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例如女妓和妓女、倡伎與娼妓，就判然有別，雖然往往都免不了賣藝兼賣身，但是前者在情感層面上似乎就更易于接受一些。
其實“娼”和“倡”，“妓”和“伎”互相通用，都是樂人的意思，而非純粹的性工作者。但是這個立人旁的倡伎卻為我們打開了男人賣笑說唱的歷史視角，即如漢代的帝王對于文人，何嘗不是倡優(yōu)蓄之。
漢賦華麗的辭藻掩蓋不了空虛的本質(zhì)，文人的不甘只能畏畏縮縮地化為文末的勸百諷一。這是個“男伎”百無一用的時代。
三十年河?xùn)|三十年河西，科舉制的發(fā)展使得文人當(dāng)家做主，站起來了的進士集團，使得我們偉大的盛唐，成為歷史上唯一一個公開炫耀女妓的朝代。
唐代女妓文化的重心在于文人與女妓關(guān)系的公開炫耀。自武則天朝起，唐皇朝漸趨依賴科舉制度銓選要官，唐中期起，居住在長安備考的舉子人數(shù)逐年上升，他們大多居住在與平康里及尚書省吏部鄰近的崇仁坊?？瓶紲?zhǔn)備往往需要六個月至一年，及第之后，這些文人往往會繼續(xù)留住長安，等候授職，交游平康里女妓是他們這一段京都生涯的內(nèi)容之一。五代王仁裕(880—956年) 在《開元天寶遺事》這樣描寫道：
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游謁其中，時人謂此坊為風(fēng)流藪澤。
及第之后，新科進士又往往會走訪平康里，慶祝自己的成功、炫耀自己的地位。事實上，進士及第之后在平康里設(shè)宴喜慶是一個不成文的習(xí)俗。唐代后期文人王定保（870—940）《唐摭言》記載道：喜慶筵席往往在進士們拜見皇帝謝恩之后，而聲色與飲酒缺一不可。
進士與女妓的這種特殊關(guān)系在《北里志》中有非常詳盡的記述。《北里志》記載了十七位最有聲望的女妓，她們都與進士有密切來往。女妓天水仙哥的主客是少年登第的劉覃，其他與天水仙哥來往的進士有右史鄭休范和戶部府吏李全等。鄭舉舉有十四位常客，其中十位是進士，包括乾符六年的狀元孫龍光。此外，《北里志》稱，女妓顏令賓“舉止風(fēng)流，好尚甚雅，亦頗為時賢所厚。事筆硯，有詞句，見舉人盡禮祗奉”。
對文人官員而言，走訪平康里女妓給他們帶來的不僅僅是愉悅，更重要的是炫耀這種愉悅的機會和場合。這種公開炫耀是唐代文學(xué)一個常見主題。9世紀(jì)初，白居易與曾和他一起游樂于平康里的舊友蕭徹相逢，白居易寫下一首長詩回憶他們當(dāng)年作為舉子時在平康里尋歡作樂的情景：
憶昔嬉游伴，多陪歡宴場。
寓居同永樂，幽會共平康。
……
在濃墨渲染了平康里女妓們的衣裝和居室后，白居易詳細(xì)地描寫了筵席的進展以及與女妓的云雨之歡。首先是歌舞歡宴：
選勝移銀燭，邀歡舉玉觴。
爐煙凝麝氣，酒色注鵝黃。
急管停還奏，繁弦慢更張。
雪飛回舞袖，塵起繞歌梁。
舊曲翻調(diào)笑，新聲打義揚。
名情推阿軟，巧語許秋娘。
隨后是選擇性伴侶及轉(zhuǎn)移到臥房：
風(fēng)暖春將暮，星回夜未央。
宴余添粉黛，坐久換衣裳。
結(jié)伴歸深院，分頭入洞房。
接著，白居易坦直地描繪了與女妓交歡的場面：
彩帷開翡翠，羅薦拂鴛鴦。
留宿爭牽袖，貪眠各占床。
綠窗籠水影，紅壁背燈光。
索鏡收花鈿，邀人解袷襠。
暗嬌妝靨笑，私語口脂香。
其云雨之歡往往持續(xù)到天明之際：
怕聽鐘聲坐，羞明映縵藏。
眉?xì)埗甏錅\，鬟解綠云長。
聚散知無定，憂歡事不常。
離筵開夕宴，別騎促晨裝。
據(jù)宋德熹研究，走訪女妓的費用非常昂貴。宣宗朝時，一斗米值四十文，一匹絹要二百文，而在平康里辦宴席要花費九千六至三萬八文錢。很顯然，游樂于平康里會給文人官員帶來權(quán)勢和財富的光環(huán)。然而，有能力支付這種女妓歡娛并不是文人新貴的身份認(rèn)同的主要因素，造成這種文人與女妓的特殊關(guān)系的是賦詩的能力，而這個能力又正是唐代進士科考的最關(guān)鍵內(nèi)容。也就是說，是賦詩的能力使得這些文人得以成為權(quán)力系統(tǒng)中的新貴。與女妓的詩作往來，由女妓在種種場合誦讀他們的詩作是舉子們建立文學(xué)聲譽的途徑之一。而一旦登第授官，與女妓的交往又進一步鞏固文人新貴的自我標(biāo)別和身份認(rèn)同——一個通過文學(xué)才能取得權(quán)力的富有的、舉足輕重的集體。
唐代著名文人官員往往會著意用壯觀的娛悅場景來炫耀他們的新身份。自宣宗朝起，曲江宴基本上成了新科進士們自己打造的歡宴，皇室參與的成分越來越少。據(jù)《唐摭言》，常例是先辦酒筵，然后坐游船娛樂。屆時，“行市羅列，長安幾于半空”。 此外，白居易所描寫的開成二年在洛河邊上的祓禊活動也是異曲同工之作。白居易的《三月三日祓禊洛濱》序中寫道：
