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脈：我們的心靈史》，王充閭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推薦理由】縱覽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史，中華文化之所以連綿不絕，是因為其具有獨一無二的理念、氣度和神韻；是因為無數(shù)先賢為傳承文脈而始終堅守著正氣、骨氣和俠氣。作為人文三部曲之一，王充閭以雋永的散文，敘述歷朝歷代仁人志士或叱咤風云，或跌宕起伏，或隱忍抱憾的人生際遇，以古人精神之火燭照今人之心靈，反思和叩問今人的精神世界。全書氣勢磅礴，言出有據(jù)、既有文學的青春歡暢，也有歷史的滄桑厚重。掩卷而思，浩浩蕩蕩的心靈世界與洶涌澎湃的現(xiàn)實世界交相輝映，歷史變得靈動且具有撼人的撞擊力。

【導語】文脈是一個民族的魂脈，從根本上說，更是一個民族的命脈。本書把文脈傳承與心靈歷程完美結合，既能薪火相傳、心心相守，又能有益于塑造自己的心靈，解除我們今天內(nèi)心的困惑，升華人們的情感境界，讓文脈一代一代地延續(xù)弘揚，相傳留存，以感化天下、澤及四海。

第十九篇

百年歌自苦

晚年的“詩圣”杜甫，孤凄無依，“漂泊西南天地間”，過著“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去留兩難，備受煎熬的慘淡生活。十年間，他先是流寓川渝大地，后因思歸心切，扁舟出峽，轉(zhuǎn)徙荊楚，浪跡湖湘。但由于時局動亂，生計艱難，北歸無望，生命的最后兩年，不得不以多病孱弱之軀，輾轉(zhuǎn)于衡岳之間，或為孤舟搖蕩，或為鞍馬勞頓，辛苦備嘗，終日不堪其苦，最后病死在潭州駛向岳陽的一艘小船里。

這說來也是夠凄慘的。

唐代宗大歷四年（769）春節(jié)一過，杜甫就開始了自岳陽經(jīng)潭州（長沙）前往衡陽的行程，前一段走的是水路，趁著桃花汛發(fā)，從巴陵縣啟航，再經(jīng)洞庭湖、青草湖，駛入湘江。船上，詩人寫了一首五律，題曰“南征”：

春岸桃花水，云帆楓樹林。

偷生長避地，適遠更沾襟。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

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這首詩首聯(lián)交代起帆時節(jié)和沿途所見，以春色撩人的美妙景色作襯托，反襯南行的凄苦生涯與悲涼心境。頷聯(lián)表現(xiàn)詩人“晚歲迫偷生”，顛沛流離，居無定所的艱辛境況?！氨艿亍敝^遷徙以謀生避禍。頸聯(lián)講他即使在抱病南行之日，也沒有冷卻報效朝廷的熱忱。“君恩”句，是指他在成都時，經(jīng)嚴武表薦，代宗曾詔授檢校工部員外郎一事。尾聯(lián)“卒章顯其志”，為一篇之警策。他一生的悲劇盡在這十字上，凄愴、悲苦之情躍然紙上，令人不忍卒讀。

“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兩句，可說是詩人對自己一生作為、當時心境及悲劇命運的總結，更是長期郁積胸中，無以自釋，至死都此恨難平的痛苦悲鳴。這里飽含著血淚、浸滿了酸辛、充盈著凄苦、滲透著不平，意蘊極為深厚，卻以淡淡的十個字出之。

“百年”者，一生也?！案琛?，吟詠，意為寫作詩文?！翱唷弊?，刻苦、勞苦、勤奮之意。杜甫之所以能夠“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被后代奉為“詩圣”，固然有其天縱之才，聰明早慧，“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壯游》），但他又是古代詩人中刻苦磨煉、鏤肺雕肝、筆補造化的典范。正如他自己所說的“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連“詩仙”李白都說他：“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保ā稇蛸浂鸥Α罚?/section>

漂泊西南期間，他寫作《解悶》組詩，有一首是自敘其作詩甘苦的：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

