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工作單位：山西省運城市文物局）
墓葬作為古代人類遺留下來的物質(zhì)遺存，是研究古代社會的重要實物資料。在事死如事生的喪葬思想支配下，墓葬隨葬品真實反映了人類生前的物質(zhì)與精神文化活動。
孝文化乃儒家倫理思想之核心，《漢書&S226;藝文志》日：“夫孝，天之經(jīng)、地之義、民之行也。”[1]孝德位列“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德之首，被封建文人視為安身立命之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基。作為千百年來維系中國封建社會家庭關系的道德準則，中華民族的寶貴文化遺產(chǎn)，孝文化不僅存留于精神層面，潛移默化于人們的日常思想和行為中，而且大量地透過文物資料表現(xiàn)在物質(zhì)層面上，其中最主要的載體就是各時代遺存下來的墓葬。由于先人們要通過一個個孝子行孝的鮮活故事來教化世人，因而古代墓葬中除了墓志、碑刻等文字材料外，主要還有畫像石、畫像磚、壁畫、雕塑品、石線刻像等各種淺顯易懂的圖畫形式。建國以來全國發(fā)掘的歷代畫像石墓、畫像磚墓、壁畫墓、石棺墓中關于孝文化的題材已有不少。本文試圖運用考占學的方法論，鉤稽文物遺存，對二十四孝的起源、形成、發(fā)展演變進行初步的探討。不妥之處，望方家不吝指教。
我國孝文化起源很早?！渡袝?堯典》首先記載了大舜行孝的故事，其文稱：“岳日：‘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義，不格奸。’”[2]《說文》“孝”字作“孝（小篆體）”?！墩f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3]西周時代的詩歌《詩經(jīng)&S226;魏風&S226;陟岵序》日：“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4]是孝子勞作時思念父母真情之流露?！缎⒔?jīng)》是儒家弘揚孝文化的經(jīng)典作，漢武帝時魯恭王擴建宮殿發(fā)現(xiàn)于孔子故宅壁間藏書中，其成書時代可能在春秋晚期二然孝文化的盛行則在西漢中期之后。為了建立中央集權的封建制國家，漢武帝采取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專制主義，從此，以孔孟為正宗的儒學成了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正統(tǒng)思想，攻讀五經(jīng)、辟舉孝廉成了干祿仕進的敲門磚，生事孝悌、死事厚葬在兩漢社會王貴公族和仕宦之間逐漸成為時尚。以至于到了東漢初期，為了制止厚葬風氣，光武帝專門下詔：“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于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儀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后漢書&S226;光武帝本紀下》[5]）據(jù)現(xiàn)存文物資料，在先秦及西漢墓中至今尚未發(fā)現(xiàn)有專門的孝文化題材隨葬品。
現(xiàn)存墓葬資料中，出土孝文化題材隨葬品和附屬孝文化文物最早的時代，都在東漢時期。集中發(fā)現(xiàn)的區(qū)域，主要在魯南、蘇北地區(qū)。1972年發(fā)掘的內(nèi)蒙古和林格爾縣新店子村東漢晚期大型磚室壁畫墓的中室西、北兩壁，繪有七女為父報仇、丁蘭孝親的孝子故事和孔子見老子、二桃殺三士等歷史故事[6]。1970年，江蘇泗洪縣裴墩東漢畫像石墓出土了一塊畫像石墓壁，畫像內(nèi)容可分為四層，在第二層采用了平面淺浮雕的技法雕刻有曾母投抒的故事，此墓主生前可能是俸祿二千石的臨淮郡太守[7]。
