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兵部尚書熊廷弼有驚天地泣鬼神之《七慟歌》載《熊襄愍公集》，然其手書真跡，卻是在388年后再現(xiàn)身于當(dāng)今。是為英魂有在耶?是為國運(yùn)昌盛耶哉?!北京匡時拍賣公司上下同仁戮力發(fā)掘如此，故嘗有世人難能而折服世人，今又獲此熊經(jīng)略大司馬絕命前之獄中《七慟歌》，實是奇珍國寶，堪為罕事而彌貴天下，其匡時、正義的美譽(yù)，得不徑、得垂青，不無其緣由焉!故鴻鳴樂為之行文，做小論闡發(fā)于下。
一、《七慟歌》手卷真跡之面貌
質(zhì)地：紙本、墨筆。前段尺寸：33×255cm，后段尺寸：33×400cm，合卷計：33×666cm。
釋文：我慟我慟在老姊惟姊與我共毛里一妹早亡惟姊在姊曰哭我不能已我死兒孫于老姑安似同腸我與爾姊無哭我姊老矣天啟五年五月七八日為時情所迫懼不免臨食大慟援筆作七慟歌以當(dāng)哭此則其慟吾姊第六歌也吾無同胞兄弟止有一姊一妹妹早亡惟老姊在長余十歲今年六十有七矣聞其在家日日哭我痛腸哉姊適石洞朱氏有三丈夫子長元愷仲元人死人手雖有孫兒拜墓前何如自家兒奠酒更愁歸骨附丘首未審得具完軀不倒地一號聲如吼一歌。我慟我慟在老妻兩小結(jié)發(fā)白首期前年為我發(fā)疽病病死復(fù)活曰啼悲忽聞接兒魂驚馳可憐雙眼無多血哭到我還無一絲二歌我慟我慟在少妾為我生兒承奕葉二妾已死未歸土一妾年少獨(dú)單怯幸生一兒在身旁日摩兒頭啼紅頰安得夢魂一相接三歌我慟我慟在嬌兒煢煢三孤將安依兩兒蚤已失其母中兒季兒稚且癡身后何知兒成立眼前先見骨肉欺誰念負(fù)薪寒與饑四歌我慟我慟在愛女嫡長母在幸得所可憐兩少皆無娘臨當(dāng)出閣爺囹圄中女僑寓尚無處爺貴兒貴自世情往后誰來親熱汝五歌我慟我慟在我身一區(qū)臟骯骨頭真縱使英魂肯銷滅冤血騰空飛鬼燐宗社有靈天有眼天王圣明終察臣生為忠義死明神七歌江夏熊廷弼
鈐?。荷俚涫兰?/span>(起首、朱文長方印)、熊廷弼印(朱文方印)、大司馬章(白文方印)。
二、熊廷弼生平簡略
熊廷弼(1569—1625)，字飛白，或飛百，亦作非白，號芝岡。其先世為江西南昌大姓，自曾祖父始，遷往湖北江夏縣修賢鄉(xiāng)恩武里(今武漢市武昌江夏區(qū)紙坊)，遂落籍為江夏人。
熊廷弼有“少典世家”印章。所謂“世家”者，乃指世代侯爵、大官、大儒之“家世”高門第。以熊廷弼的家世，自曾祖由江西南昌遷徙至湖北江夏，曾、祖、父三代均以務(wù)農(nóng)為本，故知熊廷弼“少典世家”印章所指，乃指自己以“進(jìn)士”門第，掌兵部尚書(即今國防部長)督撫遼東之責(zé)，而有“家世文章，甚為典正”意;其“少”字，亦是“少師”、“少傅”、“少?！钡臅x銜，即指內(nèi)閣部院大臣而有督撫加銜，故用“大司馬章”實喻掌邦政、統(tǒng)六師、平邦國的“兵部尚書”之身。
熊廷弼曾前后三赴遼東率兵抗清，與孫承宗(1563—1638)、袁崇煥(1584—1630)并稱為“遼東三杰”。明萬歷二十五年(1597)，時年28歲的熊廷弼，以鄉(xiāng)舉第一而獲來年萬歷戊戌(1598)進(jìn)士，初任直隸保定推官，以能擢為監(jiān)察御史。
萬歷三十六年(1608)戊申，熊廷弼首度派往遼東，期間，因上疏奏請在該地建軍墾以強(qiáng)邊防之“守”戰(zhàn)備計劃，被當(dāng)朝君臣所譏笑。
萬歷三十九年(1611)，熊廷弼調(diào)往南京任文職官員學(xué)政，其嚴(yán)明的治學(xué)之風(fēng)，在南畿享譽(yù)當(dāng)時。
