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jīng)》第2章中，老子已經(jīng)說明了天地萬物的相對性。同理，后人對《道德經(jīng)》理解的正確與否也存在一個相對性問題。
但老子對人們是否能準(zhǔn)確理解他的作品顯然不是很樂觀。我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老子在《道德經(jīng)》第70章說：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翻譯一下：
我的道理很容易明白，很容易踐行；天下人（這個群體）確不明白，不能踐行。
老子的說法在2000年前，但自從《道德經(jīng)》問世以來，直接解讀它的作品沒出現(xiàn)有一本公認的權(quán)威之作。這是為什么呢？
以下是我的分析，歡迎指正：
老子對很多事的預(yù)言是因為“道理的先在性”，比如“為學(xué)日益”，《老子》全文只有5000字左右，而后人研究《老子》的文字5000萬也不止，而且還在不出斷地出版“解老”之作。
有些“預(yù)言”不是預(yù)言而是總結(jié)。是老子觀察他所在的時代，人們也沒辦法理解他的道理、沒辦法執(zhí)行他的道理。所以2000年以后，他的“道理”仍被人曲解。
《老子》之所以能影響后世2000多年，并且還將繼續(xù)影響下去，要從這書自身的特點分析；《老子》之的以被世人誤解2000多年，并且還可能繼續(xù)曲解下去，也要從這書自身的特點著手分析。
《老子》一書，前人說“文約義豐”，用白話說就是文字簡潔，但道理眾多。尤其是那些顯而易見道理雖然大家都明白，但他的表述有“語言美”，比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比如“少則得，多則惑”，比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后人對《老子》的誤解，原因有很多久，在我看來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因為莊子的“小化”。莊子對“道”的理解與老子無異，但理解了“道”之后應(yīng)該怎么勸世，莊子的路與老子的路不同，所以我說從“入世”角度看，老子和孔子近，和莊子遠；從“出世”角度看，佛家離莊子近，離老子遠。在我看來莊子相當(dāng)于佛家的小乘，而老子的主張反而更接近佛家的大乘精神。
二是因為王弼等人的“玄化”。王弼、嚴遵等解讀老子，洋洋灑灑，玄之又玄。王弼文采一流，有時似是而非，有時似非而是。嚴遵的《老子指歸》與其說是解老子，不如說是說他自己的思想，如果不冠以“老子”二字，他的書可能就只能留在圖書館的角落里。
三是因為道教人士的“窄化”。很多道教人士解讀《老子》都是通常所說的“義理派”，但道教人士的“義理派”著作顯然不如“修仙派”著作出名。所以不論是在道教內(nèi)部還是道教對外界的影響，《老子》更多地被看作是“修仙”的引導(dǎo)。我之前說過，從“修仙”的角度看《老子》可以，但不能說《老子》只是用來“修仙”的。
四是因為儒家理論的“主流化”，這是外因。漢武帝“獨尊儒術(shù)”之后，《老子》就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尤其是在武帝時期，作為“黃老之術(shù)”一員的《老子》應(yīng)當(dāng)更為以武帝為首的漢朝官僚所輕視。同時，儒家文化自身的系統(tǒng)性以及官方性，都影響中國有識之士研究《老子》。在封建時代，知識分子如果專心研究《老子》，一方面可能會被家長視為不務(wù)正業(yè)，二是會被官方視為“思想叛逆”。
五是因為沒有出現(xiàn)一本直接讀《老子》的權(quán)威作品。《莊子》一書，文學(xué)性大于思想性，所以它書中的道理從數(shù)量上不如《老子》多，比如《庖丁解?！芬晃?，只是解釋了老子的一句話“天下之至柔，馳聘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辈⑶医忉尩貌怀浞?，因為庖丁解牛只能是“無有入有間”。韓非子的《解老》《喻老》對老子的理解比較準(zhǔn)確，但同樣是因為篇幅有限，韓非子沒有對《老子》展開理解。其它歷史上解讀《老子》的著名作品如王弼的《老子注》、《河上公注老子》、嚴遵的《老子指歸》等，作者沒有“明道”，所以也沒有徹底明白何為“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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