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3年，魏國分三路進攻蜀漢。魏將鄧艾抄小路攻入蜀中，后主劉禪派諸葛亮之子諸葛瞻阻擊鄧艾，沒想到諸葛瞻卻戰(zhàn)死在綿竹。通過這道防御后，魏軍直指成都，而姜維率領的蜀軍主力還在劍閣駐守。劉禪連忙召集大臣們開會商議，意見無非兩條：投降或者逃跑。光祿大夫譙周力主投降魏國，劉禪采納降魏的建議，反縛自己雙手出城投降鄧艾，并根據(jù)鄧艾的命令，下令蜀軍全部投降。蜀亡后，劉禪移居魏國都城洛陽。一天司馬昭與劉禪喝酒，特地安排樂師演奏蜀地音樂，劉禪的隨從聽了都很難過，劉禪卻仍然喜笑顏開。后來又有一天，司馬昭問劉禪：“頗思蜀否？” 劉禪回答說：“此間樂，不思蜀。”
“樂不思蜀”，千百年來，劉禪一直因此被人斥為“扶不起”，劉禪這個本名也因此被阿斗這個小名所取代。不思進取、貪圖享樂，阿斗簡直成了怯懦、沒有進取心的代名詞?？蓮牧硗庖粋€角度去研讀這段歷史，作為三國中最弱的一方，“扶不起的阿斗”劉禪能領導蜀國四十一年，而且難能可貴的是，最后雖然成了亡國之君，卻能夠得享天年，這很不簡單。也許，阿斗并不是扶不起的。
在說劉禪投降這事之前，先來看看當時蜀國所處的環(huán)境。魏國占據(jù)了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qū)，東吳占據(jù)著除四川以及云南、貴州的部分地區(qū)之外的長江以南的廣大地區(qū)，蜀漢政權(quán)只保有區(qū)區(qū)的四川以及云貴的部分地區(qū)。這也就是說，魏國占據(jù)了全國十之七八的地盤，剩余部分東吳也占據(jù)了大部分。從實力對比上看，打是打不過了。而當魏軍直指成都時又是什么情況呢？逃的路線無非是棄成都而進南中，或者投靠孫吳。但南中地區(qū)，也就是四川南部及云、貴部分地區(qū)情況復雜，且少數(shù)民族聚集，不見得就能立住腳。去投靠孫吳，先不說人家會不會收留自己，就是孫吳自己也不見得能自保，投靠孫吳的意義并不大。因此，打無可打，退無可退，投降未嘗不是當時的最佳選擇。
確實投降之后蜀國即亡，但老百姓卻能減少災難，更何況蜀國本就逃不開滅亡的命運。這話不是我說的，是諸葛亮說的，他在《后出師表》中，曾清醒地指出：“然不伐賊，王業(yè)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除去魏、吳的咄咄相逼，蜀漢政權(quán)還面臨著少數(shù)民族的頑強抵抗以及四川土著勢力的頑強抵抗。諸葛亮這樣的“超人”都無力回天，所謂“七出祁山”也只是避免“坐而待亡”的權(quán)宜之策。
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劉禪的選擇不見得是完全不可取的。劉禪寧愿背負罵名也要投降，乃“全國為上之策”。在國家人民去留之際，劉禪更注重國人現(xiàn)實利益，并沒有與對方做無謂抵抗，雖然留下了千古罵名，卻讓蜀國人民免受戰(zhàn)爭之苦，這算不算“舍小家為大家”呢？再者蜀魏之爭，只能算是“人民內(nèi)部戰(zhàn)爭”，又不是“抵御外敵侵略”，因此沒有必要成為上綱上線的“民族大義”。
劉禪雖然是亡國之君，但亡國不是他之罪，更非他所愿，沒有任何一個皇帝愿意自己亡國。雖然劉禪最終選擇了“自縛投降”，在那樣的情形下?lián)Q做是我們又能如何？號召人民奮力抵抗？有抵抗的余地嗎？痛罵魏國“帝國主義侵略”？有用嗎？即便是戰(zhàn)死、英雄般倒下又有何用？除了給中國歷史留下“光輝一筆”之外，能夠解決當時百姓即將為魚肉的問題嗎？能夠?qū)κ駠鸬侥呐率且稽c有“建設性”的意義嗎？
中國幾千年歷史朝代更迭，所謂“逐鹿中原”，大都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舍得一身剮很容易，但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拼自己的命，別拿他人的命做擋箭牌。可又有多少所謂“正人君子”，打著“仁義道德”的幌子，賣著“百姓”的命，保的卻是自己的榮華富貴。雖然劉禪在歷史上顯得那樣“沒有氣節(jié)”，但他卻給了蜀國人民最大的利益：“民生”，難道這不是一國君主應該為之奮斗的首要目標嗎？在危難關(guān)頭，舍棄自己而使國家人民得以保全。如此決策，比那些為了一己私利，就不斷地鼓動老百姓為自己賣命的人不知要強多少。在這一點上，劉禪比南唐后主李煜強多了。