山東嘉祥武氏家庭墓地的地面石結構祠堂武氏祠，是漢代畫像石中現(xiàn)存孝文化題材最多的。祠堂由武梁祠、武榮祠、左石室3座祠堂和武氏闕組成。武梁生前曾任州從事，卒于東漢桓帝元嘉元年(151年)。祠內(nèi)歷史故事畫像40余幅。武梁祠右壁第二層白右至左依次刻有曾母投抒、閔子騫失轡、老萊子娛親、丁蘭刻木事親等4幅見于《孝子傳》的故事，每幅圖畫均有題榜文字，曾母投抒、丁蘭事親的故事與今本《二十四孝》有別。帝舜刻在武梁祠右壁的第一層，是作為圣明帝王與伏羲、女媧、祝融、神農(nóng)、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大禹、夏桀等并存的，而不是以孝子形象出現(xiàn)的。武梁祠后壁右上部自右至左依次刻有梁高行拒聘、曾秋胡戲妻、魯義姑舍子救侄、楚昭貞姜漸臺待符等4幅載于《列女傳》的故事，每幅圖畫均有榜題。武榮系武梁弟武開明之子，官至執(zhí)金吾丞，卒于東漢靈帝建寧元年（168年）。祠內(nèi)北壁第二層自右至左依次刻有韓伯瑜被笞、邢渠哺父、董永賣身葬父、朱明（故事待考）等4幅孝子故事。左壁第二層自右至左依次刻有梁節(jié)姑赴火、齊義繼母、京師節(jié)女代夫受死等3幅載于《烈女傳》之故事。左石室畫像石上也刻有三州孝人、魏湯、孝孫原谷等孝子故事[8]。而舊訛傳為西漢孝子郭巨祠堂的山東長清孝堂山石祠，屬于東漢章帝、和帝（76-105年）時期，并無孝文化題材內(nèi)容。此外，河南登封啟母闕刊有郭巨埋兒的故事，四川沈府君闕刻有董永侍父的孝子故事。
孝文化題材首先興起于孔孟之鄉(xiāng)的魯南、蘇北地區(qū)，是儒家文化在當?shù)厣顚又哺蛢蓾h厚葬風氣相結合的真實反映。此后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是孝文化在中國社會深入發(fā)展時期。作為社會風氣的導向標和文人仕宦德行操守的教科書，當時朝野編撰了許多孝文化題材書籍。據(jù)《隋書》卷三十三《經(jīng)籍志》[9]記載，繼漢劉向撰《孝子傳》、《列女傳》，趙母注《列女傳》七卷，高氏撰《烈女傳》八卷，劉歆撰《列女傳頌》一卷之后，又有晉蕭廣濟撰《孝子傳》十五卷，劉宋王韶之撰《孝子傳贊》三卷，鄭緝之撰《孝子傳》十卷，師覺授撰《孝子傳》八卷，宋躬撰《孝子傳》二十卷，梁武帝撰《孝德傳》三十卷，無名氏撰《孝子傳略》二卷、《孝友傳》八卷、《曾參傳》一卷，三國魏曹植撰《列女傳頌》一卷，繆襲撰《列女傳贊》一卷，項原撰《列女后傳》十卷，皇甫謐撰《列女傳》六卷，綦毋邃撰《列女傳》七卷，無名氏撰《列女傳要錄》三卷。此外，《后漢書》、《晉書》、《南史》、《北史》、《隋書》、新舊《唐書》等正史對于孝義、孝行、孝友、列女的褒揚，更使得處于南北軍事對峙的情況下，忠義孝悌成為社會的主流。現(xiàn)存南北朝時孝文化題材圖畫形式的文物主要有兩處。1965年，在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瑯琊王司馬金龍墓中出土了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年)的一件彩繪人物故事漆屏風，漆畫分為上下四層，第一層自右至左繪有虞帝舜、帝舜二妃娥皇女英像、舜父瞽叟與弟象填井、舜后母燒廩三幅畫；第二層自右至左繪有周太姒、周太任、周太姜三位婦人像；第三層自右至左為魯師春姜、春姜女二婦人像；最下層自右至左繪有漢成帝班婕妤像和漢成帝乘輦圖。上述人物皆有題榜。此外，在其他殘片上所見畫面還有李充奉親、素食瞻賓、如履薄冰等故事，題榜人物有李充妻、啟、啟母、魯母師、孫叔敖、孫叔敖母、和帝口后、衛(wèi)靈公、靈公夫人、齊宣王、匡青等，均取自《孝子傳》、《列女傳》[10]。據(jù)劉向《七略別錄》和《東觀漢紀》記載，漢代就有在屏風上畫列女的習慣，延至魏晉南北朝，此風更盛。另一處是1958年清理的河南省鄧縣學莊村西南的南朝畫像磚墓，墓室及甬道均用帶蓮花等紋飾的花紋磚砌成，并在墓壁上嵌砌了模印加彩的畫像磚。墓內(nèi)的壁畫有飛天、獸面、門吏、牛車出行等內(nèi)容，墓室內(nèi)兩側(cè)壁各凸砌出8個磚柱，在西側(cè)第7個磚柱上，分別有榜題郭巨和老萊子的孝子故事，墓主是擁有部曲武裝的中小地主或官吏[11]。此外，洛陽出土的北魏寧懋石室，也刊有孝子列女故事。
