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來順 龍文鳳：?法蘭克福書市與英國書籍和思想文化的歐陸流傳
作者：邢來順 龍文鳳
來源：“史學月刊 ”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于《史學月刊》2023年第5期
在近代早期的歐洲。德國曾因約翰內斯·古滕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1398-1468年）發(fā)明活字印刷術與作為書籍印刷出版和貿易大國而享譽遐邇。今天的法蘭克福圖書博覽會仍是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最具影響力的國際圖書博覽會。法蘭克福與圖書展銷的不解之緣，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法蘭克福大集市的書籍交易。到16世紀，法蘭克福書市已經發(fā)展成為歐洲最重要的書籍貿易中心，成為當時各國書商、文人、政府官員等群體書籍貿易、學術交往、思想碰撞的平臺，以至于與歐洲大陸隔海相望的英國也深受其益。研究表明，16、17世紀的法蘭克福書市曾是英國書籍在歐洲大陸傳播的重要平臺，對于促進英國書籍出版業(yè)的發(fā)展和英國與歐陸的思想文化交流，產生了重要影響。 但是，從英國書籍貿易史研究動態(tài)看，鑒于近代早期英國印刷出版業(yè)的相對封閉性、倫敦書商公會壟斷英國書籍貿易的歷史事實，國際學術界在英國書籍貿易史研究中，大都聚焦于英國國內的書籍貿易，對于不列顛島以外的跨國、跨區(qū)域書籍貿易則關注不足。進入21世紀以來，受法蘭克福書市書籍目錄檔案的整理、出版以及跨國史等研究路徑和方法的影響，學者們又將關注視點集中于法蘭克福書市書籍目錄所記載的英國圖書信息和英國書商在法蘭克福書市的具體活動，而沒有研究法蘭克福書市對英國書籍及其承載的思想文化在大陸傳播的推動作用。至于我國學界，迄今尚無研究成果涉足該領域。有鑒于此，本文擬以法蘭克福書市為視點，考察英國書商和文人將英國書籍及其承載的思想文化傳播至更廣闊的歐洲大陸的情況，審視英國與歐洲大陸之間基于這一平臺呈現(xiàn)的思想文化交流與碰撞。 一、法蘭克福書市崛起與英國書籍印刷和貿易的發(fā)展
德國不僅是歐洲“印刷術的發(fā)源地”，也是“書籍貿易的搖籃”。1455年古滕堡發(fā)明活字印刷術后，歐洲大陸印刷出版業(yè)迅速發(fā)展，書籍貿易日益繁榮，開始出現(xiàn)專門的書籍交易和展覽集市。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就是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書市作為國際書籍貿易中心的崛起。出人意料的是，法蘭克福書市不僅成為歐洲大陸國家書籍貿易和思想文化交流的中心，而且成了刺激并助推英國書籍印刷出版業(yè)走出低速的重要外源性動力，成了英國展示自己的思想文化、與歐陸交流互動的重要平臺。 法蘭克福書市可追溯至11世紀的法蘭克福大集市。1240年，德國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II，1482—1556年）核準授予法蘭克福大集市以特權，以便為商人們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此后，歷任統(tǒng)治者都繼續(xù)授予這一特權。到中世紀末期，法蘭克福已經發(fā)展為“歐洲最重要的國際性市場之一”，而中世紀大集市中的抄本交易就成了日后法蘭克福書市的起源。由于法蘭克福毗鄰活字印刷術發(fā)明之地美因茨，既有橫貫東西、連接南北商路的優(yōu)越地理位置，又坐擁菜茵河和美因河的便利水路交通，加之大集市的存在，就為其成為新印刷技術傳播中心和歐洲書籍集市提供了有利條件。法蘭克福大集市日漸成為各國書商和印刷商頻繁光顧的去處。1485年，法蘭克福書市正式出現(xiàn)。 大量書籍印刷商和貿易商的到來，給法蘭克福大集市帶來了豐厚的收入。也刺激了書籍交易的進一步發(fā)展。據1488年法蘭克福城市賬簿記載，當年復活節(jié)（春季）大集市涉及印刷商、書商的攤位和市場費用共計267赫勒爾4先令，占集市總收入的近百分之八。到16世紀中葉，法蘭克福已經成為歐洲印刷出版業(yè)和國際書籍貿易中心。來自歐洲各地的書商、學者、政府官員、圖書收藏家每年匯聚在此，進行書籍交易、學術交流。各類書籍和最新資訊以書市為中心匯集起來，再伴隨著人員和書籍流動而發(fā)散到歐洲各地。有學者因此感慨道：“法蘭克福的位置和它聞名世界的集市，使它在拉丁文獻時代不用費勁就穿越語言邊界，迅速成為文獻方面的世界市場。 隨著法蘭克福書市書籍種類和數量的迅速增加，為了讓顧客迅速了解書市書籍概況，快速買到心儀的書籍，一些書商開始印制書籍目錄。1564年，奧格斯堡書商格奧爾格·威勒（Georg Willer）印刷發(fā)行了第一本書市書籍目錄，并迅速為其他書商所模仿。