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fā)表于2010年11月刊《收藏參考》雜志14-17頁
青花起源于唐代鞏縣窯，這已是無需再爭辯的事實。它從產(chǎn)生至消失，一瞬而逝。宋代并未得到發(fā)展，青花瓷與崇尚理學(xué)的宋代文人士大夫尚玉的審美情趣相悖，并中斷至元代中前期。元晚期成熟于景德鎮(zhèn)并得到迅猛發(fā)展。與唐青花不同的是元青花的制瓷工藝和裝飾技巧已有創(chuàng)新，從而開創(chuàng)了我國青花瓷生產(chǎn)的歷史新紀元，并成為影響中國瓷器審美和生產(chǎn)的主流。
圖1a九江市博物館1975年購藏的“延祐六年青花牡丹塔蓋瓷瓶
圖1b九江市博物館1975年購藏的“延祐六年青花牡丹塔蓋瓷瓶
關(guān)于元青花瓷的研究文章較常見，但所見附圖多為一些輾轉(zhuǎn)復(fù)用之件。而實物卻并不多見，市場常見的多為偽品，偶見小件器中有真品，但還是贗品絕多。這些贗品多能從制瓷工藝、裝飾特點、胎體釉色及鈷料發(fā)色中看出大概，這方面的鑒別文章亦習(xí)見，筆者不擬多談。
元代早中期有無青花瓷？所謂“延祐型”提法是否科學(xué)？1978年杭州發(fā)現(xiàn)至元丙子年紀年墓，出土瓷器8件，其中有3件青白瓷觀音坐像，在發(fā)、眼、眉及服飾突出部位用青料和褐彩描繪，胸部如意頭紋藍色清晰可見，被定為元初物[1]。元代有兩個至元丙子年，一為前至元十三年（1276年），另為后至元二年（1336年）。立碑人為墓主曾孫明安答兒。明安答兒于皇慶二年（1313年）出征死于鈞州，立碑時間應(yīng)為前至丙子年無疑。且三件青白瓷觀音坐像均胎體較薄，中空，后部均有一圓孔，特征與景德鎮(zhèn)南宋墓出土青白釉褐彩觀音大體相同，而與常見的元代青白釉厚胎貼花觀音坐像不同[2]。后證實該觀音座像實為西王母像。
圖2杭州“至元丙子”（1336年）紀年墓出土的青花觀音座像
張文江《關(guān)于一件宋代青花瓷器的探討》[3]一文將一件出土于基建破壞擾亂層的青花小盂考證為南宋末期青花器，得出南宋末期湖田窯已經(jīng)能生產(chǎn)較成熟的青花瓷器。其考證依據(jù)、比對實物為浙江杭州至元丙子（1276年）紀年墓出土的“青花觀音童子坐像”[4]、江西九江市延祐六年（1319年）墓出土的青花牡丹紋塔式蓋罐[5]的云頭紋飾相似。其實浙江杭州至元丙子紀年墓出土的青花觀音童子坐像并非前至元丙子（1276年）年，而是后至元丙子（1336年）年，已經(jīng)學(xué)者考證[6]，并得到公認。
關(guān)于江西九江市藏延祐六年（1319年）墓出土的青花牡丹紋塔式蓋罐。原文稱：原系九江舊轄近鄰出土，口徑9.3、腹徑16.3、底徑10.3㎝，青花色調(diào)藍中略灰，繪制筆路深淺不一，兩筆相交處色塊較深，尤其起筆收筆處呈褐色圓珠，這是因為它的呈色原料鈷土礦中含有微量紅母或錳、銅一類氧化物，當色料堆積時便泛出褐色，它的原料是國產(chǎn)鈷料[7]。筆者于2005年底曾在《宋青花瓷辨考》修改稿中首次判定所謂“青花牡丹紋塔式蓋罐”屬于褐彩，因為該牡丹紋塔式蓋罐的燒造火候已較高，但紋飾并無鈷料的發(fā)色，卻是鐵著色的褐黑色。根據(jù)近年來我國對青花、褐彩認定中所積累的經(jīng)驗，我們可以從外觀的發(fā)色來判斷它是否為鈷料。在這類珍稀文物不容稍作破壞測試時，傳統(tǒng)眼鑒還是可作為判別依據(jù)的[8]。
圖3杭州“至元丙子”（1336年）紀年墓出土的青花觀音座像
“延祐器”[9]是吳水存先生于1984年提出，至2006年改稱“延祐型” [10]。據(jù)吳先生稱：紀年墓、紀年鉻的“延祐型”青花器僅3處。一為江西九江市博物館1975年購藏的“延祐六年”（1319年）青花牡丹塔蓋瓷瓶（圖1），二為1978年浙江杭州“至元丙子”（1336年）紀年墓出土的3件青花觀音座像（圖2至3），三為江西省博物館收藏的“至元四年”（1338年）銘青花釉里紅四神蓋罐（圖4）。
圖4c“至元四年”（1338年）銘青花釉里紅四神蓋罐
圖4b“至元四年”（1338年）銘青花釉里紅四神蓋罐
至元器不知何時變?yōu)椤把拥v器”了。但所謂“延祐器”，似乎還有一件更早的“延祐元年”青花云龍紋罐（圖5）[11]，是不容回避的。
圖5“延祐元年”青花云龍紋罐
