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始終面臨著學殘文闕、文獻不足的困境， 這使得直出先民之手的古文字材料無論對于考古資料的詮釋，抑或直接輔證歷史， 都具有其無可替代的價值， 發(fā)揮著直接史料的重要作用。
我們所說的“古文字”是指先秦時代的古體漢字，這些資料既可依其時代分為新石器時代文 字、夏代文字、殷商文字、西周文字及春秋戰(zhàn)國文字，也可據(jù)其書契材料別為甲骨文、金文、陶文、簡牘、帛書、璽印、封泥、貨幣、石刻文字等，更可循其書體特點析為籀文、鳥蟲書、蚊腳書等。古人或出于不同用途而將相應的書體施于各種不同的材料，從而使這種對不同材料輔以不同書體的劃分在秦代形成所謂“八體六技”，至王莽居攝又提出“新莽六書”。這些書體在目前的考古遺存中多有發(fā)現(xiàn)，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先秦兩漢時期的書契名物制度與文治歷史。
從文字起源到王朝誕生
中國的原始文字出現(xiàn)于新石器時代已是不容懷疑的事實。文字源于人神溝通的需要，因此早期文字不僅具有宗教的性質(zhì)，也必為巫史集團所壟斷，這意味著對文字起源的研究其實就是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部分。事實上，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距今八千年的龜甲文字，已將中國文字起源的年代大為提前。而江蘇吳縣澄湖良渚文化陶罐外側留存四字契刻，山東鄒平丁公龍山文化遺址所出陶片留存十一字契刻，江蘇高郵龍虬莊采集陶片留存八字契刻，皆已構成書面語的形式，具有了文字的特征?近年，安徽蚌埠雙墩遺址發(fā)現(xiàn)距今七千年的陶器刻符〔一〕，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出土距今四千五百年的陶器刻符〔二〕，其中一些資料可供探討文字的起源，而另一些資料則是研究上古時空觀與宗教觀的珍貴史料〔三〕。當然，如何正確解讀新石器時代的文字，一直是學術界的重要課題。安徽蒙城尉遲寺新石器時代陶文的發(fā)現(xiàn)〔四〕，良渚文化玉器契刻符號的揭橥〔五〕，都提供了對早期文字釋讀的新的類比材料〔六〕，促進了對文字起源研究新的思考。
圖一
帶朱書“文邑”的背壺（殘）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H3403區(qū)域出土
公元前2000年，泥質(zhì)灰陶
文明起源研究的關鍵問題就是在考古學上證實了有夏王朝存在的事實。由于考古學自身的局限，考古資料非得獲得相應的文字佐證才具有意義，正像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對于殷墟性質(zhì)的證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一樣。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位于史料傳說中的夏墟，其晚期遺存的陶背壺殘器上發(fā)現(xiàn)朱書“文邑”二字〔圖一〕，時代約屬公元前兩千年。“文邑”不僅與商代甲骨文的字形結構完全相同，可以明確指為漢字的祖先，而且相同的內(nèi)容竟也見于殷墟出土的商代卜辭〔圖二〕〔七〕，從而提供了識讀陶寺文字最古老的書證〔八〕。由于禹名“文命”，有夏史稱“文夏”，這意味著“文邑”作為有夏都邑的名稱不僅體現(xiàn)了夏重文德教命的傳統(tǒng)史觀，而且正因這一名稱于商代甲骨文中仍有存留，洵可見古人對這一古老事實的記憶與傳承。很明顯，“文邑”陶文的出土與釋讀不僅使我們找到了比殷商甲骨文更早的漢字，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印證了夏王朝存在的事實。這無論對于考古學還是歷史學，都是極其重要的成果。
