以帛書《易經(jīng)》牽就通行本，從而造成解釋的錯誤或混亂這兩大錯誤傾向。李伯聰《從“要”這個概念看儒道分野及儒道互滲一兼論易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一文則指出，早期易學史不是某個學派的一元傳承史，而是多學派的多元發(fā)展史；不是單純的殊途同歸史，而是殊途同歸和同途殊歸的“雙相”史；它甚至也不單純是儒、道兩條互不交錯的“平行線”的發(fā)展史，而是更多學派及“亞學派”互斥又互滲、多條線索交織、呈現(xiàn)某種“網(wǎng)絡化”圖景的歷史。
二、郭店楚簡易學研究
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簡中沒有專門易學文獻，只有關于易的只言片語。故此部分只有從《太一生水》、《語叢》考證、分析易學思想的3篇論文。劉大鈞教授《〈大一生水〉篇管窺》，說明郭店竹簡《大一生水》篇中簡文由“大一生水”至“大一藏于水、行于時”，是敘述“歲之主”的元陽之氣在一歲中成終成始的運行過程。篇中“大一”即“太一”、“太極”，而“天地”、“神明”、“陰陽”、“四時”等相輔相成的說法，正是卦氣說的主要內容。趙衛(wèi)東《〈太一生水〉‘神明’新釋》認為：把《太一生水》之“神明”讀為“昏明”，釋為晝夜，既能與《太一生水》獨特的宇宙論系統(tǒng)相諧和，又可以在先秦及其后典籍中找到證據(jù)。與以往學者對《太一生水》之“神明”的解釋相比較，把《太一生水》之“神明”釋為“昏明”，更能符合《太一生水》之原意。湯一介《釋‘易，所以會天道人道者也’》，認為《郭店楚簡·語叢》“易，所以會天道人道者也”，大概是現(xiàn)存最早和最明確表達“天人合一”思想的命題。《易》的“所以會天道、人道”，表明“天”、“人”之間的關系為一內在關系，二者是不離相即的，而西方哲學則以“外在關系”立論。由此可看出，《周易》可能是中國探討“所以會天道、人道”的最古老的經(jīng)典。
三、上博簡易學研究
2003年正式出版、面世的上博簡中有《周易》文獻，故上博簡易學研究成果斐然?！吨芤籽芯俊饭?2篇這方面的論文，分別對文字考釋、卦畫、卦序問題、特殊符號、象數(shù)思想、哲學思想等給予了研究與論述。廖名春前后四篇論文，顯示了其深厚的文字考釋功底和對上博簡的濃厚的研究興趣：《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周易〉管窺》對上海博物館書法館新近公布的兩支《周易》楚簡作了逐字逐句的考釋，并結合帛書《周易》經(jīng)傳，對《周易》豫、大畜等卦一些爻辭的意義作了新的闡發(fā)，還據(jù)以討論了《周易》的作年與卦畫、卦名、爻題產(chǎn)生的年代；《楚簡〈周易〉校釋記（一）》，探討了楚簡《周易》蒙、需、訟、師、比、大有、謙七卦的異文，指出“需”字在楚簡中實際作“俟”，應該是取本義“須待”?！霸摺?，即恕免他人的折敗。爻辭“厥孚交如，威如，吉”，是說其誠信像太陽一樣明亮，像父老一樣有威望，為人所信服，就會吉利。