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勃興：閩北先賢功莫大焉
提起書院，懷舊的文人即便不是“齒頰生香”，也會浮想聯(lián)翩：那清幽的山林，瑯瑯的書聲，激揚的論辯，大師們“口不絕吟于六藝之文，手不絕披閱百家之言”，多少讓人有點心馳神往。因為書院具有明顯的文化教育功能，有人把中國古代書院看作世界上最早的大學，但這樣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書院的發(fā)展畢竟有個漫長的過程，早期書院不過是文人學者讀書藏書之所，或兼子弟攻讀之用。只有到了一定時期，才具備向社會廣招門徒、傳道授業(yè)的條件。
書院誕生于唐代，過去一向把唐玄宗時期的麗正書院、集賢書院作為書院的起源。但這兩所書院只是最早的官辦書院，且以修書、藏書為主要功能。據(jù)國內(nèi)一些專家研究，在此之前，民間已有不少民辦書院，如陜西藍田縣的瀛洲書院、山東臨朐縣的李公書院、河北滿城縣的張說書院、湖南攸縣的光石山書院等。福建最早的書院龍溪（漳州）松洲書院大約也比麗正書院早了十多年。它由漳州首任刺史陳元光之子陳王向創(chuàng)辦，目的在于移風易俗、教化鄉(xiāng)里。松洲書院是我國第一所教學功能較完備的書院，以士民、生徒為教習對象，成功地完成了書院從個人、家族所有走向服務公眾的過渡，在書院發(fā)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作用。
自唐至五代三百年間全國約有７０所書院，其中福建７所，閩北占了兩所。閩北最早的書院是建陽崇泰里熊屯（今莒口樟布村）的鰲峰書院。于唐代乾符年間（８７４－８７９年）由唐兵部尚書熊秘創(chuàng)建。原為子孫攻讀之所，據(jù)方志記載，后來熊氏子孫在此肄業(yè)舉進士者凡１３人，直至明末清初才廢止。與鰲峰書院性質(zhì)相似的還有五代梁開平年間（９０７－９１０年）邵武人黃峭在和平坎頭創(chuàng)建的和平書院。黃峭曾留下《題書院四景》六言詩四首，描繪書院一年四季的景色。世傳黃峭有妻妾三，生二十一子，晚年分遣１８子到各地擇地而居另創(chuàng)基業(yè)，至今在閩、粵、臺及海外有眾多黃氏宗親稱為黃峭后裔，可見黃峭當年創(chuàng)書院重文教，其歷史影響不可低估。
從先秦到唐初，福建的文化教育始終落后于全國大部分地區(qū)，但在書院發(fā)展上，卻保持了與全國同步發(fā)展甚至略為領先的水平。從唐末到明朝中葉，閩北的文化教育水平在全省一直處于領先地位。尤其在宋朝，名家輩出，歷史上聞名全國的幾所書院都與閩北先賢結下了不解之緣——
名滿天下的東林書院，其前身是北宋末年的龜山書院。它是由南劍州將樂人楊時（１０５３－１１３５年，字中立、號龜山）創(chuàng)辦的。楊時為程門四大弟子之一，素有“道南第一人”之稱，是宋代閩學的創(chuàng)始人，被后人譽為“程氏正宗”。政和四年（１１１４）起，楊時由浙江余杭移居毗陵（今無錫）開始了長達１５年的講學生涯，后人把他講學之所稱為龜山書院，其抨擊朝政、力圖扭轉頹敗世風的激越言論，開明末東林學派抨擊時弊、參政議政之先聲，為后來“一堂師友，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的東林群賢樹立了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榜樣。
位居天下“四大書院”之首的岳麓書院，是與湖湘學派的名字緊緊聯(lián)在一起的。而湖湘學派的播火者與創(chuàng)始人就是崇安人胡安國、胡宏父子。