萬歷四十一年(1613)，因生員芮永縉不法被熊廷弼杖死，熊廷弼遭彈劾聽勘，回故里賦閑七年。
萬歷四十七年(1619)三月，遼東經(jīng)略楊鎬所領(lǐng)十二萬明軍被后金所慘敗，朝廷遂想起熊廷弼十年前之預(yù)見，故重起，任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即派往遼東督師，并授自行決斷之權(quán)。是年七月，熊廷弼持守邊議，主守益堅。在遼東召集流亡，整肅軍令，建造戰(zhàn)車，治火器，浚壕繕城，其在軍事上的卓越才能和勇敢善戰(zhàn)，激發(fā)了部下，守備得以大固。然其對朝廷上下官僚集團(tuán)的大膽抨擊，不免觸怒當(dāng)政。
萬歷四十八年(1620)九月，熊廷弼被再次革職，由袁應(yīng)泰接任。
天啟元年(1621)，袁應(yīng)泰所領(lǐng)明軍先后潰敗沉陽、遼陽，袁應(yīng)泰畏罪自殺，迫使當(dāng)朝和天啟皇帝反省罷黜熊廷弼之失誤，遂敕諭曰：“勉為朕一出，籌畫安攘”，熊廷弼得再任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天啟二年(1622)三月，熊廷弼防守山海關(guān)。同時，朝廷又命王化貞為遼東巡撫。然熊廷弼與王化貞二人在御敵策略上發(fā)生嚴(yán)重分歧，使明軍處境陷于不利的局面，終至兵敗潰退，失守廣寧，熊廷弼最終因棄守而被仇人馮銓所害，逮捕入獄。
天啟五年(1625)八月二十六日，熊廷弼被棄于西市。刑前，賦《絕命詞》一首曰：“可惜復(fù)可惜，報國心寸赤。幾度事戎行，九死衽金革。甘苦同士伍，朝夕紅抹額。扼固倚金湯，師行過枕席。敢為詩書帥，勞苦著疆場。雖無衛(wèi)霍奇，聞風(fēng)遁聲跡。掃蕩直需時，竚銘瀚海石……他日儻拊髀，安得起死魂;絕筆嘆可惜，一嘆天地白?！彪S被“傳首九邊”，籍沒家產(chǎn)妻撻辱于縣庭，長子熊兆珪自剄死，遠(yuǎn)近莫不嗟憤。崇禎元年(1628)秋，工部主事徐爾一訟熊廷弼冤。
崇禎二年(1629)五月，大學(xué)士韓爌等上書，崇禎帝詔許其子熊兆璧“持首歸葬”得昭雪，并謚“襄愍”。著有《遼中書牘》、《熊襄愍公集》、《熊經(jīng)略全集》行世。百余年后，清帝乾隆讀《明史》，見熊廷弼事跡感而無限，特作跋識曰：“觀至此，為之動心欲淚，而彼之君若不聞，明欲不亡得乎?”盛贊其：“材優(yōu)干濟(jì)，所上封事，語多剴切”、“曉暢軍事，為明代巨擘”。遂下詔啟用熊廷弼五世孫，敕建省城、紙坊、修賢三享堂、陵墓，以供后人世代掛紙祭祀。
三、《七慟歌》手卷真跡與《熊襄愍公集》所載之異同
《七慟歌》隨熊廷弼當(dāng)年冤案昭雪，即在世間被廣為流傳，手卷真跡的出現(xiàn)，既為“同治甲子重鐫《熊襄愍公集》”之“本祠藏版”家刻本作了“是否一致？”的正身，又為熊廷弼當(dāng)年在獄中確曾寫有《七慟歌》，提供了“實證”。然比對之下，手卷真跡《七慟歌》與《熊襄愍公集》所載《七慟歌》，二者仍存在著31字之異和順序顛倒之不同;又有《熊襄愍公集》所載《七慟歌》未曾有過之100字[詩引]內(nèi)容。由此，手卷真跡為填補(bǔ)史料之不足，顯現(xiàn)出了她那更為珍貴的歷史價值和文獻(xiàn)價值?，F(xiàn)依手卷真跡順序與《熊襄愍公集》所載《七慟歌》比對之不同，句讀、詮釋分列如下：
1、手卷真跡：
我慟我慟在老姊，惟姊與我共毛里。一妹早亡惟姊在，姊曰哭我不能已。我死兒孫于老姑，安似同腸我與爾。姊無哭我姊老矣!