1598年，法蘭克福市議會意識到印刷書籍目錄在商業(yè)發(fā)展和出版物控制方面的深遠意義，開始出版用于書市的綜合目錄，這一舉措一直持續(xù)到1750年。書市書籍目錄為書商學者、書籍收藏家和無法親自參加書市者提供了最新的書籍信息，也見證了書市的發(fā)展和繁榮。在1596年春季書市上，除了各書店業(yè)已存放的書籍外，新進書籍達到52種，共計2398冊。1597年秋季書市新進書籍達到65種，共計2185冊。到16世紀末，法蘭克福書市已經發(fā)展成為“德國最大的書籍貿易中心和歐洲最大的書籍市場”。 獨特的政治環(huán)境也有利于法蘭克福書市的發(fā)展和繁榮。法蘭克福是德國的自由市，各類書籍在法蘭克福書市的展銷自然會受到德國的出版審查和書籍特許權制度的規(guī)約和影響。1569年，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1527—1576年）受到羅馬教廷要求查禁反天主教書籍的壓力，同時也是被某些極具“負面”影響的文學作品所激怒，要求對書市的書商進行審查。帝國宮廷委員會隨即在法蘭克福成立了專門管制全國書籍印刷出版和貿易的帝國圖書委員會，對法蘭克福書市書籍進行審查，以阻止帶有煽動誹謗內容的書籍尤其是反天主教作品的傳播。此后，帝國圖書委員會采取對各類書籍預先審查、對成書進行審查甚至沒收等具體措施，嚴管法蘭克福書市。但是，在實際運作中，效果不彰。 造成管控效果不明顯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德國的四分五裂狀態(tài)和各領地諸侯維護獨立地位的強烈意識，使帝國圖書委員會難以貫徹其監(jiān)管職責。各世俗諸侯中，除了天主教大邦奧地利和巴伐利亞堅決貫徹羅馬教廷指令外，其他諸侯并不買賬，甚至干脆“停止了教會對書籍的禁令”。因此，雖然帝國的規(guī)定不利于書籍貿易，但對法蘭克福書市實際影響不大。第二，一些教會大主教也不愿嚴格執(zhí)行羅馬教廷禁令。在天主教會禁令與自己世俗領地內的利益發(fā)生沖突時，他們往往會做出含糊的、缺乏執(zhí)行力度的決定。管轄法蘭克福教區(qū)的美因茨大主教即是如此。他擔任帝國宰相并且參與帝國書籍審查，但又不愿破壞隸屬于美因茨教會省的法蘭克福大都市的繁榮發(fā)展。因此，他直接推薦的法蘭克福書市圖書專員在書籍審查時很難盡職盡力。 正是受益于上述超越政治和宗教歧見的獨特生態(tài)環(huán)境，整個16世紀下半期，以西格蒙德·費爾阿本德（Sigmund Feyerabend）為代表的一批重要書商將法蘭克福帶入了“書籍貿易的最輝煌的時代”。到1597年，法蘭克福書市作為歐洲書籍貿易的中心，影響力達到頂峰。 法蘭克福書市繁榮爆發(fā)出的張力，不僅有力地召喚著歐洲大陸各國書商紛至沓來，推動著歐陸各國間的書籍貿易，而且對與歐陸隔海相望的英國的書籍印刷和貿易也產生了沖擊，成為激活低迷不振的英國書籍印刷和貿易、推動英國書籍乃至思想文化在歐陸各國傳播的重要平臺。 與歐陸諸國相比，中世紀晚期近代早期的英國書籍印刷出版業(yè)很不景氣。1476年，英國“印刷之父”威廉·卡克斯頓（Wllimn Caxton）將活字印刷技術引入不列顛島，并于1477年出版第一部印刷書籍《哲學家名言》，使英國從抄本時代邁入印刷時代。但是，近代早期英國書籍的印刷出版相較于歐洲大陸國家，明顯落后。15世紀下半期英國書籍印刷量僅為德國的十六分之一，到16世紀下半期也只勉強達到德國的四分之一。 英國書籍印刷業(yè)之所以呈現(xiàn)低迷不振的狀況，除了獨特的地理位置，也有特殊的政治和宗教原因。在近代早期，拉丁文是歐洲各類書籍的通用語言，英國也不例外。但是，16世紀上半期亨利八世（Henry W，1491—1547年）宗教改革期間，英王為了與羅馬教皇爭奪權力，鞏固政教合一的英國國教的地位，強力推行英文經文教義，削弱拉丁文宗教用書的壟斷地位。與此同時，英文寫作也得到更廣泛的使用。在這種形勢下，英文書籍印刷數量逐漸超越了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的拉丁文書籍。到1501年，英國印刷書籍中英文書籍已占59%，拉丁文書籍僅占33%。相比之下，歐洲大陸拉丁文書籍卻占70%。16世紀40年代，英國國內英文書籍達到84%，拉丁文書籍下降到10%。而同期德國的德文和拉丁文書籍分別占54%、42%，法、意等國的本國語言書籍占比則低于拉丁文書籍。 上述狀況有利于增強英國人的民族國家認同和國家世俗化，卻不利于與歐洲大陸的書籍貿易和文化交流。對歐洲大陸的人們而言，英語還只是一種陌生的語言。即使到1665年，法國科學雜志《學者雜志》創(chuàng)辦者丹尼斯·德·薩洛（Denis de Sallo）還在抱怨，整個巴黎找不到一個精通英語的翻譯。 英國書籍數量少，印刷質量不高，但售價卻遠遠高于歐洲大陸。相同開本的書籍，英國的印刷價格幾乎是歐洲大陸的3倍。出現(xiàn)這種狀況的最重要原因是，英國印刷出版業(yè)長期處于1557年成立的倫敦書商公會的壟斷狀態(tài)。