建炎四年（１１３０），胡安國從荊門避居湖南，于衡山之麓買地結廬，建碧泉書堂（精舍），講學授徒。他在南岳還創(chuàng)建了文定書堂。奔走兩所書院之間，完成了著名的《胡氏春秋傳》。胡宏曾有修復岳麓書院的愿望，結果得不到當朝宰相秦檜的支持，于是只好擴建碧泉書堂為書院，作為會文講習之所。其時，張木式、彪居正、胡大原等一批學者云集門下，切磋學術，終于開創(chuàng)了“湖湘學派”。至乾道元年（１１６５），湖南安撫使劉珙（崇安人，朱熹老師劉子羽之子）終于使紹興元年（１１３１）毀于戰(zhàn)火的岳麓書院得以重建，定養(yǎng)士額二十人，聘請胡宏高足張木式主講，岳麓成為湖湘學派的中心。乾道三年（１１６７），朱熹不遠千里到岳麓與張木式會講，并往返于長沙城南和衡山南軒兩書院，前后達兩個多月，“學徒千余，輿馬之眾至飲池水立竭，一時有瀟湘洙泗之目焉。”這比后來有名的朱熹與陸九淵的“鵝湖之會”早了８年，首開會講之風，倡學術自由，在書院發(fā)展史上立下一個不朽的豐碑。
朱熹于紹熙四年（１１９４）任湖南安撫史時再度來到長沙，擴書院、聘山長、給學田，并親自升堂講學，一時“生徒云集，坐不能容”。湖南人才蔚起，號稱“惟楚有才、于斯為盛”，閩北理學先賢的耕耘作用功不可沒。
天下四大書院之一的江西白鹿洞書院是朱熹在淳熙六年（１１７９）以南康軍知軍身份主持修復的。他盛情邀請“鵝湖之會”時的論敵陸九淵到白鹿洞書院講“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一節(jié)，成為書院史上流芳千古的經(jīng)典講義。第二年，朱熹親自制定了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后經(jīng)朝廷推廣，成為全國通用的學規(guī)。
宋朝：閩北書院林立、獨步東南
北宋時期，社會經(jīng)濟逐漸繁榮，印刷業(yè)的發(fā)達帶來豐富的藏書，文化傳播趨于活躍。據(jù)統(tǒng)計，北宋全國有書院７３所，增長快速，標志著書院歷史進入重要發(fā)展階段，隨著楊時、游酢攜洛學火種南傳講學，書院開始步入與理學聯(lián)姻的歷史進程。這一時期的閩北書院，除了南劍州羅從彥在北宋末年創(chuàng)辦的豫章書院外，其余主要分布在建陽、崇安、政和三縣。
景祐二年（１０３５年），宋咸在建陽洛田里創(chuàng)建了霄峰精舍，“欲于此積書充棟，圖為講道開來之計”，開宗明義提出以傳播儒家思想為目的。宋咸是天圣三年（１０２５年）進士，歷官邵武軍、廣西漕運等職，為法醫(yī)學鼻祖宋慈的祖先。曾為《周易》和《揚子法言》作注。
游酢于元符年間（１０９８－１１００年）在其故里建陽長坪創(chuàng)建豸山草堂，在武夷山云窩接筍峰建水云寮。游酢在這兩所簡陋的書院讀書講學，教授生徒，并撰有《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等著作。
朱熹的父親朱松在北宋宣和年間（１１１９－１１２５年）任政和縣尉時，分別在縣治之南的正拜山下和縣西的黃熊山上創(chuàng)建了星溪書院和云根書院。“以供職事之余，讀書觀理而養(yǎng)其高大之趣，于以風化縣人子弟，使知興學”（明·林雍《星溪書院記》）。
北宋時值得一提的書院還有崇安豐陽里蘆峰的叔圭精舍（又名少微書院），這是崇安學者江贄于政和年間（１１１１－１１１７年）創(chuàng)建的。江贄字叔圭，號少微，是一位德行高尚的隱士，曾三次拒絕朝廷的招聘，著作有《少微通鑒節(jié)要》二十卷存世。今武夷云窩“叔圭精舍”門坊遺址是后人移建的。
無論是全國還是閩北，南宋才真正是書院文化的鼎盛期。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南宋全國書院為４４２所，是北宋時的６倍；比唐、五代至北宋５００年間書院總數(shù)的１４３所多了三倍。福建新建書院４７所，在全國步江西、浙江之后名列第三。其中閩北建州、南劍州和邵武軍三地所建書院達３４所，在全省占主導地位。南宋閩北名家輩出，獨領八閩風騷，這與書院文教鼎盛是息息相關的。
