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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是我國歷史上可見最早的一部叢帖。宋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趙光義命翰林侍書王著甄選內(nèi)府所藏歷代帝王、然臣、書家等墨跡作品摹勒刊刻。《閣貼》共十卷,收歷代書家一百零二人,計四百二十帖,每卷末篆題“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圣旨模勒上石”十九字。

  宋初,太宗實行尊崇儒學的政策,極力推動文化事業(yè),以鞏固國家統(tǒng)一。而《淳化閣帖》的編刻,正是宋太宗文化系列工程中的工項配套工程。與之同時期進行的還有:太平興國二年(977年)詔令李昉等編《太平廣記》五百卷和《太平御覽》一千卷;太平興國七年(982年)編纂《文苑英華》一千卷。

  《淳化閣帖》收錄了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書法墨跡,是中國書法史的第一部大型圖典。它的刊刻和流傳具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淳化閣帖》的刊刻是有史以來影響最大的一次書法藝術(shù)普及運動。它第一次大規(guī)模地將國寶般的古代真跡普及、輸入到民間,壯大了書法愛好者的隊伍,對宋代書法開創(chuàng)新氣象、增添新活力,促進中國書法藝術(shù)的發(fā)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正如趙孟頫所云:“書法之不喪,此帖之澤也?!蓖瑫r,《閣帖》還為后人保存了大量已經(jīng)絕跡屢經(jīng)聚散,佚多存少。例如:王羲之真跡在唐太宗時尚存千紙,到宋太宗刊刻《閣帖》是僅有一百五六十件(其中還含有大量摹仿本),滄桑變遷后的今日王羲之真跡已蕩然無存,即便是那些“下真跡一等”的摹本、臨仿本也稀若星鳳,屈指算來,數(shù)十而已。如若中國書法史的缺少一部《淳化閣帖》的話,中華民族獨有的書法藝術(shù)寶庫將損失一大筆寶貴財富。

  更重要的是,《淳化閣帖》的刊刻傳布最終確立了王羲之“書圣”地位。早在唐代,太宗李世民就有意確立王羲之“書圣”地位。他不惜以九五之尊,親自在《晉書》中為王羲之立傳。怎奈當時民間并無右軍只字片紙,僅一《集王圣教序》行楷碑刻行世,遠遠不能滿足書法愛好者的需要。那時縱使有皇家的褒獎鼓吹,但書圣地位已經(jīng)名存實亡。真正在民間確立王羲之“書圣”地位,還得依賴于《閣帖》的刊刻。

  《閣帖》在輯刻過程中,采用“獨尊二王”、“罷黜百家”的方針,凡與二王風格相異者,一概拒之門外。十卷《淳化閣帖》,“二王”獨占了五卷。總共四百二十帖中,“二王”的帖數(shù)是二百三十三,占了總帖數(shù)的55.25%,超出半數(shù)。宋王朝用王羲之作品征服了世人的同時,更借崇揚二王書法、推重晉代書法,來弘揚帝王正統(tǒng)觀念。這才是崇顯“二王”的真實目的。

  《閣帖》刻成之后,宋太宗非常高興,馬上就賜宗室大臣一本,自此凡遇上大臣來中書省和樞密院“二府”的,就賜一墨本,不久就不再賜本了。所以在宋代《閣帖》就十分稀貴?;诖?,宋代翻刻的《閣帖》就有三十多種?,F(xiàn)將《閣帖》傳世佳本作一簡單介紹:

安思遠藏本(現(xiàn)新入藏上海博物館)

  此套宋拓《淳化閣帖》存卷六至八卷,舊稱“司空公本”。曾為南宋賈似道,元趙孟頫、明末孫承澤,清安歧、錢樾、李宗瀚,民國李瑞清、周湘云、蔣祖詒、吳普心等遞藏。此帖20世紀80年代初歸美國大收藏家安思遠所有。安氏藏本另有卷四(1994年新發(fā)現(xiàn)),曾經(jīng)賈似道收藏,有董其昌、翁方綱、吳榮光、玉牒崇恩題跋。此本以白麻紙擦墨拓,墨沈處似漆,淡墨處若蟬翼。有銀錠紋七處,略凸出板面,一望而知非后世依銀錠刻框者。

