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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漢時期的隸書——漢簡（二） 

任啟政

除與居延漢簡同出一個區(qū)域，又發(fā)掘較晚的肩水金關漢簡之外，人們把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和甘谷漢簡并稱“中國四大漢簡”。

一、武威漢簡

1957年7月，在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qū)城西南武威漢墓群發(fā)掘了一座夫妻合葬墓，在墓中出土了480枚木簡，除11枚簡為日忌、雜占內容外，其余469枚均為《儀禮》簡，著名的有《武威王杖詔書令簡》、《甲本.士相見之禮》、《王杖十簡》等。

1，西漢.甲本《士相見之禮》，共16枚竹簡，每枚竹簡長56厘米，寬0.75厘米，每枚書寫60字左右，共計一千二百字。書寫隸書墨跡工整平直，字形扁平，字距較大，排列整齊劃一，整體風格安詳簡靜，筆畫細膩瘦硬，橫細豎粗，捺筆突出，折筆棱角明顯，方筆及蠶頭燕尾被廣泛應用，結體極似東漢末年的《禮器碑》書寫風格。是學習隸書的極好范本。

其他《儀禮》簡還有：《服傳》57篇、《特牲》簡49篇、《少牢》45篇、《有司》74篇、《燕禮》51篇、《泰射》106篇。

2，西漢《武威王杖詔書令簡》，共26枚竹簡，每簡25字左右，與《士相見之禮》墨跡結體扁平相比，此簡字體結構長、扁、大、小相雜，字與字之間緊湊，筆畫粗狂有力，橫畫與豎畫交接處棱角明顯，出現(xiàn)了豎畫的超長拖筆。

3，漢《王杖十簡》，甘肅武威市磨嘴子八號墓出土，簡長23厘米，共10枚，每枚竹簡書寫墨跡少則6字，多則30字。字形同《武威王杖詔令簡》，字間緊湊，捺筆更為突出，結體變化較大，有的字形較長，有的字形較扁。“下”字拖筆加粗到極限。豎畫起筆和折筆用方筆，有的已經(jīng)有楷書方折。

在甘肅武威市柏樹鄉(xiāng)下畦村旱灘坡東漢墓出土的《醫(yī)藥簡》，則字體多變化，出現(xiàn)了草書字。

二、敦煌漢簡

我國甘肅省敦煌市、玉門市和酒泉市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簡牘，統(tǒng)稱敦煌漢簡。二十世紀初至九十年代共發(fā)掘出九批漢簡，共計25000余枚。

1907年，斯坦因在第二次探險敦煌漢代烽燧遺址里，獲得簡牘708枚后，陸續(xù)有多次發(fā)掘，收獲最多的是在敦煌西北馬圈灣和懸泉置遺址，馬圈灣出土1207枚漢簡。1990年在敦煌市東漢代效谷縣懸泉置遺址發(fā)掘出土2萬余枚漢簡。

敦煌漢簡的形制大致與居延漢簡同，主要有簡、牘等官、私文書居多。還有《蒼頡篇》、《急就篇》、《力牧》、《九九術》、《歷譜》、《相善劍刀》、《相馬》的書。

三、甘谷漢簡

1971年在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新興鎮(zhèn)一座漢墓中，出土漢簡23枚。漢簡長23.5厘米、寬2.5厘米、厚0.4厘米，多系松木制作。內容是太守轉發(fā)給所屬縣、鄉(xiāng)的詔書、律令及敕命文書。漢簡出自一人之手，先編后寫，一枚簡書寫兩行，每枚60余字，多的達70多字，字體為規(guī)范隸書。

《甘谷漢簡》隸書別與《居延漢簡》的篆意；《敦煌漢簡》的率意；《武威漢簡》的草意。與《曹全碑》、《張遷碑》相近。筆勢放縱，夸張撇捺如《孔宙碑》，樸實雄健、端莊遒勁似《史晨碑》。

四、簡書用筆

漢代毛筆筆桿為木質，筷子般粗細，一端嵌夾筆頭。筆頭長一厘米，多為狼毫，只有這樣的筆才能在一厘米左右寬，狹窄的竹木條上書寫。在不足一厘米大小的隸書字體上，隸書的基本筆畫排列有序，用筆提、按、頓、挫富于變化。以漢簡為例：

