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saying
2月25日下午，第107期文匯講堂“破除學術神話：《自然》雜志高影響因子的背后”在聽友期盼中如期舉行，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江曉原做85分鐘主講，對話嘉賓同濟大學歐洲思想文化研究院院長、《同濟大學學報》（社科版）主編孫周興與之展開40分鐘對話，11位聽友在45分鐘內(nèi)獲得提問。
講座結束后，很多現(xiàn)場聽友大為感慨事實的真相和中國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的任重道遠。
第二天（26日）中午，文匯APP刊發(fā)了江曉原主講內(nèi)容《江曉原揭密自然>雜志學術神話：影響因子游戲超級玩家》，文匯講堂微信公眾號刊發(fā)了精編的嘉賓對話和聽眾提問（見文末鏈接），今天（27日），文匯報在頭版刊發(fā)了新聞《“拿來”影響因子，中國如何用對——文匯講堂“破”，自然>雜志神話，聚焦學術期刊評價體系之“立”》（版面見文尾）。今日微信刊發(fā)明日即將刊發(fā)文匯報的主講內(nèi)容，以饗聽友。
在此，也感謝江曉原教授和孫周興教授對此話題的貢獻，“求真”是學者、媒體和社會的共同責任。
（文匯講堂工作室）
主講部分
江曉原：我們不能再跪拜影響因子了！
——神化《自然》等雜志導致國內(nèi)優(yōu)秀學術資源嚴重流失
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江曉原做客第107期文匯講堂，主講《破除科學神話：Nature雜志高影響因子的背后》
5年前，我和拍檔穆蘊秋博士在研究《自然》雜志上的科幻小說時，看到加德菲爾鼓吹影響因子的文章，決定深究下去。這幾年我們持續(xù)在《上海交通大學學報》發(fā)表系列論文，并在《讀書》、《出版發(fā)行研究》等雜志上發(fā)表相應文章。但今天我要嘗試把研究成果用講座的方式來和大家分享。
《自然》在國內(nèi)的神話地位
《自然》雜志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不僅是大家的普遍印象，在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也有某些制度性的安排支撐。比如，十年前，在《自然》雜志上發(fā)表文章，在中國科學院和某些高?？梢缘玫?5萬到30萬人民幣的高額獎勵。
能夠獲得神話般的學術地位，首先和它非常善于營銷有關。1990年代，它就有先見之明地在中國科技界內(nèi)大力營銷，會給你送雜志，往你郵箱里定期送中文摘要。成功建構出神話的重要的理論依據(jù)就是具有高影響因子。
以2016年數(shù)據(jù)為例，全世界收入的SCI期刊一共8778種，《自然》名列第9名。排名前20名雜志里大部分是專業(yè)雜志，而《自然》是綜合性雜志，位居第九，很多人就有理由把它說成世界頂級雜志。相比而言，中國現(xiàn)在辦的英文雜志中，影響因子成績最高的才14，而《自然》是38，以前曾到41。
2016年，全世界收入的SCI期刊一共8778種，《自然》雜志的影響因子名列第9名，被很多人認為是世界頂級雜志
再以大家都知道的韓春雨事件為例，此事雖然塵埃尚未落定，但一開始大家基本相信他在《自然·生物技術》雜志上發(fā)表的關于他發(fā)明新的基因剪輯方式的論文。《自然·生物技術》在2016年的影響因子是43，它是《自然》雜志的子刊。論文刊發(fā)后，韓春雨在中國國內(nèi)獲得了巨大的科學聲譽，由副教授身份當選了省科協(xié)副主席，在上海，這樣的職位一般都是院士之類的資深專家擔任；他也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經(jīng)費，河北省更向他許諾了2億元的巨額研究資金。后來因為國內(nèi)外許多團隊都無法重復他的實驗，人們開始質疑，但已經(jīng)足見高影響因子在國人心中的地位。
2016年5月2日，《自然》系列頂尖刊物《自然·生物技術》在線發(fā)表了河北科技大學生物科學與工程學院教師韓春雨的研究成果，一時間轟動整個科學界，但隨后因其結果的不可重復，再次引起了較大爭議。
韓春雨事件是一個雙重例子，一方面表明了論文發(fā)在高影響因子刊物上能獲殊榮，另外一方面也表明，單靠影響因子判斷一篇論文也會失誤?？l(fā)了錯誤的論文，在《自然》這類雜志看來，事情很簡單，可以宣布撤銷論文。這和中國學界的思維完全不同，它們不會認為是名譽受損的嚴重事件。比如德國一個非常著名的造假的物理學家，被揭露后，《自然》雜志撤文7篇，《科學》雜志撤文9篇；前幾年日本的小保方晴子受寵于《自然》雜志時，一期就刊發(fā)她兩篇文章，后來她被指控造假，《自然》雜志就將她的論文撤銷了事。
