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立文《光明日報》（ 2016年04月18日 16版）
關學與洛學同為理學的創(chuàng)建者、奠基者。程顥智慧創(chuàng)新理學的新思維、新觀念、新學風、新稱謂；張載則闡明理學的宗旨和方向，是指導理學為學思辨和篤行的綱領，也是理學的核心價值觀、宇宙觀、天下觀、道德觀的宣示。其《西銘》以天地為人類父母及民胞與物與的思想，以及“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的命運共同體觀念，為天下確立共同體文化價值，并將“天下無一物非我”的孝親、仁民、愛物的共同體的本根與“太虛即氣”的形而上學相融合，構成體用一源的共同體核心觀念和理論思維體系。
發(fā)揚關學共同體智慧，對體認當今的時代核心價值將有所裨益。
“仇必和而解”的智慧。張載紹承《周易》和儒、道、墨等家思想，著《正蒙》和《橫渠易說》。他在注《周易·乾·彖》“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時說：“萬物皆始，故性命之各正。惟君子為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君子只有從“與時消息”“精義時措”、性命順、天德躬這三個維度上真誠篤行，才能保合太和。張載又和合儒家的“和為貴”“君子和而同”，老子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以及墨子的和合思想，智能創(chuàng)造為《正蒙·太和》篇：“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蕩、勝負、屈伸之始?！卑烟妥鲃討B(tài)的、辯證的形而上學的詮釋，又把氣本作形而下的交感而生聚有象的闡發(fā)。作為客形客感有象的事物，便會產生對待或矛盾，“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具有深刻而廣泛的現(xiàn)代價值。在當前世界不太平，各種沖突危機多發(fā)，局部戰(zhàn)爭、動亂、恐怖襲擊屢發(fā)不斷的情況下，唯有以“仇必和而解”的精神和智慧，以和化解仇恨。之所以有仇恨，張載認為都是出于“愛惡之情”和爭奪物欲之利的結果，只有轉愛惡之情為仁愛，轉物欲之私利為公利，才能使世界和諧，人人安居樂業(yè)。
“為生民立命”的智慧。仇若不化解，生民的性命就不能保障。關學的人生抱負和命運共同體的目標是“為萬世開太平”，是為國為民為天下百姓。張載及關學學人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懷、天下的視野、崇高的價值理想、高尚的倫理道德，處處事事以民為本，本固才能邦寧。然北宋中期土地兼并加劇，農民破產，即使喪失土地，卻照樣納稅，農民苦不堪言。為化解農民疾苦，張載試行“井田制”。他認為“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有得平”。主張把土地收歸國有，然后分配給農民，限制大地主、官僚的土地兼并特權，企圖解決當時貧富不均的兩極分化，使農民能夠生活下去。因此，他主張革新變法，“凡變法須是通，通其變使民不倦，豈有圣人變法而不通也”，“變而通之以盡利，理勢既變，不能與時順通，非盡利之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法為民為國謀利，民與國通達而長久。通與久的有力措施是使民得到土地，這是“養(yǎng)民之本”。呂大鈞提出：“為國之計，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戶又招誘客戶，使之置田，以為主戶。主戶茍眾，而邦本自固?！比绾伪Ｃ翊嫘?，張載主張改革賦稅，“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在數(shù)”。行什一稅法，以減輕農民負擔，為生民立命。
“民胞物與”的智慧?！盀樯窳⒚钡木裰问恰懊癜锱c”，這也是其共同體思維的基礎?！段縻憽氛f：“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地是人類的父母，人稟氣于天，賦形于地，妙合而凝成人身。人體與萬物之體雖各異而分殊，人性與萬物之性亦分殊，但都稟天地之氣與理而理一，故解為“理一分殊”。既然人人皆稟天地的理氣，全人類都是我的同胞兄弟；人的體、性與天下萬物的體、性均本于天地而無不同，所以天地萬物，若動若植，有情無情，都是我的伙伴朋友。這是“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的博大情懷，人文悲愿。王夫之說：“由吾同胞之必友愛，交與之必信睦，則與民必仁，于物必愛之理，亦生心而不容已矣。”這便是孟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傳承。張載“民胞物與”的共同體智慧影響了兩大哲學家。朱熹說：“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我的心正氣順，天地的心氣亦正與順。王守仁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在當今人與自然發(fā)生嚴重沖突、生態(tài)危機危害人類之際，民胞物與是古人頂層設計，啟發(fā)今人覺解，對天地間草木禽獸、水土山川都應該像愛護人類自己一樣愛護它們，與人類共生、共存、共立、共達。