唐代以前的出土墓志中，對于孝文化的記載比比皆是。如北魏《元睿墓志》：“事母以孝聞，善弟以友稱”，“騫門比孝，晏朋等信”；北魏《韋或墓志》：“孝敬仁恭，超顏閔之稱”；北周《徒何綸墓志》：“知愉懷橘，榮邁推梨”；北周《韋彪墓志》：“孝同曾閔，友過臣尉”；北周《宇文瓘墓志》：“比之曾子、張霸，恧其高縱；譬以顏生、黃憲，慚其實錄”；隋《李和墓志》：“蹈顏冉而為儔”；隋《李敬族墓志》：“七起孝養(yǎng)，扇枕溫床；三年泣血，栽松灌楊”[12]；唐《呂藏墓志》：“入升曾閔之堂”[13].北周《裴休義墓志》：“橫舍才還，便留斷織之誡”，“推梨譽顯，懷橘名傳”等[14]，分別包括了曾參、閔子騫、顏子、冉有、孔融、陸績、張霸、黃憲、孟子、黃香等孝子人物。又如北魏《楊無醌墓志》：“遵班氏之秘誡，雅操與孟光俱邈，淵意與文姬共遠”；北魏《殷伯姜墓志》：“孟母亟遷，慰我遺孤”，“行齊退金，節(jié)高梁女”；北魏《封口妻長孫氏墓志》：“昔賴班曹，今亦斯仗”；北魏《羊祉妻崔神妃墓志》：“于鑠母師，允膺柔克”；東魏《羊深妻崔元容墓志》：“昔稱樊衛(wèi)，方之慚德”；北周《拓跋虎妻尉遲將男墓志》：“雖復梁寡高行，楚白貞嫗，不能過也”；隋《封子繪妻王楚英墓志》：“梁妻楚室，詎以相侔？魯穆齊姜，嘗何仿佛”；隋《封延之妻崔長暉墓志》：“率導三息，邁慈母之壹心；殷勤四女，越班昭之四德”等[15]，分別包括了孟母、梁高行、班昭、蔡文姬、衛(wèi)夫人、樊衛(wèi)（又名樊葦）、楚昭貞姜、魯穆（又稱魯母師）、齊姜、梁節(jié)女等列女人物。
“二十四孝”的提法，始見于五代時期。敦煌藏經(jīng)洞發(fā)現(xiàn)的佛教變文《二十四孝押座文》，是中國最早的“二十四孝”作品，作者為五代時期的圓鑒大師云辯。
宋遼金元時期，是二十四孝廣泛普及的時期。根據(jù)筆者對出土墓葬資料的粗略統(tǒng)計和分析（詳見表一，表二），這一時期的二十四孝發(fā)展有以下幾個特點：
1．在分布地域上，二十四孝廣泛流行于黃河中游地區(qū)，以山西、河南為主，其范圍北至遼寧中部的遼國腹地，西至甘肅中部蘭州附近的金國西部邊緣，東至豫東地區(qū)，南至重慶、貴州等南宋統(tǒng)治地區(qū)[39]，占據(jù)大半個中國。
2．在延續(xù)時間上，二十四孝從北宋早期出現(xiàn)，北宋晚期、遼代晚期、整個金代、南宋時期極為流行，元代在山西地區(qū)仍然綿綿不絕。二十四孝子故事圖與開芳宴、雜劇表演、仿木結構磚雕及佛教故事圖一起，構成了宋金元墓葬裝飾的主要特征。
3．在墓主身份上，從南北朝隋唐時使用墓志的官吏擴展到宋遼金元時不能使用墓志的中小地主、貴族和低級別小吏，反映了二十四孝的普及與泛濫。
4．在表現(xiàn)形式上，從南北朝隋唐時的墓志文字記載、彩繪漆畫、模制畫像磚、線刻畫像石，發(fā)展到宋遼金元時的線刻畫像石棺、浮雕畫像石、彩繪壁畫、模制雕磚、模制與彩繪相結合的雕磚、泥塑作品等，表現(xiàn)手段較前更加豐富。
5．在故事題材上，附表二反映出了三個版本。遼國統(tǒng)治地區(qū)是一個獨立的版本。而黃河流域的山西、河南地區(qū)則有兩種版本，一是石棺線刻、彩繪壁畫有一個同定的粉本；二是河東的稷山、新絳、聞喜等流行磚雕或磚雕與彩繪相結合的二十四孝人物故事，則是另一個版本。
6．在安放位置上，凡是二十四孝或孝子故事數(shù)量較多的，多位于墓葬中的顯要位置，如線刻石棺多刻于兩棺幫，絕不見棺蓋上；彩繪壁畫多根據(jù)墓向繪于主要墓壁的中間位置；泥塑作品置放于回廊周圍；磚雕則嵌砌于主要墓壁的中間位置。數(shù)量較少的孝子故事多屬于配圖，常根據(jù)實際情況繪于或嵌砌于棋眼壁或主圖畫的上部，有的甚至嵌砌于甬道內(nèi)。
元代以降，社會上興起了編撰二十四孝書籍的熱潮，當時流傳的二十四孝的版本很多，如元代學者謝應芳在《龜巢集&S226;二十四孝贊》序中記載：“常州王達善所贊《二十四孝》，以《孝經(jīng)》一章冠于編首。”元代張憲《玉笥集&S226;題王克孝二十四孝圖》稱該書既有“序而詩之”的說與詩，同時又有圖畫，現(xiàn)北師大圖書館即收藏有明版有圖有說有詩的《二十四孝圖》?，F(xiàn)代語言學家楊伯峻《經(jīng)書淺談》在考證《二十四孝》的作者時說：“元代郭守正將24位古人孝道的事輯錄成書，由王克孝繪成《二十四孝圖》流傳世間；清末，張之洞等人將之擴編至《百孝圖說》。