圖二
帶“文邑”的殷墟甲骨卜辭
河南安陽殷墟出土
商代
牛肩胛骨
中國文字的起源到底是一源還是多源，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并未引起學者的注意。然而隨著早期文字資料的積累，不同于漢字體系的文字資料已愈來愈豐富，這使得簡單地以甲骨文作為對比材料的釋讀方法顯得似是而非。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具有明顯的夷文字特征，而陶寺朱書文字則明顯可以確定為漢字的祖先。這意味著對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必須打破傳統(tǒng)漢字大一統(tǒng)的觀念，而宜將文字的起源研究與相關的考古學文化加以聯(lián)系，這樣才可能在正確區(qū)別不同文字體系的基礎上進而研讀文字。理由很簡單，文字起源于象形的事實并不意味著相同的字形在不同的文字體系中具有相同的字義和讀音。顯然，文字的釋讀必須以相應的文字體系為基礎，而文字體系的區(qū)隔又不可能不以使用這些文字的考古學文化為背景。與此同樣重要的是，文字體系的判定對于考古學文化性質(zhì)的論證也具有特殊的價值。丁公陶文與陶寺朱書文字的發(fā)現(xiàn)便具有上述兩方面的意義。
至遲到新石器時代晚期或有夏時代，夷夏東西的政治格局仍然相當清楚〔九〕，而商王朝的建立則使以漢字為代表的華夏文明得到了強勁發(fā)展，致使夷夏對峙的局面徹底改觀，早期文字的研究對說明這一史實非常有益。一百多年來，殷墟以大邑商為中心的地區(qū)及其周邊廣有刻辭甲骨及具銘銅器出土，而且洹北商城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更可能將其時代提早到武丁以前〔一○〕。此外，鄭州商城早年發(fā)現(xiàn)早于殷墟的刻辭卜骨〔一一〕，而小雙橋則發(fā)現(xiàn)約公元前十五世紀的朱書文字〔一二〕，山東濟南大辛莊出土晚商刻辭甲骨〔一三〕，與殷墟甲骨文皆一脈相承。至于商代中晚期具銘銅器的出土更遍及黃河與長江流域，足以見其文化的影響。
商周宗法與家族形態(tài)
人類以血緣結為宗族，以宗法別以親疏，形成社會的基本組織。對三代社會結構的研究不僅必須廣泛利用古文字資料，同樣，對古文字資料的正確理解也需要以宗族形態(tài)與宗法制度為基礎加以研考。
商周甲骨文、金文當然是解決這些問題的直接史料。一九九一年秋，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文的出土作為殷墟科學發(fā)掘史上發(fā)現(xiàn)的第三批甲骨文資料〔一四〕，其重要價值不僅在于六百余版龜甲的完整性，而且就甲骨文的內(nèi)容而言，更提供給我們一批前所未見的嶄新材料，極大地豐富了殷商原始文獻，對學術界廣為關注的諸如商代占卜制度、家族形態(tài)、王族與多子族的關系、宗法與祭祀制度、殷商禮制、官制、地理以及甲骨文分期斷代標準的確定等問題的研究頗有幫助?；▓@莊東地甲骨文屬“非王卜辭”，其占卜主體并非殷王，而為“子”，屬王室小宗的宗子，但此子又與已有的子組卜辭的“子”并非一人，而是分別代表了不同的宗氏。這類卜辭頗重祭祖，疏于祭禰，其見致祭祖乙六十四例，祖甲（沃甲）三十八例，但祭父之辭僅有一例，故學者主張占卜者“子”顯即沃甲之后〔一五〕。事實上，卜辭反映的廟祭現(xiàn)象與宗法制度的關系值得深入研究?！抖Y記·喪服小記》有載：“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據(jù)此可以推測，“子”雖為沃甲之后，但并非直系，而應為沃甲之后的小宗。花園莊東地四百二十版卜辭有王、丁與子同版共見的現(xiàn)象，“王”為殷王武丁，“丁”應讀為“嫡”，而“子”自為相對于以“丁”（嫡）為大宗的小宗。很明顯?花園莊東地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明確證實了其與過去討論的子組、午組、非王無名組等卜辭同屬非王卜辭，直接關系到我們對非王卜辭性質(zhì)的認識以及商代宗族的研究。