當北宋大軍殺來之時，李煜先是數(shù)次派使者請求退兵未果。宋太祖開出條件：只要李煜自降就不大興伐兵。這位寫“朦朧詩”的高手皇帝態(tài)度堅決，發(fā)動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戰(zhàn)爭。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號召百姓捐錢抗戰(zhàn)，而事實上他自己尚有百萬銀子的私房錢，說是“保衛(wèi)祖國”，其實是保衛(wèi)自己的享受。南唐軍民的拼死抵抗終于沒能阻止宋太祖統(tǒng)一的步伐，金陵城終究還是破了。此時，李煜的“民族氣節(jié)”全無，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以歷史上規(guī)格最高的投降——肉袒(裸露上身)，出城向宋軍跪倒乞降。“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從李煜這首《破陣子》可以看出：山河失去了，我不在乎。家國破了，我也不心疼。只是身邊的美人啊，讓我惦念。那么多南唐臣民奮死保衛(wèi)的不是家國，而是他李煜的美人。
再來說說“樂不思蜀”。首先要弄清楚一個問題：劉禪是否真的是“紈绔子弟”？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只有清楚一個人是什么樣的人，才能更深入了解特定語言和行為的意義。
劉禪是否是個傻冒兒？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要回答劉備是不是傻冒兒？恐怕不是。雖然頂著一個皇叔的虛名，年近半百還寄人籬下，但被曹操贊譽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而事實上，劉備也確實成就了自己的事業(yè)，打下了自己的江山，這樣的人不可能是傻冒兒。那么，諸葛亮是不是傻冒兒呢？這顯然不用過多解釋，就可以得出結(jié)論：不是。這樣兩個有智慧的人，會不會選擇一個傻冒兒來做皇帝？恐怕不會。
而事實上，劉禪不僅不是傻冒兒，而且歷史上對他的評價還很高。據(jù)《晉書•李密傳》載，李密認為作為君主，劉禪“可次齊桓”。與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比肩，這個評價不能說不高吧？諸葛亮在《與杜微書》中評價阿斗“今年始十八，天資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勛于竹帛也”。諸葛亮不能說是那種阿諛逢迎的人吧？他給的評語應該還靠點譜吧！
既然劉禪不是傻冒兒，那么他都做過哪些聰明事？又似乎沒有。翻閱史書，關(guān)于他的記載很少。《魏略》記載，劉禪對諸葛亮說“政由葛氏，祭由寡人”，意思是他劉禪做了甩手掌柜，政治軍事大事他讓諸葛亮做主，而他只管祭祀這種儀式方面的事情。后世也大都因此批評他沒有做什么事情，愚下卻以為這正是劉禪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
劉備死時六十三歲，托孤給諸葛亮，希望他幫助劉理、劉永和劉禪兄弟三人共扶漢室。但托孤時的話很耐人尋味，劉備對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那意思是，你諸葛亮有安邦定國之才，如果你看我的兒子還有點潛力能夠輔佐就輔佐他，如果覺得他不行，你就自己來做皇帝吧。諸葛亮不是奸臣，肯定不能“自取”，那劉備為什么要說這樣的話？因為諸葛亮的勢力太大了，劉備認為自己死后，劉禪不一定能駕馭得了他，因此以退為進。劉備尚且需要“退”，何況劉禪？而隨后發(fā)生的事情也證實了劉備的擔心并不多余。
諸葛亮立劉禪為帝，改元建興，而劉禪是劉備三個兒子中最年幼的一個，登基時僅十六歲?！段郝浴分休d魏明帝的布告說：“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nèi)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劉禪別名)兄弟守空城而已。”雖然魏明帝此舉有“挑撥離間”之嫌，但諸葛亮在蜀國的勢力可見一斑。從政治經(jīng)驗到力量對比，劉禪都處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劉禪卻能很好地處理了這一矛盾。
劉備臨終叮囑劉禪：“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于是，劉禪“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放權(quán)給諸葛亮處理軍政大事。實際上，這是對劉禪最為有利的選擇。試問如果劉禪和諸葛亮爭權(quán)的結(jié)果會是怎樣？肯定劉禪會輸。既然爭不過，就讓你先替我掌管著，因此才有了“政由葛氏，祭由寡人”之說。劉禪這樣做，實際上是把諸葛亮先放到“忠臣賢相”的位置上，劉禪把“好名”都給了諸葛亮，那諸葛亮也就只能“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而不能有其他的想法了。這樣，劉禪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不會因一個政見不合讓諸葛亮有“自取”的機會，同時劉禪打著諸葛亮的大旗，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劉禪繼位第二年便推行“務農(nóng)殖谷，閉關(guān)息民”，第三年遣諸葛亮“南征四群，四群皆平”。