《熊襄愍公集》：我慟我慟在老姊，惟姊與我共毛里。一妹早亡惟姊在，姊曰哭我不能已。我死兒孫于老姑，安似同胞我與爾。姊無哭我姊老矣!
手卷真跡起首大字之“歌”為“老姊”，《熊襄愍公集》列“老姊”一首為第二。手卷真跡詩后，有殘存[詩引]100字：
天啟五年五月七、八日，為時情所迫懼，不免臨食大慟，援筆作《七慟歌》以當(dāng)哭，此則其慟吾姊第六歌也。吾無同胞兄弟，止有一姊一妹，妹早亡，惟老姊在，長余十歲，今年六十有七矣。聞其在家日日哭我，痛腸哉!痛腸哉!姊適石洞朱氏，有三丈夫子，長元愷、仲元[詩引]當(dāng)中言明該“歌”為“六歌”，手書真跡每首之后均有“一歌”至“七歌”，唯“六歌”闕如，是該詩為“六歌”之事實?！缎芟屙分写嗽娦蛄械诙@見是后人依據(jù)人倫綱常，而對《七慟歌》順序排列作了調(diào)整。二詩對照，第六句第四字有“腸”與“胞”之不同，結(jié)合[詩引]中“痛腸哉”語，知《熊襄愍公集》“胞”字有誤。[詩引]所言老姊“長余十歲，今年六十有七矣”，可知熊廷弼老姊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己未，時近古稀。以手卷真跡列“老姊”為第一，且以大字作首書，而后一首有“雖有孫兒拜墓前，何如自家兒奠酒”句，可窺熊廷弼父母去世、視老姊有若母慈的赤子之誠!故在獄中念及心中老姊“哭我不能已”，而有“痛腸哉”之首“慟”!遂生發(fā)了后面對父母、妻妾、子女的系列“慟歌”與疾書。這一切，從該手卷字體的大小結(jié)體上，行筆的速度上、稍有冷靜后的小字[詩引]處理上，以及后六首用較為平靜之小字書寫的情緒透露上，均將這一層隱晦的意念，得以了明確的昭示。這些鮮為人見的[詩引]記載，對于研究熊廷弼在獄中的思想、情感、生平，以及“老姊”和她的子嗣等研究來說，均具有甚為重要的歷史和文獻(xiàn)價值。亦是《熊襄愍公集》所未能和不可提供的。
2、手卷真跡：人死人手。雖有孫兒拜墓前，何如自家兒奠酒。更愁歸骨附丘首，未審得具完軀不?倒地一號聲如吼[一歌]。
《熊襄愍公集》：我慟我慟在父母，生兒一人死人手。雖有孫兒拜墓前，何如自家兒奠酒。更愁歸骨附邱墟，未審得具完軀否?倒地一號聲如吼!手卷真跡“人死人手”之右置隔水白紙，是為后人裝裱時對有殘闕之示。比對《熊襄愍公集》第一首，故知?dú)埲睘椤拔覒Q我慟在父母，生兒一”10字?！缎芟屙分涊d，使后人得以知曉所闕之文字，有填白、補(bǔ)正之功。手卷真跡注該詩曰“一歌”，與《熊襄愍公集》順序無異。手卷真跡第五句第六、七字為“丘首”，《熊襄愍公集》為“邱墟”，手卷真跡第六句第七字為“不”，《熊襄愍公集》為“否”。可知所不同者，是為后世修飾之改動。
3、手卷真跡：我慟我慟在老妻，兩小結(jié)發(fā)白首期。前年為我發(fā)疽病，病死復(fù)活曰啼悲。忽聞接兒魂驚馳，可憐雙眼無多血。哭到我還無一絲[二歌]
《熊襄愍公集》：我慟我慟在老妻，自幼結(jié)發(fā)百首期。前年為我發(fā)疽病，病死復(fù)活曰悲啼。忽聞接兒驚魂馳，可憐雙眼無多淚。流到我邊無一絲。手卷真跡注曰“二歌”，《熊襄愍公集》所列順序為第三。手卷真跡第二句第一、二字為“兩小”，《熊襄愍公集》為“自幼”;手卷真跡第四句第六、七字為“啼悲”，《熊襄愍公集》為“悲啼”;手卷真跡第五句第五、六二字為“魂驚”，《熊襄愍公集》為“驚魂”;手卷真跡第六句第七字為“血”，《熊襄愍公集》為“淚”;手卷真跡第七句第一為“哭”，《熊襄愍公集》為“流”，手卷真跡第七句第四字為“還”，《熊襄愍公集》為“邊”。獄中熊廷弼的[詩引]說得明白，其手卷是在“為時情所迫懼，不免臨食大慟，援筆作《七慟歌》以當(dāng)哭”，故所書自當(dāng)隨情緒而流瀉，并不會像常人那樣去平靜地字斟句酌，其情緒激憤下的真切，亦以“兩小”體現(xiàn)出來，并不是后世經(jīng)修飾后的書面語“自幼”可以比擬的。余亦類似。