應園先生邀請為其86歲父親慶壽，陳少梅完全依照元代王克孝《二十四孝圖》內(nèi)容繪制了《二十四孝圖》卷，與之相比，徐操創(chuàng)作的《二十四孝史》則更具個性化。”對于楊伯峻之說，學界亦有歧異，有認為《二十四孝》一書是元代郭居業(yè)所撰緝；更多的人認為是福建尤溪郭居敬所編撰，書名為《全相二十四孝詩選》，并以北京圖書館所藏的明洪武年間初刊本和河南省社旗縣山陜會館收藏的郭居敬所繪的刺繡作品《二十四孝圖》為證[40]。然而無論郭居敬、郭守正抑或郭居業(yè)所編的《二十四孝圖》，都是魯迅先生《朝花夕拾&S226;二十四孝圖》所稱之的：“這雖然不過薄薄的一本書，但是下圖上說，鬼少人多，又為我一人所獨有，使我高興極了。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誰都知道的；便是不識字的人，例如阿長，也只有一看圖畫便能夠滔滔地講出這一段的事跡。”即圖文并茂、老少咸宜的啟蒙作品，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明代以后比較統(tǒng)一的二十四孝版本了。
[1]（漢）班固撰《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6月第1版，1987年12月第5次印刷。
[2][4]吳樹平等點?！妒?jīng)》全文標點本上，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3]（漢）許慎撰《說文解字》，中華書局影印，1963年12月第1版，1987年7月第9次印刷。
[5]（宋）范曄撰《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5月第1版，1987年10月第4次印刷。
[6]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林格爾漢墓壁畫》，文物出版社，1978年。
[7]梁白泉主編《國寶大觀》，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1996年2月第12次印刷。
[8]嘉祥武氏祠的孝子人物，是我的恩師李發(fā)林先生1986年講授的漢代畫像石專題中的一部分，參見李發(fā)林編、山東大學歷史系《漢代畫像石刻選講》油印本，1986年8月。另也可參考《中國大百科全書&S226;考古學卷》之《武氏石祠》，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9]（唐）魏征等撰《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8月第1版，1973年8月第1次印刷。
[10]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1972年第3期。
[11]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S226;考古學卷》之《鄧縣畫像磚墓》，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12][15]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志疏證》，中華書局，2005年3月第1版。
[13]李百勤等《河東出土墓志錄》，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第1版。
[14]鄒冬珍、衛(wèi)文革《山西運城出土幾盒裴氏墓志》，《文物世界》，2006年第4期。
[16]李獻奇、王麗玲《河南洛寧北宋樂重進畫像石棺》，《文物》，1993年第5期。
[17]黃明蘭、宮大中《洛陽北宋張君墓畫像石棺》，《文物》，1984年第7期。
[18]許玉林《遼寧鞍山市汪家峪遼畫像石墓》，《考古》1981年第3期。
[19]北京市文物事業(yè)管理局、門頭溝區(qū)文化辦公室發(fā)掘小組《北京市齋堂遼壁畫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80年第7期。