突破商周家族形態(tài)與宗法制度研究的藩籬無疑有賴于新史料的發(fā)現(xiàn)。商周金文與族氏徽號配合使用的“亞”字，其含義如何理解，久訟不決，學者或以官名論之，成為學術界的主流意見。殷墟西區(qū)墓葬M1713出土亞魚器六件〔一六〕，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契機。六器中為兄所作之鼎自銘“亞魚”，為父所作之簋則自銘“寢魚”，“寢”為官名，則“亞”顯然不能復為官名。傳世亞
“亞”的問題一旦解決，其所涉及的商周宗法與封建制度便獲得了研究的途徑。殷墟花園莊M54廣見“亞長”銅器〔一九〕，地在大邑商，而河南鹿邑太清宮則發(fā)現(xiàn)周初長子口墓〔二○〕，乃商周長國遺跡?其與殷墟所見“亞長”或為同宗出封者。 而見于大邑商的亞雀、亞址、亞巜、 亞戈、亞魚、亞古、亞其、亞啟等，皆可以與外服同氏之國對比研究，以見長子出封、次子留相王室的固有制度。
商周畿服及諸國銅器的普遍發(fā)現(xiàn)是近十余年來考古工作的重要收獲，對金文及商周史研究極具意義。殷墟西區(qū)、小屯東北地、大司空村東南及南地、后崗、孝民屯南、武官村北、東八里莊東、苗圃南北地、戚家莊、高樓莊、梅園莊、劉家莊、薛家莊、梯家口村等地皆有彝銘出土，為研究殷代家族形態(tài)與畿內(nèi)族氏布局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資料。而王?？诖迥系啬沟馗l(fā)現(xiàn)屬于殷墟第二、三期的氏家族墓地，不僅多件銅器銘有“
商周封建與政治制度
商周王室以封建諸侯樹為藩屏，既有同姓諸侯，也有異姓侯甸及受褒封的前代“圣王”胤嗣，其事或見諸文獻，或失于記載。近年的考古工作于這些史實頗有所識。
位于泗水流域的山東滕州前掌大村發(fā)現(xiàn)商代外服史氏家族墓地〔二五〕，其所出銅器不僅證明史氏實即后世之薛國，而且墓地同出的虺氏、仍氏諸器，充分反映了殷周族氏的古老淵源及其交流的廣泛〔二六〕。明確屬于姬周宗親的封國則有重要發(fā)現(xiàn)。山西天馬曲村北趙遺址西周晉侯墓地所出彝銘已見自叔夨（虞）至晉叔家父的九代晉君〔二七〕，至少可以重建晉國殤叔以前的完整世系，于晉史研究價值彌重。河南平頂山發(fā)現(xiàn)西周應國墓地〔二八〕，據(jù)其具銘銅器可以初構應國的早期歷史〔二九〕。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繼早年發(fā)掘之后又有新得〔三○〕。陜西韓城梁帶村兩周之際芮國墓地出土銘文銅器〔三一〕，為芮國歷史的考證提供了重要資料。
姜姓齊國的早期歷史混沌不明，山東高青陳莊遺址西周墓出土豐器（字本作“
汾水流域及晉南地區(qū)古國云集，山西絳縣橫水應即文獻所載之?國〔三五〕，其君與穆王西游之事有關〔三六〕，事見《穆天子傳》。山西翼城大河口村發(fā)現(xiàn)西周霸國墓地，學者或以為史籍失載〔三七〕，實當文獻所記之柏國〔三八〕，其本姞姓。山西黎城西關村發(fā)現(xiàn)西周楷國墓地，其中M8隨葬青銅器銘有“楷侯”，學者以為即文獻所見之黎侯〔三九〕。墓地附近也曾出有晚商銅器，或即西伯勘黎之地，至西周重封黎國于此。墓地破壞嚴重，致楷器多有傳世，或流散于坊間。一九九九年香港曾見簋，銘文即提及楷與楷侯〔四○〕。