日本科學家小保方晴子被指控造假，《自然》雜志撤銷了她的論文
影響因子游戲秘訣
所以，我們要來看看影響因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首先，發(fā)布影響因子的機構是一家私人商業(yè)機構，名叫“科學情報研究所”。很多人都誤認為它是國際著名情報機構，而美國法律允許一個純粹的私人商業(yè)公司注冊這樣的名字，但在中國是不被允許這樣注冊的。
公司創(chuàng)始人加菲爾德是位商業(yè)奇才。圖情專業(yè)出生的他在讀博期間就創(chuàng)立了小公司，出售圖書情報信息產(chǎn)品。1960年，他決定把公司更名為“科學情報研究所”，一下子就紅火了。他向人介紹成功經(jīng)驗時說，這個名字，尤其會讓第三世界國家誤以為是一個國營的非營利機構。所以加菲爾德非常準確地揣度了發(fā)展中國家的心理，包括中國。
公司每年發(fā)布SCI報告，報告迄今為止已經(jīng)收錄了全世界8778種科學雜志，統(tǒng)計了這些雜志文章被期刊引用的數(shù)據(jù)；他再把引用的數(shù)據(jù)開發(fā)衍生產(chǎn)品，叫做JCR報告，就是這些刊物的影響因子排名，他每年要發(fā)布這些并賣錢。作為商人，加菲爾德所做之事從道德上來說無可厚非，商業(yè)機構追求利潤最大化，但不幸的是我們對他所做的這套商業(yè)體系頂禮膜拜，并誤認為是國際科學界的學術公器。
2009年9月12日，84歲的加菲爾德博士（左五）首次在中國公眾面前亮相
“科學情報研究所”已被轉賣三次
崇拜影響因子的人由此說我想黑他，私營企業(yè)就一定不公正嗎？
作為私人企業(yè)，它有輝煌的業(yè)績。
1960年，加菲爾德將公司更名為“科學情報研究所”，簡稱ISI；
1964年，開始出版SCI報告；
1973年，推出了SSCI報告，即社會科學的SCI報告；中國國內(nèi)有CSSCI，就是模仿SSCI，只是針對中文雜志；
1975年，正式開始出版JCR報告，影響因子游戲從此開始。
至今位置，加菲爾德的公司其實已經(jīng)被賣了三次。
第一次，1988年，向JPT公司出售了50%以上的股權（1964年他還向華爾街風投出售過20%的股權）；
第二次，1992年，湯森路透收購了JPT公司，就是沖著旗下的ISI；
第三次，2016年，又轉賣給一家加拿大公司。
作為一家私人企業(yè)，被賣來賣去很正常，但這怎么可能是國內(nèi)許多人想象的“國際權威科學機構”呢？
加菲爾德發(fā)起影響因子游戲，與《自然》心照不宣
ISI出版SCI報告已經(jīng)盈利，衍生產(chǎn)品JCR報告發(fā)起的影響因子游戲，讓公司更掙錢。本質上說，這個游戲并不是加菲爾德發(fā)明，在他之前就存在這種思路了。比如，在每年訂雜志經(jīng)費有限的情況下，圖書館如何選擇？選擇文章被引用率高的雜志，就能夠滿足更多的讀者。加菲爾德發(fā)揚了這種思想，他可以依據(jù)SCI的數(shù)據(jù)庫算出每本雜志的影響因子。那幾年，加菲爾德到處去參加學術會議、做報告、提交論文，并在《自然》和《科學》雜志上多次刊文，極力鼓吹影響因子。
最初學術界也有人對此有異議，但那兩家雜志“有立場”而不刊發(fā)反對意見。
雜志當然可以有立場。但還有一個事實，加菲爾德修改過了影響因子公式后，《自然》和《科學》雜志的低排名一下子升高了，有一個雜志一下子升高了100名。而且這些雜志按照修改公式所體現(xiàn)的“精神”，來改進自己的編輯策略，讓雜志影響因子更高。
因此，從1975年影響因子游戲正式開始時，我們有理由認為，ISI公司和《自然》雜志之間，有著心照不宣的共謀。
在加菲爾德改變了影響因子公式之后，《自然》（圖左）《科學》（圖右）的排名迅速提升
影響因子公式中的分子如何加大、分母如何減小
在我們發(fā)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之前，國內(nèi)科學界、圖書情報界和媒體普遍將影響因子的計算公式理解錯了。準確的影響因子公式是這樣的：
一份期刊前兩年發(fā)表的“源刊文本”在這個年度的總被引用數(shù)，除以這個期刊在前兩年所發(fā)表的“引用項”數(shù)，就是這個期刊在這個年度的影響因子數(shù)值。
期刊的文章被分成兩種類型，一種叫做引用項，一種叫做非引用項，兩個加在一起構成了“源刊文本”數(shù)，中國人普遍誤認為所有“源刊文本”都是引用項，其實不是這樣的。