4、手卷真跡：我慟我慟在少妾，為我生兒承奕葉。二妾已死未歸土，一妾年少獨(dú)單怯。幸生一兒在身旁，日摩兒頭啼紅頰，安得夢魂一相接[三歌]?！缎芟屙罚何覒Q我慟在愛妾，為我生兒承奕葉。兩妾已死未歸土，一妾年少獨(dú)單怯。幸生一兒在身邊，日摩兒頭啼紅血，安得魂夢一相接。手卷真跡注曰“三歌”，《熊襄愍公集》所列順序為第四。手卷真跡第一句第六字為“少”，《熊襄愍公集》為“愛”; 手卷真跡第三句第一字為“二”，《熊襄愍公集》為“兩 ”;手卷真跡第五句第七字為“旁”，《熊襄愍公集》為“邊”;手卷真跡第七句第三、四字為“夢魂”，《熊襄愍公集》為“魂夢”?！皦艋辍奔ぴ剑盎陦簟彪y通，二者相較，不可同日而語情境頓生。其首句“少”與“愛”改動，大有可推測刊梓《熊襄愍公集》，是為熊廷弼庶出“愛妾”后裔所為之可能。
5、手卷真跡：我慟我慟在嬌兒，煢煢三孤將安依。兩兒蚤已失其母，中兒季兒稚且癡。身后何知兒成立，眼前先見骨肉欺。誰念負(fù)薪寒與饑[四歌]?！缎芟屙罚何覒Q我慟在嬌兒，煢煢三孤將安依。大兒早已失其母，中兒季兒稺且癡。身后何知兒成立，眼前先見骨肉欺。誰念負(fù)薪寒與饑。手卷真跡注曰“四歌”，《熊襄愍公集》所列順序為第五。手卷真跡第三句第一、二、三字為“兩兒蚤”，《熊襄愍公集》為“大兒早”。熊廷弼親言“兩兒”，《熊襄愍公集》作“大兒”修訂，這其中“失其母”之“兩兒”與“大兒”之間的蹊蹺，尚需史家作詳細(xì)的考證。明清之際將“早”作“蚤”的通行用法，在逾240年后的文字游戲之變化，以該《熊襄愍公集》刊行“同治甲子”(1864)之“早”為一例證也。
6、手卷真跡：我慟我慟在愛女，嫡長母在幸得所?？蓱z兩少皆無娘，臨當(dāng)出閣爺囹圄。中女僑寓尚無處，爺貴兒貴自世情。往后誰來親熱汝[五歌]。《熊襄愍公集》：我慟我慟在愛女，嫡長母在幸得所?？蓱z兩少皆無娘，臨當(dāng)出閣爺囹圄。中女僑寓尚無處，爺貴兒貴自世情。往后誰來親熱汝?手卷真跡注曰“五歌”，《熊襄愍公集》所列順序為第六。余雖無別，然第六句“可憐兩少皆無娘”，則可以前“四歌”第三句“兩兒”互為印證“事實”，可見后世之改動，當(dāng)另有隱情。
7、手卷真跡：我慟我慟在我身，一區(qū)臟骯骨頭真?？v使英魂肯銷滅，冤血騰空飛鬼燐。宗社有靈天有眼，天王圣明終察臣。生為忠義死明神[七歌]。《熊襄愍公集》：我慟我慟在本身，一具骯臟骨頭真?？v使英魂肯消滅，冤血騰空飛鬼燐。宗社有靈天有眼，天王明圣終察臣。生為忠義死為神!手卷真跡注曰“七歌”，《熊襄愍公集》所列順序亦無別。手卷真跡第一句第六字為“我”，《熊襄愍公集》為“本”;手卷真跡第二句第二字為“區(qū)”，《熊襄愍公集》為“具”;手卷真跡第三句第六字為“銷”，《熊襄愍公集》為“消”;手卷真跡第六句第三、四字為“圣明”，《熊襄愍公集》為“明圣”;手卷真跡第七句第六字為“明”，《熊襄愍公集》作“為”。經(jīng)后人改動之“我”與“本”，由第一人稱變成了第三人稱，“一區(qū)”與“一具”、“圣明”與“明圣”在語境上、主謂語的變化上，均體現(xiàn)出了明顯的“本人”與“后世”區(qū)別，乃至240余年后的時代背景變化。