長江涢水流域作為周人的南土，其封建諸侯不僅具有政治的意義，更有維護金道錫行的經(jīng)濟目的。湖北隨州安吉羊子山發(fā)現(xiàn)西周早期鄂國公族墓地，出土具銘銅器多銘“鄂侯”〔四一〕。隨州葉家山則發(fā)掘西周早期曾國墓地〔四二〕，可以確認至少三世曾侯及其夫人的墓葬，其中M65墓主曾侯諫為第一代曾侯〔四三〕，其東側的M2墓主為其夫人媿氏；M28墓主曾侯父為第二代曾侯，廟號可能為父乙，其東側的M27墓主為其夫人；M111墓主曾侯為第三代曾侯，其東側的M50墓主為其夫人。曾侯及其夫人的墓葬時代集中于西周成、康、昭三王時期，而作為始封君的師則并未稱侯。這種情況與唐叔虞始封而并未稱侯，其子燮父始稱晉侯的現(xiàn)象頗為相似。同時，M2所出
曾、鄂國族墓地的發(fā)現(xiàn)為久訟不決的兩國地望的解決提供了重要證據(jù)。北宋重和年間于今湖北孝感出土“安州六器”，其中之中甗即銘“王命中先省南國貫行，藝?在曾，……在鄂
據(jù)文獻記載，隨國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漢東地區(qū)的重要姬姓古國，但長期以來，隨州境內(nèi)屢見曾國銅器，卻并未見有隨國銅器。故自曾侯乙墓被發(fā)現(xiàn)之后，學者逐漸認同曾、隨實為一國而兩名的看法。近期湖北隨州文峰塔發(fā)現(xiàn)東周曾國墓地，出土銅器不僅時見“曾”、“曾子”、“曾公子”，同時首次出土了銘有“隨大司馬獻有之行戈”的隨國兵器。而近年坊間出現(xiàn)的兩件春秋中期的隨仲妳加鼎，一件已撰文介紹〔四四〕，一件入藏湖北省博物館。這些新見隨器無疑對于辨明曾、隨究系一國抑或兩國的爭論大有推動。
嬴姓古國本出東方，然渭水上游的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發(fā)現(xiàn)春秋早期秦公大墓及祭祀遺存，其中祭坎出土編镈銘曰：“秦子作寶龢鐘以（與）其三镈，厥音肅肅雍雍，秦子?
古文字學自身的局限使其對于歷史地理的考實必須借助考古學資料，對古代封國地理的研究而言，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上述考古資料對于古代封國制度研究的促進，無不顯示出古文字學與考古學彼此結合的獨特作用。
三代政治制度中的王都制度則是近年提出的關鍵問題，其涉及考古學及早期文明史的探索，關系重大。王廷以邑為制，為不具城垣的聚邑，是為內(nèi)服；其外為封建諸侯所形成的“國”，國的中心或仍以邑為制，是為外服；外服之外則為與王廷關系疏遠的“方”。這個制度從陶寺遺址所出夏代文字“文邑”，清華大學所藏戰(zhàn)國竹書《尹誥》明載商湯伐滅有夏都于“亳中邑”，直至殷卜辭所記晚殷王廷名曰“大邑商”，西周早期王廷名曰“洛邑”，系統(tǒng)地以不具城垣的邑制建立了夏、商、西周的王廷制度〔五○〕。這一制度顯然體現(xiàn)了三代都邑對新石器時代不具城垣的環(huán)壕邑制的繼承，從而對考古學以尋找城池為目的的探索提出了反思。
商周制度與禮制
商周古文字材料對于商周制度與禮制研究的價值是不容忽視的。在西周年代和紀時制度方面，晉侯穌鐘銘見“旁死霸”，榮仲方鼎銘有“生霸”（哉生霸），周公廟西周甲骨文則見“哉死霸”和“旁生霸”?加之舊有銘文所見的“既死霸”“既生霸”“既望”，月相紀時語詞已至七種，足破王國維提出的“四分月相說”〔五一〕。而眉縣楊家村出土的四十二年與四十三年兩虞
古代謚法制度的形成遠在殷商，殷卜辭及金文載殷王之號有“武丁”“康丁”“文武丁”“文武帝乙”等，已見謚法之濫觴。至周初改制，原始的謚號經(jīng)過規(guī)范而完善，形成制度。恭王標準器墻盤述周先王自文、武、成、康、昭、穆，皆稱謚號，僅于在世之恭王稱為“天子”，已見謚稱與生稱的區(qū)別。楊家村出土
商周禮制的異同始終是學術界的重要課題。王獻唐曾經(jīng)提出周人不用日名及族徽的觀點〔五三〕，得到一些學者的贊同〔五四〕。然而這個標準一旦確立，那便意味著我們根本找不到先周時代的周人具銘銅器，這當然令人難以接受。事實上，所謂日名實為卜選而得的祖先受祭日干，西周史喜鼎銘“史喜作朕文考翟祭厥日唯乙”，已于這一制度闡釋得相當明確，顯然這是廟祭活動中不可缺少的環(huán)節(jié)。正像我們不能設想周人不可能不行廟祭一樣，因此以日干明確受祭日期的做法便不可能僅是殷人的作為。而族徽主要為族氏名號，其使用與否同樣不能作為不同族氏的區(qū)分標準。平頂山應國墓地M8所出應公鼎銘“應公作尊彝禫鼎，珷帝日丁子子孫孫永寶”，應國為武王之子所封的姬姓正統(tǒng)，“珷”作為武王謚號的專字，故“珷帝”顯指武王，從而為周之宗室使用日名提供了確證。事實上，周初的禮制改革，只是使謚號與廟號的使用更為普遍，日名僅在廟祭的特殊場合才適合使用，從而形成與商人看似多用日名的所謂區(qū)別。