這就涉及我們對這謝雜志的了解，像《自然》、《科學》、《柳葉刀》（2016年影響因子排第4位）這些雜志，典型的狀況是什么樣的？
它們都是兩棲雜志——既有學術文本，又有非學術文本。學術文本往往只占文章總篇數(shù)的10%左右。學術文章對應引用項，其他那些都是非引用項，以《自然》雜志為例，目前通常有18個欄目，只有三個欄目是屬于引用項，即學術文本。還有15個欄目里面都是非引用項。而中國學術界和媒體普遍想當然地認為“源刊文本”就等于引用項。
要提高影響因子數(shù)值，一是擴大分子，二是減小分母。分子由所有文章的所有引用構成，分母卻是由所有文章中的一部分文章數(shù)構成，讓學術文本在總文章數(shù)中占的比例變小，分母就變小了。這個公式給這些雜志“指明了辦刊方向”：一方面設法讓自己的雜志名頭大起來，就會有更多引用；另外越減少學術文章數(shù)，分母就會越小。我們做了細致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從1975年以來，《自然》雜志減少了五成的學術文章，《柳葉刀》的學術文章數(shù)甚至只剩原來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了。而且，雜志還可以在刊登稿件時向高引作者和高引主題的論文傾斜，這樣影響因子就可以更高。
這個游戲就這樣玩開了。
醫(yī)學雜志《柳葉刀》因其擁有的高影響因子，在醫(yī)學界享有很高地位
《自然》無匿名評審制度，從不設編委會，并非學術公器
但這樣做要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雜志不能是學術公器。
國內(nèi)學術刊物通常被大家認為應該是學術公器，比如高?；驅W會的學報，有兩個重要指標：一是設有編委會，二是實行匿名審稿制。通常，學報會將稿件送交一個或兩個匿名審稿人審閱，來決定是否發(fā)表該文；如果一人同意，一人否決，則會提交第三人再審。每期稿件在刊登雜志之前均會召開編委會，由各個編委對每篇文章進行詳細討論。對于有爭議的文章，一般會事先指定某個編委負責細審，并且作出判斷。在這樣的刊物中，主編只有一票，根據(jù)全體編委的投票決定文章是否發(fā)表。因此，文章是否發(fā)表，理論上是由編委會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匿名審稿人決定。但無論如何，都不是由主編決定的，這就叫做學術公器。
反觀《自然》雜志，被我們頂禮膜拜了那么多年，卻非學術公器?，F(xiàn)任《自然》雜志主編坎貝爾在2014年接受國內(nèi)果殼網(wǎng)采訪時說，“我們從來不設編委會”。他還以此為榮，因為在他看來，設置編委會就會使雜志失去獨立性。他還強調，《自然》雜志的編輯非常優(yōu)秀，足以決定文章是否刊登。另外，他還非常明確地表示，《自然》集團旗下的所有雜志均是如此。而在目前影響因子位列前二十的雜志中，有9個雜志屬于《自然》集團，它們均不設編委會，所以根本不是學術公器。國內(nèi)一些學者提出，在《自然》雜志上發(fā)文章那么難，為什么還不公正？我回答說，發(fā)文難與公正是兩回事，不能劃等號。
現(xiàn)任《自然》雜志主編坎貝爾
影響因子存在可以討價還價等系列弊端
影響因子還可以討價還價，盡管JCR報告每年都重復刊登影響因子公式，但卻并不說明分母的計算原則。所以很多雜志都和湯森路透或ISI討價還價，意圖提高影響因子。
例如《柳葉刀》雜志，1999年它的影響因子跌落了許多，就去找湯森路透理論，稱其多算了影響因子公式中的分母。最后湯森路透修正了分母的數(shù)值，此后《柳葉刀》大量減少學術文本（從2000年的821項減到2014年的271項），很快使影響因子大幅回升。
又如《美國國家圖書館·醫(yī)學》雜志，認為湯森路透把它的影響因子計算得過小，自己計算結果為11，而湯森路透計算的結果為3，雙方討價還價的結果是，第二年《醫(yī)學》雜志的影響因子變成了8，但“公司拒絕把挑選‘引用項’的過程公諸于眾”。
影響因子游戲還存在更多的問題。例如，已經(jīng)有歐美學者做過研究，證明兩年期限明顯不合理，不同雜志統(tǒng)一使用兩年期限也不合理。但這一問題一直沒有解決，ISI現(xiàn)在仍然堅持以兩年為界。
另一問題是，能不能花錢進ISI的收錄名單？加菲爾德也說過，收錄一本雜志意味著要錄入這本雜志的數(shù)據(jù)，這是有成本的，讓雜志自己承擔這項成本就能盡快收錄，而這就難免使人產(chǎn)生“花錢買進ISI收錄名單”的猜疑。實際上到底能不能花錢買進收錄名單，還沒有人公布過調查，而且如果真想花錢買進去，可以通過訂閱該公司的產(chǎn)品給它送錢。