從《七慟歌》所書的明確時間在“天啟五年五月七、八日”兩日之客觀，可知《七慟歌》的書寫，距離熊廷弼的臨刑“天啟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僅有三個月另19天。至刑前一日的八月二十五日，熊廷弼再作《絕命詞》。這期間，熊廷弼由家國到身后，其情感的變化和對自己“報國心寸赤”的表白，均在《絕命詞》當(dāng)中，以“安得起死魂”和“一嘆天地白”予以了真實的冀望。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該手卷真跡在書至“宗社有靈”時，熊廷弼的情緒發(fā)生了波動，稍作停頓之后，特將“天有眼”作頂格處理。由此而知，熊廷弼內(nèi)心加重的“被冤”語義，其突出“天有眼”的激切祈盼，有此一頂格而一覽無余!這些情感上的細(xì)微變化和書寫上的著重處理，在《熊襄愍公集》所載《七慟歌》的平靜文字當(dāng)中，是無論如何也難以體現(xiàn)出來的。
四、《七慟歌》的價值及其藝術(shù)風(fēng)格
熊廷弼是鄉(xiāng)舉第一出身的進(jìn)士和大臣，按照這個身份、地位與規(guī)律，他應(yīng)當(dāng)在世間留存有許多的作品。然而，由于晚明那個連年征戰(zhàn)的時代，熊廷弼這個大文人卻一直被朝廷任為武職，且又在屢立戰(zhàn)功的情況下，被朝廷不問青紅皂白地冤殺處死等諸多因素，致使熊廷弼遺留至今的書法少之又少。從這個特殊的角度出發(fā)，熊廷弼在監(jiān)獄中度過的歲月，與他一生的戎馬生涯而言，這段并不平靜的生活，是其有限的56歲人生中唯一相對“閑暇”的時期。其獄中所作的“書法作品”，也就有可能是他一生當(dāng)中最集中、書法“作品”流傳于世可能最多的時期。但是，在270年前的清乾隆時期，盡管有乾隆皇帝對熊廷弼“動心欲淚”和“明代巨擘”的盛贊與評價，但在乾隆八年(1743)所編撰的大型書畫檔案《石渠寶笈》一書中，仍然沒有看到有清一朝收集、珍藏到熊廷弼的任何作品。至當(dāng)今，集全國各大博物館之所藏而有的《中國古代書畫目錄》，也僅見上海博物館庋藏有熊廷弼天啟二年(1622)所寫的《行書東園十詠》(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三冊滬1—1518明·熊廷弼《行書東園十詠》卷·紙·32，4=134，1公分)，安徽省博物館所珍藏的《行書五言詩二句》(見《中國古代書畫圖目》第十二冊皖1—116明·熊廷弼《行書五言詩二句》軸·紙·137，2=31，4公分)。它方尋覓，亦僅有我國臺灣省“何創(chuàng)時書法藝術(shù)基金會”藏有一件《行書蛾眉山月七絕條幅》(見附圖，該件作品紙本，187=55cm，所鈐三枚印章，均與《七慟歌》完全相同)，余無任何發(fā)現(xiàn)。可見，熊廷弼遺留至今的“書法作品”，是何等地珍稀與寶貴。而這四件已知的熊廷弼書法，惟此《七慟歌》為巨帙，其尺寸縱33cm×橫666cm之巨;其448字之多;其文獻(xiàn)、史料、書法藝術(shù)的地位，均與前三件書法作品，有不可比擬之巨大價值。故鴻鳴言此《七慟歌》手卷為“國寶”、為“奇珍”，當(dāng)無絲毫諛誕，亦無點(diǎn)滴之過譽(yù)矣!