周禮監(jiān)于夏商二代，淵雅淹博，郁郁乎文哉。然因文獻斷爛闕如，故據(jù)金文重建西周禮制向為學者所重。新出彝銘于這方面自有不少重要資料，應公鼎自銘“禫鼎”，為除服之后所做祭器〔五五〕，金文首見。應國墓地M242所出柞伯簋，銘文關乎西周射禮〔五六〕，M450所出匍盉，銘文關乎西周婚禮〔五七〕；陜西扶風五郡西村出土五年琱生?，與早年所見五年、六年兩琱生簋銘文聯(lián)讀，事涉西周鄉(xiāng)飲酒禮〔五八〕；翼城大河口霸國墓地M1017所出霸伯尚，銘文詳述西周聘禮〔五九〕。這些資料不僅時代明確，且于相關禮制之儀節(jié)儀注相對完整，價值彌珍。
商周思想史與古典哲學
對古代史觀及商周思想史的研究，出土文獻的價值尤其不可低估。西周
戰(zhàn)國竹書的出土不僅極大地豐富了古代文字資料，而且提供給我們大量湮滅無聞的古書，盡管其中經(jīng)有脫簡，傳或間編，但縫?漏闕，學術價值仍非淺鮮。其中重要者有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出土竹書〔六○〕，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六一〕，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書〔六二〕。此外，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雖年代稍晚，但內(nèi)容同樣極具特色〔六三〕。
郭店楚墓所出與上海博物館所藏竹書存有大批儒家文獻，其性質(zhì)當為《漢書·藝文志》所錄之先秦古文《記》，是為《大戴禮記》《小戴禮記》編選的基本素材〔六四〕?！稘h志》載《記》兩百一十五篇，存于二戴《記》者不過八十余篇，其他皆盡散佚。今據(jù)出土竹書得以重觀七十子后學之所作，對于系統(tǒng)梳理儒家思想的發(fā)展與經(jīng)學的形成具有極高的價值。上海博物館所藏楚竹書中有關《詩》學、《春秋》學的著作也十分重要，其中《詩》學著作關乎孔子重建《詩》教及六經(jīng)的整理，而《春秋》學著作或與久已失傳的《鐸氏微》等佚書有密切的關系〔六五〕。而清華大學所藏戰(zhàn)國竹書則以經(jīng)學史學著作為主，其中既有古文佚《書》、佚《詩》，又有基于《尚書》而作的史志類著作〔六六〕，更有目前所見年代最早的中算學文獻，內(nèi)容豐富，形式多樣。這些材料提供了未經(jīng)后人改篡的原始文本，使我們對先秦古書的體例有了更全面的認識。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已刊發(fā)西漢中期的《老子》寫本。此本明確以今本《老子》第三十八章為上經(jīng)，與馬王堆漢墓所出西漢初年帛書《老子》甲、乙兩寫本相同，呈現(xiàn)了《老子》早期文本的基本面貌。事實上，《老子》第三十八章作為全篇的核心，這一點通過郭店楚竹書與《老子》丙本同冊抄錄的《太一生水》的研究已看得非常清楚〔六七〕。具體地說，老子思辨“道”的目的并非只為建立起以玄虛之“無”為內(nèi)涵的宇宙生成觀念，因此，“道”的思辨顯然不是老子哲學的主旨，而其最終強調(diào)并闡釋的哲學思想其實是以“道”所具有的“無”的態(tài)度從事，亦即無為而治所達到的“德”。這便是《老子》第三十八章所論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很明顯，西漢《老子》寫本將第三十八章列為上經(jīng)之首章，準確地體現(xiàn)了老子哲學體系中以德統(tǒng)道、以道輔德的哲學精義。