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

詩中提到了他曾師法的南朝四位詩人。全詩大意是：依靠什么來陶冶性情呢？就是在成詩之后，誦讀長吟，反復修改，錘煉字句，從而達到理想的效果。既做到諳熟（古與“孰”通）、精讀謝靈運和謝脁的絕妙詩篇，盡量得其能事；又認真學習陰鏗和何遜刻苦用心、不懈鉆研的精神。浦起龍在《讀杜心解》中注釋：“自言攻苦如此?！蔽谭骄V在《石洲詩話》中也說：“欲以大、小謝之性靈而兼學陰、何之苦詣也?！痹谶@兩位清代評論家之前，東坡居士早就指出：“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乃知此老用心最苦，后人不復見其剞劂（指雕詞琢句），但稱其渾厚耳。” 杜甫晚年流寓川渝大地，轉(zhuǎn)徙荊楚，浪跡湖湘。“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可說是詩人對自己一生作為、當時心境及悲劇命運的總結，更是長期郁積胸中，無以自釋，至死都此恨難平的痛苦悲鳴。他這樣一位超凡拔俗的“詩圣”，在生前卻并未獲得應有的重視。詩人歌自歌，苦自苦，竟然沒有見到知音之人！正是由于“耽佳句”“苦用心”，因而杜甫之詩被后世詩人無上推崇?，F(xiàn)以宋人為例：王安石編《唐宋四家詩》，杜詩被列在首位，許之以“悲歡窮泰，發(fā)斂抑揚，疾徐縱橫，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簡易者，有綺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帥者，有奮迅馳驟若泛駕之馬者，有淡泊閑靜若山谷隱士者，有風流蘊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茍不能臻其閫奧（深邃的內(nèi)室，比喻學問、事理的精微深奧所在），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爾后來無繼也”。在蘇軾看來，“古今詩人眾矣，而子美獨為首者”。秦觀也說：“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tài)，而諸家之所作不及焉?！?/section>

豈料，就是這樣一位超凡拔俗的“詩圣”，在他的生前，卻并未獲得應有的重視。詩人歌自歌，苦自苦，竟然沒有見到知音之人！

在唐代，唐詩即有選本，其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要算是《河岳英靈集》與《中興間氣集》了。它們分別選入二十四家的二百三十首詩和二十六家的一百三十二首詩，其共同之點，就是都沒有選入杜詩。前者編選人為進士殷璠，據(jù)學者考證，時在玄宗天寶十二年（753），當時杜甫已四十二歲；后者編選人為高仲武，時在代宗大歷十四年（779），其時杜甫已辭世九年。如果說，《河岳英靈集》成書較早，漏掉杜甫，還說得過去的話；那么，《中興間氣集》所選詩作正值肅宗朝至代宗大歷年間，其時杜甫詩歌創(chuàng)作處于輝煌奪目階段，仍未入選，可就難以理解了。唯一的緣由，應是杜甫在世之日甚至去世一段時間內(nèi)，其詩歌價值并未引起時人的足夠重視。

這里還有一件小事，就在《河岳英靈集》編成的前一年秋天，杜甫曾與高適、岑參、儲光羲、薛據(jù)同登長安慈恩寺塔，五人皆有詩作。其中，同為著籍河南、小杜甫三歲的岑參，詩的標題為“與高適、薛據(jù)登慈恩寺浮圖”。高適與作者岑參都是“邊塞詩”人，題目中專門點出，亦屬常情；可是，點出薛據(jù)（弟兄幾人都是進士），卻不及杜甫，這就有些奇怪了。那么，要論這次登塔詩作的質(zhì)量呢？清人楊倫有言，杜甫之詩“視同時諸作，其氣魄力量，自足壓倒群賢，雄視千古”（《杜詩鏡銓》）。