  1996年安思遠將所藏《閣帖》卷六至八卷并別本卷四帶來北京故宮博物院展出,有《安思遠藏善碑帖選》一書出版,啟功先生作序。2002年此四卷本又被《中國美術(shù)分類全集·中國法帖全集·第一冊》收錄。2003年上海博物館以450萬美金從安氏手中成功收購。此本是歷史上公認的《淳化閣帖》傳世最佳善本。

  安氏本卷四標目“歷代名臣法帖第四”行腳下有“三”字,與上海圖書館藏、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泉州帖》兩套南宋拓本卷三標題下有“二”字相似。明代翻刻《泉州馬蹄本》卷四標目下亦有此“三”字。故此本卷四近《泉州本》系統(tǒng)。同時,它又具有肅府本的卷號、版號特征,而且還有銀錠紋。另此本卷六《月半帖》第三行“拜”字刀溢出筆外,這是《泉州本》卷六的重要特征,同時卷六《諸從帖》一、二行間刻還有卷版號“六、三”字樣,這是肅府祖本的主要特征。既有肅府本卷號、版號特征,又有銀錠紋的《閣帖》特例,還出現(xiàn)在安氏本卷七、卷八上。

  筆者初步認為同時具有《泉州本》、《肅府本》特點的傳世《閣帖》最接近《淳化》祖本,亦即安氏本《淳化閣貼》為傳世最佳善拓。

潘允亮藏本
  明潘允亮藏賈似道本,經(jīng)元代周密、周厚、明代袁褧、之潘允亮,后經(jīng)請代梁清標、陳崇本、王存善遞藏本,簡稱“潘允亮本”。此本烜赫有名,一身被視為《閣帖》棗木祖本。在明代曾先后經(jīng)三刻:即袁褧尚之(玉韻齋)刻本、顧從義汝和(玉泓館)刻本、潘允亮寅叔(五石山房)刻本。

  賈似道所藏本舊稱為“棗木原本”,自明代以后一直下落不明。直至2000年弗利爾美術(shù)館印行Brushingthe Past: later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gift of RobertHatfieldEllsworth《閣帖》第十卷末頁才首度曝光。2001年馬成名先生述及,在美國弗利爾美術(shù)館,從東方部主任張子寧先生處得見該館藏之九卷《閣帖》(存卷一至卷八,并卷十),始斷定此九卷實與上海圖書館藏第九卷為完璧。

  2003年上海博物館汪慶正館長從新近出現(xiàn)的潘允亮舊藏十卷完璧本的刻工名勝上,發(fā)現(xiàn)郭奇、王成皆為南宋刻工,并證實潘允亮藏本十卷為南宋國子監(jiān)刻本,為《閣帖》研究打開了新局面。

  但此潘允亮藏本的銀錠紋及橫裂紋卻一直為前人忽視,甚至還將此引為《閣帖》祖本依據(jù)。筆者據(jù)曹士冕《法帖譜系》云:

  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置之國子監(jiān),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元板尚存,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為銀錠痕以惑人。第損剝非復舊本之遒勁矣。

  可推知當時“紹興國子監(jiān)本”應該是沒有銀錠紋的。為何潘允亮藏本卻有銀錠紋呢?

  原來,宋人想將此套“紹興國子監(jiān)本”冒充《閣帖》祖本。當時的碑工在紹興國子監(jiān)本的基礎(chǔ)上用厚紙偽造出銀錠紋,將剪成銀錠紋形狀的厚紙覆于板上,其上再覆一層拓紙,棰拓后拓紙上便凸現(xiàn)逼真的“銀錠紋”,但是光有銀錠紋而無橫裂紋勢必引起買家懷疑,總不能在原板上鑿刻出橫裂紋,狡猾的碑工又在拓紙之上再覆細長條紙,棰拓完成后,再撕去細長條的覆紙,就露出白色細長條的“橫裂紋”。此即曹士冕所載“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為銀錠痕以惑人”。潘允亮藏本(現(xiàn)藏上海圖書館、美國弗利爾博物館)就是此類紹興國子監(jiān)本。

