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王學泰先生在接受《中華讀書報》采訪，談及中國古典詩詞時說，“有人提倡孝道，主張孩子背《孝經》《弟子規(guī)》，且不說這些書中（特別是《弟子規(guī)》）負面的東西很多，還很難懂；孟郊《游子吟》遠比這些更有感染力”（《中華讀書報》2015年8月12日）。對于王先生的這段話，無論是從理性還是從感情上講，我都十分贊同。
孟郊的這首《游子吟》，筆者年幼時就背得爛熟，年輕時則越發(fā)無時無刻不縈繞在心里了，直至現(xiàn)在。二三十歲時，無論是在流浪的路上，還是旅居異地的客棧，這首《游子吟》的字句與韻律，時常就那么神不知鬼不覺地從心底油然而生。若按儒家“父母在，不遠游”的告誡，我年輕時的流浪旅居實乃不孝；可我為生計而四處奔走，不正是在想方設法奉養(yǎng)老母，讓她老人家衣食無憂安度晚年么？天底下最偉大的莫過于母愛，同時，也沒有比子女對父母的思念更刻骨銘心的了。這種愛是與生俱來的，用不著“圣人”教誨，也用不著寫成《孝經》供人學習。我的父母從未教導我長大了要“孝順”父母，我也從來沒教育過自己的子女，讓他們記住長大后應該如何“孝順”我們。然而，我對自己的父母也好，我的孩子對我們夫婦也好，一直都是充滿了愛心?！罢l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這兩句詩如影隨形，永遠陪伴著我們。
這種情感應該說是全人類所共有的。我們動不動就張揚“尊老愛幼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仿佛其他民族根本不懂得“尊老愛幼”似的。不過，如果僅僅言“孝”，那倒是中華民族所獨一無二的傳統(tǒng)。美國人何爾康比（中文名字何天爵），早在一百二十年前就意識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是一個“以家長為權威中心的宗法制度”，在中國皇權專制的社會里，“孝道是唯一徹底的中國人的宗教”，“朝廷總是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和方法將孝道的思想灌輸?shù)蒙钊肴诵摹保弧耙虼?，在維持這一體制的恒久性和對這一制度下民眾的控制方面，專制教育方式都起到了非常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何爾康比：《中國人的德行》第二章《宗法制度下的國度》，初版于1895年）。何爾康比的話可以說是一語中的，實際上《孝經》里已明明白白地說明了，“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孝親和忠君直接相連，天下百姓全是皇上的“子民”，就連七品芝麻官也被稱作“父母官”，“孝親”的最終指向自然就是“忠君”了。如此一來，還有比“以孝治天下”更動聽也更能迷惑人的口號了嗎？所謂“孝”，從來都是單方面的，與現(xiàn)代社會所倡導的“博愛”毫不搭界。即使勉強把它說成是一種“愛”，那這“愛”也是一種不平等的“愛”。人們言“孝”時，后面往往要加一個“順”，即為“孝順”。這無疑說明了“孝”要求的是“順從”“服從”，子對父如此，臣對君更是如此。也只有這樣，“以孝治天下”才能把天下百姓治理得服服帖帖。統(tǒng)治者熱心于宣講“孝道”，而被統(tǒng)治者也無不誠心悅服，因為歷朝歷代，就從未有過“養(yǎng)老保障”一說，黎民百姓老了不指望兒子送終還能指望誰去？于是，“孝道”自然而然就成為“唯一徹底的中國人的宗教”，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中國兩千多年來“奴性教育”的核心所在了。
一首《游子吟》不僅僅在效果上遠遠勝過一部《孝經》，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價值取向根本就不一樣。當我們高調復興傳統(tǒng)文化的時候，為什么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學遺產的精華之上，卻偏偏對《孝經》《弟子規(guī)》之類糟粕頂禮膜拜呢？記得我退休不久，有一次去學校新建的校園，見學校西院的草坪上有一塊造型不錯的大石頭。校長說想在這塊石頭上刻兩個大字，問我刻什么好，我說：“就刻‘春暉’兩個字好了。”原本是隨口一說，沒想到半年后再去時，一看，還真的刻上了。這不很好嗎？我們素來稱自己曾經上過的學校為“母?！保瑢W校教育也原本應把“母愛”當做宗旨。子女不忘母親的“三春暉”，學子也不應忘記母校的“三春暉”呀！推而廣之，那“密密縫”的“線”只要是出自“慈母”之手，游子即使走到天涯海角，也不會忘記自己的母親，乃至他生活過的每一片熱土！
山東省青島市柳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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