這一時期閩北書院繁榮的主要原因有：理學發(fā)展?jié)u趨成熟，在濂、洛、關、閩四派中，閩學后出轉精，朱熹成為集大成者，而書院與理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大師的倡導、傳道影響了幾代人。第二個原因是地處閩北地理位置中心的建陽在宋期成為全國三大刻書中心之一，素有“圖書之府”的美譽，為文化的傳播提供了良好條件。書院中的中堅人物紛紛著書刻書，留下了豐厚的精神遺產(chǎn)。另一個原因是全國共性的，那就是官學腐敗遭到大部分有志于學的儒者的厭倦與唾棄，官學管理散漫，教學之路狹窄，學生只知“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科舉應試教育的弊端已充分顯露。有識之士紛紛轉向書院這種更有學術氛圍的私學，從而激發(fā)了書院的勃興。
南宋閩北群星璀璨的書院中，無論規(guī)模還是影響力都首推考亭書院?？纪菏侵祆淅^建陽寒泉精舍、云谷晦庵草堂、崇安武夷精舍之后創(chuàng)建的第四所書院。它草創(chuàng)于紹熙三年（１１９２），初名竹林精舍；紹熙五年經(jīng)擴建更名為滄州精舍。經(jīng)過“慶元黨禁”，朱熹學術受朝廷罷黜，多少讓他感到有點心灰意冷。他在考亭時所填的《水調(diào)歌頭·滄州歌》中寫道：“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州”，晚年篤志講學著述的思想更加堅定，據(jù)方彥壽先生考證，朱熹在考亭的門生共２１９人。有的從江西、浙江、安徽、江蘇、湖南、湖北、廣東、四川等負笈遠道而來，有不少門生從武夷精舍、寒泉精舍時就追隨朱熹，有的去而復來，即便在黨禁之時，門生仍絡繹不絕。朱熹在考亭除了傳道授業(yè)，還辛勤著述刻書，留下《書集傳》、《楚辭集注》等多部著作，并編寫部分教材刊刻行
世。其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四書集注》也刊刻于考亭時期。據(jù)方彥壽先生考證，朱熹一生與６７所書院結緣。其中創(chuàng)建４所，修復３所，讀書的６所，講學的２０所，曾經(jīng)講學而經(jīng)后人創(chuàng)建的２１所，另有撰記題詩的７所，題詞題額的６所。在書院千年發(fā)展史上，與如此眾多書院聯(lián)系在一起，朱熹堪稱有史以來的第一人。朱熹病逝于１２００年，但黃干、蔡沈等人接過滄州精舍的接力棒，繼續(xù)發(fā)揚光大。在１２世紀末至１３世紀初的數(shù)十年時間里，以建陽為中心的閩學形成了著名的“考亭學派”。淳祐四年（１２４４），宋理宗趙昀賜書“考亭書院”。朱熹晚年苦心經(jīng)營的這一書院在全國書院中留下了重要的一席之地?？纪涸?、明、清三朝歷經(jīng)多次重修，直至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才徹底毀壞。
南宋時期閩北值得一提的書院還有許多，如延平書院，是閩北第一所官辦書院。宋嘉定二年（１２０９），郡守陳宓以延平為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四賢講學之所，在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規(guī)式創(chuàng)建延平書院。聘請朱熹門人江西蔡念成為山長，江西籍朱熹高足李燔定學規(guī)，陳宓捐奉銀兩購置學田以贍生徒，浦城籍名儒真德秀亦來講學，一時四方名士云集。宋端平元年（１２３４）獲宋理宗賜額“延平書院”。書院規(guī)模較大，建構別致，有祠堂，有道南堂（講堂）、四齋（左右并列，分別稱誠明齋、忠恕齋、中和齋、敬義齋），堂后有“尊經(jīng)閣”，閣南有“橫翠樓”。還有濯纓亭、聞猿洞、光風霽月亭和風雩橋等。此地“徑深邃，枕九峰、俯劍潭，迭山獻清流，四面朝揖。絕市井之囂、飽泉石之勝，真群居講習之所。”后來或經(jīng)山洪沖刷，或遇兵燹、火患，幾經(jīng)頹