點：一般順筆鋒取勢輕頓，較長的點，頓筆后結合取勢需要向行筆方向輕提或挑出，不計筆鋒偏側，果斷而靈活，有行書出鋒之勢。

橫：起筆有頓筆或藏鋒意識，有的則順抹露鋒，行筆爽健快速，收筆順勢提起。主長橫用筆較重，波磔畫頓后出鋒。

豎：簡書有的豎畫稍粗，運筆干脆有力。有的豎畫雖不作垂直狀而略左傾或右傾，但筆調爽健。

撇：漢簡中不管長撇或短撇，都給人快捷有力的感覺，猶如行書的撇法。有的長撇較粗，撇末端按后提筆，整個運筆動作仍是爽健的。

捺：由于受書寫材料的限制，捺筆不能盡情伸展。捺畫一般較粗，其中有的寫得格外粗重，收筆處重頓出鋒，形成一種特殊態(tài)勢，是簡書的特殊風格，但不可通篇采用重頓重按之捺。

折：有的用楷書寫法，有的用轉筆，有的折中帶轉，因字因勢靈活運用。

鉤：豎左鉤形如撇畫；有如漢碑鉤法；有如橫鉤。

簡書近于“帖味”，有行草情調；漢碑隸書富于“金石味”，講求內涵。在臨習簡書的同時，要不斷與漢碑隸書的用筆進行比較，同時也要從清代隸書及現(xiàn)代書家的作品中取法。

四、學簡典范

金農（1687-1763）的隸書體扁，筆法取簡，爾后發(fā)展為刷筆“漆書”，其字體大小任其自然，結字上下留空，疏密對比強烈，起筆方銳，收筆尖細，整體上自然質樸，隨意率真，居然與二十世紀才發(fā)現(xiàn)的漢代“詔書”木牘上的隸體暗合。書壇前輩鄧散木、商承祚、來楚生等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并開始嘗試將漢簡引入創(chuàng)作，但由于當時簡帛的出土數(shù)量少，沒有形成新的流派。

錢君匋先生中年遇《流沙墜簡》問世，深為其古拙生動的書風所折服。經(jīng)過反復臨池研究，終于把一種天真稚拙、雅致秀逸的漢簡，融入金石趣味的隸書中，為中國書壇開一面天真率意新風。錢先生在用筆和用墨上，以“狠、準、穩(wěn)”著稱，狠——用石獾筆飽蘸墨汁，以“驚蛇入草”的速度急速運筆，參以草書的靈動飛揚，產生強烈的視覺效果和藝術感染力；準——對漢簡的結構和造型具有高度的把握能力，扁厚的字勢、率真的點畫、凝重的筆致，風韻神情，別具一格；穩(wěn)——漢簡章法在樸茂中寓靈動的沉毅，但無板滯之弊。錢先生以簡、帛、隸為根基，摻以篆書線條和草書動態(tài)，三者揉為一體，靜中有動，動中有靜，打破了平衡對稱的形式。其結體字無正形，欹側取勢，作左低右高的體勢，向右舒展的捺畫粗壯有力。

孫其峰先生自上世紀四十年代開始臨習漢隸，八十年代研習秦漢簡牘，特別鐘情于居延、武威、敦煌漢簡。他對簡書采取既有借鑒，又有取舍，不徒襲其貌，而是從漢人的墨跡中看到了隸書的真實面目，得其筆法的神髓。他強調說：“簡書非書法家所為，良莠不齊，學時不可不分精蕪，須挑肥揀瘦，去粗取精?！?/span>

青年書法家毛國典以簡書為書界所熟知，其書法在漢碑《曹全》、《禮器》、《孔宙》的基礎上，有機的柔和了漢簡。他有意把《禮器碑》的用筆和武威漢簡的《士相見之禮》、居延漢簡的《隧長病書》的用筆和結字結合起來，理性的、有目的的反復進行嫁接，并適當借鑒馬王堆帛書、楚簡和小篆的用筆，形成了古、雅、趣三者自然融合的隸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