以《七慟歌》手卷真跡與《行書蛾眉山月七絕條幅》二者的書法風(fēng)格而論，熊廷弼的書法，直觀的第一感覺是筆酣墨飽，行筆疾速、時有飛白，顯見力度中有激憤之情，而呈現(xiàn)著武臣執(zhí)戈揚(yáng)戟之勢；字字獨(dú)立而不失行氣，既透露出森森然的金鐵鏘鏘之聲，又讓人在閱讀、觀賞之余，不覺被貫穿于整卷的情緒所帶動，感染于文本中之諸“慟”，而相陪于潸然。細(xì)品其法度，則可見行筆、點(diǎn)畫方扁寓于圓渾，肥而不壯，撇畫隨意而神在披拂之間;其書寫曲線中透著直線的力量，猶勢如破竹，力道矯健;結(jié)體以欹側(cè)取勢，卻又不乏顏真卿、米元章的家法，而大有雍容的韻致。尤為明顯的是，蘇東坡的結(jié)體與點(diǎn)畫行筆的面貌，亦無不透露出熊廷弼在經(jīng)年的“武備”閑暇之余，對歷代法書的取徑和通衢手段，乃是來源于傳統(tǒng)的文人典雅、儒家中正的標(biāo)準(zhǔn)和審美情趣，而無“武臣”的野蠻和驕橫，從而使他的書法透露出“少典世家”的追求和文人情懷的有度張弛。
臨行前激憤情緒下所得之《七慟歌》手卷，不管是在氣度上，還是在行筆、用線、用墨、字體結(jié)構(gòu)的變化豐富程度上，均優(yōu)于平靜、規(guī)整、穩(wěn)當(dāng)、不逾矩的《行書蛾眉山月七絕條幅》。《七慟歌》書寫的特殊背景，使得這件作品，在主觀上擺脫了、甚至可以說完全沒有了《行書蛾眉山月七絕條幅》所體現(xiàn)出來的作為約束“書法”的“法度”，乃至于完全沒有了“法書”后面的“功名”潛意識背景，使該件作品在完全放松的宣泄情緒前提下，奔放而豪邁。使書寫的過程中，讓一個身經(jīng)百戰(zhàn)、雄才武略的剛毅個性，得以顯現(xiàn)出來，其雄強(qiáng)凜然下的決斷與決絕情懷，亦以遵繩守法的“文人”潛意識傾瀉方式，凝聚于作品當(dāng)中。其不凡、不俗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因有《行書蛾眉山月七絕條幅》可互為對照，后世當(dāng)不敢有絲毫徒呈豪邁而僅見勁健的評價。
清代書法家理論家劉熙載“書如其人”的理論和“人”與“書”的關(guān)系，無疑從熊廷弼這件存世的《七慟歌》長卷中，顯現(xiàn)出了她獨(dú)有的內(nèi)在緊密關(guān)系和特殊的“書法”韻致。
以此手卷的裝裱現(xiàn)狀而論，《七慟歌》原貌應(yīng)為兩段，熊廷弼寫完后由家人秘傳出獄，為便于秘藏和攜帶，當(dāng)在相熊廷弼《行書東園十詠》(上海博物館藏)熊廷弼《行書詩卷》(觀遠(yuǎn)山莊藏)
當(dāng)長的時間里未曾裝裱而有兩段前后或磨損、或受潮的小損。今所見裝裱后中段“隔水”缺失不可知字者，以后段每首七言占10行為據(jù)，所闕字?jǐn)?shù)當(dāng)在十?dāng)?shù)字或數(shù)十字之間，這是前段拖尾受損的原因。后段起首殘損可知者10字，及全卷尾部受潮有小殘，均是后段殘損遺留的痕跡，這亦是《七慟歌》在很長時間里，未曾裝裱所造成的。后世將兩段裝裱成一卷時，為了表達(dá)這一失闕，以及讓后人不至在句讀時產(chǎn)生疑惑，故特有“隔水”為之。然這一切，均不會影響到該件書法作品的整體性和作為“國寶”的彌足珍貴性。
聯(lián)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