圮、毀壞，又幾度重建修復。最后一次重修是民國三年。
（南宋閩北書院一覽表附后）
書院的教學內(nèi)容和教學方法
祭祀、講學與藏書刻書通常被認為是書院的三大基本功能。祭祀主要為了尊孔，崇祀先圣先師。朱熹在他所創(chuàng)辦的書院，除了祭祀孔圣以外，還開啟了祭祀儒家其他圣哲及理學前賢的先河，這主要是為了維護道統(tǒng)，傳承儒家文化傳統(tǒng)。那么書院教學的內(nèi)容有哪些呢？試以朱熹的教學實踐來加以說明。
朱熹平居教學首推“四書”，《四書集注》集中體現(xiàn)了朱熹的哲學思想和倫理、教育的觀點。“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guī)模；次讀《論語》，以主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fā)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朱子語類》）。這里還有個從易到難、循序漸進的講究。四書之外，《詩》、《書》、《禮》、《易》、《樂》、《春秋》這六經(jīng)和《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史籍以及周、程、張、邵等理學先賢的著作都是書院教學的重要課程。這些內(nèi)容之后，學有余力的再涉諸子百家、秦漢詞章和唐宋詩文。
在教學方法上主要有如下幾方面：
一是自學為主。“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向來是中國傳統(tǒng)教育的重要手段。儒家更講求反復誦讀，認真體會，存養(yǎng)玩味，著實履行。朱熹門人輔廣曾歸納“朱子讀書六法“，即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六法相輔相承，是一有機整體，對學生讀書有很強指導意義。
二是先生講學。以答疑解難為主，或就某一命題專門闡發(fā)。１１９４年冬，朱熹從浙江回建陽，路經(jīng)玉山縣時曾受邀為縣學講“為學目的”。他說：“圣賢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輯言語、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至于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弘揚圣賢思想、以天下為己任，這也是朱熹在書院教學一以貫之的原則。升堂講學，也是為了力避教與學的脫節(jié)，密切思想交流，避免“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于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的弊端。所以朱熹要求學生要“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強調(diào)學習與日常實踐相結合，格物致知，明“理一分殊”之道，這是朱熹作為大教育家的一大功績。
三是個別輔導。針對不同學生提出的不同問題有針對性地加以點撥指導，因材施教、循循善誘。朱熹能對許多資質(zhì)不一、志向不同的學生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和引導。至于朱熹深入淺出以日常生活事例來解釋深奧的哲學道理，在其著作和教學中更是不勝枚舉。
四是集體討論。朱熹認為：看書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但要認識透徹還須與朋友商量。書院雖以自學為主，但群居有益，互相質(zhì)疑辯難，受益更多。因此，士子自學——師長講解——學友討論，成為書院三種主要學習方法。