潘祖純藏本
  此帖經(jīng)明代天泉翁(潘祖純伯祖)、潘鳳洲(潘祖純伯父)、潘祖純,清代卓蔗老、梁國治、李宗瀚、李聯(lián)琇、李翊煌,現(xiàn)代許福昺等人遞藏,明萬歷庚申(1620年)季夏,經(jīng)吳興方仁宇重新裝裱于觀生堂?,F(xiàn)藏上海博物館。

  此帖過去一直傳為“修內(nèi)司本”,究竟是否還有爭論。近年香港中文大學對此帖展開了專題研究,對其價值又有了重新認識。筆者認為,潘祖純本刊刻傳拓精細無比,筆法墨趣突現(xiàn),同時又將《閣帖》原本的刊刻失誤有所更正,是傳世較佳的修繕本。

  潘祖純藏南宋拓《閣貼》本與安思遠本、潘允亮本等宋拓佳本均不同。是本宋代流傳未詳,明代秘藏于潘氏,入清后僅見于查升(聲山)為卓蔗老題跋,旋歸東閣大學士梁國治。李宗瀚得此本時,翁方綱已過世,故無翁氏題識。除宗瀚題簽外,未見有其題識。其后一直秘藏李家及至宣統(tǒng)元年(1909年),經(jīng)李翊煌手石印傳布于世。1935年,許福昺又用珂羅版印行,印刷極為精美,但流傳極稀,唯羅原覺、曾克耑、張彥生諸先生稍經(jīng)論及。此套《閣帖》與故宮博物院收藏懋勤殿本同屬一個系統(tǒng)。

宋拓王右軍帖
  此本原為思學齋收藏。1987年利氏北山堂從紐約蘇富比拍賣行購得,轉(zhuǎn)贈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庋藏。是冊經(jīng)清繆曰藻、蔣春皋、陸謹庭等遞藏,有彭紹升、王文治、潘奕雋、陸謹庭等跋。過去一直不知此為何帖,因有清乾隆初繆曰藻簽題“宋拓王右軍書”而得名。

  最早將此貼定為“淳化閣帖”殘本的是清人王文治。此帖經(jīng)自商務印書館印刷發(fā)行后,張伯英詳為訂正,最后提出此《宋拓王右軍書》出自《閣帖》泉刻祖本。張伯英是斷定《宋拓王右軍書》為《泉州帖》之祖的第一人,并列舉出《泉州帖》兩條主要特征,為《閣帖》泉州本系統(tǒng)奠定了可靠的基石。

  現(xiàn)在可以肯定《宋拓王右軍書》就是《淳化閣帖》泉州本卷六、卷七、卷八之殘本合并本。其中卷六殘存24帖,卷七殘存11帖,卷八殘存34帖,《閣帖》原本卷六、七、八合共159帖,此《宋拓王右軍書》共39帖。

  此外,傳世《閣帖》善本尚有:上海圖書館藏宋拓《泉州本淳化閣帖》十卷本,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泉州本淳化閣帖》十卷本等。

  淳化三年(992年實)為中國書法史上的一大重要節(jié)點,它主宰了中國書法的發(fā)展方向。而《閣帖》在不自覺中,也為后世書家乃至整個中國書法史的典例。

  《淳化閣帖》的刊刻才最終確立了王羲之的“書圣”地位?!堕w帖》的刊刻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干預手段,確立了帝王正統(tǒng)的書法審美標準,并順理成章地將中國書法總體審美傾向的哲學基礎(chǔ)定位到孔孟“中庸”之道上,使“二王書法”成為一條看不見但處處感覺得到的中國書法美學發(fā)展的“中軸線”。

  《淳化閣帖》開啟了官刻叢帖之端,從而掀起了官私刻帖之風?!堕w帖》為后世刻帖開創(chuàng)并制定了刊刻體例,編排樣式,尺寸規(guī)范等,雖歷經(jīng)千年而變。但是歷代《閣帖》傳本一拓再拓,一翻再翻,造成大量字跡變形失真,與原跡的差距越來越大,很難見到原有的面貌,后學已經(jīng)無法從中探究傳統(tǒng)筆法、神韻、越學就越離譜、甚至將刻板上的“棗木氣”亦一并效仿。不足之處當自然無法遮蓋《閣帖》刊刻的功績、歷史成就。如今宋拓佳本大多已經(jīng)影印出版,復現(xiàn)了《閣帖》的本來面目,棄而不學,或拘泥于“碑帖之爭”,是不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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