該公會獲得了王家特許狀，不僅掌控書籍的印刷所有權和定價權，還代表政府行使出版審查權，監(jiān)管海關進出口書籍，幾乎壟斷了全國的書籍貿易。這種狀況與歐陸許多國家擁有多個印刷中心印刷業(yè)行會僅享有地方勢力范圍的情況形成強烈對比。倫敦書商公會對書籍印刷出版的壟斷不利于良性競爭，英國書籍難免質次價高。此外，紙張等原料不足，金屬活字模具等印刷材料緊缺，書商公會將印刷從業(yè)者限制在行會內部，競爭機制和危機意識缺乏，等等，也是導致英國書籍印刷質次價高的重要因素。 與英國書籍印刷出版業(yè)艱難前行相比，同期歐洲大陸的印刷出版業(yè)卻相當繁榮。德國有紐倫堡、奧格斯堡、科隆等多個印刷出版重鎮(zhèn)，法國、意大利等國家也有多個印刷出版中心，英國卻只有倫敦。從書籍出版種類看，16世紀30年代歐洲大陸共出版24085種書籍，其中德國8525種，僅紐倫堡就出版1184種圖書，遠遠超過倫敦的804種。 所幸的是，落后的英國印刷出版界通過一種特殊途徑保持著與歐洲大陸業(yè)界的聯(lián)系。1484年，英國頒布《意大利商人法令》，授予居住在英國的外國抄寫員、印刷商和裝訂工豁免特權，鼓勵他們在英國發(fā)展，希望以此解決印刷工匠短缺的問題。于是，歐洲大陸特別是德國印刷出版商利用英國政府的這一法令，在英國大量進口歐陸圖書。英國因此仍能感知歐洲大陸書籍印刷和貿易的發(fā)展態(tài)勢。 法蘭克福書市崛起和繁榮形成的巨大張力也因此傳導到不列顛島，給低迷的英國書籍印刷和貿易以重要的外源性驅動。研究表明，早在16世紀70年代，法蘭克福大集市中已經出現(xiàn)來自英國的書籍。早期出現(xiàn)在法蘭克福書市的英國書籍，通常沒有獲得英國王室專利特許和書商公會許可證，只能由書商偷運到法蘭克福書市售賣。此外，這些非法上市的英國書籍還會被書市書商們毫無顧忌地翻印。對于擁有合法保護的英國書籍，大陸書商則通過重新編排文本、增補新內容等方式，進行翻印。結果，隨著英國書籍在法蘭克福書市交易量不斷擴大，書籍印刷所有權問題日益突出，甚至引發(fā)英德書商之間的惡性競爭。為此，16世紀90年代中期后，英國書商開始將英國書籍印刷所有權授予法蘭克福書市書商，以化解印刷所有權爭端。不過，由于缺乏有效的印刷所有權保障和監(jiān)管機制，英國書籍仍不免遭到大陸書商的大量翻印。 盡管如此，法蘭克福書市的繁榮和相對寬松的貿易環(huán)境，還是給英國書籍印刷和貿易注入了一種強大的外源動力。其一，它畢竟為英國印刷界和書商提供了在國際書市牟利的平臺，開闊了眼界；其二，歐洲大陸書商為牟取利潤，翻印英國書籍，助推著英國書籍借助法蘭克福書市在歐洲大陸的流轉；其三，更重要的是，英國政府和文人群體從法蘭克福書市看到了有利的政治宣傳契機和商機，開始積極利用這一平臺為自己服務，向歐洲大陸輸出英國書籍。 法蘭克福書市平臺并非只限于書市本身，而是通過聯(lián)結書籍貿易鏈條上從作者到書籍生產者、銷售商和書籍消費者等多個主體，形成了一種互動互連的龐大的資源網絡。法蘭克福書市蘊藏的這種資源和網絡優(yōu)勢，加上它相對寬松的書籍審查環(huán)境，不僅為英國書商謀取利潤提供了機會，為英國王室進行海外政治宣傳提供了有利條件，也為英國作者提供了與歐洲大陸書商合作推銷自己創(chuàng)作成果的機會。在以上相關利益主體的驅動下，隨著英國書商參與法蘭克福書市程度的加深，逐漸形成了三種參市基本模式，英國書籍也開始了以法蘭克福書市為平臺的歐陸流傳。 第一種是代理人參市模式。在近代早期，英國書商參加法蘭克福書市，要多次換乘船只和馬車等水陸交通工具，路上耗費時間長，還要承受書籍在運輸過程中可能的損耗甚至被盜等風險。因此，相較于直接參加法蘭克福書市活動，英國書商更愿意委托代理人參市，而且參市意圖帶有原始的逐利特征。參市的英國書籍主要是非法印刷品和積壓滯銷品。 在法蘭克福書市銷售英國非法書籍的早期書商中，倫敦書商約翰·沃爾夫（John Wolfe）最為活躍。統(tǒng)計表明，1600年之前的法蘭克福書市書籍目錄總共記錄了60本來自英國的書籍，其中13本出自書商約翰·沃爾夫之手。約翰·沃爾夫在法蘭克福書市經營非法書籍，主要是因為他早期隸屬于魚商公會而非書商公會，是一位夾縫中謀生的小商人。鑒于當時倫敦書商公會壟斷英國書籍貿易，約翰·沃爾夫想要成就一番事業(yè)，就只能另辟蹊徑。于是，他將目光轉向更加廣闊的歐洲大陸市場，而作為歐洲大陸書籍貿易中心的法蘭克福書市就成了他的不二選擇。研究表明，約翰·沃爾夫并非親自參加法蘭克福書市，而是委托居住在倫敦的意大利出版商賈科奠·卡斯特爾維特羅（Giacomo Castelvetro）在法蘭克福書市化理銷售其印刷書籍，以獲取利潤，同時讓后者在書市為他購置歐洲大陸出版的新書。 由于不是倫敦書商公會的成員，約翰·沃爾夫在書籍來源方面只能選擇帶有投機色彩的非法印刷途徑。他巧妙地繞過倫敦書商公會，將目標鎖定在受羅馬教廷宗教迫害而流亡到倫敦的一些意大利精英學者，諸如喬瓦尼·巴蒂斯塔·卡斯蒂廖內（Giovanni Battista Castiglione）、約翰·弗洛里奧（John Florio）、阿爾貝里科·貞提利（Alberico Gentil）等人，選擇他們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作品進行印刷，從而使許多在意大利被列為禁書的作品得以出版。