由于書院是以成人教育為主，又沒有固定的學制，從學者時間長短不一，書院采取“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靈活原則，因此門生有入學之日又有離學之時，而且有時離學時日比入學時日更長，門生在自學和生活實踐中遇到一些疑難問題時，向師長“拜書請問”，于是便有了一種遠程教育——函授。以此保持門生學習的延續(xù)性和師生的密切聯(lián)系?！吨煳墓募分惺占祆鋾牛玻常埃岸嗉?，其中寫給門生的有１６００件，其中又有４００多件是專門為門生答疑解惑的。有的是寥寥數(shù)語的短札，有的則長達數(shù)千上萬言。從中可以看出朱熹作為大教育家、思想家誨人不倦的一面。
至于書院的日常課程，我們從《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這是紹定五年（１２３２年），徐元杰以狀元身份任南劍州知州，秉承“郡政以學化為先”的理念，一月一聚于郡學或書院，親扣諸生“每日所習何事，所讀何書，所作何文”。“學榜”全文茲錄如下：
一、早上文公四書，輪日自為常程，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六經(jīng)之書，隨其所已，取訓釋與經(jīng)解參看。
二、早飯后類編文字，或聚會講貫。
三、午后本經(jīng)論策，輪日自為常程。
四、晚讀《通鑒綱目》，須每日為課程，記其所讀起止，前書皆然。
五、每月三課，上旬本經(jīng)，中旬論，下旬策，課冊待索上看，佳者供賞。
六、學職與堂職升黜，必關守亻卒。
以上六條有四條為學生課程表，內(nèi)容涉及教材、教法和日程安排，最能反映當年書院制度化的教學常態(tài)。
明清書院：漸入末路為哪般？
元朝是書院的推廣與官學化的時期。元朝時閩北新創(chuàng)書院８所，其中私學性質(zhì)的仍有６所，其余２所為官方創(chuàng)辦。官辦的書院一是１３４６年建于甌寧紫芝坊的屏山書院，一是１３５１年建于崇安五夫里的文定書院。私學性質(zhì)的書院，如１３０１年張光祖創(chuàng)建的建陽同文書院，１２９１年劉應李創(chuàng)建的建陽化龍書院和熊禾在武夷山五曲晚對峰的洪源書堂等。這些私人創(chuàng)辦的書院多為宋末文官或?qū)W者隱居山林時的產(chǎn)物。
從地方史志記載統(tǒng)計，明代閩北新建書院２９所，其中延平府１３所、邵武府１０所、建寧府６所；清代閩北新建書院３３所，其中延平府１３所、邵武府１２所、建寧府８所。明清兩代閩北書院從數(shù)量上雖比宋元時期有所增長，但私學性質(zhì)的書院逐漸萎縮，而且缺少名師碩儒主持；官辦書院逐漸成為主流。明清兩代新增的書院９０％以上都是當?shù)毓俑k。如明正德年間，延平新建道南、文公、衍山、兩吳４所書院均由知府歐陽鐸所建。邵武新建福山、矩墨、白渚３所書院也是由知府張羽所創(chuàng)。其余各縣情況也大抵如此。一入官辦，泛濫日久，便流于末路。像兩宋時期著名學者升堂講學的盛況已杳如黃鶴，只有明萬歷年間理學家李材在武夷山見羅書院講學數(shù)年，每見“四方朋來，屨滿戶外”，清嘉慶十三至十九年（１８０８－１８１４）著名學者梁章鉅應其廷試受
知師祖之望的邀請在浦城南浦書院任講席７年，在當?shù)剡€有點流風余緒外，其余便乏善可陳了。
書院的教學方法為后來的學校（尤其是成人教育）積累了許多可借鑒的經(jīng)驗，但不足和存在問題也是顯而易見的。突出的一個弊端就是教學內(nèi)容的狹窄，重人文道德輕自然科學。這一點，我們從徽州還古書院留存下的遞年講學紀會便可以一目了然：自明末萬歷二十五年（１５９７）至清乾隆六年（１７４１），１４０多年間近２００場講演，竟無一次講經(jīng)濟、科技、民生。內(nèi)容基本上是儒家經(jīng)義，大談特談的是讀書人修身養(yǎng)性、治國平天下那一套道理。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與政治、倫理實在粘得太緊了，讀書就是為做官、求富貴，習慣上總把商賈當作末流，實用技術和科技發(fā)明等更被視為雕蟲小技，君子莫為。