《諸葛亮集》記載了初次北伐時蜀國的景象，“吳王孫權(quán)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后。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馀人詣受節(jié)度”。與《三國志•后主傳》記載的劉禪登基時，“幾牂牁太守朱褒擁郡反，益州郡有大姓雍闿反，越雋夷王高定亦背叛”相比，經(jīng)過幾年的時間，劉禪不但恢復了國家元氣而且國力空前強盛。有人質(zhì)疑，劉禪取得這樣的成績，與諸葛亮的輔助是分不開的。誠然，此時的功勞得有諸葛亮的一半，但值得注意的是：諸葛亮并不是輔佐了劉禪一生。沒有諸葛亮后，劉禪還有哪些作為？
劉禪十六歲登基，以諸葛亮為相。從二十九歲起，諸葛亮去世，劉禪親政到五十七歲。在后諸葛亮時代，劉禪也并不是一無是處。劉禪曾提出“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的治國方案，意圖先休養(yǎng)生息，積蓄力量后從長計議再北伐。這一政策從諸葛亮一意北伐，勞民傷財致使國家衰落的結(jié)果來看是正確的。諸葛亮死后，魏延與楊儀爭權(quán)不和，這是劉禪“獨立”后面對的第一件難題。魏延造反，卻表奏楊儀造反。劉禪聽完魏延表奏，馬上提出疑問，曰：“魏延乃勇將，足可拒楊儀等眾，何故燒絕棧道？”后魏延被殺，劉禪將楊儀“廢徙漢嘉郡”，同時以“蔣琬為尚書令，總統(tǒng)國事”，使動蕩的局面很快穩(wěn)定下來。為了防止權(quán)臣權(quán)力太重，劉禪以費祎為尚書令和大將軍，主管政務，以蔣琬為大司馬，主管軍事，兩人的權(quán)力相互交叉，相互牽制，但又各有側(cè)重。研讀這一系列措施，“管中窺豹”，可以了解劉禪智慧、果敢的一面。難怪南朝史學家裴松之評價“后主之賢，于是乎不可及”。
劉禪不僅“賢”，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對劉禪有這樣一句評價：“后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什么是循理？直白點解釋就是挺明白事的。除了“任賢相”外，還有一件事情可以證明劉禪很明白事理。曹魏政權(quán)司馬氏篡奪后，夏侯霸為躲司馬氏的迫害，逃到蜀國。夏侯霸心里對蜀國尤其對劉禪是有芥蒂的，因為其父夏侯淵在漢中戰(zhàn)役中死于劉備軍隊。本來夏侯霸一直要為其父報仇的，多年帶兵戰(zhàn)斗在漢中與涼州地區(qū)，沒想到這時他反倒要棲身于仇家。劉禪熱烈歡迎他的到來，對于夏侯淵的死，劉禪說：“卿父自遇害行間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那都是上一代的恩怨了，而且當時各為其主，且又不是我父親劉備親手殺了你父親，因此，你我二人沒有殺父之仇。一語就化解了夏侯霸心中的顧慮和仇結(jié)，劉禪很會做人吧？！試問一個如此明白事的人，會否不知道什么該做什么不該做？會否不知道什么該說什么不該說？可劉禪偏偏說了那句足以讓他遺臭萬年的“此間樂，不思蜀”。
劉禪投降后，舉家遷往洛陽，被封為“安樂公”。此時的他，雖然是亡國之君，但不僅僅影響著自己的性命，家人及蜀地百姓的幸福也都要看司馬昭如何看待他。司馬昭對自己的評價，直接影響到晉國對蜀地百姓政策的寬松與否。所以劉禪裝憨賣傻，處處隱藏自身才能，不僅是為瞞天過海、養(yǎng)晦自保，更是為了“給廣大人民群眾謀幸福”。這個方針應該說是成功了，劉禪贏得了司馬昭的那句：“我無憂矣！”
說起來，當年越王勾踐不是也采取了此種策略嗎？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攻破越都，勾踐被迫屈膝投降，率妻和大臣范蠡親去吳國做人質(zhì)。到了吳國后，夫差有意羞辱他，將其囚于石室。要他住在夫差父親吳王闔閭墳前的一個小石屋里守墳喂馬，有時乘車出門還故意要他牽馬在國人面前走過。勾踐自稱賤臣，對吳王執(zhí)禮極恭，“服犢鼻、著樵頭；夫人衣無緣之裳、施左關(guān)之襦”，如同夫差手下的仆役。最瘋狂的是夫差生病，勾踐前去問候，還掀開馬桶蓋取嘗夫差剛拉的大便，體察夫差的病情，所謂“問疾嘗糞”。三年后，夫差認為勾踐已真心臣服，決定放勾踐夫婦和范蠡回國，才會有了后面大敗吳師的故事。
為什么勾踐“嘗糞”都可以，而劉禪只是說了句話就“萬夫所指”呢？在于勾踐最后成功復國了，而劉禪沒有。原來歷史真的是“以成敗論英雄”。忽然有個很好玩的猜想，如果勾踐最后沒有成功，如果劉禪最終統(tǒng)一了三國，歷史又會如何評說？
可惜，如果只是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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