這些書籍在倫敦秘密印刷裝訂，然后偷運至歐洲大陸，通過代理人送至法蘭克福書市售賣。有趣的是，盡管約翰·沃爾夫用非法印刷方式對抗王室特許權和倫敦書商公會的壟斷地位，但是由于他在法蘭克福書市銷售意大利學者反天主教會的書籍、且在印刷領域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英國王室和官方開始向他伸出橄欖枝。從1592年開始，他擔任女王的出版商，1593年成為倫敦金融城的印刷商倫敦書商公會也于1598年吸納他為成員。 進入法蘭克福書市的英國書籍中，除了約翰·沃爾夫非法印刷的書籍外，還有一些在英國滯銷積壓的書籍。1600年之前法蘭克福書市書籍目錄登記的60本英國書籍中，有22本書的英國出版時間要早于出現(xiàn)在法蘭克福書市時間1~3年。由此可以推測，早期法蘭克福書市的英國書籍中，有一些是英國國內市場的尾貨。 上述可知，早期英國書籍投放到法蘭克福書市，主要是基于商業(yè)利益的考慮。然而，讓英國書商們意想不到的是，作為“無心插柳”的結果，一些英國書籍借助法蘭克福書市平臺迅速在歐洲大陸流傳開來。法學家阿爾貝里科·貞提利的法律書籍，文學家彼得羅·阿雷蒂諾（Pietro Aretino）的諷刺小說、著名哲學家和辯論家約翰·凱斯（John Case）關于亞里士多德的評論作品等英國書籍，在法蘭克福書市上聲名大噪，從英國的非法或滯銷書籍華麗蛻變?yōu)榇箨懙臅充N書。結果，不僅英德書商之間的合作意愿進一步提升，甚至英國政府也開始積極支持英國書籍參展法蘭克福書市，以期宣傳英國的宗教和政治主張。 因此，16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英國書商參展法蘭克福書市的方式也開始發(fā)生變化，由早期迫于生計、為牟利而尋求大陸代理人的消極代理模式，轉變?yōu)橐环N國家支持下的英德書商之間積極合作的穩(wěn)定的積極代理模式。 轉變之一，英國政府開始積極支持本國書商參與法蘭克福書市。17世紀初，英國王室開始關注利用印刷品在海外宣傳自己的宗教和政治主張。英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1566—1625年）專門向一些書商授予王室特許權，讓他們合法參與法蘭克福書市?；钴S于法蘭克福書市的英國書商約翰·諾頓（John Norton）和約翰·比爾（John Bill）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他們均來自倫敦書商公會，早期主要通過大陸代理人模式參與書市活動，并與法蘭克福、巴黎等歐洲大陸許多出版中心保持著廣泛聯(lián)系。詹姆士一世因此任命他們擔任“國王的印刷商”一職，授予他們廣泛的印刷特許權，以促進英國書籍參展法蘭克福書市，達到在歐洲大陸傳播英國民族文化、反對羅馬教皇的政治目標。 此外，1613年詹姆士一世的女兒伊麗莎白·斯圖亞特公主（Elizabeth Stuart）與德國普法爾茨選侯弗里德里希五世（Friedrich V von der Pfalz）聯(lián)姻，也為英國政府借法蘭克福書市宣傳自己的宗教和政治主張創(chuàng)造了有利條件。1616年和1617年，弗里德里希五世數度出面，明確反對羅馬教廷和帝國圖書委員會在禁法蘭克福書市宣傳新教主張的英國書籍，產生了巨大的政治效應。法蘭克福書市因此出現(xiàn)了更多不加署名的諸如《新教改革》等反天主教書籍。這些利好因素又反過來鼓勵英國書商將更多更好的反映英國思想和文化的書籍送往法蘭克福書市展銷。 轉變之二，相較于16世紀下半期的約翰·沃爾夫時代，17世紀早期英國書商與大陸書商之間的貿易往來更加頻繁，對法蘭克福書市資源的挖掘也更深入。約翰·諾頓和約翰·比爾等英國書商不僅與法蘭克福書市的大書商威廉·安東尼烏斯（Wilhelm Antonius）、彼得·科普夫（Peter Kopf）等建立了長期的代理合作關系，還開始在書市設立常設書店，與當地書商開展經常性貿易往來的。與此同時，法蘭克福書商也開始主動尋求與英國書商合作。早期曾“非法”翻印英國書籍的大書商威廉·安東尼烏斯，在16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就開始調整策略，與倫敦書商達成協(xié)議，獲得了法學家阿爾貝里科·貞提利·神學家威廉·帕金斯（Wlliam Perkins）等作者的書籍印刷所有權，將他們的著作在德國印刷出版，并參展法蘭克福書市。 至此，英國書商與法蘭克福書商之間建立起持久、穩(wěn)定的代理人運作模式。英國書商也一改以前消極參與法蘭克福書市的態(tài)度，不再只把在本國市場滯銷的書籍拿到歐洲國際書市上拋售，而是首先將相關書籍在法蘭克福書市印刷銷售，余下的少量書籍再送回英國售賣。 第二種是直接參展模式。