有道是：“非關因果方為善，不計科名始讀書”。宋朝的讀書人還能為學問、為追圣賢之風而求學問道，不汲汲于功名富貴。楊時、游酢就教于程顥時，他們早已高中進士，根本不為科考。后來向程頤問道并留下“程門立雪”佳話那一年，楊、游均已人到中年，且已是名滿天下的通儒和朝廷命官了?？梢娝麄儼輲熐髮W真正持“終生學習型”的態(tài)度。南宋時取進士功名如拾草芥，盡管當官通常要走科舉之路，但朱熹門下的高足如蔡元定、黃干、方士繇等終其生不為科舉求仕所動心。明清之際，大多讀書人走入了科舉功名的死胡同。他們一生所讀之書無非就是“四書”、“五經(jīng)”，遇到生活中簡單的物質(zhì)原理和最基本的加減乘除都一籌莫展。此時，書院“所延多庸陋無用之師”或是濫竽充數(shù)的“冬烘先生”，課皆四時八股試帖，生徒貪微禾之膏火，志趣卑下，又能指望從
書院培育出什么棟梁之材呢？
如果我們仔細打量一番歷史，當會有更驚人的發(fā)現(xiàn)。直到１８世紀末，西學東漸，教會書院作為新型教育機構開始發(fā)端。１８４０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封閉的大門，一批醒眼看世界的學人和思想家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特別是中日甲午海戰(zhàn)的失敗讓中國朝野痛定思痛，不得不改革教育制度，教會學校開始在中國本土出現(xiàn)。至民國初期，全國至少有９７所教會書院，內(nèi)容上增設了數(shù)學、物理、天文、化學、藝術、地質(zhì)礦產(chǎn)、西語、萬國公法和邏輯學等，并逐漸有了實驗室和生產(chǎn)實踐課。但這些書院絕大部分設在通商口岸，福建１５所中除廈門２所、莆田一所外，其余１２所全部辦在福州。試想一下，地處交通不便的內(nèi)陸山區(qū)，有幾個家庭能讓子女上得起這樣的新式學校？即便有少數(shù)家庭做到了，他們的子女出外做了官，又有幾人回來為
家鄉(xiāng)的文教效力呢？山區(qū)與沿海從清末民初開始拉開距離，并逐漸形成“馬太效應”，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莫非是新式教育滯后造成的？
回過頭來看另一方面思想根源。應該說，理學在宋朝是與時俱進的產(chǎn)物，尤其在北宋末年道教佛教興盛的年代，它回歸儒教傳統(tǒng)，具有撥亂反正的意義，而且對當時社會也有很強的批判和進取的精神。理學對讀書人的個人修養(yǎng)是有益的，對社會的穩(wěn)定、秩序也起到了積極作用。因此，從南宋末年開始，備受歷代統(tǒng)治者的歡迎，成為官方學說主宰中國思想界７００多年。但理學有其落后保守的一面，對人的個性發(fā)展和思維創(chuàng)新不利。隨著官方的推崇和引導，理學因循守舊的一面被逐漸夸大，其批評時政、敢于承擔道義與責任的一面被逐漸淡化。歷史就這樣無情地走入宿命的圈子：當初理學家極力抨擊的官學腐敗和科舉弊端而在明清兩代，理學及其經(jīng)典卻成了科舉腐敗的集中代表，書院成為科學的附庸一步一趨走入窮途末路。至清中葉，大部分書院已停止講學授徒，只是
成為每年春秋祭祀的場所，與廟宇沒什么兩樣。這一點，也許是書院創(chuàng)建者始料不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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