該青花云龍紋罐1966年出土于江蘇金壇縣窖藏，伴隨出土的還有一件外底刻有阿拉伯文的紀年銀盤，經(jīng)譯為回歷714年1月，即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12]。若按吳水存所言：“從延祐六年青花牡丹塔蓋瓷瓶，至后至元二年青花觀音座像，再到后至元四年銘青花釉里紅四靈蓋罐、樓閣式谷倉（圖6），雖然相隔二十年時間，但是，在青花料的使用上沒有取得可喜的進展，還處在初創(chuàng)摸索階段。青花呈色基本上是藍中略灰，料濃處泛褐色?！盵13]
圖6a后至元四年銘青花釉里紅樓閣式谷倉
圖6b后至元四年銘青花釉里紅樓閣式谷倉
圖6c后至元四年銘青花釉里紅樓閣式谷倉
那么“延祐元年”青花云龍紋罐卻已非常成功，又作何解？不過，從成熟的青花發(fā)色與紋飾看，應(yīng)是元晚期作品。伴隨物雖有回歷714年1月銘文，即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但并不能代表窖藏的下窖年代，只能代表該銀盤的上限年代是1314年，但青花云龍紋罐則是更晚才購置之物，可能已晚至元晚期。因戰(zhàn)亂等原因，將所有不便攜帶的物品埋藏至此。而國家文物局主編的辭書，卻說“出土?xí)r罐內(nèi)有一件銀器，刻有阿拉伯回歷紀年714年（1336年，元順帝至元二年）”[14]。上海博物館專家卻認為：“這是迄今為止可參考的較特別的一件與元青花瓷同出的銀盤，按照過去有人的推算，回歷紀年714年是延祐元年，但實際上是算錯了，應(yīng)該是后至元二年?！盵15]經(jīng)筆者向研究伊斯蘭文物的著名學(xué)者馬文寬請教，證實，回歷714年就是延祐元年（1314年）。元代早中期的青花瓷制品，有明確紀年和出土地層關(guān)系的目前還未見到。2002～2003年在湖田窯考古發(fā)掘中，在元代作坊遺跡中出土了一件“至元卅囗囗”款銘的瓷質(zhì)工具，至元只有三十一年，那么它的絕對年代為至元卅～卅一年（1293～1294年）間。伴隨出土的還有一批青花瓷，其中青花“壽”字青白釉小碗均有元瓷早期特征等基本情況，因此發(fā)掘者認為這處元官窯的始燒年代不會晚于元代中期，即14世紀20年代（韓國新安沿船年代）[16]。 伴隨出土的青花瓷的年代問題，筆者以為青花“壽”字青白釉小碗根本沒有元瓷早期特征，而且時代要晚于“至元卅囗囗”款銘的瓷質(zhì)工具。瓷質(zhì)工具只能證明該窯的始燒情況，并不能證明青花瓷的年代，而且不能確定地層年代。因為瓷質(zhì)工具（未交待何種工具）使用時間較長，也許遺棄已是數(shù)十年，而且作坊的地質(zhì)關(guān)系不明朗，故年代關(guān)系不能同地層文物年代等同。至正是元惠宗的第三個年號，也是元朝的最后一個年號。元朝使用至正這個年號一共30年,至正30年是公元1369年 而洪武（1368年正月-1398年十二月）是明太祖朱元璋年號,所以有幾年是重的。
目前，對于九江市博物館的“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到底是青花還是釉下鐵褐彩已起爭議[17]，張浦生也著文[18]認為：“九江博物館收藏的延祐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青花塔式蓋瓶上的紋飾是用鈷料繪畫還是以鐵著色，尚待考證，我認為有可能是鐵繪。關(guān)于這個問題，還有待于儀器測試?！弊C明筆者的推測還是有根據(jù)的。
圖7湖北省博物館藏“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
據(jù)最新資料，所謂九江“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1975年出土于湖北黃梅西池窯廠，出土?xí)r應(yīng)為一對，另一件現(xiàn)藏湖北省博物館（圖7）[19]高42.2、口徑9.3、底徑10.3㎝，塔式蓋，鈕為七層塔狀，直口，肩部堆貼對稱羊首與獅首，蓋面繪變形蓮紋，肩飾云紋，腹繪牡丹紋，下腹繪仰蓮瓣，圈足，灰白胎，施青白釉、開片。該圖大而清晰，從該圖看，應(yīng)是鐵呈色，積鐵處為褐色，決無青花之藍調(diào)。過去判定九江市博物館藏“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 [20]為景德鎮(zhèn)產(chǎn)品。但兩件均出土于湖北黃梅，景德鎮(zhèn)及其他地域都不見，這是為何？