“心統(tǒng)性情”的智慧。民胞物與，體現(xiàn)一種偉大的愛心，“仇必和而解”，也必須有一種和愛之心，才能和解。心如何統(tǒng)攝性情？就關聯(lián)心與性、性與情、心與情的問題。張載面對以往形形色色的性惡論、性善論、善惡混、性三品說等觀點，度越前人，獨辟蹊徑地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說，既堅持了性善論，又詮釋了惡的來源與善惡統(tǒng)一論。后來朱熹贊揚說：“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釋矣。”故此“極有功于圣門，有補于后學”。氣質之性既是性，又包含了情。所以張載邏輯地提出“心統(tǒng)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fā)于性則見于情，發(fā)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凡有形體的事物，都有其固有的性，有性便有情，兩者互相存有，而不分離。情是性的發(fā)動，形色是情的發(fā)動。情是心理的情感活動，如喜怒哀樂未發(fā)為性，已發(fā)為情?！扒閯t是實事，喜怒哀樂之謂也，欲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之，欲哀欲樂者如此樂之哀之，莫非性中發(fā)出實事也?！毕才非楦谢顒有袨榈陌l(fā)生，便成為事實，即情感活動的物事化，此物事化的情感行為未必是惡，如果“皆中節(jié)謂之和，不中節(jié)則為惡”。善惡的標準是發(fā)而中節(jié)與否。不中節(jié)是因為“情偽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偽也”。由于情與偽互相感應和摻雜，使情昏蔽為惡。若以愛心、善心來統(tǒng)攝性情，性與情皆為善。張載認為：“性對情言，心對性情言。今如此是性，動處是情，主宰是心。橫渠云‘心統(tǒng)性情者也’，此語極佳。”心之所以是主宰，是因為“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于心，故心能統(tǒng)之”。盡管“心統(tǒng)性情”引起宋明理學家的不同詮釋與論爭，但以“仁義禮智根于心”，心具四德之善，以四德之心統(tǒng)攝性情，性情亦為善而非惡。張載從道德理性的高度凸顯了中華民族的道德精髓，從心這個根底上構建道德的本然和應然。
“為往圣繼學”的智慧。關學不僅有自強不息的求道精神，而且有厚德載物的包容精神。藍田呂氏生活在“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圣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有鑒于此，呂大臨嘆道：“嗚呼！去圣遠矣，斯文喪矣，先王之流風善政，泯沒而不可見；明師賢弟子傳授之學，斷絕而不得聞?！睘榍笏魑疵鞯拇蟮溃Υト酥畬W的疑惑，糾輕義之學，使往圣的斯文大明于世，恢復先王的流風善政，普澤天下。藍田六兄弟間廢寢忘食，“相切磋論道考禮”。他們從禮契入，多層面詮釋大道和考索禮義。呂大臨認為，禮之本在于“修身正心貌言”；禮的效用在于“節(jié)文乎仁義者也”，“使強弱寡眾群而不亂”，“修小過小不及”；禮的規(guī)范在于“今人之所備所能，并不在于貴賤”；禮的體則“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加于鄉(xiāng)射”。從禮的本、用、體和規(guī)范等方面，弘揚往圣禮的內涵。張載志道精思，以禮教化培養(yǎng)人性?！吧w禮者滋養(yǎng)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yè)”，他認為“人之所以為人，禮義立也”。這就是發(fā)孔子“不學禮、無以立”的思想。從禮的行為規(guī)范、倫理規(guī)則到形而上的繼絕學之道的探索。呂大臨說：“中者，道之所出，天道天德降而在人，謂之性，性無內外，皆一體?！敝胁粌H是道之所由出，而且是性和天道。呂大臨揭出“圣人之學，以中為大本。雖堯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執(zhí)其中’”。把中升華為形而上本體。從中為形而上的大根本出發(fā)，邏輯地認為中為道之所由出。盡管程頤認為“此語有病”。但呂大臨依其對《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的體認和覺解，堅持他的觀點，這是程、呂兩人之別，也是其獨具匠心的創(chuàng)新，這是關學共同體智慧的源頭活水。
經世致用的智慧。如果說《正蒙》《西銘》是以形而上學為主而不廢形而下的話，那么，其道與禮融合，道與器相兼，是關學精神智慧的實踐特色。關學注重研究天文、兵法、醫(yī)學等實踐，在探討自然科學中，張載發(fā)展了西漢以來的地動說。他少時喜談兵，時因宋西部常受西夏侵擾，人民的生命財產常遭殺戮和掠奪，他曾寫信給時任陜西招討副使的范仲淹，討論邊防問題。他曾計劃聯(lián)絡一些人，組織武裝力量奪回洮西地方。他試圖進行軍事變革，化解北宋積弱局面。呂大鈞作《世守邊郡議》，主張“使邊郡略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調收入，一切不問”。以使邊防“安靜不擾”，人民得以安居樂業(yè)。他們關心黎民疾苦，為民辦好事。在呂大防與范純仁共相時，事事關心人民之利。呂大防在任永壽縣令時，力排眾議，將遠處的澗水引入縣城，解決百姓無井缺水問題，百姓感其恩而稱“呂公泉”。他在任青城知縣時，一改利用“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的刻剝百姓輸租之法，化解了百姓“雖病而不敢訴”的不合理制度。他認為治國方略應以“養(yǎng)民、教士、重谷為國家之本”。其《呂氏鄉(xiāng)約》的德業(yè)相勸，過失相規(guī)，患難相恤，聚會應事等，是關學經世致用共同體智慧的具體體現(xiàn)。
關學共同體的精神智慧，既是化解北宋時諸多沖突危機之道，體現(xiàn)了當時時代精神，亦是理學核心話題的共同闡發(fā)。即使隨歷史的車輪，已過去千年，然其精神智慧卻是中華民族文化哲學寶庫中一朵璀璨的鮮花，在當今仍然發(fā)出其燦爛的光輝，若化作化解錯綜復雜沖突危機的利器，則大益于振興中華民族。
（張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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