古器物學研究的啟示
古器物學的研究自北宋金石學創(chuàng)立后漸致系統(tǒng)，然器物定名的工作不易，宋儒雖頗稱精審，但仍不免時有疏漏。如周世常見似盒之方器，宋人名“簠”，但其自名則曰“
”；又有如豆之圓器，自名曰“
丨
圖三
肆壺
湖北隨州葉家山M28出土
古代器物的定名當然應以器物自勒的名稱作為主要依據(jù)，據(jù)器物的形制判斷歸納雖為考古學家的一貫做法，但往往不免以今度古，以至掩蓋古代器用的特點及相應的制度。湖北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M28出土“肆壺”〔圖三〕，為宗廟陳器，是為壺的標準形制；而出土似提梁卣器自名“田壺”〔圖四〕，出土似盉器亦自名“田壺”〔圖五〕，平頂山西周應國墓地M48出土似提梁卣器自名“用壺”，足見壺類器形的多變。田壺乃為田獵活動而作，當然應較宗廟肆壺更便于攜帶和使用，形制自應區(qū)別于肆壺。顯然，器物的形制變化不能不考慮與其特殊的用途有關。而上海博物館藏春秋早期?侯簋則淺盤高足，或以為簋蓋，山西天馬—曲村北趙晉侯墓地M113出土豬形尊卻自名曰“
圖四
田壺
湖北隨州葉家山M65出土
對器物自名的研究不僅可以糾正我們對器物的誤讀，而且可以解決器物的定名。
圖六-1
五年琱生器
西周
陜西扶風五郡西村西周銅器窖藏出土
陜西扶風五郡西村銅器窖藏出土五年琱生器〔六九〕〔圖六1、六2〕，自名曰“?”，器形頗似商代陶器所謂之大口尊，斜沿外侈，束頸，斜直腹下收，凹底，故學者多稱之為?！墩f文·?部》：“?，古陶器也”，以自名之器比觀同類形制之器，知其于新石器時代即已出現(xiàn)，器用古老。此類器物皆應即古人所稱之“?”，而并非所謂“尊”或“大口尊”。河南淅川和尚嶺春秋墓M2出土青銅器座自名“祖槷”，為槷表之座，從而據(jù)銘文第一次識別出先秦時期的天文儀器〔七○〕，并由此端正了學術界以往對此類器物的誤解。
圖五
田壺
湖北隨州葉家山M111出土
璽印的起源一直是學術界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上世紀三十年代，殷墟曾經(jīng)出土三方銅璽，為黃濬所得，著錄于《鄴中片羽》，后歸于省吾，錄于《雙劍誃古圖物圖錄》。學者或疑三璽為贗品，然殷墟近年陸續(xù)經(jīng)科學發(fā)掘出土三方銅璽，其中一方文字璽，一方肖形璽，一方文字與圖像合璧璽〔七一〕。這些資料不僅證明早期所出的三璽不偽，而且將中國璽印出現(xiàn)的確切年代提早到殷商甚至其前，不啻如此，在璽印的形式方面，殷商古璽無論于文字璽抑或肖形璽，都已開晚世璽印之先河。
圖六-2
五年琱生器銘文拓片
西周
陜西扶風五郡西村西周銅器窖藏出土
史學進步的關鍵乃在于史料的豐富，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新史學其實就是新的史料學。很明顯，近十余年來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古史年代學、古器物學諸學科研究的深入，既體現(xiàn)了學科自身發(fā)展的結果，當然也離不開考古學的勃興所帶來的新的古文字材料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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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丨《美成在久》雜志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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