王弼本的“征邑國”，楚簡本作“征邦”，乃是漢人避漢高祖劉邦諱改“邦”為“國”之故，而“邑”疑從“邦”字“邑”旁來；《楚簡〈周易〉校釋記（二）》，探討了楚簡《周易》隨、無妄、咸、恒四卦的異文，對隨卦的上六爻辭，無妄卦的卦辭、六二爻辭、九五爻辭，恒卦的初六爻辭、上九爻辭等都作出了新的解釋，對《周易》本經(jīng)的研究具有基礎性的意義；《楚簡〈周易〉遯卦六二爻辭新釋》，結合帛書本和今本《周易》經(jīng)、傳，探討了楚簡《周易》，遯卦六二爻辭文字的隸定、句子的斷句、文義的釋讀，在綜合諸家之說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見，對《周易》本經(jīng)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吳新楚《楚簡〈周易〉“不家而食”新解》認為，楚簡《大畜》卦所見“而”字不是衍文，其中“家”字宜讀為“稼”?！安患沂场迸c《無妄》卦“不耕獲”結構相類，可理解為“不稼而食”、“不耕而獲”。王振復《上博館藏楚竹書〈周易〉初析》，認為：1.從“數(shù)圖形卦”分析楚竹書《周易》的卦符，由于這卦符純以一與八這兩數(shù)來表達，體現(xiàn)了與長沙馬王堆帛書本《周易》同類的歷史、人文水平，而稍晚于阜陽簡本《周易》；2.楚竹書《周易》所以有“經(jīng)”無“傳”，是因為尊“經(jīng)”貶“傳”的緣故；3.楚竹書《周易》的“同卦同類符號”即首符、尾符相同的文本現(xiàn)象，并不能證明“對立與統(tǒng)一”的辯證法思想，符號也不是楚竹書《周易》具有“上、下部分”的證明。鄭萬耕《〈周易〉釋讀八則——以楚竹書為參照》，對經(jīng)文的八條卦爻辭作了釋讀，討論了易學史上有代表性的意見，提出了一些耐人尋味的見解。王新春《哲學視域中戰(zhàn)國楚竹書〈周易〉的文獻價值》，認為上博簡《周易》見證了數(shù)字式爻題的早已存在，與其他傳本的《周易》爻題一樣，充分蘊示了卦所潛涵的繁復無盡、變動不居之流變情狀及卦與卦間所潛涵的同樣繁復無盡、流變互通情狀，由此而充分符示了宇宙人生中兩大類勢力互動格局繁復無盡、變動不居之流變圖景與諸格局間同樣繁復無盡的流變互通圖景。陳仁仁《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周易〉研究綜述》認為，一年來，對上博《周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考釋、文本解讀、楚竹書《周易》特殊符號以及卦序問題上。其中又以文字考釋和特殊符號問題的討論最多。李尚信《楚竹書〈周易〉中的特殊符號與卦序問題》，在反駁濮茅左先生通過對戰(zhàn)國楚竹書《周易》中出現(xiàn)的獨特紅、黑符號分析的基礎上，主張竹書卦序運用的很可能就是今本卦序，是運用今本卦序來表達宇宙天地、萬物與人類的演化與發(fā)展階段，并進一步推斷這是一種前所未見的在陰陽學說統(tǒng)攝下的包含“三段論”“四段論”和“七段論”為一體的豐富、系統(tǒng)而又獨特的事物發(fā)展階段論。謝向榮《試論楚竹書〈周易〉紅黑符號對卦序與象數(shù)的統(tǒng)合意義》，通過對象數(shù)的分析，輔以對易圖的考慮，結合歷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并且重新比照有關楚簡圖版，就楚竹書《周易》紅黑符號的分布排序提出了相關的推論。房振山《竹書〈周易〉彩色符號初探》認為，竹書《周易》中存在兩個文本，其彩色符號是兩類八種，這對于我們認識先秦《周易》的原始面貌有著重要的意義，也為研究先秦《周易》彩色符號提供了新的思路。
四、王家臺秦簡“易占”研究