這種情況，到中唐后期發(fā)生了改變。此前，是李白詩名高于杜甫；從元稹、白居易開始，顛倒了過來，他們首倡“揚杜抑李”之說。憲宗元和八年（813），元稹在《唐故工部員外杜君墓系銘并序》說：“詩人已來，未有如杜子美者”；“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意思是，至于杜甫，大概可以稱得上上可逼近《詩經(jīng)》《楚辭》，下可包括沈佺期、宋之問，古樸近于蘇武、李陵，氣概超過曹氏父子和劉楨。蓋過顏延之、謝靈運的孤高不群，糅合徐陵、庾信詩風的流美清麗。他完全掌握了古人詩歌的風格氣勢，并且兼?zhèn)淞水斀窀骷业奶亻L。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也說：“李（白）之作，才矣、奇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首，盡工盡善，又過于李。”與此同時或稍后，韓愈寄詩張籍，指出：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

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伊我生其后，舉頸遙相望。

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

雙星并耀，朗照騷壇，則不復為優(yōu)劣矣。這應是中國詩史上最權威、最公正的評價。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是杜甫晚年的長詩《偶題》中的名句。上句是說，詩文留傳久遠，關系重大，不可率爾操觚；下句說，至于詩文的得失高下，作者本人是最清楚不過的。從這個角度看，他不會因為《河岳英靈集》的漏選、岑參詩題中沒有提名而心灰氣餒，失去信心。

其實，更準確地說，他也未必在乎這些細事。就是說，“未見有知音”，主要的還不在這里。這樣，問題就來了——那么，在他的心目中，究竟什么是大事呢？當然，還是登朝執(zhí)政，大展宏圖。盡管對于詩文的價值他也十分看重，并不像李白所說的“吟詩作賦北窗里，萬言不值一杯水”；但其重視程度，較之從政，還是大有差異的。他嚴格地恪守著“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的古訓，把經(jīng)邦濟世，治國安民，創(chuàng)制垂法，惠澤無窮，作為“不朽”的首要目標，而要實現(xiàn)它，就必須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勢。

可是，事與愿違，他的仕途卻極為坎坷，從根本上講，并沒有走通。從他三十九歲時所寫的《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可以得知當日他是何等自負：“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愿卜鄰。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比缤畎滓源簌i自況，“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里”；他則把鳳凰作為抱負的象征“坐看彩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興業(yè)，一洗蒼生憂”。依他原來的想法，可以像唐代立國之初出過許多“白衣卿相”那樣，他也有朝一日，能夠解褐入仕，脫穎挺出，“立登要路津”。

實際情況，遠非如此。

盛唐時期，科舉考試競爭極為激烈，錄取率很低；而且，即便是考取了進士，也只是得到一個資格，若要朝廷任職，還須通過吏部考試，如不合格，照樣賦閑。杜甫二十四歲這年，曾參加東都洛陽進士科考試。當時處于開元全盛之日，朝政與社會風氣尚好；主考官孫逖文思敏捷，衡文亦有眼力，頗為時流敬服。但是,由于杜甫文章頗嫌艱澀，不及其詩，結果未能中第。這對他本人來說，盡管自視甚高，由于少年氣盛, 對于考場得失,也并沒有看得太重,爾后便開始了他的“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游生活。

杜甫少有壯志,受他的十三世祖杜預的影響很深,他對這位精通戰(zhàn) 略、博學多才、功勛卓著,有“杜武庫”之稱的西晉名將備極景仰。在他三十歲的時候,自齊魯歸洛陽,曾在首陽山下的杜預墓旁筑舍居留,表示不忘這位先祖的勛績和要在政治上建功立業(yè)、光宗耀祖的雄心。接下來,便來到長安,開啟了十年困守京城的生涯。他曾分別向朝中的許多權貴投詩干謁,請求汲引,卻也同李白一樣,都以失望而告終。

他三十六歲這年,趕上了玄宗詔令天下通一藝以上的士人可以在京就選,中選者由皇帝親試,這叫做“制舉”。杜甫信心十足地前來應試,但最后卻空歡喜一場,鎩羽而歸。四年后,又值玄宗舉行祭祀老子廟、祭祀太廟(祖先)、祭祀天地三大盛典,杜甫獻上《三大禮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就是說,得到一個候補選官的資格?？墒?宰相根本沒把這個當回事,結果,他空自在帝都“候補”了一年左右,眼見希望已無, 便暫時回洛陽探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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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脈：我們的心靈史》，王充閭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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