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以人和歲稔，將禊于洛濱。前一日，啟留守裴令公。令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前中書舍人鄭居中、國子司業(yè)裴惲、河南少尹李道樞、倉部郎中崔晉、伺封員外郎張可續(xù)、駕部員外郎盧言、虞部員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儔、淄州刺史裴洽、檢校禮部員外郎楊魯士、四門博士談弘謨等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歷魏堤，抵津橋，登臨溯沿，自晨及暮，簪組交映，歌笑間發(fā)，前水嬉而后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
這種文人官員與女妓尋歡作樂的公開炫耀不僅廣受唐代社會的贊譽，而且還常常被之后的文人所提及。而當(dāng)時參與的文人官員也譽其“盡風(fēng)光之賞，極游泛之娛”，稱之為“美景良辰，賞心樂事”。 所有在場的文人官員都賦詩記之。也有文人官員單獨為自己打造這類壯觀場面的。據(jù)高彥休(874—944)《唐闕史》，杜牧到吳興郡時：
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頗厚。至郡旬日，繼以洪飲，睨觀官妓曰：“善則善矣，未稱所傳也?！庇[私選曰：“美則美矣，未愜所望也?！睂㈦x去，使君敬請所欲，曰：“愿泛彩舟，許人縱視，得以寓目，愚無恨焉?！笔咕鯋偅瑩袢沾缶邞蛑壑庤?，較捷之樂，以鮮華夸尚，得人縱觀，兩岸如堵。
由此可見，杜牧的真正目的是“得人縱觀”。杜牧曾自詡“贏得青樓薄幸名”,然而他并不是文人官員中的特例，他的祖父杜佑(735—812) 即以“廣陳妓樂”聞。事實上，文人官員間爭相炫耀家妓之事時有發(fā)生，白居易就經(jīng)常以自己的家妓為招徠友人的誘惑。在一首給他的杭州僚友的詩中，白居易稱：
香濃酒熟能嘗否？冷澹詩成肯和無？
若厭雅吟須俗飲，妓筵勉力為君鋪。
為了顯示他的用心，白居易還曾以他享有盛名的家妓的名義邀請他的朋友。比如，《九日代羅樊二妓招舒著作》：
羅敷斂雙袂，樊姬獻一杯。
不見舒員外，秋菊為誰開？
互相夸耀家妓在文人官員的詩作往來中也有反映。比如，白居易在答牛僧孺的詩作《酬思黯戲贈》中戲稱：
鐘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
妒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
他在詩句后記道：“思黯自夸前后服鐘乳三千兩，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頗多，來詩戲予羸老，故戲答之?！笔聦嵣?，蓄養(yǎng)有名望的家妓確實能獲得同僚的敬佩。《本事詩》 “高逸第三”曾記載，中唐時期，杜牧為御史，分務(wù)洛陽時，李司徒罷鎮(zhèn)閑居，聲伎豪華，為當(dāng)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
正是因為這種炫耀娛悅的風(fēng)氣，贊賞友人的宴席上的家妓成了唐代文人官員生活的一個內(nèi)容以及他們文學(xué)作品的主題之一。白居易的《夜宴醉后留獻裴侍中》和《與牛家妓樂雨夜合宴》可以說是這個主題的代表作。
唐代是中國女妓歷史的高峰時期，家妓制度更是唐朝女妓文化中的突出現(xiàn)象。唐朝的女妓制度和女妓文化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征：開放的態(tài)度、感性的追求以及物質(zhì)的豐富都是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重要因素。然而，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觀察到，女妓文化得以全面發(fā)展的最根本原因是文人官員集團在權(quán)力系統(tǒng)中的地位上升。學(xué)者們曾經(jīng)指出，與女妓的交往反映了新貴族凸顯其與舊貴族之區(qū)別的企圖以及新貴族對私人感情的追求。
童若雯教授最近指出，女妓文化的興盛顯示了文人在雄性化的朝政意識下的“男性欲望的內(nèi)在分裂”，唐朝的男性對他們的妻子的情感受制于儒家倫理的框架，因此，他們轉(zhuǎn)而在女妓身上尋求感情紐帶和知性伴侶。本文通過考證女妓與文人關(guān)聯(lián)的方方面面，進一步展現(xiàn)出新興貴族集團是如何借助于公開炫耀女妓歡娛來取得唐代社會對他們在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和文學(xué)文化的主導(dǎo)地位的認(rèn)可的。
《唐代的社會與性別文化》
作者：姚平著
從性別、社會的角度，
回望那個盛世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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