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臺十五號秦墓出土一批竹簡，其中有一篇內容為“易占”，整理者定名為《歸藏》。這是一篇重要的出土文獻，對研究《歸藏》及先秦易的流傳等問題有重要價值。《周易研究》先后發(fā)表此方面論文5篇。林忠軍《王家臺秦簡〈歸藏〉出土的易學價值》，以新出土的《歸藏》為主要根據(jù)，又征引出土阜陽漢簡《周易》、馬王堆帛書《周易》和其它文獻資料，對易學界長期爭訟不休的問題進行檢討考辨，再次印證了傳本《歸藏》不偽、《歸藏》早于《周易》、文王演易不是重卦、《周易》原為卜筮之書等論斷。廖名春《王家臺秦簡〈歸藏〉管窺》，探討了王家臺秦簡《歸藏》和傳世本《歸藏》的一些問題，認為秦簡《歸藏》應當是《歸藏》易的《鄭母經(jīng)》；“豫”，秦簡《歸藏》作“介”，說明《周易》豫卦的本義當為大；秦簡《歸藏》的規(guī)卦相當于《周易》的隨卦。梁韋弦《王家臺秦簡“易占”與殷易〈歸藏〉》，從秦簡“易占”與《周易》相應之卦存在的不同卦名，推斷秦簡“易占”之卦名當即先于《周易》之卦名而存在的殷易《歸藏》之卦名。朱淵清《王家臺〈歸藏〉與〈穆天子傳〉》，根據(jù)王家臺《歸藏》內容多出《穆天子傳》本事的事實，認定王家臺《歸藏》必成書于《穆天子傳》之后，屬戰(zhàn)國作品。任俊華、梁敢雄《〈歸藏〉、〈坤乾〉源流考一兼論秦簡〈歸藏〉兩種摘抄本的由來與命名》，論證了晉代前《歸藏》易之文從未面世，晉以降歷代《歸藏》的版本均出自汲冢書《易繇陰陽卦》，還著重考證了春秋時宋《坤乾》與戰(zhàn)國時《周禮》所稱《歸藏》的淵源關系，指出王家臺15號秦墓出土的卦占書包含有甲、乙兩種底本不盡相同的、以卦占為主體的《歸藏》摘抄本，當稱為《歸藏·64卦占》為宜。
五、其它出土易學文獻研究
除帛書、郭店竹簡、上博簡、王家臺秦簡之外的其它出土易學文獻的考釋與易學思想研究，《周易研究》共發(fā)文5篇。丁四新《從出土竹書綜論〈周易〉諸問題》認為，從出土材料汲冢書和世傳文獻相結合來看，“《說卦》三篇后得”說是不正確的。認為《說卦》、《序卦》、《雜卦》皆當出自先秦，而“河內女子得逸《易》一篇”，當即是《雜卦》。秦頒禁書令，《周易》經(jīng)傳當皆在未禁之列；所謂淮南繆生及帛書繆和未必就是申公同學穆生；《易大傳》當別為一名，并非就是今本《系辭》或《易傳》。西晉不準盜掘的汲郡墓，其下葬時間應在公元前3世紀初年。連劭名《考古發(fā)現(xiàn)與先秦易學》，從考古發(fā)現(xiàn)的一些材料，考證了先秦易學的若干問題，如認為：包山楚簡中有神名“二天子”，應是伏犧、神農(nóng)；郭店楚簡《成之聞之》中的“大帝”即為“易”；張家山漢簡《蓋廬》出現(xiàn)了“太極”的概念，是研究古代思想的珍貴資料等。陳蔚松《周原卜甲與〈周易·蠱卦〉》，認為周原9號卜甲有卜辭“大出于川”，可考與《周易·蠱卦》卦辭“元亨，利涉大川”為同一件事。在結合周原卜甲及其它典籍相互參證的基礎上，本文對《周易·蠱卦》卦辭爻辭進行新的詮釋，并對相關的商周史事進行考述。李學勤《新發(fā)現(xiàn)西周筮數(shù)的研究》，認為長安西仁村西周時期陶拍上的數(shù)字卦是西周存在《周易》經(jīng)文的證明。文章還分別對陜西扶風齊家村出土的一片有字卜骨上的文字與筮數(shù)和北京房山鎮(zhèn)江營出土的一片卜骨上的筮數(shù)進行了識讀，并對它們所采用的揲蓍法進行了推測。廖名春《長安西仁村陶帛數(shù)字卦解讀》，認為長安西仁村西周時期陶拍上的數(shù)字卦來源于《周易》類的筮書，其筮數(shù)脫胎于陰陽爻畫，其6卦二二相耦，分為3對覆卦，可能是出于覆體為占的需要。
六、多種出土易學文獻以及傳世文獻的對比研究