從17世紀初開始，英國書商穿越英吉利海峽，直接來到美因河畔，參加每年春秋兩季的法蘭克福書市，倫敦也因此而進入了積極參加法蘭克福書市的代表性歐洲城市行列。直接參展模式以“在場”形式展示了英國書商利用法蘭克福書市平臺資源的強烈意愿。英國書商們精心準備，在書市中為參展的英國書籍做廣告，使法蘭克福書市呈現(xiàn)出濃烈的英倫氣息。為了更好地宣傳介紹英國書籍，書商約翰·比爾還大膽創(chuàng)新，在1617—1621年和1628年，模仿法蘭克福官方書市書籍目錄，編排屬于自己版本的書市書籍目錄，成為第一個自行發(fā)行書市書籍目錄的英國書商。 在直接參展的英國書籍中，約翰·諾頓和約翰·比爾特別注重神學和辯論類書籍的推廣，以此凸顯英國書籍的宗教和政治主張。其中，宣傳英王詹姆士一世的書籍更是成為他們參展和推銷的重中之重。據統(tǒng)計，他們在書市中至少發(fā)行了5本有關詹姆士國王的書籍。此外，他們還受英國國內其他書商的委托，將同行們的書籍送至法蘭克福書市參展。他們擔任了倫敦書商羅伯特·巴克（Robert Barker）等至少九名英國書商的中間人，代理參展的書籍包括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哲學作品《古人的智慧》、內科醫(yī)生馬修·格溫（Matthew Gwinne）的醫(yī)學書《金非金》等。與約翰·諾頓和約翰·比爾的書籍不同，這些英國同行的書籍很少做廣告，甚至還以批發(fā)或打折的方式出售。 第三種是英國作者與歐陸書商合作模式。除了英國書商通過代理和直接參與形式在法蘭克福書市展銷英國書籍外，一些英國文人學者也借助法蘭克福書市平臺搭建的歐洲書商-文人交流圈，直接與大陸書商建立聯(lián)系，印刷和展銷自己的作品，為英國書籍通過法蘭克福書市流傳歐洲大陸開辟出一條新的路徑。 如前所述，近代早期的英國印刷書籍價格高昂、質量低劣。不僅如此，書商還常常要書籍作者承擔書籍印刷成本乃至貿易的風險。有鑒于此，不少英國作者轉而主動尋求與法蘭克福書商合作，授權將自己的作品在國外印刷出版。16世紀末，英國學者蒂莫西·布萊特（Timothie Bright）就曾獲法蘭克福威悉爾印刷所支持，出版自己的作品。17世紀初，英國醫(yī)生羅伯特·弗魯德（Robert Fludd）創(chuàng)作一部插圖版煉金術作品，原本打算在倫敦自費出版。但是，倫敦書商要求其“預支500英鎊，還要自行準備印刷的銅板材料”。結果，羅伯特·弗魯德通過在倫敦的德國人結識法蘭克福大書商西奧多·德·布賴（Theodor de Bry）。對方不僅免費印刷羅伯特·弗魯德的作品，在法蘭克福書市上為其做廣告，還額外贈予他16本樣書和支付40鎊金幣。此后，羅伯特·弗魯德與西奧多·德·布賴及其繼任者一直保持著合作關系，在1617—1626年間共有15本書籍由他們出版，其中有9本書在法蘭克福書市發(fā)行。極負盛名的英國醫(yī)生威廉·哈維（Wlliam Harvey）也通過羅伯特·弗魯德的推介，結識西奧多·德·布賴的繼任者威廉·非策爾（William Fitzer），將自己的《心血運動論》手稿郵寄至法蘭克福，由非策爾印刷后在法蘭克福書市首發(fā)。 上述可見，從16世紀后半期到17世紀上半期，上至英國王室，下至英國書商和作家，都表現(xiàn)出對法蘭克福書市的期待和重視。同時，他們也通過各種模式和路徑，將越來越多的英國書籍推向法蘭克福書市。法蘭克福書市則依托在此匯聚集散的各國書商，將英國書籍推送到更廣闊的地域空間，成為促成其在歐陸跨國旅行的重要中轉平臺和驅動英國書籍印刷出版、貿易走向繁榮的重要外源動力。英國因此在書籍出版方面與歐洲大陸國家的差距迅速縮小。16世紀下半期英國的書籍產量（799.9萬冊）只能勉強達到德國（3211.2萬冊）的四分之一，到17世紀上半期，英國的書籍產量（3291.2萬冊）已經達到德國產量（4055.3萬冊）的五分之四。增長之快，可見一斑。更重要的是，法蘭克福書市在客觀上為英國書籍拓展歐洲大陸市場、推動英國思想文化在歐陸的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成了英國和歐洲大陸各國書商定期交流、各種書籍及其承載的思想文化聚匯碰撞的重要平臺。 研究表明，16世紀下半期到17世紀末法蘭克福書市書籍目錄登記的英國書籍并不多，但數量上的劣勢并不影響英國書籍承載的知識和思想文化的感召力。西歐各國知識界也普遍表現(xiàn)出對英國文化、科學和宗教的濃厚興趣。英國書籍作為思想和文化的媒介載體，則借助于法蘭克福書市平臺，流傳到歐陸各國。成為歐洲大陸了解英國思想文化最方便和重要的信息來源。法蘭克福書市書籍目錄的每一個學科分類中，幾乎都可以發(fā)現(xiàn)享譽國際的英國作品。 在神學書籍中，威廉·帕金斯的《金鏈》《羅馬天主教的虛假信仰問題》、威康·惠特克（Wlliam Whitaker）的《關于反教宗之會議的爭議》《辯論圣經》等反羅馬天主教會的作品，在歐洲大陸反響強烈。當然，這些宗教書籍在歐陸的傳播常常受到英國國內和歐洲大陸國家宗教政策的影響。例如，清教徒威廉·帕金斯的書籍由牛津書商約瑟夫·巴恩斯（Joseph Barnes）送至法蘭克福書市書籍參展后，其主要去向是荷蘭等新教國家，天主教國家則拒絕其作品入境。