又以前多認為九江市博物館藏“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為國產(chǎn)鈷料[21]，不可能是價格昂貴的進口料[22]。但不管是國產(chǎn)鈷料或進口鈷料，只要燒成溫度適合，自然會有藍色，不可能只是鐵褐色。從圖7觀察，塔式蓋上的鐵褐色濃厚，器全身紋飾不見一絲青花發(fā)色。因此更證明筆者觀點有實物依據(jù)。最初見到“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彩圖時，是在臺灣版《美哉陶瓷·5·中國古陶瓷》上，因照片背景是藍色（后挖去藍色背景），照片上的紋多少有點灰藍發(fā)黑，但并非實際效果。
上世紀70年代韓國新安沉船中打撈出水陶瓷中，有景德鎮(zhèn)元代釉下黑彩小盤十余件，分別繪人物及花卉、動物紋飾。已故的著名古陶瓷專家馮先銘先生根據(jù)這批出水黑彩實物指出：“由此得知，元代景德鎮(zhèn)在燒制青花、釉里紅之前，還一度燒制過釉下黑彩裝飾品，對于探討景德鎮(zhèn)與吉州窯、磁州窯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釉下黑彩與釉里紅、青花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資料?！盵23]那么，可推知元代晚期燒造青花之前，景德鎮(zhèn)燒造過釉下褐彩、黑彩繪飾的瓷器，兩件“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正是青花燒造前的褐彩或黑彩瓷器。它與進口鈷料、國產(chǎn)鈷料無關(guān)，只要是鈷料，發(fā)色一定呈藍，進口料藍中泛紫，進口料加國產(chǎn)料藍中泛灰，用浙青或石青料藍中泛灰黑或翠藍色，決不會呈黑色或褐色。
凡有關(guān)青花專著和談青花瓷者，多數(shù)會津津樂道地引用九江市博物館藏“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且多數(shù)不明出土地、出土?xí)r間，多誤為“1980年江西九江元延祐己未年（1319）墓出土一件青花牡丹紋塔式蓋瓶”[24]等，有文雖指出九江市博物館藏“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出土于湖北黃梅，出土?xí)r間卻也誤為1980年[25]。但對“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的“青花”真實性卻無人關(guān)注，對青花“延祐型”的科學(xué)性也無人質(zhì)疑。難道就這件像鐵褐彩而根本就不像青花的塔式罐能一直左右我們的學(xué)術(shù)視野嗎？一件未經(jīng)科學(xué)測試的所謂“青花塔式罐”（實物更像鐵褐彩）對于一個嚴謹?shù)墓盘沾煽茖W(xué)研究者來說，是不能隨便引證的，因此“延祐器”、“延祐型”青花提法是不科學(xué)的，至少可以說是不嚴謹?shù)?。小文至此，對于“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筆者也僅是靠非科學(xué)的肉眼判辨，雖有以往的種種經(jīng)驗，但還缺少科學(xué)檢測證明。此觀點的提出，僅供研究者參考，最終是非，還寄望于科學(xué)無損檢測結(jié)果。
注釋：
[1] 杭州市文管會：《本市發(fā)現(xiàn)元初瓷觀音塑像》，《杭州日報》1979年7月25日三版。
[2] 馮先銘：《有關(guān)青花瓷器起源的幾個問題》，《文物》1980年4期。
[3] 張文江：《關(guān)于一件宋代青花瓷器的探討》，《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六輯，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4] 杭州市文管會：《杭州發(fā)現(xiàn)元初觀音塑像》，《杭州日報》1979年7月25日三版。
[5] 九江市博物館（胡堯夫執(zhí)筆）：《元代青花牡丹塔蓋瓷瓶》，《文物》1981年1期83頁。
[6] 沈芯嶼：《關(guān)于杭州出土元青花觀音像年代的兩點考證》，《中國古陶瓷研究》第四輯，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7] 九江市博物館（胡堯夫執(zhí)筆）：《元代青花牡丹塔蓋瓷瓶》，《文物》1981年1期83頁。