影響因子不僅在中國受到崇拜，在很多發(fā)展中國家也都受到崇拜，結果是損害了這些國家自己的雜志，所以也有發(fā)展中國家嘗試進行過反抗，不幸的是以失敗告終。
2015年，SCI影響因子報告中：醫(yī)學綜合期刊影響因子及排名
中國學術期刊的評價困境
從加菲爾德發(fā)起影響因子游戲之后，很快在歐美也得到了響應，《自然》、《科學》這些雜志的鼓吹起到了很大作用。到上世紀90年代，這個游戲已經(jīng)非常風靡，也開始被中國引進?？陀^地說，它確實提供了論文評價和管理的簡單工具，但到了今天，已產(chǎn)生嚴重弊端。
權威時代的一言九鼎與“后權威時代”的量化指標
中國學術界直到改革開放初期，仍可稱為權威時代。權威時代的特征，是由國內(nèi)一些學術界的泰斗級人物來出具權威意見，他們的意見毫無爭議。舉非常有名的例子，在何其芳擔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時，他指定錢鐘書擔任研究員，某人擔任副研究員，某人擔任助理研究員，大家對此均無異議，因為何其芳極具權威，而錢鐘書也確實很出色。權威時代表面上看似乎某些學術泰斗可以一手遮天，但同時也可以追責。如果錢鐘書不稱職，大家可以追責指定他的何其芳。所以，即便是學術泰斗也并不能隨心所欲，因為他需要承擔責任。
進入“后權威時代”，沒有了權威，學者們互相誰也不服，就需要設計一個“客觀”的評價體系。量化指標就顯得比較“公正”。于是乎，我們現(xiàn)在看到，評選教授是一個學術委員會共同投票的過程，此時，通過計算論文的數(shù)量、發(fā)表論文的刊物高影響因子的大小、文章引用情況等等評價標準，覺得再客觀不過了，后果是沒有任何人需要對結果負責。
這種“客觀”的量化指標，具體到某一篇文章就容易產(chǎn)生荒謬的結果。比如你今天發(fā)表了一篇荒謬的文章，人們紛紛給予駁斥，駁斥就要引用，由于影響因子中的引用是絕對數(shù)值，無論引用的作用是批判還是贊同，均計入引用次數(shù)。所以那些被撤銷的論文，在撤銷之前往往都具有高引用率。
改革開放初期的學術權威時代，何其芳（右）曾擔任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并委任錢鐘書（左）擔任研究員
簡單管理工具的弊端：國內(nèi)優(yōu)秀學術資源嚴重外流
就管理的便利而言，有些人挺贊成，認為這是影響因子游戲的積極意義。但它帶來的嚴重弊端，許多人還沒有認識到。
強調學者在高影響因子刊物發(fā)表文章，首先導致中國優(yōu)秀學術資源嚴重外流?，F(xiàn)在很多學校、科研院所要求學者將論文發(fā)在高影響因子期刊上，而高影響因子刊物都在國外。換言之，就是把中國最優(yōu)秀的學術成果送給《自然》和《科學》發(fā)表，因為他們的影響因子高，這樣會導致中國優(yōu)秀學術資源嚴重流失。
最后這回形成中國科學家用中國納稅人的錢為外國打工的荒謬局面?？蒲薪?jīng)費是中國納稅人提供的，科學家把研究成果發(fā)表在國外雜志上，首先要向國外雜志提供版面費（有一項統(tǒng)計表明，現(xiàn)在僅這一項就每年數(shù)十億元）；若國內(nèi)同胞想要閱讀這些成果，又需要再花一筆錢買回國外的雜志。
這樣持續(xù)下去，我們中國學術期刊就永無出頭之日，這會導致惡性循環(huán)。所以發(fā)展中國家應該而且必須對影響因子游戲進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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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今日文匯報頭版消息報道，右圖：昨日文匯APP主講報道
精彩瞬間
江曉原在主講中指出，影響因子可以操弄、可以賺錢
孫周興一直在思考人文科學該如何評價
孫周興與江曉原深入探討，“破”了之后如何“立”
來自各個領域的現(xiàn)場聽眾踴躍提問，專業(yè)性高，場面十分火爆
講座開始前，聽眾閱讀講堂小報并關注文匯APP世間頻道新開的欄目《學術人生》（將刊發(fā)部分來過文匯講堂的主講嘉賓精彩故事），第一篇為《江曉原：從興趣里玩出了學術》
樹立在會場門口的講座易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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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場拍攝|袁婧、周文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