同樣，由于英國國內天主教禁令的影響，1557—1640年間英國80%的天主教書籍只能在國外出版。法蘭克福書市書籍目錄顯示，英國天主教書籍主要來自英國的秘密印刷所和法國的天主教印刷所。 法律書籍方面，最具影響者是阿爾貝里科·貞提利的《論外交官》《戰(zhàn)爭法》等作品。倫敦書商約翰·沃爾夫將他的相關書籍送至法蘭克福書市參展后，立即受到歐洲多地書商的關注，哈瑙、阿姆斯特丹等地都印刷了他的作品。阿爾貝里科·貞提利的法律書籍涵蓋了當時國家交往中出現(xiàn)的戰(zhàn)爭法、使節(jié)法以及條約法等幾乎所有重大問題，深刻影響了歐洲法學家的研究路徑與方法，極大地促進了國際法在歐洲國家的實踐。 相比之下，英國醫(yī)學和自然哲學書籍最具英國和時代特色，尤其受到歐洲大陸知識界的歡迎，影響也最大，德國書商競相印刷出版。據統(tǒng)計，17世紀上半期，醫(yī)生和數學家鄧肯·利德爾（Duncan Liddel）有6部作品被德國書商印刷；著名醫(yī)生、數學家和宇宙學家羅伯特·弗魯德共有25部作品被德國書商印刷，僅法蘭克福書市書商西奧多·德·布賴及其繼任者就印刷了他的15部著作。英國著名醫(yī)生、實驗生理學創(chuàng)始人威廉·哈維的書籍在法蘭克福書市尤其受歡迎。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心血運動論》1628年在法蘭克福第一次出版并在書市發(fā)行后，迅速傳播到法、荷、英等國，并被萊頓、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書商翻印。由于這本書為英國醫(yī)學帶來的巨大榮譽和聲望，越來越多的英國醫(yī)學家獲得歐洲大陸醫(yī)學界的關注，他們的著作成為英國和大陸書商爭相合作出版的對象，英國醫(yī)學家群體在歐洲的學術地位因此大幅提升。 17世紀，報紙和雜志等新的印刷傳播媒介形式開始出現(xiàn)。英國書籍在歐洲大陸的流傳形式也呈現(xiàn)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17世紀中葉以后，隨著自然哲學的興起和皇家學會等新學術機構的出現(xiàn)，英國自然哲學家的作品也開始通過雜志、報紙等書籍新形態(tài)批量走向歐洲大陸。1660年，英國皇家學會成立。它與倫敦書商公會對印刷和知識的壟斷不同，從一開始就秉持包容、開放的立場，明確標榜“促進自然知識”傳播的理念和目標，并且于1665年5月創(chuàng)辦世界上最早的學術期刊《自然科學會報》。此外，皇家學會還取得獨立印刷、出版和審查的特許權，從而使其能夠不依附于倫敦書商公會而進行知識生產和傳播?！蹲匀豢茖W會報》涵蓋物理學、數學、生物學、化學等學科，匯集了著名化學家羅伯特·波義耳（Robert Boyle）、博物學家和發(fā)明家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物理學家艾薩克·牛頓（Isac Newton）、植物解剖學家和生理學家尼希米·格魯（Nehemiah Grew）等當時幾乎所有重要英國學者的作品?！蹲匀豢茖W會報》創(chuàng)辦人、皇家學會秘書亨利·奧爾登堡（Henry Oldenburg）在雜志發(fā)行之初，就計劃將其翻譯為拉丁文版本，以便與歐陸學者及學術機構進行交流，最后因資金限制和時間不足，相關計劃未能實現(xiàn)。盡管如此，該雜志在歐洲大陸的傳播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 與以往獨立作者的單部作品不同，《自然科學會報》匯集諸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具有類似于法蘭克福書市書籍目錄的資訊匯編功能。因此，這一新期刊出現(xiàn)后，立即引發(fā)大陸書商的熱切關注。各國書商利用法蘭克福書市建立起來的歐洲書商網絡，及時獲取《自然科學會報》的英文原版，然后將其翻譯成拉丁文或各國語言，銷往歐洲各地，從而大大擴張了《自然科學會報》的出版范圍和影響力。在這方面，荷蘭書商做得最為出色。敏銳的商業(yè)嗅覺，靠近英國的地理優(yōu)勢，使許多荷蘭書商熱切地投身于英國自然哲學書籍的印刷和貿易中，以期獲得豐厚利潤。其中，僅格布蘭德·沙根（Gerbrand Schagen）一人就印刷了羅伯特·波義耳等至少四名學者的多部作品。德國漢堡書商戈特弗里德·舒爾茨（ottfried Schulz）不僅是一位追逐書籍貿易中豐厚利潤的商人，而且是一位學術交流的熱心支持者。他積極推動《自然科學會報》的拉丁文版本的翻譯，還協(xié)助英國與歐洲大陸不同學術期刊之間的書籍傳遞，充當英國與大陸之間知識交換者的角色。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大陸書商常常未經作者和期刊的準許就進行翻印，翻印版本中漏洞百出者不乏其例。