[20]張青晉《山西永濟發(fā)現(xiàn)金代貞元元年青石棺》，《文物》1985年第8期。
[21]河南省博物館、焦作市博物館《河南焦作金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8期。
[2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汾陽縣博物館《山西汾陽金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91年第12期。
[23]臨夏回族自治州博物館《甘肅臨夏金代磚雕墓》，《文物》，1994年第12期。
[24]張德光《山西絳縣裴家堡古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5年第4期。
[25]呂遵諤《山西垣曲東鋪村的金墓》，《考古通訊》1956年笫1期。
[26]甘肅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蘭州中山林金代雕磚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3期。
[2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晉東南工作站《山西長子縣石哲金代壁畫墓》，《文物》1985年第6期。
[28]王進先《山西長治故漳金代紀年墓》，《考古》1984年第8期。
[29]長治市博物館王進先、朱曉芳《山西長治安昌金墓》，《文物》1990年第5期。
[30][3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聞喜縣博物館《山西省聞喜縣金代磚雕、壁畫墓》，《文物》1986年第12期。
[31]聞喜縣博物館《山西聞喜寺底金墓》，《文物》1988年第7期。
[3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稷山金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1期。
[3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新絳南范莊、吳嶺莊金元墓發(fā)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1期。
[35]李軍《山西萬榮萬和村金代磚墓壁畫》，《文物世界》2006年增刊。
[36]長治市博物館王進先《山西長治市捉馬村元代壁畫墓》，《文物》1985年第6期。
[37]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工作站《山西新絳寨里村元墓》，《考古》1966年第1期。
[38]李奉山《山西芮城永樂官舊址宋德方、潘德沖和“呂祖”墓發(fā)掘簡報》，《考古》1960年第8期。
[39]《新中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第六章《隋唐至明代》二《宋遼金元》之（一）《宋代墓葬和窖藏的發(fā)掘》記載：”重慶發(fā)現(xiàn)的石室墓雕刻則以孝子故事為主要內(nèi)容。這種帶雕刻的石室墓，從四川南部一直分布到貴州的烏江北岸，在桐梓、遵義、綏陽、湄潭、赤水等地都有發(fā)現(xiàn)。”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新中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與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40]林榮發(fā)《郭居敬與（全相二十四孝詩選）》，《三明日報&S226;讀書》，200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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