[8] 歐陽希君：《宋青花瓷辨考》，《歐陽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世界學(xué)術(shù)文庫出版社，2005年。修改稿于2005年11月交《收藏快報》，因故未發(fā)表。
[9] 吳水存：《“延祐器”與“至正型產(chǎn)品”紋飾對比初探》，《中國陶瓷》1984年5期。
[10] 吳水存：《元代“延祐型”青花瓷器的研究》，《元青花研究——景德鎮(zhèn)元青花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
[11] 汪慶正主編：《中國陶瓷全集·第11卷·元》（下）144頁圖一五五，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0年。
[12] 范鳳妹：《江西省博物館館藏元瓷珍品》，《南方文物》1993年3期72頁。汪慶正主編：《中國陶瓷全集·第11卷·元》（下）266頁，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0年。
[13] 吳水存：《元代“延祐型”青花瓷器的研究》，《元青花研究——景德鎮(zhèn)元青花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70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
[14] 國家文物局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陶瓷卷》332頁，上海辭書出版社等，1995年。
[15] 陸明華：《元青花瓷器的相關(guān)研究》，《元青花研究——景德鎮(zhèn)元青花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54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
[16] 徐長青、余江安：《湖田窯考古新收獲》，《故宮博物院院刊》2004年2期48-59頁。
[17] 陸明華：《元青花瓷器的相關(guān)問題》，《元青花研究——景德鎮(zhèn)元青花國際學(xué)術(shù)研討會論文集》54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年。
[18] 張浦生：《關(guān)于元代青花瓷研究的幾個問題》，《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1輯158頁，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19] 湖北省博物館：《古代瓷器——湖北省博物館藏瓷器選》58頁彩圖，文物出版社，2007年。隨后有文稱：“延祐六年”青花塔式罐1972年出土于湖北黃梅縣西池窯廠，出土?xí)r為一對，一件藏黃梅縣博物館，另一件被九江市博物館交換過去（蔡路武：《元牡丹紋塔形蓋瓶》，《江漢考古》2007年4期94頁及封面。）
[20] 汪慶正主編：《中國陶瓷全集·第11卷·元》（下）120頁圖一三○，上海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0年。
[21] 彭適凡主編：《美哉陶瓷·5·中國古陶瓷》143頁，臺灣藝術(shù)圖書公司，1994年。
[22] 吳水存：《元代紀年青花瓷器的研究》，《江西文物》1990年2期40-48頁。
[23] 馮先銘：《南朝鮮新安沉船及瓷器問題探討》，《馮先銘中國古陶瓷論文集》，紫禁城出版社、兩木出版社，1987年。
[24] 馬希桂：《中國青花瓷》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5] 廖寶秀：《談內(nèi)蒙古出土的幾件元代青花》，《故宮文物月刊》（臺北）2000年第18卷7期38頁。
458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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