這些質量低劣的盜版翻印顯然不利于英國知識的準確傳播，危害英國科學研究和思想文化的聲譽，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英國自然科學書籍在歐洲大陸受歡迎的程度。 受益于法蘭克福書市構建起來的歐洲書商網絡，《自然科學會報》在歐陸廣泛傳播的同時，還與歐洲大陸的學術期刊界建立起了交流關系。17世紀下半期，除亨利·奧爾登堡創(chuàng)辦的英國《自然科學會報》外，法國的丹尼斯·德·薩洛（Denis de Sallo）、德國的菲利普·薩克斯·馮·勒文海姆（Philipp Sachs von Lowenheim）分別于1665年、1670年創(chuàng)辦學術期刊《學者雜志》《珍奇雜志》，刊登和宣傳本國學者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這些刊物為促進學術交流提供了便利。例如，英法兩國期刊的互動就非?；钴S，《自然科學會報》和《學者雜志》常常相互轉載、翻譯對方的作品。兩國學者甚至通過各自的期刊陣地發(fā)表一系列相互討論的文章。最其代表性的是17世紀60年代英國的羅伯特·胡克與法國的皮埃爾·佩蒂特（Pierre Peti）就前者發(fā)明的航海測量儀器進行探討，雙方在質疑、反駁中展開了熱烈的學術爭鳴。 一些英國的歷史、地理和旅行、政治類書籍也受到歐洲大陸讀者的熱烈歡迎。培根的《亨利七世國王本紀》、吉爾伯特·伯內特（Glbert Burnet）有關英國宗教改革的歷史書籍等，被德國人翻譯成拉丁文后，在歐洲大陸新教國家和地區(qū)得到廣泛傳播。地理和旅行類書籍中，如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船長探險拉美和西印度的航海書、沃爾特·雷利（Walter Raleigh）發(fā)現(xiàn)圭亞那等南美洲新大陸的作品以及托馬斯·哈里奧特（Thomas Harriot）有關英國在北美建立第一個殖民地弗吉尼亞的書籍等，也深受喜愛。這三位作者共有13本書籍在德國發(fā)行，其中6本在法蘭克福書市發(fā)行。 可見，法蘭克福書市及以此為平臺構建起來的歐洲書籍貿易網絡，對英國書籍及其承載的思想文化在歐洲大陸的廣泛傳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英國書籍及其承載的思想文化通過法蘭克福書市，向歐洲大陸各國擴散，進而與歐陸各國的思想文化形成碰撞和交融。正是這種基于書籍傳播的跨國性學術交流和探討，合力構筑并促進了近代歐洲科學和思想文化的發(fā)展與繁榮。 曾經有德國學者以略帶自豪的口吻指出：“傲氣的英國通行世界各地，或者至少是努力通行于世界各地，但傳播其文獻的能力卻僅囿于自己的國家和殖民地。在這方面，它還得依托于德國的書籍貿易。”法蘭克福書市的獨特魅力，就在于它作為其他歐洲國家所沒有的國際性書籍展銷平臺的角色。它為英國及歐陸各國的書商、學者、圖書收藏家、政府官員等群體提供了一個相互交流的公共書籍空間，將書籍貿易的世界與文人學者的知識世界交融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囊括以上主體的交流共同體。就此而言，法蘭克福書市是一種集諸多功能于一體、讓整個歐洲為之受益的國際性公共資源，不同的使用主體賦予了它不同的功用和意義。在這方面，英國借助法蘭克福書市所進行的書籍貿易、政治宣傳以及與歐洲大陸的思想文化交流等，較典型地呈現(xiàn)了法蘭克福書市的多功能特征。 英國書籍展銷于法蘭克福書市，促進了英國印刷出版業(yè)和書籍貿易的發(fā)展。法蘭克福書市的主要參與者是書商，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追逐商業(yè)利益。但是，法蘭克福書市與英國書籍出版業(yè)發(fā)展之間的關系表明，法蘭克福書市的書籍貿易遠遠超越了它僅僅作為書籍貿易平臺的功能。它提供的國際書商一文人交流圈，在活躍英國與歐洲大陸書籍貿易的同時，也助推著英國書籍印刷出版業(yè)從低速走向繁榮。英國書商積極利用這一平臺的資源優(yōu)勢，與法蘭克福書市書商廣泛開展書籍交易活動，使英國書籍通過法蘭克福書市流轉到整個歐洲市場。歐洲大陸各國對于英國書籍的積極需求，又反過來刺激了英國國內書籍印刷出版和貿易的進一步發(fā)展。在法蘭克福書市上暢銷的英國書籍，英國書商通常會通過重印或再版來擴大在歐洲大陸的發(fā)行量。英國哲學家約翰·凱斯關于亞里士多德的評論作品，作為歐洲大學藝術課程必修課的參考書，在法蘭克福書市一經發(fā)售，立即受到各國書商的關注，成為暢銷書。英國書商約瑟夫·巴恩斯遂于1592年、1598年在牛津再版這些書籍，然后運往歐洲大陸。此外，英國書商還翻譯、翻印從法蘭克福書市帶回的大陸暢銷書。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繁榮了英國書籍市場，促進了英國國內印刷出版業(yè)的發(fā)展。 英國書籍生產因此開始反超德國。