一個多世紀以來，國內各地出土了大量簡帛文獻、甲骨文獻等，為出土文獻與其它相關文獻進行對比研究提供了可能?！吨芤籽芯俊饭舶l(fā)此類對比研究論文11篇，囊括了各類有比較價值的簡帛文獻對比研究，得出了非常有價值的結論。陳鼓應先生的《帛書〈系辭〉和帛書〈黃帝四經(jīng)〉》，考察帛書《黃帝四經(jīng)》和《系辭》之間在思想上的內在聯(lián)系，為進一步了解《系辭》與道家黃老學派的聯(lián)系，同時也使《系辭》道家說有了更充足的證據(jù)。連劭名《帛書〈周易·泰蓄〉與〈逸周書·大聚〉》，通過對兩文獻的對比解讀，認為兩文獻相合的事實，說明《周易》中的許多思想都是源于古人的社會實踐，經(jīng)過不斷的加工與提煉，逐漸抽象為簡單的哲理。劉信芳《釋〈五行〉與〈系辭〉之型》，認為《五行》中的施與型很準確地概括了客體對主體的影響以及主體對客體的反映?！断缔o》中的型則是道與器聯(lián)系的中介，說明人的實踐活動就是對于道的模仿。劉大鈞教授于此用力最深，先后以《今、帛、竹書〈周易〉疑難卦爻辭及其今、古文辨析》（一、二、三）、《帛、今本〈易經(jīng)〉今、古文字考（乾至蹇）——兼及帛、今本卦爻辭異文辨析》、《今、帛、竹書〈周易〉與今、古文問題》五篇文章，分別對帛書《周易》的疑難卦爻辭、《易經(jīng)》乾至蹇卦的卦爻辭與今本對應的卦爻辭異文進行對比，闡釋了二者今、古文的使用情況，并對二者諸多異文的含義進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精辟的結論；其認為以竹書校之，方知所見之古文本及其古文字，與戰(zhàn)國竹書古文本多有不同。而由今本與竹書本多有相同相通者考之，知今本確為古文本無疑。隨著帛《易》的出土，有本師傳授的今文《易》在亡佚千余年后又重現(xiàn)于世，對弄清《周易》六十四卦中的一些疑難卦爻辭原旨，厘清漢人今、古文經(jīng)學的發(fā)展與演變，無疑有重大的借鑒與幫助。林忠軍《從戰(zhàn)國楚簡看通行〈周易〉版本的價值》，通過比較今本和楚簡《周易》，認為戰(zhàn)國楚簡與今本《周易》無論是卦符、卦名，還是卦爻辭，整體內容和文辭意義都沒有很大的差別，今本雖然經(jīng)過后世整理，但是文字上仍保留了許多與戰(zhàn)國本完全相同或意義相同的文字，這種今本與戰(zhàn)國本相關聯(lián)的事實，無可爭辯地證明了今本仍然是《周易》各種版本中最重要的版本，今本整體上優(yōu)勝于戰(zhàn)國本和其他本，其權威性并沒有因為近幾年許多《周易》文本的出土而被削弱和動搖。劉保貞《從今、帛、竹書對比解〈易經(jīng)〉‘亨’字》，通過與今本的對比，認為在馬王堆帛書《周易》和戰(zhàn)國楚竹書《周易》中，作享祀或致貢之意的“亨”與其它意的“亨”是有嚴格區(qū)別的。這些其它意的“亨”應是宴饗的意思。戰(zhàn)國楚竹書中作“鄉(xiāng)”，正用其本字。邢文《程伊川與馬王堆之間——天理、象數(shù)與漢宋易學的視角》認為，伊川易學的傳統(tǒng)上溯到王弼是不夠的；伊川易學“即事盡天理”之說，已經(jīng)在宗教的層次上把握了《周易》的深義，可以追溯到馬王堆易學的傳統(tǒng)；與王弼易學不同的是，伊川易學在注重義理的同時，并沒有盡黜象數(shù)，而是與馬王堆易學一樣，同時兼顧了《周易》卦畫爻象的基本性質；比較伊川易學與帛書《周易》，使我們對宋易的來源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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