1651—1700年德國書籍產量為5770.8萬冊，而英國書籍產量為8930.6萬冊，前者不足后者的三分之二，二者實現(xiàn)了完美反轉。由此帶來的結果是，17世紀以后特別是在該世紀下半期，隨著英國科學和思想文化的快速發(fā)展以及歐陸各國知識界對英國文化、科學和宗教表現(xiàn)出的濃厚興趣，《自然科學會報》等英國雜志和書籍開始批量輸往歐洲大陸。 英國書籍在法蘭克福書市遭遇的翻印經歷，也促使英國開始關注規(guī)范書籍出版問題，在無意中推動著歐洲書籍出版業(yè)走向有序和規(guī)范。大陸書商對英國書籍的無序翻印活動，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歐洲大陸對于英國思想文化作品的認可和喜愛，同時也加劇了人們對書籍貿易中印刷所有權或版權的關注。此后，以英國1710年《安妮法》的實施為肇端，版權概念和相關法律逐漸在歐洲各國確立起來。法蘭克福書市由此開始成為版權許可和版權轉讓的重要實踐場所，進而促進國際版權貿易的確立和發(fā)展。 英國政府借助法蘭克福書市開展文化外交，宣傳自己的政治和宗教觀點，從一個側面凸顯出法蘭克福書市的政治功能。在一個時期內，古滕堡印刷術發(fā)明帶來的印刷媒介迅猛發(fā)展和對思想文化傳播的革命性影響，引起歐洲各國統(tǒng)治者的密切關注。16、17世紀正是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和新教各派力量之間博弈的時期，也是西歐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形成時期。作為全歐書籍集散中心的法蘭克福書市，理所當然地成為各種政治勢力關注的焦點和博弈平臺，成了英國擺脫羅馬天主教會控制、強化世俗君主權力、宣傳自己的宗教政策和政治主張的場所，以及英國對歐洲大陸展開文化外交的平臺。 英國與歐洲大陸基于法蘭克福書市平臺的思想文化流傳，折射出法蘭克福書市的強大思想文化交流功能。承載著英國思想文化的書籍聚集于法蘭克福書市，借助于這一平臺的書商網絡到達歐洲大陸國家的讀者手中，從而實現(xiàn)了當時最大限度的廣泛流傳。與此同時，需要指出的是，這種思想文化交流是雙向的。英國也從法蘭克福書市書籍購得大量的歐陸圖書，從而對英國的思想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法蘭克福書市對牛津大學圖書館圖書建設的影響。 事實上，自16世紀下半期法蘭克福書市書籍目錄流行之后，英國書商就常常為國內讀者和機構翻印這些目錄。它們?yōu)闊o法親自參訪書市的英國讀者群體提供了最新的歐洲大陸圖書動態(tài)。17世紀初，托馬斯·博德利爵士（Sir Thomas Bodley）購置牛津大學圖書館藏書的工作，顯然受到法蘭克福書市書籍目錄的影響。 1600—1605年，托馬斯·博德利投入1200英鎊，籌備建設牛津大學圖書館。在這一過程中，托馬斯·博德利除了購買和接受捐贈英國國內的書籍外，還特別注重獲取歐洲大陸的新書。他以法蘭克福書市書籍目錄為參考，委托倫敦書商約翰·諾頓從法蘭克福書市購置新書。托馬斯·博德利、約翰·諾頓等人共同努力的結果是，來自法蘭克福書市的歐洲大陸書籍，極大地豐富了牛津大學圖書館的藏書，使之成為全英藏書最前衛(wèi)的圖書館和名副其實的國家圖書館。這些書籍在托馬斯·博德利爵士建設“為公眾服務、使公眾受益”的圖書館的理念之下，向廣大讀者開放。它們所承載的思想文化也隨之在英國得到廣泛傳播，深刻影響著英國學者和讀者的思想文化認知。 就此而論，法蘭克福書市成了承載著英國和歐陸諸國思想文化的書籍跨國和跨區(qū)域流傳的紐帶。整個歐洲在分享這些無形的思想文化資產的過程中，逐漸建構起歐洲各國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歷史和記憶，而法蘭克福書市就是這種歐洲思想文化交融記憶的符號和載體。 17世紀下半期以后，隨著民族國家的發(fā)展和民族文獻的日趨繁榮，歐洲各國拉丁文書籍日益稀減，具有“世界公民容貌”的法蘭克福書市逐漸失去了作為“文獻的世界市場”的歐洲書市中心的地位。轉而易位于德國東部的萊比錫書市。盡管如此，從歷史層面看，無論時代如何變遷，書籍的媒介形態(tài)如何更替，法蘭克福書市作為近代早期歐洲重要的歷史和文化標簽符號的地位不會改變。它對包括英國在內的歐洲諸國思想文化交流的促進作用，在功能和影響方面已經遠遠超越了書市本身。1949年，聯(lián)邦德國重建法蘭克福書市，甚至更上一層樓，由原來的歐洲書籍貿易中心提升為當今世界最大的圖書博覽會，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文獻的世界市場”。 作者邢來順，系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龍文鳳，系華中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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